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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北民间故事中的女性形象类型多样，本文通过对东北民间故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揭示在男权统治下，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的塑造下，东北的女性世世代代的生存状态以及她们是如何完全迷失自我，甘愿沦为附属品。
关键词：东北；民间故事；男权思想；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260-02
东北民间故事是东北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口头创作的文学作品，真实地记录着民众生活的轨迹，是东北地区历史文化以及伦理道德的主要载体和综合体现。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往往根植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表现出来民间劳动者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就是崇尚善良、孝顺、勤劳，而这些特质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尤为突出。
一、女性形象的多样
（一）贤妻良母型
我国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男性在家庭中多表现出“一家之主”的尊严和权威。负责领导和管理家庭，但是这种负责和管理只停留在决策方面，具体到执行方面则都是由女性负责，很多东北民间故事中会有“儿媳妇当家”故事，但是这种“当家”完全是贤妻良母的变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永远都低于男性，连“当家”的权利也是靠男性的考验、转让、审核来完成。这一特点在《考媳妇》、《黄土生金》、《媳妇当家》、《金马驹的故事》、《掌舵是肋骨肉换来的》这五则故事中都有体现。
这些女性要通过家中长辈的考验，已确定其具有管理家庭的能力。如《考媳妇》中公公通过一系列 的考核宣布儿媳妇当家；《掌舵是肋骨肉换来的》中的儿媳妇则割下自己的肋骨肉给婆婆做汤治病，婆婆才让儿媳妇当家；《金马驹的故事》中公公请来东邻西舍，通过大家的审核，宣布把当家大事交给儿媳妇。［1］
这些故事表面上看似女性是家庭的管理者和掌权者，并通过对外公开的手段获得人们的接受和支持，但是管理家庭的权利是在父权和夫权的双重审核下，转让给女性的，实际上女性所作的一切决定都是符合男性统治的要求的。这种家庭管理者的身份实际上也是贤妻良母的变型，不过是在处理家务的基础上被赋予了做决定的权利，可是这种权利是不能危及到统治者或者说是一家之主的权利的，女性不过是男性在家庭中建立的傀儡政权。
（二）仙妻型
同很多民间故事一样，在东北民间故事中也有很多仙妻的故事。这些仙女往往具备特殊身份和神奇本领，与鲜活生动的仙女形象相比，东北嫌弃故事的男主人公似乎有些“脸谱化”：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上受剥削，贫穷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的代名词。这些穷小子来说，在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温饱都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娶妻生子只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忽然有一天，多情仙女从天而降，她们都貌美如花、勤劳善良,总是默默地为他们料理家务,这于文中的男主人公来说真是莫大的幸福，于是，他们心甘情愿的接受仙女从精神到肉体的无限关爱。故事里，仙女大多主动接近男子，对男子的爱可以说是情真意切、矢志不渝。如《伐木工善得仙妻》贫穷的伐木工因来到东北伐木，做了件善事而得到一位仙妻，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些故事都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故事中饱含男性的情爱幻想。故事中的仙女形象都是这些穷困潦倒的男子在现实生活中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他们把愿望投射到故事中，用幻想和编撰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仙妻所具有的一切贤良淑德的美好品质，都是符合男性对于女性的要求，更加突出了男权统治时期，男权思想在伦理道德甚至是女性审美中的渗透。
二、东北民间故事的教化作用
众所周知，东北地区是移民的聚集地，以山东移民最多，伴随着移民的涌入，随之而来的是汉族文化在东北地区更广泛的传播。因此，在东北民间故事中渗透着中原的伦理道德观，也就是传统的封建思想，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男权主宰着一切。鲁迅曾经说过，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运演的是“父子型”的文化模式，男权思想是其突出的特征。男性文化主宰着女性的一切行为与意识。几千年来女性是一种有生命而无历史的存在，他们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与权利，他们的身份是妻子和母亲，她们也无力选择和安排自己的命运，她们的命运由婚姻所决定，她们的一生，幸与不幸，都要取决于她所嫁的那个男人。他们不仅在丈夫面前要逆来顺受，而且要屈服于命运，屈服于传统道德；她们要贤淑，这是做女人的本分，也是她们获得丈夫的青睐、得到世人赞许的资本。
男权统治人类生活已达几千年，它通过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各种文学形式等手段加以传播，它已经成为一种深入社会以及每个人骨髓的思想观念及种种行为规范，久久地统摄着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不自觉的以此规范自身以及他人。它作为传统，维护着社会正常的秩序，形成一定的道德水准，比如东北民间故事中的这几类女性形象，她们都遵循着这种伦理道德，或是受到这种伦理观念的评价，她们是完全被束缚的，被禁锢的。她们没有自己身为女性的权利意识，尊严意识，人格意识。东北民间故事借以民间口口相传的形式，加强了这种男权意识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使本身就没有社会地位更没有文化知识的女性完全信服于这种民间的文学形式。因此，东北民间故事是男权思想的工具，它具有一定的教化意义。
三、女性的不自知
波伏娃曾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心理上、生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2］
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不断的屈服、附和，最终迷失，在道德规范的无形调教下、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女性沦为道德的奴隶，牺牲自我，服务于家庭，丈夫，儿女等，女性开始以贤妻良母，贤良淑德，三从四德来约束和规范自己。同时，女性还是这些东北民间故事的讲述者，和传承者。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文化水平通常较低，但是以养育孩子为主要职责的女性，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往往是从讲故事开始的。如讲述《孤岗寺的传说》、《神牛的传说》、《刘关张的故事》、《玉杯的故事》、《三个瞎姑娘》等故事的讲述者都是女性。女性作为受害者，作为东北民间故事中所蕴含的伦理道德观的受害者，她们并不清楚自己所受到的戕害，尊严和人格的无视，完全认定自己是男性的附属品，是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自主权的。并且女性作为东北民间故事的讲述者和传承者，她们把这种道德思想继续发扬光大，过度给下一代，她们在迷失自我的同时、在成为被害者的同时，也是扼杀女性独立意识的刽子手。
弗吉尼亚·伍尔芙曾说：“当女性将男权强加给自己的禁锢当做自己的行为法则时，就意味着女性作为一个族类，已经完全被男权社会所改造，她们的自我意识也就在此时全面丧失。”［3］
作为女性，受社会的无视，男权的欺凌都不打紧。最致命的是女性失去了自我意识，完全生活在男性规定的道德范围内，以其标准来标榜自己，要求自己，最终迷失自我。东北民间故事在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上宣扬惩恶扬善，但是它毕竟是男权统治思想的产物，在弘扬善的同时流露着对女性的无视和蔑视。在我们阅读东北民间故事的同时也应反思既定的伦理道德中女性应如何自处。
参考文献：
［1］赵东玉,何欣.辽海民间故事中的女性角色—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辽宁民间故事为例［J］.文化学刊,2010,(5)：105.
［2］ (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251.
［3］(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一间自己的房间［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关键词：东北；民间故事；男权思想；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260-02
东北民间故事是东北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口头创作的文学作品，真实地记录着民众生活的轨迹，是东北地区历史文化以及伦理道德的主要载体和综合体现。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往往根植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表现出来民间劳动者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就是崇尚善良、孝顺、勤劳，而这些特质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尤为突出。
一、女性形象的多样
（一）贤妻良母型
我国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男性在家庭中多表现出“一家之主”的尊严和权威。负责领导和管理家庭，但是这种负责和管理只停留在决策方面，具体到执行方面则都是由女性负责，很多东北民间故事中会有“儿媳妇当家”故事，但是这种“当家”完全是贤妻良母的变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永远都低于男性，连“当家”的权利也是靠男性的考验、转让、审核来完成。这一特点在《考媳妇》、《黄土生金》、《媳妇当家》、《金马驹的故事》、《掌舵是肋骨肉换来的》这五则故事中都有体现。
这些女性要通过家中长辈的考验，已确定其具有管理家庭的能力。如《考媳妇》中公公通过一系列 的考核宣布儿媳妇当家；《掌舵是肋骨肉换来的》中的儿媳妇则割下自己的肋骨肉给婆婆做汤治病，婆婆才让儿媳妇当家；《金马驹的故事》中公公请来东邻西舍，通过大家的审核，宣布把当家大事交给儿媳妇。［1］
这些故事表面上看似女性是家庭的管理者和掌权者，并通过对外公开的手段获得人们的接受和支持，但是管理家庭的权利是在父权和夫权的双重审核下，转让给女性的，实际上女性所作的一切决定都是符合男性统治的要求的。这种家庭管理者的身份实际上也是贤妻良母的变型，不过是在处理家务的基础上被赋予了做决定的权利，可是这种权利是不能危及到统治者或者说是一家之主的权利的，女性不过是男性在家庭中建立的傀儡政权。
（二）仙妻型
同很多民间故事一样，在东北民间故事中也有很多仙妻的故事。这些仙女往往具备特殊身份和神奇本领，与鲜活生动的仙女形象相比，东北嫌弃故事的男主人公似乎有些“脸谱化”：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上受剥削，贫穷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的代名词。这些穷小子来说，在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温饱都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娶妻生子只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忽然有一天，多情仙女从天而降，她们都貌美如花、勤劳善良,总是默默地为他们料理家务,这于文中的男主人公来说真是莫大的幸福，于是，他们心甘情愿的接受仙女从精神到肉体的无限关爱。故事里，仙女大多主动接近男子，对男子的爱可以说是情真意切、矢志不渝。如《伐木工善得仙妻》贫穷的伐木工因来到东北伐木，做了件善事而得到一位仙妻，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些故事都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故事中饱含男性的情爱幻想。故事中的仙女形象都是这些穷困潦倒的男子在现实生活中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他们把愿望投射到故事中，用幻想和编撰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仙妻所具有的一切贤良淑德的美好品质，都是符合男性对于女性的要求，更加突出了男权统治时期，男权思想在伦理道德甚至是女性审美中的渗透。
二、东北民间故事的教化作用
众所周知，东北地区是移民的聚集地，以山东移民最多，伴随着移民的涌入，随之而来的是汉族文化在东北地区更广泛的传播。因此，在东北民间故事中渗透着中原的伦理道德观，也就是传统的封建思想，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男权主宰着一切。鲁迅曾经说过，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运演的是“父子型”的文化模式，男权思想是其突出的特征。男性文化主宰着女性的一切行为与意识。几千年来女性是一种有生命而无历史的存在，他们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与权利，他们的身份是妻子和母亲，她们也无力选择和安排自己的命运，她们的命运由婚姻所决定，她们的一生，幸与不幸，都要取决于她所嫁的那个男人。他们不仅在丈夫面前要逆来顺受，而且要屈服于命运，屈服于传统道德；她们要贤淑，这是做女人的本分，也是她们获得丈夫的青睐、得到世人赞许的资本。
男权统治人类生活已达几千年，它通过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各种文学形式等手段加以传播，它已经成为一种深入社会以及每个人骨髓的思想观念及种种行为规范，久久地统摄着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不自觉的以此规范自身以及他人。它作为传统，维护着社会正常的秩序，形成一定的道德水准，比如东北民间故事中的这几类女性形象，她们都遵循着这种伦理道德，或是受到这种伦理观念的评价，她们是完全被束缚的，被禁锢的。她们没有自己身为女性的权利意识，尊严意识，人格意识。东北民间故事借以民间口口相传的形式，加强了这种男权意识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使本身就没有社会地位更没有文化知识的女性完全信服于这种民间的文学形式。因此，东北民间故事是男权思想的工具，它具有一定的教化意义。
三、女性的不自知
波伏娃曾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心理上、生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2］
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不断的屈服、附和，最终迷失，在道德规范的无形调教下、在男权统治的社会中，女性沦为道德的奴隶，牺牲自我，服务于家庭，丈夫，儿女等，女性开始以贤妻良母，贤良淑德，三从四德来约束和规范自己。同时，女性还是这些东北民间故事的讲述者，和传承者。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文化水平通常较低，但是以养育孩子为主要职责的女性，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往往是从讲故事开始的。如讲述《孤岗寺的传说》、《神牛的传说》、《刘关张的故事》、《玉杯的故事》、《三个瞎姑娘》等故事的讲述者都是女性。女性作为受害者，作为东北民间故事中所蕴含的伦理道德观的受害者，她们并不清楚自己所受到的戕害，尊严和人格的无视，完全认定自己是男性的附属品，是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自主权的。并且女性作为东北民间故事的讲述者和传承者，她们把这种道德思想继续发扬光大，过度给下一代，她们在迷失自我的同时、在成为被害者的同时，也是扼杀女性独立意识的刽子手。
弗吉尼亚·伍尔芙曾说：“当女性将男权强加给自己的禁锢当做自己的行为法则时，就意味着女性作为一个族类，已经完全被男权社会所改造，她们的自我意识也就在此时全面丧失。”［3］
作为女性，受社会的无视，男权的欺凌都不打紧。最致命的是女性失去了自我意识，完全生活在男性规定的道德范围内，以其标准来标榜自己，要求自己，最终迷失自我。东北民间故事在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上宣扬惩恶扬善，但是它毕竟是男权统治思想的产物，在弘扬善的同时流露着对女性的无视和蔑视。在我们阅读东北民间故事的同时也应反思既定的伦理道德中女性应如何自处。
参考文献：
［1］赵东玉,何欣.辽海民间故事中的女性角色—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辽宁民间故事为例［J］.文化学刊,2010,(5)：105.
［2］ (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251.
［3］(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一间自己的房间［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