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乞力马扎罗的雪》是海明威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作品中主人公哈里的悲剧人生体现了战后一代人对世界、对生活、对生命的迷惘和彷徨，也是“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带来精神创伤的一个写照。本文主要通过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来分析哈里的性格，深入展示人物的内心，让读者从一个新的视角了解作品中人物复杂的心理真实和性格特点，揭示出其悲剧人生的成因，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小说的主题。
关键词：乞力马扎罗的雪；哈里；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248-02
一、引言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是美国著名作家，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乞力马扎罗的雪》（The Snows of Kilimanjaro，以下简称《雪》）是海明威的一部短篇力作，1936年发表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海明威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
《雪》以其独特的叙事技巧和艺术手法受到国内外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年来被西方评论家一致认为是海明威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之一。”［1］对于这部作品的关注大多集中于动物等的象征意义、意识流手法、叙事结构及死亡主题等。但对哈里，这位与海明威小说中经常表现的“硬汉”形象相比略显软弱的主人公，尤其是对他悲剧命运进行的探究却相对较少。本文主要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来分析小说主人公哈里的性格，通过深入人物的内心，让读者从一个新的视角了解作品中人物复杂的心理真实和性格特点，揭示出其悲剧人生的成因，从而能更深入地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小说的主题。
二、《雪》的故事情节及主人公哈里人物形象分析
（一）《雪》故事简介
《雪》描写了作家哈里因创作力的衰退和精神上的迷惘而感到苦恼，决定和妻子海伦一起重游非洲，希望在打猎旅行中振作精神，找回迷失的自我，因为“非洲是在他一生幸运的时期中感到最幸福的地方，所以他上这儿来，为的是要从头开始”。［2］不幸的是当他躲在灌木丛中准备拍摄羚羊时，左腿被荆棘刺伤，没有及时涂碘酒而得了坏疽。由于唯一能帮他走出非洲卡车已经抛锚，他只有等待飞机前来救援，最后在昏迷中死去。在漫长的等待中，他逐渐感受到了死亡的逼近，在他的闪念，回忆，联想及与海伦的对话中，哈里的一生浮现在了我们眼前，在他濒死时的幻觉里，哈里乘飞机飞向了乞力马扎罗山的顶峰，“象整个世界那样宽广无垠……正是那乞力马扎罗山的方形山巅。于是他明白，那儿就是他现在要飞去的地方”［3］。
（二）哈里人物形象分析
海明威以描写一战后年轻人精神上的空虚和迷惘而著称，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哈里是一个典型的“迷惘的”人物，战争的残酷和人生的无常击垮了他的梦想，使他陷入了精神和信仰的危机。但他不完全是个懦夫，面对自己的堕落与他心中未曾熄灭的梦想之间的矛盾冲突，他的内心饱受折磨，希望自己能重新开始一切。
海明威以“文坛硬汉”著称，塑造了许多具有顽强的毅力和英勇无畏的拼搏精神的“硬汉”形象，例如，他在闻名于世的作品《老人与海》中，塑造了著名的“硬汉”形象之一——圣地亚哥，并喊出了他非常著名的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但是在《雪》中哈里虽不完全懦弱，又称不上是一个“硬汉”。当他意识到他的灵魂已被金钱腐蚀，他的才华已在安逸中衰退，他想从这种生活中挣扎出来，但终究没有付诸行动，只是一直在焦虑中徘徊。
因此，哈里是一个矛盾的人物，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哈里这种矛盾的性格？笔者认为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将有助于理解哈里是如何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中扭曲了性格，从而荒废了才华、堕落了灵魂，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人生。
三、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分析哈里的性格特点和悲剧人生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为现代心理学奠定了基础，被誉为“精神分析之父”。
在思想发展的后期，弗洛伊德对早期的心理结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在1923年发表的《自我与本我》（The Ego and the Id）一书中，他在原有的“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的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引进了“伊底（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的人格结构理论，认为“伊底”、“自我”和“超我”之间形成了特定的人格动力关系，人格结构自身是一个动态的能量系统。
伊底即“本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基本的层次，表现为动物性的欲望和冲动，尤其是性冲动；自我位于中间一层，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以调节本我和超我的矛盾，代表理性的、正确的判断；超我位于最上一层，它限制本我的本能冲动，指导自我以道德准则行动，目标在于“理想”和“完美”。这三者之间交互作用，对人的思想和行动产生影响。只有当人格结构处于平衡稳定时，才能保证人格的完整和正常发展，反之，三者之间的失衡和冲突会导致不正常的精神状态，甚至会引起心理异常。《雪》中主人公哈里的矛盾性格和悲剧人生便是其本我、自我与超我三者之间无法保持协调所致。
（一）占据上风的“本我”
“本我”，是人格中生物性的一面，是生存所需的所有原始的冲动、本能和欲望的体现。它是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遵循“唯乐原则”，无视社会道德或行为规范，亦缺乏逻辑推理，唯一的追求是获得快乐和满足，避开不适或痛苦如果受到压抑，就会出现焦虑。
哈里在人生中十分贫困的阶段开始了写作生涯。他本是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但是在目睹战争的残酷之后，他逐渐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在他小有名气后，他没能抵制住金钱的诱惑，为了金钱，为了舒适安逸的生活，他“出卖”了自己，依靠谎言去追求富有的女人，放弃了创作才华，过着虽生犹死的生活。
在哈里的本我与自我、超我较量的过程中，本我占了上风。他的潜意识受“本我”的控制，完全顺从于“唯乐原则”，避苦趋乐，追求着性欲的满足和物质的享受。在文章大段的意识流里，我们了解到对爱情失望后，他曾一度夜夜宿娼，曾沉迷于酒精带来的麻醉感，也曾放纵于赌博。贪欲使他欲罢不能，终究“因为酗酒过度而磨钝了敏锐的感觉，因为懒散，因为怠惰，因为势利，因为傲慢和偏见，因为其他种种缘故，他毁灭了自己的才能”［4］。 由此，在哈里的人格结构中，自我失去了对本我的驾驭能力，本我不甘心受到超我的抑制，无时无刻不在寻求机会摆脱超我的束缚，超我在骄奢淫逸的生活中被哈里选择性地遗忘，就像哈里在一段意识流中回忆道，“你不让自己思想，这可真是了不起。”［5］
（二）徘徊不定的“自我”
“自我”从本我中分化而来，是人格的心理面。它介于本我与外界环境之间，既要满足本我，又要满足超我。自我是后天习得的，理性的；遵循“唯实原则”，根据外部世界的需要来对本我进行约束和抑制，以适应现实世界，保护机体不受伤害，并利用经验保证行动的顺利。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和伊底的关系或可比拟为骑马者与马的关系。马供给运动的能力，骑者则操有规定目的地及指导运动以达到目的地的权利。”［6］自我并不抑制更不扼杀本我，而是为了本我的利益，控制本我的方向，利用本我的力量，最终实行本我的意向。巧合的是，哈里在文中曾对妻子海伦说，“你那些该死的钱就是我的盔甲。就是我的马和我的盔甲。”［7］哈里进入了富人圈后，他追求的女人一个比一个富裕，他沉溺于骄奢淫逸的生活，放弃了写作才华。但他却把自己的堕落归咎于妻子海伦的富有，因此有了上文中他对妻子的责备。事实上，导致他才华枯竭，精神萎靡的是他自己的懒惰、贪欲和虚荣，是他的“自我”屈从了“本我”的各种欲望和冲动，而没能对“本我”进行必要的管制。
关于“自我”，弗洛伊德还指出，“可怜的自我……它须侍候三个残酷的主人，且须尽力调和此三人的主张和要求。这些要求常互相分歧，有时更互相冲突。……此三个暴君为谁呢？一即外界，一即超我，一即伊底。”［8］哈里仍旧生活在社会中，外界的事、物、人仿佛时刻提醒着他不应甘于堕落。在生命的最后一天的里，哈里回忆起那些在锻炼中忘却贫困的运动员们——那些始终心怀梦想并为之努力拼搏的人们。这表现了哈里并未完全忘却自己的创作理想，正如在文中反复出现的他对于自己什么都没有写的懊悔。哈里的“自我”始终徘徊于“本我”和“超我”之间，他意识到了不该完全顺从“本我”，也发现了内心涌动的更高一层的理想和追求，但他始终犹豫不定、徘徊不前。
对于这种徘徊不定，弗洛伊德曾指出，“我们若观察自我同时努力满足或顺从此三者……它感到三面被围，复受三种危险的威胁，抵不住压迫了，因而导致了焦虑（anxiety）。”［9］哈里正是被这种“焦虑”折磨，无法摆脱，只能痛苦地承受。
（三）格格不入的“超我”
“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是人格的社会面。它位于人格的最高层，由“良心”和“自我理想”构成。超我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接受社会的道德、伦理、习俗等而逐渐形成的；遵循“至善原则”来指导自我并限制本我，使个体以能够被接纳的方式融入社会，目的在于达到理想的、完美的状态。
一方面，哈里本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有着一颗十分敏感的心。从《雪》中的几大段意识流里，我们可以看到哈里在自己及别人的人生中，敏感地捕捉到了战争的残忍、生命的脆弱、平凡人在残忍的现实面前遭受的理想的幻灭和信仰的崩塌，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写出这些感受。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作家的良知和道德观使得他无法真正融入富人的圈子，就像哈里在回忆中说的，“你说你实在并不属于他们这一类，而只是他们那个国度里的一个间谍；你说你会离开这个国度，并且写这个国度，而且是第一次由一个熟悉这个国度的人来写它。”［10］
由此可以看出，哈里人格结构中的“超我”，即他的“良心”和“自我理想”从未真正泯灭，一直在试图唤醒他去重新开始一切。但是，他沉溺于骄奢淫逸的生活无法自拔，虽然他人格中的“超我”显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虽然他想要从头再来，却全然不知自己该如何做起，就如他得了坏疽的腿，哈里在精神上也再也站不起来了。弗洛伊德曾指出，“我欲为某事以求快乐，但因良心不许而不为。或者我所受的诱惑力量太大乃至违背良心而为之，可是时过境迁之后，我乃大受良心的谴责而后悔。”［11］格格不入的“超我”使哈里长期饱受“谴责和后悔”的折磨。
四、结语
《雪》反映了海明威作品中的一个常见主题，即“迷惘的一代”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体现了战后一代人对世界、对生活、对生命的迷惘和彷徨。作品通过象征、意识流、心理刻画等艺术手法的细致而深入地展示了哈里的悲剧人生，表现了战争是如何“击碎了他的人生准则，使他庸碌无为，道德沦丧，自我本质丧失，精神无所寄托，变成了精神空虚的享乐主义者”［12］。如本文所述，战争的残忍，死亡的阴影、欲望与道德的冲撞、现实与理想的落差等使哈里的“本文”、“自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逐渐发展到难以调和，终于导致了他虽生犹死的痛苦生活。
在濒死的梦境里，哈里仿佛是将自己人生中的一幕幕重演，看清了自己的软弱和堕落，并在死前的一刻达到了“本文”、“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协调，自省和良知战胜了欲望和贪念，最终在走向死亡的梦境之中攀上了那象征着崇高的理想和追求的乞力马扎罗山的顶峰，实现了对自我的完善与超越，以肉体的毁灭换取了精神的永生，达到了虽死犹生的境界。
参考文献：
［1］李忠华,浅谈《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象征［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23(3)：78.
［2］［3］［4］［5］［7］［10］陈良廷等译.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73,93-94,74,73,71,73.
［6］［8］［9］［1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0,60-61,61,46.
［12］孙华祥,从《乞力马扎罗的雪》看海明威的文体风格［J］.外国文学研究,1999,83(1)：106.
关键词：乞力马扎罗的雪；哈里；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248-02
一、引言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是美国著名作家，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乞力马扎罗的雪》（The Snows of Kilimanjaro，以下简称《雪》）是海明威的一部短篇力作，1936年发表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海明威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
《雪》以其独特的叙事技巧和艺术手法受到国内外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年来被西方评论家一致认为是海明威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之一。”［1］对于这部作品的关注大多集中于动物等的象征意义、意识流手法、叙事结构及死亡主题等。但对哈里，这位与海明威小说中经常表现的“硬汉”形象相比略显软弱的主人公，尤其是对他悲剧命运进行的探究却相对较少。本文主要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来分析小说主人公哈里的性格，通过深入人物的内心，让读者从一个新的视角了解作品中人物复杂的心理真实和性格特点，揭示出其悲剧人生的成因，从而能更深入地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小说的主题。
二、《雪》的故事情节及主人公哈里人物形象分析
（一）《雪》故事简介
《雪》描写了作家哈里因创作力的衰退和精神上的迷惘而感到苦恼，决定和妻子海伦一起重游非洲，希望在打猎旅行中振作精神，找回迷失的自我，因为“非洲是在他一生幸运的时期中感到最幸福的地方，所以他上这儿来，为的是要从头开始”。［2］不幸的是当他躲在灌木丛中准备拍摄羚羊时，左腿被荆棘刺伤，没有及时涂碘酒而得了坏疽。由于唯一能帮他走出非洲卡车已经抛锚，他只有等待飞机前来救援，最后在昏迷中死去。在漫长的等待中，他逐渐感受到了死亡的逼近，在他的闪念，回忆，联想及与海伦的对话中，哈里的一生浮现在了我们眼前，在他濒死时的幻觉里，哈里乘飞机飞向了乞力马扎罗山的顶峰，“象整个世界那样宽广无垠……正是那乞力马扎罗山的方形山巅。于是他明白，那儿就是他现在要飞去的地方”［3］。
（二）哈里人物形象分析
海明威以描写一战后年轻人精神上的空虚和迷惘而著称，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哈里是一个典型的“迷惘的”人物，战争的残酷和人生的无常击垮了他的梦想，使他陷入了精神和信仰的危机。但他不完全是个懦夫，面对自己的堕落与他心中未曾熄灭的梦想之间的矛盾冲突，他的内心饱受折磨，希望自己能重新开始一切。
海明威以“文坛硬汉”著称，塑造了许多具有顽强的毅力和英勇无畏的拼搏精神的“硬汉”形象，例如，他在闻名于世的作品《老人与海》中，塑造了著名的“硬汉”形象之一——圣地亚哥，并喊出了他非常著名的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但是在《雪》中哈里虽不完全懦弱，又称不上是一个“硬汉”。当他意识到他的灵魂已被金钱腐蚀，他的才华已在安逸中衰退，他想从这种生活中挣扎出来，但终究没有付诸行动，只是一直在焦虑中徘徊。
因此，哈里是一个矛盾的人物，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哈里这种矛盾的性格？笔者认为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将有助于理解哈里是如何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中扭曲了性格，从而荒废了才华、堕落了灵魂，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人生。
三、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分析哈里的性格特点和悲剧人生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为现代心理学奠定了基础，被誉为“精神分析之父”。
在思想发展的后期，弗洛伊德对早期的心理结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在1923年发表的《自我与本我》（The Ego and the Id）一书中，他在原有的“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的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引进了“伊底（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的人格结构理论，认为“伊底”、“自我”和“超我”之间形成了特定的人格动力关系，人格结构自身是一个动态的能量系统。
伊底即“本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基本的层次，表现为动物性的欲望和冲动，尤其是性冲动；自我位于中间一层，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以调节本我和超我的矛盾，代表理性的、正确的判断；超我位于最上一层，它限制本我的本能冲动，指导自我以道德准则行动，目标在于“理想”和“完美”。这三者之间交互作用，对人的思想和行动产生影响。只有当人格结构处于平衡稳定时，才能保证人格的完整和正常发展，反之，三者之间的失衡和冲突会导致不正常的精神状态，甚至会引起心理异常。《雪》中主人公哈里的矛盾性格和悲剧人生便是其本我、自我与超我三者之间无法保持协调所致。
（一）占据上风的“本我”
“本我”，是人格中生物性的一面，是生存所需的所有原始的冲动、本能和欲望的体现。它是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遵循“唯乐原则”，无视社会道德或行为规范，亦缺乏逻辑推理，唯一的追求是获得快乐和满足，避开不适或痛苦如果受到压抑，就会出现焦虑。
哈里在人生中十分贫困的阶段开始了写作生涯。他本是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但是在目睹战争的残酷之后，他逐渐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在他小有名气后，他没能抵制住金钱的诱惑，为了金钱，为了舒适安逸的生活，他“出卖”了自己，依靠谎言去追求富有的女人，放弃了创作才华，过着虽生犹死的生活。
在哈里的本我与自我、超我较量的过程中，本我占了上风。他的潜意识受“本我”的控制，完全顺从于“唯乐原则”，避苦趋乐，追求着性欲的满足和物质的享受。在文章大段的意识流里，我们了解到对爱情失望后，他曾一度夜夜宿娼，曾沉迷于酒精带来的麻醉感，也曾放纵于赌博。贪欲使他欲罢不能，终究“因为酗酒过度而磨钝了敏锐的感觉，因为懒散，因为怠惰，因为势利，因为傲慢和偏见，因为其他种种缘故，他毁灭了自己的才能”［4］。 由此，在哈里的人格结构中，自我失去了对本我的驾驭能力，本我不甘心受到超我的抑制，无时无刻不在寻求机会摆脱超我的束缚，超我在骄奢淫逸的生活中被哈里选择性地遗忘，就像哈里在一段意识流中回忆道，“你不让自己思想，这可真是了不起。”［5］
（二）徘徊不定的“自我”
“自我”从本我中分化而来，是人格的心理面。它介于本我与外界环境之间，既要满足本我，又要满足超我。自我是后天习得的，理性的；遵循“唯实原则”，根据外部世界的需要来对本我进行约束和抑制，以适应现实世界，保护机体不受伤害，并利用经验保证行动的顺利。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和伊底的关系或可比拟为骑马者与马的关系。马供给运动的能力，骑者则操有规定目的地及指导运动以达到目的地的权利。”［6］自我并不抑制更不扼杀本我，而是为了本我的利益，控制本我的方向，利用本我的力量，最终实行本我的意向。巧合的是，哈里在文中曾对妻子海伦说，“你那些该死的钱就是我的盔甲。就是我的马和我的盔甲。”［7］哈里进入了富人圈后，他追求的女人一个比一个富裕，他沉溺于骄奢淫逸的生活，放弃了写作才华。但他却把自己的堕落归咎于妻子海伦的富有，因此有了上文中他对妻子的责备。事实上，导致他才华枯竭，精神萎靡的是他自己的懒惰、贪欲和虚荣，是他的“自我”屈从了“本我”的各种欲望和冲动，而没能对“本我”进行必要的管制。
关于“自我”，弗洛伊德还指出，“可怜的自我……它须侍候三个残酷的主人，且须尽力调和此三人的主张和要求。这些要求常互相分歧，有时更互相冲突。……此三个暴君为谁呢？一即外界，一即超我，一即伊底。”［8］哈里仍旧生活在社会中，外界的事、物、人仿佛时刻提醒着他不应甘于堕落。在生命的最后一天的里，哈里回忆起那些在锻炼中忘却贫困的运动员们——那些始终心怀梦想并为之努力拼搏的人们。这表现了哈里并未完全忘却自己的创作理想，正如在文中反复出现的他对于自己什么都没有写的懊悔。哈里的“自我”始终徘徊于“本我”和“超我”之间，他意识到了不该完全顺从“本我”，也发现了内心涌动的更高一层的理想和追求，但他始终犹豫不定、徘徊不前。
对于这种徘徊不定，弗洛伊德曾指出，“我们若观察自我同时努力满足或顺从此三者……它感到三面被围，复受三种危险的威胁，抵不住压迫了，因而导致了焦虑（anxiety）。”［9］哈里正是被这种“焦虑”折磨，无法摆脱，只能痛苦地承受。
（三）格格不入的“超我”
“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是人格的社会面。它位于人格的最高层，由“良心”和“自我理想”构成。超我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接受社会的道德、伦理、习俗等而逐渐形成的；遵循“至善原则”来指导自我并限制本我，使个体以能够被接纳的方式融入社会，目的在于达到理想的、完美的状态。
一方面，哈里本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有着一颗十分敏感的心。从《雪》中的几大段意识流里，我们可以看到哈里在自己及别人的人生中，敏感地捕捉到了战争的残忍、生命的脆弱、平凡人在残忍的现实面前遭受的理想的幻灭和信仰的崩塌，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写出这些感受。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作家的良知和道德观使得他无法真正融入富人的圈子，就像哈里在回忆中说的，“你说你实在并不属于他们这一类，而只是他们那个国度里的一个间谍；你说你会离开这个国度，并且写这个国度，而且是第一次由一个熟悉这个国度的人来写它。”［10］
由此可以看出，哈里人格结构中的“超我”，即他的“良心”和“自我理想”从未真正泯灭，一直在试图唤醒他去重新开始一切。但是，他沉溺于骄奢淫逸的生活无法自拔，虽然他人格中的“超我”显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虽然他想要从头再来，却全然不知自己该如何做起，就如他得了坏疽的腿，哈里在精神上也再也站不起来了。弗洛伊德曾指出，“我欲为某事以求快乐，但因良心不许而不为。或者我所受的诱惑力量太大乃至违背良心而为之，可是时过境迁之后，我乃大受良心的谴责而后悔。”［11］格格不入的“超我”使哈里长期饱受“谴责和后悔”的折磨。
四、结语
《雪》反映了海明威作品中的一个常见主题，即“迷惘的一代”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体现了战后一代人对世界、对生活、对生命的迷惘和彷徨。作品通过象征、意识流、心理刻画等艺术手法的细致而深入地展示了哈里的悲剧人生，表现了战争是如何“击碎了他的人生准则，使他庸碌无为，道德沦丧，自我本质丧失，精神无所寄托，变成了精神空虚的享乐主义者”［12］。如本文所述，战争的残忍，死亡的阴影、欲望与道德的冲撞、现实与理想的落差等使哈里的“本文”、“自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逐渐发展到难以调和，终于导致了他虽生犹死的痛苦生活。
在濒死的梦境里，哈里仿佛是将自己人生中的一幕幕重演，看清了自己的软弱和堕落，并在死前的一刻达到了“本文”、“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协调，自省和良知战胜了欲望和贪念，最终在走向死亡的梦境之中攀上了那象征着崇高的理想和追求的乞力马扎罗山的顶峰，实现了对自我的完善与超越，以肉体的毁灭换取了精神的永生，达到了虽死犹生的境界。
参考文献：
［1］李忠华,浅谈《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象征［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23(3)：78.
［2］［3］［4］［5］［7］［10］陈良廷等译.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73,93-94,74,73,71,73.
［6］［8］［9］［1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0,60-61,61,46.
［12］孙华祥,从《乞力马扎罗的雪》看海明威的文体风格［J］.外国文学研究,1999,83(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