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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一年,涨价的接力棒连绵交替。从小麦、绿豆、食用油到苹果、大蒜、生姜,价格上涨此起彼伏,通胀压力陡增。
屋漏偏逢连夜雨。美联储宣布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应声而涨,主要期货和现货价格上升比肩接踵。
面对严峻的涨价浪潮,中央“战通胀”的政策取向日趋明朗。
11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会议确定了确保市场供应,促进价格稳定;完善补贴制度,安排好困难群众生活;增强调控针对性,改善价格环境;加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等四条政策措施。
会议还传递出明确信息,必要时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措施。这是自2007年实施“临时限价”政策后首次提出此项举措。
这一政策的平抑价格指向明确,连日来,股市、期市纷呈下跌走势。17日当天,A股再度下跌,沪指跌破年线。商品期货市场继上周五大幅跳水后,大豆油、棕榈油、玉米等价格一路下跌。
实际上,11月11日至1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到广州市和珠海市考察商品供应和物价情况,就已经传递出中央决心抑制通胀的信号。
目前,面对国内外各种涨价因素叠加,虽然央行已经祭出加息“法宝”,但考虑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走势惯性以及货币政策时滞效应,CPI立现拐点并不现实。除了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发行央票等总需求管理外,是否还有其他办法控制通货膨胀?
《财经》接触到的多位官学两界人士建议,在出台各种抑制总需求的措施后,还应考虑运用宏观调控的供给管理,灵活运用储备平抑机制。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张青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宏观政策上的需求管理若再配以供给管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效果可能要好得多。”她认为,从供给方面进行调节的宏观政策离不开储备制度下的收储与抛储操作。
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其著作《储备与稳定》中就已提出,与需求管理的财政金融政策相比,政府利用商品储备直接在市场上进行收储或抛储,可能比需求政策表现出更直接、更迅速的效果。
今年初以来,决策机构已多次启动商品储备的平抑机制,在部委联手进行收储与抛储中,彰显中国式平抑机制的辅助功效和宏观调控工具的多样组合。
沉重的平抑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1月上旬,全国36个大中城市18种主要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每公斤3.9元,比年初上涨11.3%,比去年同期上涨了62.4%。
与此同时,国内大宗商品市场也在演绎新一轮上涨行情。从7月初至今四个多月时间,显示大宗商品综合价格的文华商品指数已经飙升了37%:棉花、橡胶等品种价格基本翻番;豆油价格上涨了30%左右;白糖的价格10月中旬与6月份相比涨幅25%左右。
农副产品价格与食品价格密切相关,而目前食品价格占CPI的权重在33%,食品价格对物价推动效应在70%以上。国务院参事、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夏斌告诉《财经》记者,食品价格在未来两三个月仍可能上涨,推动CPI达到4%左右。
不仅如此。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农产品期货价格全线飙升。今年10月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价大涨11.7%,创2009年5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外部价格波动对中国价格波动的作用举足轻重,这亦意味着中国也可能面临更大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此外,热钱纷纷将目标锁定经济增长颇快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国首当其冲。因减产出现供求缺口的农产品更是成为游资炒作的平台。
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司长王炳南在日前召开的今冬明春蔬菜产销衔接工作会议上介绍,2009年下半年以来,大蒜、生姜等“一季生产,全年消费”的耐储存农产品遭到炒作,人为推高价格。11月上旬,全国36个大中城市大蒜、生姜批发价格同比分别上涨95.8%和89.5%。
多位农业专家分析指出,从供需结构看,实际上主要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真实需求和供给缺口并不大,但由于市场对农产品供求和价格的预期发生变化,价格上涨预期强烈。而绿豆、大蒜、生姜、苹果等小宗农产品价格也对粮、棉、糖等大宗产品的价格起到传导推波作用。
与此同时,普遍上涨的工资和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的提升也共同推动了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向《财经》记者表示,此次食用油价格上涨属于“补涨”,原因有三个:国际市场的价格上涨,种植成本的上升,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推动作用。
《财经》记者获悉,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进行《开放经营条件下中国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调控机制研究》的课题,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等部门也正在进行食用油的安全战略调研。
一位长期研究储备及调控的学者表示,“应有关部委之邀,正撰写从储备领域进行调控的文章。”
近期,发改委、商务部、农业部等部委已经联手启动“平抑机制”。而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把握好储备粮油糖投放力度,落实好小包装成品粮油储备制度。国家储备政策对农产品市场正发挥“稳压器”和“蓄水池”的作用。
针对目前价格大幅波动的农产品,决策部门使用差异化的平抑调控。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分批安排投放国家储备糖,于10月安排本榨季第一批20多万吨投放市场。为了缓和玉米价格上涨,计划停止在东北地区收储玉米,另外,往年南方销区饲料企业到东北产区采购玉米的补贴减半,由去年的70元/吨降为35元/吨。
同时,据《财经》记者了解,山东等省份也拟建立大宗农产品调控体系,针对粮食(小麦、稻谷、玉米、大豆)、食用植物油、猪肉和棉花这四类产品,将一批骨干企业引入调控体系。同时,建立大宗农产品市场调控联席会议制度,对短时期内出现供求严重失衡和价格波动较大的情况,调度政府储备资源,及时投放市场。
11月1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重点从四个方面保证市场供应以稳定价格:一是开展今冬明春蔬菜市场的产销衔接。二是强化多层级储备制度;进一步发挥大型批发市场的作用,及时满足进口的需求;对100个大型批发市场的价格监控。三是及时进行储备的投放。四是进一步完善流通体系建设的长效机制。
显然,为抑制通胀、稳定价格,多种调控工具已频频出手。从打击游资炒作到收储冻猪肉,再到抛售玉米、储备油,一年间,“中国式平抑”机制中的多样工具交替使用已初现效果,但亦不乏争议。
平抑“失灵”?
在大豆进口基本丧失定价权以及平抑机制运作尚未成熟等多重因素下,食用油价格的调控可谓“最艰难的平抑”,亦成为“中国式平抑失灵”样本。
10月20日,国家粮油交易中心在安徽粮油交易中心组织了30万吨的食用菜籽油的公开竞拍,这是近年来国家首次向市场抛售临时存储食用油。11月11日,本榨季首批大豆抛储从黑龙江省率先启动,抛售的大豆储备约为24.6万吨。
从7月中旬开始的连续三个月的上涨,使得国内四级菜籽油(初步加工的成品油)报价达到了自2008年以来的峰值,其中,仅10月份的单月涨幅就超过了10%,是目前油脂类产品全线涨价的主要动因之一。
但从近日商务部的监测数据来看,抛售效果还不明显。商务部11月9日数据显示,在11月1日至7日一周内,全国36个大中城市重点监测的食用油零售价格继续维持了小幅上涨的趋势,其中豆油、菜籽油、花生油零售价格又分别上涨了0.9%、0.5%和0.3%。
在大豆进口领域,中国几乎没有话语权。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告诉《财经》记者,油料和粮食不一样,油料受制于国际市场,留给中国调控的空间,其实非常狭小,平抑食用油价格波动只能是缓冲波动。
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2010年9月份报告,2010年-2011年度中国食用油消费量2743万吨,除了菜籽油的自给率可达84%以外,豆油和棕榈油的对外依存度相当高。2009年,中国食用植物油直接进口达到950万吨,占总消费量的41%。
从1996年至今,中国的大豆进口数量增长了40多倍。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计,2010/2011年度中国进口大豆将达5200万吨,占中国大豆新增供应量的78%。
在国际大豆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从7月份至今,中国沿海一级大豆散油已经涨了超过30%。“现在的问题就是,国内想调控,但是已经找不到抓手了。”长期关注大豆行业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毛雪峰说。
承担此次《开放经营条件下中国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调控机制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张利庠告诉《财经》记者,发改委的调控目的是为了“稳定两头”:一个是让农民不减少收益,另一个则是让城市消费者不恐慌。“目的是为了农产品价格相对稳定,不出现大起大落,略有增长。”张利庠说。
不过,“稳定两头”对平抑机制的灵活操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逐步建立起国家粮食、棉花、肉、糖等储备制度,也有了利用储备粮调控市场的十几年实践。上世纪90年代,粮食大丰收,出现农民卖粮难,为防止“谷贱伤农”,国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储备粮,抑制了粮价过快下滑。
2003年粮价、棉价急剧上涨,粮食涨价带来了食用油、饲料等制成品价格上涨,并迅速带动其他食品价格上涨。随着国家动用储备粮和大量发放棉花进口配额,部分缓解了供需矛盾。尤其是2007年到2008年初,猪肉等价格猛涨,通胀压力高企,有关部门通过投放国家储备猪肉等措施,控制了价格急升。
然而从商品储备体系自身效率和它体现的宏观调控效果来看,目前中国的国家商品储备体系存在一些明显不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储备品种偏少,有些商品储备规模偏小,令调节功能的发挥受到一定限制;储备商品区域布局不尽合理,很多商品采取产地储备,没有考虑主要销售区域,影响应急调拨的效率;储备商品轮换不及时、统计不准确,等等。报告认为,这些问题主要与管理分散、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不畅以及管理监督不够严格等有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对《财经》记者介绍说,对于粮油市场的调控,依据的是一整套复杂的决策机制,要由发改委和国家粮食局等部门一同会商后报国务院审批。
张青也指出,国家储备干预调控体系目前还缺少统一高效的决策系统和政策执行能力,主管权不明确,多头管理。管理权和调控权分散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商务部、农业部等部门。
因此,在各部门决策过程中需要反复征求意见,从而导致决策周期长。“当决策出台后,往往时过境迁,错过了最佳市场时机。”张青说,同时收购和抛售计划具有很强的指令性,计划一旦下达就必须执行,当市场粮价已经达到政府调控的目标而计划还没有完成仍需继续执行,有时会出现逆调节。
此外,国家商品储备监测预警系统不健全,导致调控时机把握不准,吞吐机制不够灵活,反应缓慢。“没有准确的信息及时上达,不利于国家迅速启动储备调控。”接近国家粮食局的一位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样本监测、采集企业协会众多,但并未形成一个共享共建整体。
而作为执行宏观调控任务的载体——储备企业的定位模糊也制约了调控的效果。受国务院委托,中储粮具体负责中央储备粮油的经营管理,对中央储备粮油的总量、质量和储存安全负总责,同时接受国家委托执行粮油购销调存等调控任务。
据张青介绍,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下称中储粮),至今未拥有粮食进出口权,而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与中储粮分属不同系统,抑制了中储粮轮换与进出口经营的有机结合,也制约了两种市场综合调控的效率。
不过,中储粮从 “大粮仓”转型“大粮商”的构想前些时间也引起不少争议,业内人士普遍担心这一“巨无霸”的“入市”反而会影响市场的稳定,因为企业的目标和政府的目标并不总是统一的。
“大储备”求解困局
据《财经》记者了解,中央政府目前已着手完善商品储备管理体系和协调机制,以提高调控效率。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那份报告提出,尽快完善国家商品储备体系,提高国家商品储备体系的效率,使之切实发挥调节供求、平抑物价的作用,成为治理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之一。
“储备粮、储备棉投到市场的效果是回收货币,储备调控是双向调节,既提高供给,又压抑需求,所以很快。目前储备政策运用空间还有,手段还不够充分。”张青说。
她在其《国家商品储备:安全与稳定》一书中建议,政府划定“粮食价格目标区间”,掌握价格最低警戒线和最高警戒线,只要在目标区内波动,政府不加干预,由市场调节,当价格超出安全区,立刻做出反应,运用储备的吞吐机制调控市场。
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则认为,目前国储还是单一抛售,必须真正与市场领域衔接,“最好的抛售应该是与资本市场和期货市场联动。”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集国储、粮商、农户为一体的粮食贸易系统。
多位学者建议应尽快建立集中统一的国家储备体制。张青指出,当前形势下,必须构建“大储备体系”,将各类重要商品储备管理和外汇储备管理纳入统一的国家储备管理体系之中,成立“国家储备委员会”,建立“国家储备基金”。
他们提出,由“国家储备委员会”负责各类商品储备的决策、立法、监控,以及商品储备和外汇储备的统筹管理,并将外汇储备与中国未来长期短缺的能源和重要金属矿产品储备进行转换。目前中国还没有专门的储备基金。
与现货市场相比,期货市场对调控的反应更为超前和灵敏,也能为调控提供信息参考。国家粮食科学院专家认为,期货市场能弥补现货市场信息传递的滞后性和不完全性,宏观调控部门可以根据期货价格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期货市场聚集了大量的供求信息,储备部门可以利用期货信息合理安排储备数量。
11月1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强调要加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乐观者期望这些政策措施有望达到平抑效果,但这是否会过多地介入正常市场活动,进而使价格信号失真,仍有待观察。
屋漏偏逢连夜雨。美联储宣布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应声而涨,主要期货和现货价格上升比肩接踵。
面对严峻的涨价浪潮,中央“战通胀”的政策取向日趋明朗。
11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会议确定了确保市场供应,促进价格稳定;完善补贴制度,安排好困难群众生活;增强调控针对性,改善价格环境;加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等四条政策措施。
会议还传递出明确信息,必要时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措施。这是自2007年实施“临时限价”政策后首次提出此项举措。
这一政策的平抑价格指向明确,连日来,股市、期市纷呈下跌走势。17日当天,A股再度下跌,沪指跌破年线。商品期货市场继上周五大幅跳水后,大豆油、棕榈油、玉米等价格一路下跌。
实际上,11月11日至1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到广州市和珠海市考察商品供应和物价情况,就已经传递出中央决心抑制通胀的信号。
目前,面对国内外各种涨价因素叠加,虽然央行已经祭出加息“法宝”,但考虑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走势惯性以及货币政策时滞效应,CPI立现拐点并不现实。除了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发行央票等总需求管理外,是否还有其他办法控制通货膨胀?
《财经》接触到的多位官学两界人士建议,在出台各种抑制总需求的措施后,还应考虑运用宏观调控的供给管理,灵活运用储备平抑机制。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张青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宏观政策上的需求管理若再配以供给管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效果可能要好得多。”她认为,从供给方面进行调节的宏观政策离不开储备制度下的收储与抛储操作。
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其著作《储备与稳定》中就已提出,与需求管理的财政金融政策相比,政府利用商品储备直接在市场上进行收储或抛储,可能比需求政策表现出更直接、更迅速的效果。
今年初以来,决策机构已多次启动商品储备的平抑机制,在部委联手进行收储与抛储中,彰显中国式平抑机制的辅助功效和宏观调控工具的多样组合。
沉重的平抑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1月上旬,全国36个大中城市18种主要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每公斤3.9元,比年初上涨11.3%,比去年同期上涨了62.4%。
与此同时,国内大宗商品市场也在演绎新一轮上涨行情。从7月初至今四个多月时间,显示大宗商品综合价格的文华商品指数已经飙升了37%:棉花、橡胶等品种价格基本翻番;豆油价格上涨了30%左右;白糖的价格10月中旬与6月份相比涨幅25%左右。
农副产品价格与食品价格密切相关,而目前食品价格占CPI的权重在33%,食品价格对物价推动效应在70%以上。国务院参事、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夏斌告诉《财经》记者,食品价格在未来两三个月仍可能上涨,推动CPI达到4%左右。
不仅如此。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农产品期货价格全线飙升。今年10月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价大涨11.7%,创2009年5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外部价格波动对中国价格波动的作用举足轻重,这亦意味着中国也可能面临更大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此外,热钱纷纷将目标锁定经济增长颇快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国首当其冲。因减产出现供求缺口的农产品更是成为游资炒作的平台。
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司长王炳南在日前召开的今冬明春蔬菜产销衔接工作会议上介绍,2009年下半年以来,大蒜、生姜等“一季生产,全年消费”的耐储存农产品遭到炒作,人为推高价格。11月上旬,全国36个大中城市大蒜、生姜批发价格同比分别上涨95.8%和89.5%。
多位农业专家分析指出,从供需结构看,实际上主要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真实需求和供给缺口并不大,但由于市场对农产品供求和价格的预期发生变化,价格上涨预期强烈。而绿豆、大蒜、生姜、苹果等小宗农产品价格也对粮、棉、糖等大宗产品的价格起到传导推波作用。
与此同时,普遍上涨的工资和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的提升也共同推动了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向《财经》记者表示,此次食用油价格上涨属于“补涨”,原因有三个:国际市场的价格上涨,种植成本的上升,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推动作用。
《财经》记者获悉,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进行《开放经营条件下中国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调控机制研究》的课题,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等部门也正在进行食用油的安全战略调研。
一位长期研究储备及调控的学者表示,“应有关部委之邀,正撰写从储备领域进行调控的文章。”
近期,发改委、商务部、农业部等部委已经联手启动“平抑机制”。而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把握好储备粮油糖投放力度,落实好小包装成品粮油储备制度。国家储备政策对农产品市场正发挥“稳压器”和“蓄水池”的作用。
针对目前价格大幅波动的农产品,决策部门使用差异化的平抑调控。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分批安排投放国家储备糖,于10月安排本榨季第一批20多万吨投放市场。为了缓和玉米价格上涨,计划停止在东北地区收储玉米,另外,往年南方销区饲料企业到东北产区采购玉米的补贴减半,由去年的70元/吨降为35元/吨。
同时,据《财经》记者了解,山东等省份也拟建立大宗农产品调控体系,针对粮食(小麦、稻谷、玉米、大豆)、食用植物油、猪肉和棉花这四类产品,将一批骨干企业引入调控体系。同时,建立大宗农产品市场调控联席会议制度,对短时期内出现供求严重失衡和价格波动较大的情况,调度政府储备资源,及时投放市场。
11月1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重点从四个方面保证市场供应以稳定价格:一是开展今冬明春蔬菜市场的产销衔接。二是强化多层级储备制度;进一步发挥大型批发市场的作用,及时满足进口的需求;对100个大型批发市场的价格监控。三是及时进行储备的投放。四是进一步完善流通体系建设的长效机制。
显然,为抑制通胀、稳定价格,多种调控工具已频频出手。从打击游资炒作到收储冻猪肉,再到抛售玉米、储备油,一年间,“中国式平抑”机制中的多样工具交替使用已初现效果,但亦不乏争议。
平抑“失灵”?
在大豆进口基本丧失定价权以及平抑机制运作尚未成熟等多重因素下,食用油价格的调控可谓“最艰难的平抑”,亦成为“中国式平抑失灵”样本。
10月20日,国家粮油交易中心在安徽粮油交易中心组织了30万吨的食用菜籽油的公开竞拍,这是近年来国家首次向市场抛售临时存储食用油。11月11日,本榨季首批大豆抛储从黑龙江省率先启动,抛售的大豆储备约为24.6万吨。
从7月中旬开始的连续三个月的上涨,使得国内四级菜籽油(初步加工的成品油)报价达到了自2008年以来的峰值,其中,仅10月份的单月涨幅就超过了10%,是目前油脂类产品全线涨价的主要动因之一。
但从近日商务部的监测数据来看,抛售效果还不明显。商务部11月9日数据显示,在11月1日至7日一周内,全国36个大中城市重点监测的食用油零售价格继续维持了小幅上涨的趋势,其中豆油、菜籽油、花生油零售价格又分别上涨了0.9%、0.5%和0.3%。
在大豆进口领域,中国几乎没有话语权。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告诉《财经》记者,油料和粮食不一样,油料受制于国际市场,留给中国调控的空间,其实非常狭小,平抑食用油价格波动只能是缓冲波动。
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2010年9月份报告,2010年-2011年度中国食用油消费量2743万吨,除了菜籽油的自给率可达84%以外,豆油和棕榈油的对外依存度相当高。2009年,中国食用植物油直接进口达到950万吨,占总消费量的41%。
从1996年至今,中国的大豆进口数量增长了40多倍。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计,2010/2011年度中国进口大豆将达5200万吨,占中国大豆新增供应量的78%。
在国际大豆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从7月份至今,中国沿海一级大豆散油已经涨了超过30%。“现在的问题就是,国内想调控,但是已经找不到抓手了。”长期关注大豆行业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毛雪峰说。
承担此次《开放经营条件下中国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调控机制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张利庠告诉《财经》记者,发改委的调控目的是为了“稳定两头”:一个是让农民不减少收益,另一个则是让城市消费者不恐慌。“目的是为了农产品价格相对稳定,不出现大起大落,略有增长。”张利庠说。
不过,“稳定两头”对平抑机制的灵活操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逐步建立起国家粮食、棉花、肉、糖等储备制度,也有了利用储备粮调控市场的十几年实践。上世纪90年代,粮食大丰收,出现农民卖粮难,为防止“谷贱伤农”,国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储备粮,抑制了粮价过快下滑。
2003年粮价、棉价急剧上涨,粮食涨价带来了食用油、饲料等制成品价格上涨,并迅速带动其他食品价格上涨。随着国家动用储备粮和大量发放棉花进口配额,部分缓解了供需矛盾。尤其是2007年到2008年初,猪肉等价格猛涨,通胀压力高企,有关部门通过投放国家储备猪肉等措施,控制了价格急升。
然而从商品储备体系自身效率和它体现的宏观调控效果来看,目前中国的国家商品储备体系存在一些明显不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储备品种偏少,有些商品储备规模偏小,令调节功能的发挥受到一定限制;储备商品区域布局不尽合理,很多商品采取产地储备,没有考虑主要销售区域,影响应急调拨的效率;储备商品轮换不及时、统计不准确,等等。报告认为,这些问题主要与管理分散、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不畅以及管理监督不够严格等有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对《财经》记者介绍说,对于粮油市场的调控,依据的是一整套复杂的决策机制,要由发改委和国家粮食局等部门一同会商后报国务院审批。
张青也指出,国家储备干预调控体系目前还缺少统一高效的决策系统和政策执行能力,主管权不明确,多头管理。管理权和调控权分散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商务部、农业部等部门。
因此,在各部门决策过程中需要反复征求意见,从而导致决策周期长。“当决策出台后,往往时过境迁,错过了最佳市场时机。”张青说,同时收购和抛售计划具有很强的指令性,计划一旦下达就必须执行,当市场粮价已经达到政府调控的目标而计划还没有完成仍需继续执行,有时会出现逆调节。
此外,国家商品储备监测预警系统不健全,导致调控时机把握不准,吞吐机制不够灵活,反应缓慢。“没有准确的信息及时上达,不利于国家迅速启动储备调控。”接近国家粮食局的一位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样本监测、采集企业协会众多,但并未形成一个共享共建整体。
而作为执行宏观调控任务的载体——储备企业的定位模糊也制约了调控的效果。受国务院委托,中储粮具体负责中央储备粮油的经营管理,对中央储备粮油的总量、质量和储存安全负总责,同时接受国家委托执行粮油购销调存等调控任务。
据张青介绍,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下称中储粮),至今未拥有粮食进出口权,而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与中储粮分属不同系统,抑制了中储粮轮换与进出口经营的有机结合,也制约了两种市场综合调控的效率。
不过,中储粮从 “大粮仓”转型“大粮商”的构想前些时间也引起不少争议,业内人士普遍担心这一“巨无霸”的“入市”反而会影响市场的稳定,因为企业的目标和政府的目标并不总是统一的。
“大储备”求解困局
据《财经》记者了解,中央政府目前已着手完善商品储备管理体系和协调机制,以提高调控效率。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那份报告提出,尽快完善国家商品储备体系,提高国家商品储备体系的效率,使之切实发挥调节供求、平抑物价的作用,成为治理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之一。
“储备粮、储备棉投到市场的效果是回收货币,储备调控是双向调节,既提高供给,又压抑需求,所以很快。目前储备政策运用空间还有,手段还不够充分。”张青说。
她在其《国家商品储备:安全与稳定》一书中建议,政府划定“粮食价格目标区间”,掌握价格最低警戒线和最高警戒线,只要在目标区内波动,政府不加干预,由市场调节,当价格超出安全区,立刻做出反应,运用储备的吞吐机制调控市场。
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则认为,目前国储还是单一抛售,必须真正与市场领域衔接,“最好的抛售应该是与资本市场和期货市场联动。”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集国储、粮商、农户为一体的粮食贸易系统。
多位学者建议应尽快建立集中统一的国家储备体制。张青指出,当前形势下,必须构建“大储备体系”,将各类重要商品储备管理和外汇储备管理纳入统一的国家储备管理体系之中,成立“国家储备委员会”,建立“国家储备基金”。
他们提出,由“国家储备委员会”负责各类商品储备的决策、立法、监控,以及商品储备和外汇储备的统筹管理,并将外汇储备与中国未来长期短缺的能源和重要金属矿产品储备进行转换。目前中国还没有专门的储备基金。
与现货市场相比,期货市场对调控的反应更为超前和灵敏,也能为调控提供信息参考。国家粮食科学院专家认为,期货市场能弥补现货市场信息传递的滞后性和不完全性,宏观调控部门可以根据期货价格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期货市场聚集了大量的供求信息,储备部门可以利用期货信息合理安排储备数量。
11月1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强调要加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乐观者期望这些政策措施有望达到平抑效果,但这是否会过多地介入正常市场活动,进而使价格信号失真,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