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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教育事业充满着爱
汤定元的青年时代，是在军阀混战、日寇侵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度过的。
1931年，汤定元在金坛县城书院小学上五年级。当年江南大水灾，家里经济拮据，借贷无门，他不得不休学，他将这种失学的切肤之痛铭记在心。在家自学了一年半后，家里的情况略有好转，就去报考金坛县初级中学（今华罗庚中学）初中一年级的插班生。在这里，他受到韩大受校长的知遇之恩。
讀完初中考上无锡师范学院后，他憧憬着将来要当一名小学教师，但日寇的飞机轰炸，击碎了他的求学梦。汤定元年轻时代的流亡生活，使他奔波在民间，体验了民众的喜怒哀乐，耳闻目睹中华民族备受凌辱。他一边流亡一边还在自学，后来终于在重庆考上了中央大学，他的求学生活同样展现了他的拼搏精神，他对科学报国的满腔热情，以及他对实验科学的一种特殊的情感。毕业后，他漂洋过海来到太平洋彼岸的芝加哥大学，取得两项特别重要的成就，而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踌躇满志地冲过障碍报效祖国。
2002年，汤定元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奖金一共20万港元，他把这些钱都捐赠给他的母校江苏金坛的华罗庚中学设立奖学金。
但其实，汤先生并不富裕，家庭负担也比较重，当时他真的很需要这笔钱。他儿子一家买房要贷款，他自己住在一个4层楼的公寓房，没有电梯。当时这20万港元是很可以在房子上做些改善的，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把钱全部捐了。
获得奖金的他没有把钱留给自己的家人，他想到的是如何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想到中国青少年的培养，想到那些虽然一心求学向上，但是家境贫寒的学生。
汤老他培养的优秀学生，日后出国深造的时候，他总是牵肠挂肚，劝他们学成归来，报效祖国。褚君浩院士就是牢记了汤定元的教诲，尽管外国研究机构热情挽留，他学成后也毅然回国了。
2 “三封信”奠基红外事业
回国后的汤定元开拓了我国红外研究的新领域，开创和参与研制出各种性能优良的红外探测器，并成功地应用于我国空间遥感和军事探测等先进装备中。
1958年，汤定元意识到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不仅仅是物理机制，还应该在应用上多做文章。于是他直接写信给解放军总参谋部，建议红外研究领域应注重器件研制，例如红外探测器，可用于军事、国防等领域。这封信受到了解放军领导的重视，国家正式向中国科学院下达了红外技术的科学研究任务。
没过多久，到了“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30多家研究所因经费等原因“下马风”盛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汤定元第二次提笔，写了一封信给聂荣臻元帅，在信中他极有预见性地指出：红外研究是大有发展前途的，不要让它中断，但不能搞“一窝蜂”，要聚散为整，集中全国的科研力量攻关。由于他的倡议，红外技术与应用光学并列作为国家的科研发展重点，中科院于1963年底召开了红外工作会议，并作出一个重要决定：把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与昆明物理研究所作为中国发展红外技术的专业研究所。
1965年，我国空军在南海上空打下一架美国战斗机，当汤定元获悉美机上有红外雷达时，他再次给聂荣臻元帅写信表示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希望能承担红外雷达研制任务，信中言辞恳切地表明了他对红外研究的信心与决心，又一次得到了聂帅与党中央的支持与帮助。
随着汤定元的这三封信，我国红外技术从基础研究发展至空间应用等广阔领域。他先后组织领导了硅太阳能电池、温差制冷器、热敏电阻红外探测器等研制，被装备到军用、工业、科研等领域诸多设施之上。
“从目前国内情况来看，红外技术已经成为我国战略性高科技之一。现在有关红外的研究所、工程工业公司等，已经形成了规模达几十亿的产业。”半个世纪后，汤定元奠基的事业已结出丰硕果实。
在汤定元80岁大寿时，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为他题词：“贡献毕生精力，创新红外科技。”这是对我国半导体光电器件开拓者和红外技术创建人汤定元一生的真实写照。
3 笔耕不辍的写作者
青年时代的汤定元就开始对物理着迷了，但他对中文写作并不感兴趣，可能那时的他做梦也不曾想到日后会涉足科技创作、科普创作和科普翻译吧。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常有一些群众写信给中国科学院提出某些科学问题，要求专家予以解答。对北京天坛中回音壁、三音石和圜丘之上的天心石这三个建筑物的声学现象如何解释，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汤定元。尽管当时刚刚回国的他对天坛还不太熟悉，但是他有一个信念，把科学成就与进步告诉老百姓是科学工作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于是他对这个建筑物进行踏勘，对其声学现象进行了反复分析。后来，汤定元的第一篇科普文章《天坛中几个建筑物的声学问题》完成，从科学上解释了400年来人们迷惑不解的天坛奇异声学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科学通报》上，同时《物理通报》也予以转载。没想到这篇文章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大家的认可也给汤定元继续写作科普文章提供了信心。
此后，他还翻译过瓦维洛夫的《眼睛和太阳》等著名科普书籍和文章。至今为止，他撰写和编译出版的科技专著和科普书籍已达10本，印刷字数超过300万。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青年时代对写作并不感兴趣的汤定元也不曾料到，自己会热爱上科技写作和科普创作。
年逾90的汤定元心中留有一个巨大的遗憾——未能完成的一部光电科普书。他原本打算将它写成一本经典科普著作，2007年时已完成12万字。“但不知为什么，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怀疑。能写得好吗？会不会受读者欢迎呢？”汤定元说他越写越没有信心，最终决定放弃。
面对被汤定元尘封的书稿，相信人们会理解并尊重这位耄耋老人的选择，尽管这给深爱他的读者留下了最后的遗憾。
甘于寂寞，安于平凡，汤定元一生习惯于默默耕耘。更因为回国后的特殊事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他熟识的外国学者曾一度认为他已经“从地平线上消失了”。
汤定元的青年时代，是在军阀混战、日寇侵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度过的。
1931年，汤定元在金坛县城书院小学上五年级。当年江南大水灾，家里经济拮据，借贷无门，他不得不休学，他将这种失学的切肤之痛铭记在心。在家自学了一年半后，家里的情况略有好转，就去报考金坛县初级中学（今华罗庚中学）初中一年级的插班生。在这里，他受到韩大受校长的知遇之恩。
讀完初中考上无锡师范学院后，他憧憬着将来要当一名小学教师，但日寇的飞机轰炸，击碎了他的求学梦。汤定元年轻时代的流亡生活，使他奔波在民间，体验了民众的喜怒哀乐，耳闻目睹中华民族备受凌辱。他一边流亡一边还在自学，后来终于在重庆考上了中央大学，他的求学生活同样展现了他的拼搏精神，他对科学报国的满腔热情，以及他对实验科学的一种特殊的情感。毕业后，他漂洋过海来到太平洋彼岸的芝加哥大学，取得两项特别重要的成就，而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踌躇满志地冲过障碍报效祖国。
2002年，汤定元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奖金一共20万港元，他把这些钱都捐赠给他的母校江苏金坛的华罗庚中学设立奖学金。
但其实，汤先生并不富裕，家庭负担也比较重，当时他真的很需要这笔钱。他儿子一家买房要贷款，他自己住在一个4层楼的公寓房，没有电梯。当时这20万港元是很可以在房子上做些改善的，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把钱全部捐了。
获得奖金的他没有把钱留给自己的家人，他想到的是如何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想到中国青少年的培养，想到那些虽然一心求学向上，但是家境贫寒的学生。
汤老他培养的优秀学生，日后出国深造的时候，他总是牵肠挂肚，劝他们学成归来，报效祖国。褚君浩院士就是牢记了汤定元的教诲，尽管外国研究机构热情挽留，他学成后也毅然回国了。
2 “三封信”奠基红外事业
回国后的汤定元开拓了我国红外研究的新领域，开创和参与研制出各种性能优良的红外探测器，并成功地应用于我国空间遥感和军事探测等先进装备中。
1958年，汤定元意识到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不仅仅是物理机制，还应该在应用上多做文章。于是他直接写信给解放军总参谋部，建议红外研究领域应注重器件研制，例如红外探测器，可用于军事、国防等领域。这封信受到了解放军领导的重视，国家正式向中国科学院下达了红外技术的科学研究任务。
没过多久，到了“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30多家研究所因经费等原因“下马风”盛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汤定元第二次提笔，写了一封信给聂荣臻元帅，在信中他极有预见性地指出：红外研究是大有发展前途的，不要让它中断，但不能搞“一窝蜂”，要聚散为整，集中全国的科研力量攻关。由于他的倡议，红外技术与应用光学并列作为国家的科研发展重点，中科院于1963年底召开了红外工作会议，并作出一个重要决定：把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与昆明物理研究所作为中国发展红外技术的专业研究所。
1965年，我国空军在南海上空打下一架美国战斗机，当汤定元获悉美机上有红外雷达时，他再次给聂荣臻元帅写信表示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希望能承担红外雷达研制任务，信中言辞恳切地表明了他对红外研究的信心与决心，又一次得到了聂帅与党中央的支持与帮助。
随着汤定元的这三封信，我国红外技术从基础研究发展至空间应用等广阔领域。他先后组织领导了硅太阳能电池、温差制冷器、热敏电阻红外探测器等研制，被装备到军用、工业、科研等领域诸多设施之上。
“从目前国内情况来看，红外技术已经成为我国战略性高科技之一。现在有关红外的研究所、工程工业公司等，已经形成了规模达几十亿的产业。”半个世纪后，汤定元奠基的事业已结出丰硕果实。
在汤定元80岁大寿时，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为他题词：“贡献毕生精力，创新红外科技。”这是对我国半导体光电器件开拓者和红外技术创建人汤定元一生的真实写照。
3 笔耕不辍的写作者
青年时代的汤定元就开始对物理着迷了，但他对中文写作并不感兴趣，可能那时的他做梦也不曾想到日后会涉足科技创作、科普创作和科普翻译吧。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常有一些群众写信给中国科学院提出某些科学问题，要求专家予以解答。对北京天坛中回音壁、三音石和圜丘之上的天心石这三个建筑物的声学现象如何解释，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汤定元。尽管当时刚刚回国的他对天坛还不太熟悉，但是他有一个信念，把科学成就与进步告诉老百姓是科学工作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于是他对这个建筑物进行踏勘，对其声学现象进行了反复分析。后来，汤定元的第一篇科普文章《天坛中几个建筑物的声学问题》完成，从科学上解释了400年来人们迷惑不解的天坛奇异声学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科学通报》上，同时《物理通报》也予以转载。没想到这篇文章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大家的认可也给汤定元继续写作科普文章提供了信心。
此后，他还翻译过瓦维洛夫的《眼睛和太阳》等著名科普书籍和文章。至今为止，他撰写和编译出版的科技专著和科普书籍已达10本，印刷字数超过300万。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青年时代对写作并不感兴趣的汤定元也不曾料到，自己会热爱上科技写作和科普创作。
年逾90的汤定元心中留有一个巨大的遗憾——未能完成的一部光电科普书。他原本打算将它写成一本经典科普著作，2007年时已完成12万字。“但不知为什么，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怀疑。能写得好吗？会不会受读者欢迎呢？”汤定元说他越写越没有信心，最终决定放弃。
面对被汤定元尘封的书稿，相信人们会理解并尊重这位耄耋老人的选择，尽管这给深爱他的读者留下了最后的遗憾。
甘于寂寞，安于平凡，汤定元一生习惯于默默耕耘。更因为回国后的特殊事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他熟识的外国学者曾一度认为他已经“从地平线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