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09年,有两位声誉卓著的世纪老人离开了我们,他们是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季羡林和中国科学家的杰出代表钱学森。他们俩都诞生于1911年,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先后出国留学,一个学人文科学,一个学自然科学。他们先后回国,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缅怀这两位学界泰斗,追记他们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令人感慨万千。他们将近百年的人生之路,从辛亥革命到民国时期,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国内求学到留学西洋,再到回报祖国,其全部经历都与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紧密联系。要讲清楚他们的奋斗历史或种种成就,绝对离不开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就文史工作而言,即使是最微观的事件或人物研究也离不开宏观大背景的分析。
　　当然,文史工作须以透视百年历史为己任,或揭示史实真相,或介绍历史掌故,或披露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内幕故事。《世纪》杂志刊载的文章常以作者亲历亲为或亲耳所闻为特色,所以往往情真意切,细腻动人。可是我想,历史事实确实是需要仔细描摹的,历史资料也应该点点滴滴地进行积累,但是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对历史的科学研究而言,还应当用宏观的视野来分析和把握具体的资料。那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该选择怎样的视角才能获得最广阔的视野呢?我觉得,现代化的视角很值得采用。
　　按照比较规范的定义,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最初是在欧洲产生的。圣西门和孔德等思想家在研究欧洲工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时所提出的社会进化论已经接触到这一理论的主要问题。二次大战以后,美国有一大批学者注重现代化理论研究,其中有社会学家帕森斯、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历史学家布莱克、经济史学家罗斯托等。他们的研究大多以美国社会为现代化的样本,讨论其他后发展国家如何向现代社会转型。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开始结合各国不同的国情,来探讨各国利用先进技术推进现代化的不同路径。这就使现代化理论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工具。到了当前的信息化时代,从现代化又引伸出后现代化、再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等概念,其本质含义就是当代标准的现代化。
　　在中国,关于现代化的议论,可以说,总会激动人心。上世纪30年代,现代化已经是知识界的热门话题。当时胡适就把这个概念用到清末维新运动上去了。他指出:“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可以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以及整个当代史,都是现代化的历史。反侵略和反压迫、革命和战争、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中国能不能排除障碍,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而展开的。
　　令人感念至深且十分振奋的是,在1975年文革阴霾笼罩下,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郑重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即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大业,也是秉承中国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强国富民的理想,提出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设想。现代化成为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伟大目标。
　　以现代化进程为线索,回眸百年历史潮流,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可以得到澄清,扑朔迷离的历史表象可以得到梳理,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可以得到破解。现代化视角下的中国百年史,使我们看到器物文明的进步、精神文明的演化、制度文明的变革。也使我们关注西风东渐的影响、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辛弃疾《水龙吟》云:“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认识历史真相和规律,有时就取决于我们的视角和思想方法。我真诚地希望,史学工作者在讲述历史故事的同时,也能给我们更多的历史认识论方面的启迪。通过具体事件和人物的描述,更好地揭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相信,今天的文史读者都有这样的期盼,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听就事论事的故事,他们愿意思考,愿意进行由表及里的探究。
　　有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有哲人说,读史可以使人增智慧。我们说,要读懂历史,不仅要知道细节,还要了解规律,不仅要看到现象,还要认清大势,这才是文史工作的真正魅力之所在。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世纪》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