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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顺民心”，安抚百姓，使百姓来归，是先秦诸子学说中时常出现的重要思想。儒、道、墨，都将“顺民心”作为能否治理好国家的依据之一。但他们提到顺民心，一般都是概括性的，而没有明确指出“民心”、“民意”的具体内涵是指什么。本文主要从他们的文本中找到关于人民意愿的描写，以辨析“民心”、“民意”在他们的理解有什么不同。正确理解各家民心之内涵，有利于理解他们不同政治学说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先秦；子学；民心
先秦诸子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制定了许多的方法和原则，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顺民心”。不同阶级的身份，使他们对于“民心”的理解有所不同。然而，他们没有辨析“民心”的意涵，只是将其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依据。对“民心”的不同理解，使他们对于如何治理国家产生了不同意见。
关于“民心”的意涵，王帆在《先秦“民心”概念研究》中，对“民”的范围进行了辨析，在春秋战国时期，“民”的范围应是指“国人”——宗族之人（包括贵族），或者“庶人”——社会上所有的一般民众；本文所讨论的“民”的范围包括国人与庶人。對於政治影響力較大的是宗族，卿、大夫有時可以左右朝政，影響太子廢立等重要問題。但是在戰國時期，從“外國”而來的民眾，也成為統治者看重的力量。梁惠王問孟子，“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這里的“民”，就是“外國人”，沒有宗族關係的民眾。所以，本文將“民”的範圍囊括國人與庶人，既包括宗族貴族，也包括普通民眾。
管子說：“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這里的“民心”意涵就是百姓的願望。“順民心”是先秦諸子經常討論的話題，但他們代表了不同階級的利益，處於不同的時代背景當中，對于“人民的願望”理解并不一致。本文选取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为代表，寻找他们文本中对于“人民意愿”、“人民需求”的相关描写，以获知他们对于如何获得“民心”的理解。
一、儒家之民心：富与礼
在《论语》当中，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子贡问政。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民无所措手足。”
孔子对于樊迟问务农之事，发出这样的感慨：“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钧，不患贫而患不安。葢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如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子适卫，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可见，孔子对于“民心”的理解，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富”，一个是“礼”。“礼”象征着一种规范，是一种社会的秩序，它也代表着“信”，是百姓对于统治者的信心，也就是统治者的信用，是百姓遵守社会等级与统治者爱护百姓的一种约定。孔子认为，百姓对于统治者的信心，对于社会秩序的信心决定了他们是否愿意来到这个国家，所以他认为用德和礼来治理国家，民众就会襁负其子而至矣。有了“礼”的保障，百姓来到以后才会长久地在这里住下去，“既来之，则安之。”所以说教化民众懂“礼”，让民众知道如何“措手足”，在社会当中应该怎样行事，是统治者获得稳固统治、广泛民众的保障。而同时，“富”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在民众多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使他们富足，然后才教他们礼节。但是，使百姓富，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繁荣的国家，必须到达百姓知礼的高度，这个国家才能接近理想状态。所以说，孔子的学说是注重政治教化、注重“礼”的学说，他对于“民意”的理解，偏重于“该国家具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方面。”稳定的社会秩序，意味着较为公平的劳动分配，相对较少的收入差距，相对公正、不会随意更改的社会阶级待遇，意味着这是一个有理的国度，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同时，也心服口服，统治者以德、以礼、以信治国，这样百姓内心就有保障、有尺度。
孔子出身贵族，贵族在满足衣食的基础上，对于非精神物质的要求更高一点，因此，孔子认为人的需求不应只满足于吃饱饭，还要追求个人素质，也希望生活在一个和谐有礼的文明社会当中。
孟子对于“民心”的解释更为具体。《梁惠王上》：不违农时，榖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材木不可胜用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榖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告子下》记载：孟子对于乐正子将要做鲁国的宰相感到高兴。公孙丑问他为什么。孟子说：“其为人也好善。好善优于天下也，而况于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
《尽心上》：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大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天下仁人以为己归矣。”
孟子对于“民心”的解释，贴近人民实际，农民耕种得时，有衣穿，有粮食吃，还有学校可以学习长幼之义。同时，他对于“民心”的理解还有一个侧重点，就是统治者的德行。“西伯善养老者”，德音远播，所以百姓来归附他。“好善”之名满天下，无论千里，百姓都会来告之以善。孟子时常给国君直接而明确的建议，施行仁政，一方面，不违农时，使百姓自己能够富裕、宽绰。一方面，要求统治者自己用仁义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具有实行仁义的可能性，所以统治者应该先使自己成为一个仁人。如果统治者有了“仁”的名声，民意归附，天下归心，就可以成为王者。 二、道家之民心：無为与公正
老子对于人民的意愿，并无过多的描写。但是他有提到：“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老子一向主张“无为”，而他的论述，时常是建立在君主的立场上。而百姓，在他看来就像“羊”一样，是可以驾驭驱使的。百姓的心，会被统治者所导向。所以统治者，不能够使百姓生起异心，“不尚贤，使民不争。”“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所以轻死”。所以要“绝圣弃智”，无欲无为。百姓的意志，在老子的眼里，是会不断地变化的，而且并不能自我作出判断，随着天下形势而变化。在老子看来，百姓最舒服的政治姿态，也就是符合“道”运行的政治姿态，是最自然的“太上不知有之”，不被打扰的状态。“朴散则为器，聖人用之，则为官长。”合适的位置上做合适的事情，百姓各以其不同的品质，在适合他们的岗位上管理事物，发挥枢纽的作用。“治大国若烹小鲜”，“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百姓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法令滋彰，统治者个人意志过于强、私欲过于重的国家。希望少征税少徭邑，少受生产指令的限制，这样自然就会积累财富。百姓如小鱼，不能够经得起折腾，尤其是农民，所以就要顺着他们，让他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去生产、经营，不要去增加他们的负担。
老子的民心思想还表现在，希望统治者不要矜功好战方面。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性，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此话诚是告诫统治者处于谦卑的地位能够成为“百谷王”，也能够反映民众的意愿在于，统治者不要有过多的抱负，不要太争强好胜，要“贵以身为天下”，“後其身而身先”。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後，必有凶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这反映了民众讨厌战争的状态，百姓是战争中的受害者，因此战争乃是“不祥之事”。
此外，在老子看来，人民的愿望还有“公正平等”这个原则。
“聖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混其心。圣人皆孩之。”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也就是圣人、君主，不应该对百姓起分别心，应该一视同仁。百姓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当中。
老子是史官，对于历史规律有更多的掌握，也看到了国君如何处理国政怎样对民人最有利——顺道、自然、公正，而好矜功伐会使百姓遭殃，他看到了理想的“君臣”、“军民”关系应该处于一个怎么样的状态。他并没有直接说“民心”是怎么样的，也没有说要“顺应百姓”，但他直接对君主做了设定，要谦卑、无为。正是因为他觉得，这就是百姓的愿望，遵从这些原则，对于君主和百姓最有好处。
三、法家之民心：法令公正
韩非子说：“而聖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平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係虜之患。”（《奸劫弑臣》）
韩非子对于君主役使臣子的论述颇多，他是公子，其法制之思想，主要是为君主服务，而非为百姓着想，由此与老子所言称之“以百姓心为心”的平等之思想不同。在上一段，韩非子讨论了他所认为的理想社会。他所认为的理想社会、百姓所希望的理想社会，是君主圣人能够公正审判是非，不要被自己的亲属、左右近臣所左右，也不要让君主的嗜好对国家产生影响，不能给机会让下面的人讨好上级，要公正平等，要治乱饬邪，制止淫荡泛滥。有明法严刑可以让百姓规范自己，杜绝恶的行为，杜绝僭越，使国家富强。这样才能生活在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之中。韩非子是贵族出身，对于百姓的生活并未体贴过多，他所理解的民意，是从理论逻辑出发，去推想的，把行法令，定是非，去奸邪，放在第一。
法家学说在富国强兵方面在短期最有时效性，也积累了大量的从政经验。管仲被认为是早期法家代表，《管子》虽是後人附益而成，包含了经济、政治、兵法等内容，其中《牧民》、《权修》、《七法》诸篇，蕴含了较成熟的法家思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归入《子部·法家类》。
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墜，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墜。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使各为其所长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牧民》）
管子对于人民的意愿非常关注。他认为人民的意愿是统治的基石。统治者要重视人民的意愿，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统治效果，百姓听话，而且国家富裕。就像柏拉图《理想国》里面说的，将统治者比作牧羊人，而百姓是羊。只有充分考虑羊群的利益，才能使得牧羊的利益最大化。管子对于人民的意愿细致地考虑到了多个方面，包括，忧劳、贫贱、安危，这些都是百姓在生产劳动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管子不是出于仁义的考虑，而是总体利益的考虑，对于生产的环节细致考量，从双方的利益出发，最后是为了更好地役使民众，从而获得更大利益。 四、墨家之民心：免于饥寒
墨子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惜，三者民之巨患也。”（《非乐上》）
“今唯废以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非政中》）
“而顺天鬼百姓之利，则知者之道也。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赏之，鬼审之。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通。”（《非政下》）
墨子代表了下层劳动者的利益。他在论述当中，经常用人民死亡来说明儒家过于注重礼、排场，对于人民的损伤，以此来证明，政教不可行。在其它诸子的论述当中，并没有一家，有如此多的民众死亡事例。墨子深处人民大众之中，深知他们的难处，因此，他将他们的难处概括为三点：“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惜。”这是老百姓最基本的。所以他提出节用、节葬，都是为了提供更多的物质需求，分给其他人，以照顾更多的民众，满足更多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墨子认为顺民心者，能够得到鬼神的祐助，并以此作为应该爱惜民意的依据。
五、其它
《吕氏春秋·顺民篇》提出，“先王顺民心，故功名就。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其后举了越王勾践感化民心，最终大败吴国的例子。《吕氏春秋》的意思是，民心看重统治者的德行。在《左传》当中，也有诸多弑君篡位而成为君主，最后百姓不附，众叛亲离的例子。
总之，在先秦时期，“民心”的意涵主要包含了三个：一个是百姓自身的安危、貧贱、得失，这是诸家都承认的，而墨家尤为关注；一个是社会的秩序，礼乐制度等等，此为儒家所特倡，道家也崇尚遵循自然之道；三是君主个人的德行，包括墨家、儒家、杂家，都认为个人君主的威信、德行，可以成为百姓民意选择的依据。
参考文献：
[1]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4.
[2]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4.
[3]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4.
[4]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4.
[5]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4.
[6]王帆.先秦“民心”概念研究 [D]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14.
[7]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 [M]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关键词：先秦；子学；民心
先秦诸子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制定了许多的方法和原则，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顺民心”。不同阶级的身份，使他们对于“民心”的理解有所不同。然而，他们没有辨析“民心”的意涵，只是将其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依据。对“民心”的不同理解，使他们对于如何治理国家产生了不同意见。
关于“民心”的意涵，王帆在《先秦“民心”概念研究》中，对“民”的范围进行了辨析，在春秋战国时期，“民”的范围应是指“国人”——宗族之人（包括贵族），或者“庶人”——社会上所有的一般民众；本文所讨论的“民”的范围包括国人与庶人。對於政治影響力較大的是宗族，卿、大夫有時可以左右朝政，影響太子廢立等重要問題。但是在戰國時期，從“外國”而來的民眾，也成為統治者看重的力量。梁惠王問孟子，“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這里的“民”，就是“外國人”，沒有宗族關係的民眾。所以，本文將“民”的範圍囊括國人與庶人，既包括宗族貴族，也包括普通民眾。
管子說：“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這里的“民心”意涵就是百姓的願望。“順民心”是先秦諸子經常討論的話題，但他們代表了不同階級的利益，處於不同的時代背景當中，對于“人民的願望”理解并不一致。本文选取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为代表，寻找他们文本中对于“人民意愿”、“人民需求”的相关描写，以获知他们对于如何获得“民心”的理解。
一、儒家之民心：富与礼
在《论语》当中，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子贡问政。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民无所措手足。”
孔子对于樊迟问务农之事，发出这样的感慨：“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钧，不患贫而患不安。葢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如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子适卫，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可见，孔子对于“民心”的理解，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富”，一个是“礼”。“礼”象征着一种规范，是一种社会的秩序，它也代表着“信”，是百姓对于统治者的信心，也就是统治者的信用，是百姓遵守社会等级与统治者爱护百姓的一种约定。孔子认为，百姓对于统治者的信心，对于社会秩序的信心决定了他们是否愿意来到这个国家，所以他认为用德和礼来治理国家，民众就会襁负其子而至矣。有了“礼”的保障，百姓来到以后才会长久地在这里住下去，“既来之，则安之。”所以说教化民众懂“礼”，让民众知道如何“措手足”，在社会当中应该怎样行事，是统治者获得稳固统治、广泛民众的保障。而同时，“富”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在民众多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使他们富足，然后才教他们礼节。但是，使百姓富，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繁荣的国家，必须到达百姓知礼的高度，这个国家才能接近理想状态。所以说，孔子的学说是注重政治教化、注重“礼”的学说，他对于“民意”的理解，偏重于“该国家具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方面。”稳定的社会秩序，意味着较为公平的劳动分配，相对较少的收入差距，相对公正、不会随意更改的社会阶级待遇，意味着这是一个有理的国度，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同时，也心服口服，统治者以德、以礼、以信治国，这样百姓内心就有保障、有尺度。
孔子出身贵族，贵族在满足衣食的基础上，对于非精神物质的要求更高一点，因此，孔子认为人的需求不应只满足于吃饱饭，还要追求个人素质，也希望生活在一个和谐有礼的文明社会当中。
孟子对于“民心”的解释更为具体。《梁惠王上》：不违农时，榖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材木不可胜用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榖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告子下》记载：孟子对于乐正子将要做鲁国的宰相感到高兴。公孙丑问他为什么。孟子说：“其为人也好善。好善优于天下也，而况于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
《尽心上》：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大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天下仁人以为己归矣。”
孟子对于“民心”的解释，贴近人民实际，农民耕种得时，有衣穿，有粮食吃，还有学校可以学习长幼之义。同时，他对于“民心”的理解还有一个侧重点，就是统治者的德行。“西伯善养老者”，德音远播，所以百姓来归附他。“好善”之名满天下，无论千里，百姓都会来告之以善。孟子时常给国君直接而明确的建议，施行仁政，一方面，不违农时，使百姓自己能够富裕、宽绰。一方面，要求统治者自己用仁义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具有实行仁义的可能性，所以统治者应该先使自己成为一个仁人。如果统治者有了“仁”的名声，民意归附，天下归心，就可以成为王者。 二、道家之民心：無为与公正
老子对于人民的意愿，并无过多的描写。但是他有提到：“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老子一向主张“无为”，而他的论述，时常是建立在君主的立场上。而百姓，在他看来就像“羊”一样，是可以驾驭驱使的。百姓的心，会被统治者所导向。所以统治者，不能够使百姓生起异心，“不尚贤，使民不争。”“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所以轻死”。所以要“绝圣弃智”，无欲无为。百姓的意志，在老子的眼里，是会不断地变化的，而且并不能自我作出判断，随着天下形势而变化。在老子看来，百姓最舒服的政治姿态，也就是符合“道”运行的政治姿态，是最自然的“太上不知有之”，不被打扰的状态。“朴散则为器，聖人用之，则为官长。”合适的位置上做合适的事情，百姓各以其不同的品质，在适合他们的岗位上管理事物，发挥枢纽的作用。“治大国若烹小鲜”，“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百姓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法令滋彰，统治者个人意志过于强、私欲过于重的国家。希望少征税少徭邑，少受生产指令的限制，这样自然就会积累财富。百姓如小鱼，不能够经得起折腾，尤其是农民，所以就要顺着他们，让他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去生产、经营，不要去增加他们的负担。
老子的民心思想还表现在，希望统治者不要矜功好战方面。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性，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此话诚是告诫统治者处于谦卑的地位能够成为“百谷王”，也能够反映民众的意愿在于，统治者不要有过多的抱负，不要太争强好胜，要“贵以身为天下”，“後其身而身先”。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後，必有凶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这反映了民众讨厌战争的状态，百姓是战争中的受害者，因此战争乃是“不祥之事”。
此外，在老子看来，人民的愿望还有“公正平等”这个原则。
“聖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混其心。圣人皆孩之。”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也就是圣人、君主，不应该对百姓起分别心，应该一视同仁。百姓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当中。
老子是史官，对于历史规律有更多的掌握，也看到了国君如何处理国政怎样对民人最有利——顺道、自然、公正，而好矜功伐会使百姓遭殃，他看到了理想的“君臣”、“军民”关系应该处于一个怎么样的状态。他并没有直接说“民心”是怎么样的，也没有说要“顺应百姓”，但他直接对君主做了设定，要谦卑、无为。正是因为他觉得，这就是百姓的愿望，遵从这些原则，对于君主和百姓最有好处。
三、法家之民心：法令公正
韩非子说：“而聖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平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係虜之患。”（《奸劫弑臣》）
韩非子对于君主役使臣子的论述颇多，他是公子，其法制之思想，主要是为君主服务，而非为百姓着想，由此与老子所言称之“以百姓心为心”的平等之思想不同。在上一段，韩非子讨论了他所认为的理想社会。他所认为的理想社会、百姓所希望的理想社会，是君主圣人能够公正审判是非，不要被自己的亲属、左右近臣所左右，也不要让君主的嗜好对国家产生影响，不能给机会让下面的人讨好上级，要公正平等，要治乱饬邪，制止淫荡泛滥。有明法严刑可以让百姓规范自己，杜绝恶的行为，杜绝僭越，使国家富强。这样才能生活在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之中。韩非子是贵族出身，对于百姓的生活并未体贴过多，他所理解的民意，是从理论逻辑出发，去推想的，把行法令，定是非，去奸邪，放在第一。
法家学说在富国强兵方面在短期最有时效性，也积累了大量的从政经验。管仲被认为是早期法家代表，《管子》虽是後人附益而成，包含了经济、政治、兵法等内容，其中《牧民》、《权修》、《七法》诸篇，蕴含了较成熟的法家思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归入《子部·法家类》。
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墜，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墜。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使各为其所长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牧民》）
管子对于人民的意愿非常关注。他认为人民的意愿是统治的基石。统治者要重视人民的意愿，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统治效果，百姓听话，而且国家富裕。就像柏拉图《理想国》里面说的，将统治者比作牧羊人，而百姓是羊。只有充分考虑羊群的利益，才能使得牧羊的利益最大化。管子对于人民的意愿细致地考虑到了多个方面，包括，忧劳、贫贱、安危，这些都是百姓在生产劳动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管子不是出于仁义的考虑，而是总体利益的考虑，对于生产的环节细致考量，从双方的利益出发，最后是为了更好地役使民众，从而获得更大利益。 四、墨家之民心：免于饥寒
墨子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惜，三者民之巨患也。”（《非乐上》）
“今唯废以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非政中》）
“而顺天鬼百姓之利，则知者之道也。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赏之，鬼审之。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通。”（《非政下》）
墨子代表了下层劳动者的利益。他在论述当中，经常用人民死亡来说明儒家过于注重礼、排场，对于人民的损伤，以此来证明，政教不可行。在其它诸子的论述当中，并没有一家，有如此多的民众死亡事例。墨子深处人民大众之中，深知他们的难处，因此，他将他们的难处概括为三点：“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惜。”这是老百姓最基本的。所以他提出节用、节葬，都是为了提供更多的物质需求，分给其他人，以照顾更多的民众，满足更多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墨子认为顺民心者，能够得到鬼神的祐助，并以此作为应该爱惜民意的依据。
五、其它
《吕氏春秋·顺民篇》提出，“先王顺民心，故功名就。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其后举了越王勾践感化民心，最终大败吴国的例子。《吕氏春秋》的意思是，民心看重统治者的德行。在《左传》当中，也有诸多弑君篡位而成为君主，最后百姓不附，众叛亲离的例子。
总之，在先秦时期，“民心”的意涵主要包含了三个：一个是百姓自身的安危、貧贱、得失，这是诸家都承认的，而墨家尤为关注；一个是社会的秩序，礼乐制度等等，此为儒家所特倡，道家也崇尚遵循自然之道；三是君主个人的德行，包括墨家、儒家、杂家，都认为个人君主的威信、德行，可以成为百姓民意选择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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