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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易》常用比喻的手法来指示人事的吉凶
它的比喻和一般比喻有所不同,一般比喻有特定的被比喻的事物,而且多数是与做比喻的客体事物同时出现于文中;而《周易》的比喻多数没有特定的被比喻的主体事物,当然不出现于文中,仅仅描述取做比喻的客体事物而已,因此,可以应用在许多人事方面。这实有类于象征。
例如《坤·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乃比喻人们的战争双双都有所损伤。
《小畜》:“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乃比喻人事正在酝酿。
更突出的是《渐》卦六爻都用比喻:
《初六》:“鸿渐于干(岸),小子厉,有言,无咎。”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衔衔,吉。”
《九六》:“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角,无咎。”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上九》:“鸿渐于陆(当作陂),其羽可用为仪,吉。”
六爻都用鸿雁进到不同的地方比喻人们处于不同的环境,从而指出其吉凶的结果,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周易》中,比喻手法,不在少数。作者运用简单的语言,描画具体事物的形象,确切地显示出比喻和人事的共同点,有些还代表着一种人事法则,体现了作者的智慧和技巧。《周易》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特点呢?这一特点又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从诗歌的发展过程来看,《诗经》里的民歌惯用比兴的手法,其中虽不能肯定有在《周易》前或与它同时的诗篇,然而可以肯定民歌的运用比兴,是源远流长,并不是始于周代。那么《周易》中的比喻是受到民歌的启示,当无问题,而且直接采用民歌的语句,都不无可能。
第二,从散文的发展过程来看,殷代的《盘庚》三篇已经有了比喻,如“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是比喻臣民骚动,反对迁都,必须及时制止;“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乃比喻臣民服从法纪,国家才能不乱;“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乃是比喻有迁移和建设新都的勤劳,才能过安裕的生活。
第三,从占筮的特殊需要来看,《周易》本是筮书,卦爻辞中采用比喻来象征吉凶,在结合人事上,有比较广泛的灵活性。筮人在算卦的时候,可以把问卦者的环境、遭遇、往事、前途与比喻联系起来,加以体会甚至附会,而作出吉凶的具体结论。比喻在算卦上有这样的便利,所以作者多用这个手法。《周易》所以多有比喻,而且有类似象征的特色,是适应占筮需要而产生的。最值得注意的是比喻的手法是逐步提高的,《周易》的这一特点恰好说明西周初年在比喻上的初步成就,由殷代到周初到《诗经》时代这种手法逐步提高的过程,也显示出民歌对于文人作品的一种影响。
二、《周易》带有相当浓厚的诗歌色彩
它本来是一部散文作品,但其中却有不少短歌。尽管它们异常简短,少者只有两句,多者不过六句,但都是韵律和谐、节拍清晰,而且多是句法整齐,可以吟唱。其表现手法,拿《诗经》来比,或者是“直言其事”的“赋”,或者是“以彼喻此”的“比”,或者是“触景生情”的“兴”,此外还有的类似有人物故事的寓言,这是《周易》更重要的艺术特点之一。在前面引用的卦爻辞,有的可以兼做这个特点的例子,现在再分别举例如下:
1、采用赋的手法的短歌。《中孚·六三》:“得敌,或鼓惑罢,或泣或歌。”
具体地指出了战胜敌人、捉得俘虏,还是有益有损的事实。
2、采用比的手法的短歌。《否·九五》:“其亡!其亡!磐于苞桑。”意思是说明人们如果常常保持警惕,——“我要灭亡!我要灭亡!”那么,其人及其家国就不会灭亡,象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桑树那样巩固。
3、采用的兴的手法的短歌。
《大过·九二》:“枯杨生苐,老夫得其女妻。”
《大过·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
枯杨树,生幼芽,老头子娶个女娇娃;枯杨树,开花朵,老太婆嫁个少年哥。这两条是相当灵巧的起兴,它以鲜明的形象、铿锵的韵调,写出了老人寻得青年配偶,呈现着枯木逢春的生气。然而《周易》把它们写在《大过》卦里,还是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4、类似寓言的短歌。《睽·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
把它演绎成一个故事——一个人,赶着一辆牛车,他想要牛车向后退几步,当然只有握着缰绳,晃着鞭子,叫牛向后退才行。可是他不这样做,竟用双手把车向后拉,而牛却向前挣。这个人,这样的笨拙,这样的蛮干,结果不免要闯祸,遇到刺头额、割鼻子的酷刑。这个故事说明人们做事,如果违反了客观形势,而且有大力者在掣肘,就必然招致祸殃。
三、《周易》古经在语言方面的特点是词汇相当丰富、语句简短而洗练、描写事物生动形象
关于这些,从前面所引用的卦爻辞中便可以看出。但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再举几个例子,如:描写人的悲哭,“出涕沱若,戚嗟若。”(《离·六五》);描写人的身受刑杖,“臀无肤,其行次且”(《家人·九四》);描写家人的生活情态,“家人杲杲……妇子嘻嘻”(《家人·九三》);描写人又美味而不吃,却羡慕别人吃东西,“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夬·九四》)这些描写都是运用切当的词汇,铸成简短洗练的语句,绘出相当生动的具体事物的形象,而且多是带有韵律的短歌。
这一特点,不仅是殷代散文《盘庚》等所没有,而且是西周散文《大诰》、《康诰》等所不具备的,因此,可以说《周易》的语言在那个历史阶段,是代表着散文创作一种风格的较好的成就。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作出这样简单的结论,《周易》是一部最古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散文作品,它有独特的不无积极意义的思想内容,并且具有相当灵巧的表现手法和相当优美的语言风格,取得了初步的艺术成就;特别是它的比兴手法和诗歌色彩可以帮助我们说明上古散文与诗歌关于运用手法和语言的发展过程。它的文学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西周时代的王朝诰记与铜器铭文都较高一些。讲文学史的人都对它应予以适当的重视。
它的比喻和一般比喻有所不同,一般比喻有特定的被比喻的事物,而且多数是与做比喻的客体事物同时出现于文中;而《周易》的比喻多数没有特定的被比喻的主体事物,当然不出现于文中,仅仅描述取做比喻的客体事物而已,因此,可以应用在许多人事方面。这实有类于象征。
例如《坤·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乃比喻人们的战争双双都有所损伤。
《小畜》:“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乃比喻人事正在酝酿。
更突出的是《渐》卦六爻都用比喻:
《初六》:“鸿渐于干(岸),小子厉,有言,无咎。”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衔衔,吉。”
《九六》:“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角,无咎。”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上九》:“鸿渐于陆(当作陂),其羽可用为仪,吉。”
六爻都用鸿雁进到不同的地方比喻人们处于不同的环境,从而指出其吉凶的结果,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周易》中,比喻手法,不在少数。作者运用简单的语言,描画具体事物的形象,确切地显示出比喻和人事的共同点,有些还代表着一种人事法则,体现了作者的智慧和技巧。《周易》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特点呢?这一特点又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从诗歌的发展过程来看,《诗经》里的民歌惯用比兴的手法,其中虽不能肯定有在《周易》前或与它同时的诗篇,然而可以肯定民歌的运用比兴,是源远流长,并不是始于周代。那么《周易》中的比喻是受到民歌的启示,当无问题,而且直接采用民歌的语句,都不无可能。
第二,从散文的发展过程来看,殷代的《盘庚》三篇已经有了比喻,如“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是比喻臣民骚动,反对迁都,必须及时制止;“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乃比喻臣民服从法纪,国家才能不乱;“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乃是比喻有迁移和建设新都的勤劳,才能过安裕的生活。
第三,从占筮的特殊需要来看,《周易》本是筮书,卦爻辞中采用比喻来象征吉凶,在结合人事上,有比较广泛的灵活性。筮人在算卦的时候,可以把问卦者的环境、遭遇、往事、前途与比喻联系起来,加以体会甚至附会,而作出吉凶的具体结论。比喻在算卦上有这样的便利,所以作者多用这个手法。《周易》所以多有比喻,而且有类似象征的特色,是适应占筮需要而产生的。最值得注意的是比喻的手法是逐步提高的,《周易》的这一特点恰好说明西周初年在比喻上的初步成就,由殷代到周初到《诗经》时代这种手法逐步提高的过程,也显示出民歌对于文人作品的一种影响。
二、《周易》带有相当浓厚的诗歌色彩
它本来是一部散文作品,但其中却有不少短歌。尽管它们异常简短,少者只有两句,多者不过六句,但都是韵律和谐、节拍清晰,而且多是句法整齐,可以吟唱。其表现手法,拿《诗经》来比,或者是“直言其事”的“赋”,或者是“以彼喻此”的“比”,或者是“触景生情”的“兴”,此外还有的类似有人物故事的寓言,这是《周易》更重要的艺术特点之一。在前面引用的卦爻辞,有的可以兼做这个特点的例子,现在再分别举例如下:
1、采用赋的手法的短歌。《中孚·六三》:“得敌,或鼓惑罢,或泣或歌。”
具体地指出了战胜敌人、捉得俘虏,还是有益有损的事实。
2、采用比的手法的短歌。《否·九五》:“其亡!其亡!磐于苞桑。”意思是说明人们如果常常保持警惕,——“我要灭亡!我要灭亡!”那么,其人及其家国就不会灭亡,象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桑树那样巩固。
3、采用的兴的手法的短歌。
《大过·九二》:“枯杨生苐,老夫得其女妻。”
《大过·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
枯杨树,生幼芽,老头子娶个女娇娃;枯杨树,开花朵,老太婆嫁个少年哥。这两条是相当灵巧的起兴,它以鲜明的形象、铿锵的韵调,写出了老人寻得青年配偶,呈现着枯木逢春的生气。然而《周易》把它们写在《大过》卦里,还是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4、类似寓言的短歌。《睽·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
把它演绎成一个故事——一个人,赶着一辆牛车,他想要牛车向后退几步,当然只有握着缰绳,晃着鞭子,叫牛向后退才行。可是他不这样做,竟用双手把车向后拉,而牛却向前挣。这个人,这样的笨拙,这样的蛮干,结果不免要闯祸,遇到刺头额、割鼻子的酷刑。这个故事说明人们做事,如果违反了客观形势,而且有大力者在掣肘,就必然招致祸殃。
三、《周易》古经在语言方面的特点是词汇相当丰富、语句简短而洗练、描写事物生动形象
关于这些,从前面所引用的卦爻辞中便可以看出。但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再举几个例子,如:描写人的悲哭,“出涕沱若,戚嗟若。”(《离·六五》);描写人的身受刑杖,“臀无肤,其行次且”(《家人·九四》);描写家人的生活情态,“家人杲杲……妇子嘻嘻”(《家人·九三》);描写人又美味而不吃,却羡慕别人吃东西,“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夬·九四》)这些描写都是运用切当的词汇,铸成简短洗练的语句,绘出相当生动的具体事物的形象,而且多是带有韵律的短歌。
这一特点,不仅是殷代散文《盘庚》等所没有,而且是西周散文《大诰》、《康诰》等所不具备的,因此,可以说《周易》的语言在那个历史阶段,是代表着散文创作一种风格的较好的成就。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作出这样简单的结论,《周易》是一部最古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散文作品,它有独特的不无积极意义的思想内容,并且具有相当灵巧的表现手法和相当优美的语言风格,取得了初步的艺术成就;特别是它的比兴手法和诗歌色彩可以帮助我们说明上古散文与诗歌关于运用手法和语言的发展过程。它的文学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西周时代的王朝诰记与铜器铭文都较高一些。讲文学史的人都对它应予以适当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