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中学在一个小镇，学校距家有八九公里，上坡爬塬，是必经之路。我在学校的口粮，全靠父亲送，一周一回，每回30来个馍，外加一小瓶咸盐。
　　那时候，在同学中流传着几句顺口溜：周一周二大吃大喝，周三周四凑凑合合，周五周六不吃不喝。这里说的“大”，就是吃超了每天五个馍的定量;“凑”，是因为馍馍夏天成了“猕猴桃”，冬天成了“冰疙瘩”，只能凑合着吃呗;“不”，是因为“弹尽粮绝”，只能喝着西北风等待“新品上市”啊！
　　父亲每次送馍，不像有的家长是骑着自行车，且用黄色挎包装着体体面面送来的，而是把母亲蒸好的玉米面或高粱面发糕切成方块儿，一层一层地装在一个竹篮子里头，再盖上一块发黄的白布，一个胳膊挎着篮子，一手拄着一根木棍，一步一步走着送来的。
　　以前父亲送馍，是用一个白布袋子装上送的，好处是可以搭在肩上，两头各半，前后均匀，便于行走，还可以防风遮雨，保暖透气;缺点是经过一路的颠簸，送到我手里时，馍馍不是缺了棱角，就是变了个数，让我很难按照计划下口。后来母亲“发明”了提篮子法，不但可以让馍保持原有的模样，还减少了父亲走长路留下的汗渍味。可是挎着篮子拄着棍翻山越岭确实难为了父亲，近六十岁的人了，清早爬起来就得走几十里山路，赶在中午饭前将馍送到学校。
　　馍的送法，我倒不是太在意，我在意的是，馍的质量和颜色——同样是开水泡馍一大碗，却有着兄弟同工不同酬的深浅视觉感受。尤其是送馍的父亲，每次都像个讨饭的站在我的教室门口，总是不进教室门，把篮子从窗户递进来，然后问上两句不痛不痒的话就走了。时间长了，父亲送馍让我的虚荣心越来越不堪重负，总怕同学们笑话父亲窘迫的样子，让自己脸上很无光。所以每到送馍日，我都会找各种理由躲避父亲，托要好的同学把馍接进去就让父亲返回。
　　直到有一天，我彻底改变了这种幼稚的想法。那年冬季雪特别多，连下了几天后，山野里的积雪已有尺余。一个周末，肚子比我先发愁口粮的来源了，上午最后一节物理课下课时已经接近12点了，室内和室外的温差让窗户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花，坐在教室里根本看不见外面的情形，同学们都忙乱地收拾着书本准备打水吃饭，谁都没有注意外边。拿着教具的李老师出门后又折了回来，叫我出去一下。我急忙跑出去后，看见父亲在离我教室很近的老师宿舍屋檐下，旧棉裤湿到了膝盖处，上面贴着一层薄薄的冰花，地上散落着十几个旱烟头，那根木棍立在一个装着东西的布袋上。当我看到变了形的篮子和沾有泥水的黄馍，就已明白父亲这趟路上发生了什么，便急切地叫父亲到教室里暖和暖和。
　　父亲听了我的话，眼睛亮了一下，从怀里摸出一个鸡蛋，说这是母亲煮给我的，让我过生日时吃，然后背起布袋子，说要趁集上人多，把旱烟卖了，倒点煤油回家，不然天晚了山路不好走。
　　我很勉强地点了点头，目送父亲走出校门消失在大街上很远了还没有回过神来。自那次后，我再也没有在父亲送馍时躲避过，但少年的自尊心让我每顿饭都成了典型的“独食者”、歧视的防范者和吃速的领跑者。
　　高考落榜后，我面临复读和回乡务农两个选择。复读，家里供不起;回乡务农，我又不愿意。父亲在深思熟虑了多日后，不顾卧病在床的母亲和亲友反对，毅然让我报名参军，走一条我们父子俩都不为难的路。
　　新兵起运的那天，父亲送我到县城，临分别时，他在棉袄的内衬口袋里摸了好久，终归还是空手从棉袄里抽了出来。面对被巨大喜悦和兴奋包围的我，父亲似乎有话但没有说出来，任何叮咛也没有。听到车站带兵干部的哨声后，父亲默默地背起我换下的衣服准备返回，我没有看清也不想看清回头走出车站那一刻父亲的脸，只是本能地跑上去，把连长发给路途上的干粮——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两个大面包，塞进父亲的怀里，叮嘱他带回家里，与病床上的母亲一起尝尝。父亲有点惊慌失措，稍许片刻又恢复了平静，第一次在我面前沒有推辞，紧紧地将面包抱在怀里。
　　车出站已经很远了，坐在第一排的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伫立在路边的父亲，双手攥着面包，目送我踏上征程，走向远方。
　　（常朔摘自《陕西日报》/图 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