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理由

作为中国唯一一个致力于教育改革研究的民间非营利机构，几乎中国每一个重大的教育改革，都与其持续地多方奔走、呼吁以及调查研究有关。从2003年起，研究院每年出版的《中国教育蓝皮书》已是中国教育领域的一个指标性文本，2008年开始的“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开创了第三方评价政府教育绩效的先河。10年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始终在实践自己的承诺：以独立视角研究教育问题，以社会力量推动教育进步。

　　“你打算读高中吗？”“你今后希望在哪里生活？”
　　这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在中国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年农村初中生调查问卷中的两个问题。
　　答案让人深思：1598名农村初中生中，打算上高中的只占69.7%，而愿意生活在现住地的更少，仅5.2%。
　　“这便是我们农村学校的常态。培养单一的、‘超脱’的理想，将村娃子锁在乡土之外，无形中教人力求逃离农村，这些接受了‘离农’并且低质量教育的农村孩子，步入社会时对自己的命运将有怎样的解读？”12月初，研究院将数据发布，引起广泛关注。
　　这个已成立11年的民办非营利组织，以教育公共政策研究、教育创新研究为主，致力于独立的专业化研究、广泛的公众参与，希望最终推动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我们的愿景是成就最具公信力的民间教育智库，目前可能只达到20%，”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有些骄傲，也有些不满足，“但要是按规范的、可持续的、专业的民间教育机构，我们大致完成了一半以上。”他64岁，头发花白，不过说起研究院时，双眼仍闪烁着热切的光芒。

“信息拼图”

　　“美丽乡村教育”公益评选，是研究院在2013年的重要活动：4月启动，经过自主申报、专家和媒体推荐，共发现80多个典型案例；项目官员随后奔赴各地现场调研，渐渐筛选出10个优秀案例，在年终的高峰论坛上分享。
　　现场调研工作常常由院长杨东平带领。“他喜欢到各地去跑，比我们年轻人更有力量”，一位项目官员评价他。但对于杨东平来说，这样的工作常给他带来激情。
　　比如，在四川东北部贫困县阆中的调查，便使人惊喜。一般农村学校大多苍白空洞，阆中的学校完全不同：孩子们学书法；教室墙上挂着种在可乐瓶里花草；每个门都绘上画，称为“门板文化”；大多数学校有菜地，既种菜，也是学生劳动基地；不少学校还有猪圈。杨东平看后感叹，“这种粗茶淡饭的教育不仅合于水土，可以持续，而且真正可口养人啊！”
　　当然，阆中仅是特例，中国农村小学的整体情况并不乐观。据研究院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建设研究报告》，近半数（48.8%）村小没有运动场；在非走读村小中，约三成（29.1%）无食堂；在寄宿制村小，75%的学校每间宿舍住10名以上学生，最多的一间宿舍要住40名学生……
　　这种“以案例式、田野式的发现，完成一幅信息拼图”的调查办法，如今已成为研究院的主要调查和工作方式。仅2013年，研究院就发布了《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中国教育公益组织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报告》《北京市“小升初”教育信息公开情况调查报告》等多项调查报道。
　　执行院长黄胜利说，这种扎实的田野调查，是民间研究机构的优势，同时也是民间研究的价值所在。

民间智库比政府的目光更长远

　　研究院每年的例行工作有：组织年度教育高峰论坛，出版当年《中国教育蓝皮书》，隔年举办“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两个月一次研讨会，每月举办一次教育沙龙，每半个月出版一期《教育双周刊》……
　　很难想象，完成如此体量工作的，是一个仅有11人的专职团队，其中有转型公益的记者，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教育相关领域的前公司职员。
　　杨东平是研究院的精神领袖。他出身“红二代”，生活简朴，常和组员们一起吃盒饭，总是骑一辆旧28自行车，穿行于大学校园。研究院每个选题的确定、每份重要报告的发布，以至活动宣传材料上的用色，他都亲自给定意见。
　　2004年，杨东平以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的身份，受聘出任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这是研究院的前身，2002年由时任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在苏州创建，主要集合民间教育集团，开展教改实验。
　　杨东平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也是环保NGO“自然之友”发起人之一，与教授生涯对比，他“深刻地意识到体制内的事、学校内的事，很难改变。但在NGO，可以做很多事”。
　　杨东平担任院长后，北京部分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工作单位，2008年下半年正式独立，组成了包括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著名画家陈丹青等人在内的理事会，更名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
　　最初的办公室是北京理工大学一间教师宿舍，杨东平的三四位研究生，担任兼职研究员。但集沙成塔，几年间，研究院始终坚持以独立、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生活和舆论场，渐渐成为教育重大话题的“民间声音代表”。
　　他们开创了第三方评价政府教育绩效的先河，举办“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推出了民间版中国教改方案；发布北京小升初状况调查，呼吁对奥数、高考、择校热等教育问题的公众讨论……
　　“政府只关心三五年的事，而民间智库应该关注十年的事儿。”杨东平说，而且由于民间智库的独立立场和公立追求，有可够持续推动一项重大政策的转变，进而推动教育创新和社会变革。

见证自下而上的变革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提出的一些观点，已被各地政府直接或间接采纳。湖北省教育厅受研究院的教育制度创新奖的启发，也设了一个教育制度创新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制定过程中，研究院多次提出，“要用个性发展概念取代全面发展”，这个建议后来在《规划纲要》中化为“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相统一”。
　　由于关注的都是敏感话题，研究院常常受到攻击。批判奥数教育时，就有愤怒的家长在网上留言：普通人的孩子想升好学校，只有奥数这一条路了，不能把这条路堵死。
　　杨东平不以为意，他看到的是中国正以国家力量，从童年起便把每个人驱赶到同一条应试教育道路上去，“退化速度之快、恶化之激烈，是中國前所未有”。
　　他因此特别珍视那些火种般的教育改革：山东杜郎口中学撤掉讲台，搬走讲桌，实行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改革；浙江上虞在学校里设立乡贤学习分会；友成基金会正将人大附中初一的数学课，直接通过视频同时上到乡村中学去……
　　“近些年来，很多教育改革，都是首先在边远地区学校发生的，”杨东平说，“教育创新的核心概念，正是自下而上的变革。有人觉得我是个偏激的批判者，不过我也因为看到了很多基层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又对中国教育充满信心。”
　　2013年，研究院第一次成为变革的主体。他们和福建连城县教育部门合作，创办了培田实验小学，开展乡村特色教育实践。2014年，研究院决定将教育信息公开作为切口，推进微小透明。
　　研究院希望成为变革的发现者、参与者和推动者。然而现实常常铁板一块。比如，他们在北京地区研究小升初的体制改革，每年都在奋力高呼，却几乎毫无变化。
　　“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难道不是在隔空打墙吗？”研究院2012年年会时，一位研究员对杨东平说。
　　这位临近退休的老人回答：“我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这一次，他没有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