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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群魔》中，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从不信上帝到皈依基督教，他的死亡受“基督的爱”感化，也与陀翁宗教拯救灵魂的思想不谋而合;斯塔夫罗金作恶多端，他的自杀具有宗教的“罪与罚”意识;基里洛夫的自杀具有反抗的力量，他追求自我的意志。陀翁批判俄国虚无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泛滥的社会现实，死亡书写是俄国社会现实生存状况的反映，陀翁认为，作家只有热爱祖国和大地，才能摆脱群魔乱舞的局面，获得精神救赎。本文主要结合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东正教“罪与罚”的思想，对《群魔》中的死亡书写进行剖析。
一、死亡主题
死亡是一个恐怖的字眼，一个漂浮的能指，死亡也可以看作是小说的叙事方式的所指。如余华《活着》连续性地写死亡，死亡具有彰显生存的艰难和磨难的象征意义;博尔赫斯写死亡，如《小径分岔的花园》，却像多米诺骨牌，死亡与迷宫叙事的总体格局相关。
虽说陀翁也写死亡，这种死亡是“生不容易死容易的”的衬托。《罪与罚》中斯维德里盖洛夫不愿在道德与欲望都不能成全的谬论中活下去，所以自杀;《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斯麦尔加科夫承认杀了老卡拉马佐夫后，选择报复式地自杀;《温柔》中妻子宿命论式地自杀;《群魔》中的斯捷潘在疾病中慷慨死去，基里洛夫与斯塔夫罗金毁灭式地自杀。
有些小说中人物的死亡也是为小说情节、主题服务，也有些死亡主题是和作者有关联的。《红与黑》中，于连开枪自杀是为反抗自己的血统;《伤逝》中，子君郁郁而终，是挑战男性话语的不公。弗洛伊德分为生本能和死本能，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非常畏惧死亡本身的，这与陀翁流放前的经历有关。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创作的文学作品《死屋手记》中有这样的描述，1849年，陀翁因为参与文学团体讨论一本批评沙皇、后来被禁的书而被捕，判处死刑，但在临刑前的最后一刻被减刑。《白痴》集中地表现了陀翁的宗教情怀与自我忏悔、自我惩罚和自我救赎的思想，开头第一章写道：“他流着泪走上断头台，脸色像纸一样白。怎么可以这样？这难道不令人毛骨悚然吗？又有谁会因为心里的惧怕而流泪？出乎我的意料，一位四五十岁的人从未哭泣过的男人，一个成年的大人居然因极度恐惧而啼哭。”
陀翁对死亡是有恐惧情结的，对于很多犯罪的人物，作者会给予他一条活路，如《罪与罚》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德米特里。在《群魔》中，作者为何偏爱死亡？更直接的原因，《群魔》是源于陀翁当时的现实事件而进行的创作，并且对死亡的主题进行更广且更深入的挖掘。在文中曾谈论关于自杀的问题。“有这么两种人：一种人自杀或是由于过于悲伤，或是由于愤恨，或是由于疯狂，或是由于看破红尘……这些人的自杀都很突然。他们不大考虑是否疼痛，而是突然下手。然而另一种人自杀却是由于理性——他们想得可就多了。”由于隐含作者和叙述者“我”（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声音交叉叙事，小说的人物声音具有和叙述者“我”隐含作者的平等性，这也是复调小说具有的特点。笔者认为，这里斯塔洛夫金的自杀应属于第一种自杀形式，他过于疯狂，看破自己的虚无本质，所以选择自杀;而基里洛夫的自杀则属于第二种形式;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自然死亡是压抑和焦虑下解脱的一种方式。
自杀是《群魔》的重要主题和关键情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4年至1880年的主要作品《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对理性这一关键思想作了深入的探析。《群魔》就有对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两大思想的辩证，理性真的是良好社会的基础吗？根据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理论，一定要有一个具备高度凝聚力的集体，才能尽量减少自杀现象的发生。在陀翁看来，小说的主题就是希望青年人皈依宗教，摆脱巴扎罗夫似的虚无主义思想。不管是哪一种主题的揭示，死亡都是象征性的书写，读者要思考陀翁写善恶的道德冲突、虚无与存在的政治冲突，并解释反抗的力量在哪。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对此评价为：“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群魔》讲述了不同人物的死亡故事，这些死亡的故事可以看出陀翁是如何看待死亡的。
二、復调理论和东正教背景
本文先介绍一下复调理论和《群魔》的叙事结构，结合宗教和复调理论分析《群魔》的死亡现象。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曾对此评价：“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
陀翁笔下的主人公是表现自我意识的主体，他与作者的关系是平等对话的基础。复调小说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物的对话。在巴赫金看来，对话性是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关键。陀翁常把自己的某些伦理、审美，甚至政论观点放在他的小说人物身上，《群魔》采用的不再是第一人称内视角或第一人称外视角，而是多重声音展开叙事，隐含作者退隐为幕后者，但隐含作者一直是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在俯瞰整本小说。
由于是表现俄国虚无主义的现实和探讨精神上的救赎，人物对话性的话语非常丰富。如斯塔夫罗金被沙托夫打一耳光后来找他，沙托夫与斯塔夫罗金的对话。沙托夫认为这是为了拯救斯塔夫罗金的堕落，只有在信仰的俄罗斯民众当中，才能找到拯救世界的新上帝，沙托夫是陀翁自身“寻神论”的思想体现。而小说中的玛丽娅也具有俄罗斯“圣愚”的一些特征。当斯塔夫罗金想要公开自己与玛丽娅的婚事时，玛丽娅说：“我当时瞧了瞧你们所有的人：你们总是在生气，你们总是吵来吵去;不会聚在一起，开怀欢笑;财富那么多，欢乐却那么少——所有这些都令我憎恶。”这些话一下子就道出瓦尔瓦拉圈子里人们的弊病。 巴赫金用共时性的话语分析方法，不同人物的声音并不代表隐含作者的声音一直是被埋没的，如文本中火灾、凶杀案之后，“五人小组”想找彼得问清楚情况，大家都相信沙托夫会告密。这时叙述道：“当然，处处是生存斗争，而没有其他原则，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要知道，毕竟还是……”这里不可能是敘述者“我”（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声音，因为“我”当时不在现场。作者能使多个叙述头绪同时进行，同时埋好伏笔。
隐含作者会在情节突转的事实面前发表预叙或者戏剧性地解说，比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翁对阿廖沙在宗教庭长面前的叙述。南非文学评论家库切在《异乡人的国度》一书中说道，复调小说体现的是多重话语和相互抗争的意识形态，这里没有主体和客体，同时要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对话性有其自身的道德个性和个人理性上的原因。这一点，笔者觉得恰好是《群魔》死亡书写的一个重要意图：思考病态知识分子没有作为的原因。
东正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信奉的宗教，《圣经故事》旧约前面讲述摩西率领他们离开埃及，到神许诺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那片土地去。之后以色列人在沙漠里流浪了40年之后，摩西被神赐予一块土地，神还赐给摩西“十诫”爱神、爱人的思想。在笔者看来，陀翁之所以信奉基督教，是因为神能带领人民逃离苦难、政治压迫、悲剧的个人命运。人也是具有神性的，在《圣经故事》新约中，基督的复活已经象征着人的灵魂可在被遮暗的状态下获得新生，所以，人们应该持守自己的神圣使命，保持人与上帝之间的界限。但“伟大的俄国“只要不出现背叛式的犹大，每个人都可以在犯错后皈依宗教获得救赎。所以《群魔》中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杀害未背叛的沙托夫，却并未皈依宗教，他注定是毁灭式的人物，神也不会原谅。
《圣经》里的“不可杀戮”只代表不可杀死他人。苏格兰不可知论哲学家休谟引用古罗马作家普林尼的话指出，即便神愿意，他也无法自杀，而人可以自杀，因此，自杀是神在给人各种处罚的同时所赐予人的最高恩惠。这两点在斯塔夫罗金和基里洛夫身上最明显，一个是“无神论”，一个是“虚无主义者”，两者都不相信宗教具有救赎思想，这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同。
《群魔》取材于1869年莫斯科发生的“涅恰耶夫事件”，涅恰耶夫等五人小组暗杀伊万诺夫，陀翁借此表达对俄国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政治势力的批判。在19世纪的俄国，随着对宗教的怀疑，自杀问题也日益突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死亡书写不一定完全就是现实的自杀事件。美国学者施内德曼认为，陀翁之所以大量书写自杀，“有其艺术上的考虑，特别是，他有一种将强烈的戏剧性光芒在最极端的时刻抛洒到生命之上的渴望”。
总之，从叙事结构来看，《群魔》的死亡书写具有政治性、戏剧性、象征性;从作品主题来看，死亡这个行为背后具有救赎性、真理意识性。
三、精神出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说：“人民，或者对人民的看法和理解问题，现在这对于我们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其中包含着对于我们的未来的一切，甚至可以说也包含着我们现在最实际的问题。”陀翁认为，应该重视人民本身，因为这关乎俄罗斯的当下与未来。《群魔》中，斯塔夫罗金认为宽宏大量的基里洛夫不能忍受一种思想，于是开枪自杀了！但是他永远不会丧失理智，最后上吊自杀的时候，斯塔夫罗金当时的意志确实是清醒的。这是一位虚无主义者，介于无神论和信徒之间的中间人物，没有确定的信仰和思想，他肆无忌惮，做事不考虑后果，向社会和五人小组宣传自己的存在，在这里“美不能拯救世界”，因为在这类人物思想中，没有美的认知和察觉，爱是徒劳的。作家只有深入民间，能够直面现实，对笔下的人物有同情心，这样的作品才是有力量的。
《群魔》：“生活就是痛苦，生活就是恐惧，所以人是不幸的。如今一切全是痛苦和恐惧。如今人们之所以热爱生活，是因为他们喜欢痛苦和恐惧。现在的人还不是他将来那个样子。将会出现一种新人，幸福而自豪的新人。谁能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就会成为新人。谁能战胜痛苦和恐惧，他自己就能成为上帝。因为真正的上帝也做不到这一点。”余华小说中人物的死亡是残酷的，是没有挣扎的随意死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病态的知识分子，有思想而苦苦挣扎的年轻人。他们历经艰辛，而最终陀翁都会给自己的笔下的人物一条活路，因为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都报以同情。
即使死亡是一种解脱，作者也让笔下的人物找到答案，如《罪与罚》《群魔》，主人公在基督教的光环下实现心灵的洗礼。“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么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就坚定地信仰上帝，因而对无神论、虚无主义等思想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基里洛夫试图通过自杀成为“人神”，成为为所欲为的“上帝”;斯塔夫罗金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肆意试验力量，最终走向了虚无。陀翁认为，他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回归宗教，信仰上帝：“基督教是俄罗斯大地摆脱一切罪恶的唯一避难所。”并且，作家也应回到俄国的社会现实，紧紧与人民群众待在一起，才能深刻地书写死亡和苦难的意义。
四、结语
死亡，并非陀思妥耶夫斯基故事的结束。所有死亡结局潜藏着某种重要因素的缺失：对宗教的信仰、对个体精神的追求。死亡体现了“小说的反抗性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探究的是个体的心灵救赎，只要人物是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有思想、有灵魂，死亡也是有价值的。
（华南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陈超（1995—），女，湖南衡阳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一、死亡主题
死亡是一个恐怖的字眼，一个漂浮的能指，死亡也可以看作是小说的叙事方式的所指。如余华《活着》连续性地写死亡，死亡具有彰显生存的艰难和磨难的象征意义;博尔赫斯写死亡，如《小径分岔的花园》，却像多米诺骨牌，死亡与迷宫叙事的总体格局相关。
虽说陀翁也写死亡，这种死亡是“生不容易死容易的”的衬托。《罪与罚》中斯维德里盖洛夫不愿在道德与欲望都不能成全的谬论中活下去，所以自杀;《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斯麦尔加科夫承认杀了老卡拉马佐夫后，选择报复式地自杀;《温柔》中妻子宿命论式地自杀;《群魔》中的斯捷潘在疾病中慷慨死去，基里洛夫与斯塔夫罗金毁灭式地自杀。
有些小说中人物的死亡也是为小说情节、主题服务，也有些死亡主题是和作者有关联的。《红与黑》中，于连开枪自杀是为反抗自己的血统;《伤逝》中，子君郁郁而终，是挑战男性话语的不公。弗洛伊德分为生本能和死本能，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非常畏惧死亡本身的，这与陀翁流放前的经历有关。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创作的文学作品《死屋手记》中有这样的描述，1849年，陀翁因为参与文学团体讨论一本批评沙皇、后来被禁的书而被捕，判处死刑，但在临刑前的最后一刻被减刑。《白痴》集中地表现了陀翁的宗教情怀与自我忏悔、自我惩罚和自我救赎的思想，开头第一章写道：“他流着泪走上断头台，脸色像纸一样白。怎么可以这样？这难道不令人毛骨悚然吗？又有谁会因为心里的惧怕而流泪？出乎我的意料，一位四五十岁的人从未哭泣过的男人，一个成年的大人居然因极度恐惧而啼哭。”
陀翁对死亡是有恐惧情结的，对于很多犯罪的人物，作者会给予他一条活路，如《罪与罚》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德米特里。在《群魔》中，作者为何偏爱死亡？更直接的原因，《群魔》是源于陀翁当时的现实事件而进行的创作，并且对死亡的主题进行更广且更深入的挖掘。在文中曾谈论关于自杀的问题。“有这么两种人：一种人自杀或是由于过于悲伤，或是由于愤恨，或是由于疯狂，或是由于看破红尘……这些人的自杀都很突然。他们不大考虑是否疼痛，而是突然下手。然而另一种人自杀却是由于理性——他们想得可就多了。”由于隐含作者和叙述者“我”（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声音交叉叙事，小说的人物声音具有和叙述者“我”隐含作者的平等性，这也是复调小说具有的特点。笔者认为，这里斯塔洛夫金的自杀应属于第一种自杀形式，他过于疯狂，看破自己的虚无本质，所以选择自杀;而基里洛夫的自杀则属于第二种形式;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自然死亡是压抑和焦虑下解脱的一种方式。
自杀是《群魔》的重要主题和关键情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4年至1880年的主要作品《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对理性这一关键思想作了深入的探析。《群魔》就有对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两大思想的辩证，理性真的是良好社会的基础吗？根据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理论，一定要有一个具备高度凝聚力的集体，才能尽量减少自杀现象的发生。在陀翁看来，小说的主题就是希望青年人皈依宗教，摆脱巴扎罗夫似的虚无主义思想。不管是哪一种主题的揭示，死亡都是象征性的书写，读者要思考陀翁写善恶的道德冲突、虚无与存在的政治冲突，并解释反抗的力量在哪。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对此评价为：“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群魔》讲述了不同人物的死亡故事，这些死亡的故事可以看出陀翁是如何看待死亡的。
二、復调理论和东正教背景
本文先介绍一下复调理论和《群魔》的叙事结构，结合宗教和复调理论分析《群魔》的死亡现象。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曾对此评价：“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
陀翁笔下的主人公是表现自我意识的主体，他与作者的关系是平等对话的基础。复调小说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物的对话。在巴赫金看来，对话性是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关键。陀翁常把自己的某些伦理、审美，甚至政论观点放在他的小说人物身上，《群魔》采用的不再是第一人称内视角或第一人称外视角，而是多重声音展开叙事，隐含作者退隐为幕后者，但隐含作者一直是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在俯瞰整本小说。
由于是表现俄国虚无主义的现实和探讨精神上的救赎，人物对话性的话语非常丰富。如斯塔夫罗金被沙托夫打一耳光后来找他，沙托夫与斯塔夫罗金的对话。沙托夫认为这是为了拯救斯塔夫罗金的堕落，只有在信仰的俄罗斯民众当中，才能找到拯救世界的新上帝，沙托夫是陀翁自身“寻神论”的思想体现。而小说中的玛丽娅也具有俄罗斯“圣愚”的一些特征。当斯塔夫罗金想要公开自己与玛丽娅的婚事时，玛丽娅说：“我当时瞧了瞧你们所有的人：你们总是在生气，你们总是吵来吵去;不会聚在一起，开怀欢笑;财富那么多，欢乐却那么少——所有这些都令我憎恶。”这些话一下子就道出瓦尔瓦拉圈子里人们的弊病。 巴赫金用共时性的话语分析方法，不同人物的声音并不代表隐含作者的声音一直是被埋没的，如文本中火灾、凶杀案之后，“五人小组”想找彼得问清楚情况，大家都相信沙托夫会告密。这时叙述道：“当然，处处是生存斗争，而没有其他原则，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要知道，毕竟还是……”这里不可能是敘述者“我”（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声音，因为“我”当时不在现场。作者能使多个叙述头绪同时进行，同时埋好伏笔。
隐含作者会在情节突转的事实面前发表预叙或者戏剧性地解说，比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翁对阿廖沙在宗教庭长面前的叙述。南非文学评论家库切在《异乡人的国度》一书中说道，复调小说体现的是多重话语和相互抗争的意识形态，这里没有主体和客体，同时要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对话性有其自身的道德个性和个人理性上的原因。这一点，笔者觉得恰好是《群魔》死亡书写的一个重要意图：思考病态知识分子没有作为的原因。
东正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信奉的宗教，《圣经故事》旧约前面讲述摩西率领他们离开埃及，到神许诺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那片土地去。之后以色列人在沙漠里流浪了40年之后，摩西被神赐予一块土地，神还赐给摩西“十诫”爱神、爱人的思想。在笔者看来，陀翁之所以信奉基督教，是因为神能带领人民逃离苦难、政治压迫、悲剧的个人命运。人也是具有神性的，在《圣经故事》新约中，基督的复活已经象征着人的灵魂可在被遮暗的状态下获得新生，所以，人们应该持守自己的神圣使命，保持人与上帝之间的界限。但“伟大的俄国“只要不出现背叛式的犹大，每个人都可以在犯错后皈依宗教获得救赎。所以《群魔》中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杀害未背叛的沙托夫，却并未皈依宗教，他注定是毁灭式的人物，神也不会原谅。
《圣经》里的“不可杀戮”只代表不可杀死他人。苏格兰不可知论哲学家休谟引用古罗马作家普林尼的话指出，即便神愿意，他也无法自杀，而人可以自杀，因此，自杀是神在给人各种处罚的同时所赐予人的最高恩惠。这两点在斯塔夫罗金和基里洛夫身上最明显，一个是“无神论”，一个是“虚无主义者”，两者都不相信宗教具有救赎思想，这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不同。
《群魔》取材于1869年莫斯科发生的“涅恰耶夫事件”，涅恰耶夫等五人小组暗杀伊万诺夫，陀翁借此表达对俄国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政治势力的批判。在19世纪的俄国，随着对宗教的怀疑，自杀问题也日益突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死亡书写不一定完全就是现实的自杀事件。美国学者施内德曼认为，陀翁之所以大量书写自杀，“有其艺术上的考虑，特别是，他有一种将强烈的戏剧性光芒在最极端的时刻抛洒到生命之上的渴望”。
总之，从叙事结构来看，《群魔》的死亡书写具有政治性、戏剧性、象征性;从作品主题来看，死亡这个行为背后具有救赎性、真理意识性。
三、精神出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说：“人民，或者对人民的看法和理解问题，现在这对于我们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其中包含着对于我们的未来的一切，甚至可以说也包含着我们现在最实际的问题。”陀翁认为，应该重视人民本身，因为这关乎俄罗斯的当下与未来。《群魔》中，斯塔夫罗金认为宽宏大量的基里洛夫不能忍受一种思想，于是开枪自杀了！但是他永远不会丧失理智，最后上吊自杀的时候，斯塔夫罗金当时的意志确实是清醒的。这是一位虚无主义者，介于无神论和信徒之间的中间人物，没有确定的信仰和思想，他肆无忌惮，做事不考虑后果，向社会和五人小组宣传自己的存在，在这里“美不能拯救世界”，因为在这类人物思想中，没有美的认知和察觉，爱是徒劳的。作家只有深入民间，能够直面现实，对笔下的人物有同情心，这样的作品才是有力量的。
《群魔》：“生活就是痛苦，生活就是恐惧，所以人是不幸的。如今一切全是痛苦和恐惧。如今人们之所以热爱生活，是因为他们喜欢痛苦和恐惧。现在的人还不是他将来那个样子。将会出现一种新人，幸福而自豪的新人。谁能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就会成为新人。谁能战胜痛苦和恐惧，他自己就能成为上帝。因为真正的上帝也做不到这一点。”余华小说中人物的死亡是残酷的，是没有挣扎的随意死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病态的知识分子，有思想而苦苦挣扎的年轻人。他们历经艰辛，而最终陀翁都会给自己的笔下的人物一条活路，因为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都报以同情。
即使死亡是一种解脱，作者也让笔下的人物找到答案，如《罪与罚》《群魔》，主人公在基督教的光环下实现心灵的洗礼。“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么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就坚定地信仰上帝，因而对无神论、虚无主义等思想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基里洛夫试图通过自杀成为“人神”，成为为所欲为的“上帝”;斯塔夫罗金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肆意试验力量，最终走向了虚无。陀翁认为，他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回归宗教，信仰上帝：“基督教是俄罗斯大地摆脱一切罪恶的唯一避难所。”并且，作家也应回到俄国的社会现实，紧紧与人民群众待在一起，才能深刻地书写死亡和苦难的意义。
四、结语
死亡，并非陀思妥耶夫斯基故事的结束。所有死亡结局潜藏着某种重要因素的缺失：对宗教的信仰、对个体精神的追求。死亡体现了“小说的反抗性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探究的是个体的心灵救赎，只要人物是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有思想、有灵魂，死亡也是有价值的。
（华南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陈超（1995—），女，湖南衡阳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