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人们的生活因疫情而改变。口罩、闭门不出、线上交流与普遍的紧张和焦虑构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实。这种新变与突变对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有一种说法，作家须对这一现实做出及时回应，似乎这关乎作家的职责与操守。但也有人认为，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记叙与想象跟作为事件的现实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这种争论由来已久，至今依然是个不易辨清的命题。但有一点应该清楚，就像我们不愿看到文学以整齐划一的面目出现，也就不能以任何理由要求作家们以某种既定的方式面对现实。本期签约作家们的创作正是在当前这一特殊的氛围中继续讨论着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春树的《琥珀》再次展示了一位成熟的作家对写作本身的深思熟虑。小说以疫情的发生作为前提，在叙述中并无惊涛骇浪，甚至来得有些随意。但在那满是恍惚的语调里，人与现实的尴尬关系，人在现实中的乏力和虚无，逐次沁浸而出。疫情伊始，“我”从柏林飞往北京，“飞机上只有亚洲面孔的人戴着口罩”。“我”在星巴克给黎阳发了微信，收到回复“北京欢迎你”。这些玩笑式的对话和有关机场的闲话从某种程度上确认了小说的现实和小说的整体气氛。“我”回来只是为了与黎阳见一面，“回北京的冲动超过了对病毒的恐惧”。事实上，“我”和黎阳只是“特别聊得来”，但“我也不想知道黎阳到底是什么情况，反正我想见他，他想见我”。然而现实总是出人意料，或者说很符合这类关系和这类故事接下来的走向。一边是漫长又热切的等待，一边是推三阻四支支吾吾，其间还夹杂着疫情日渐紧张和人们的不安与焦虑，但这一切在小说中又以细碎或貌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呈现出来。
　　回到北京的“我”只能通过微信与外界发生关联，在这个经由数字信号架设起的虚无空间里，有说好的旅行，有远方的美食，也有这里那里接连关门停业的消息，当然还有那个越来越沉默的黎阳。与之对应的，是“我”和母亲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话，是整理旧书的忙碌却实则百无聊赖的下午，是练过瑜伽只能发呆或门外空荡荡的北京。“线上”的丰饶与“线下”的贫瘠在小说里构成了一种奇异的张力，仿佛那些来自虚拟时空中的期待正有力地对抗着现实中的无聊才让“我”不至拔腿而去。但是，当这种制衡或张力随着黎阳的搪塞及其秘密的明确不复存在，“我”也就失去了继续待下去的理由和力量。小说中，疫情的紧张似乎是“我”返回柏林的原因，但是，内心的失落与环境变化的交织才完全促成了一个决定和一个行动的发生。《琥珀》没有把疫情在小说中的作用绝对化，它在小说里可能更像某种掩护，遮盖起人生无常和无处不在的虚妄。小说的结尾，“我”难以避免地开始思考死亡，但“我”最渴望的却是要把在北京的感受遗忘。在被隔离的柏林，“我”每天的生活是看孩子做饭或者跟丈夫吵架，但其间的寂寞、孤独与无聊却似曾相识。无论是作为故事的“禁忌之爱”还是作为背景的疫情都无法独立支撑这篇小说，毕竟它讲述的是人心无法被填充的黑洞，是通往终极意义上的人不能作为亦不可作为的虚无。
　　房伟的《一个人的归途》与疫情有着更加直接的联系，在这篇以武汉江夏区金口中心卫生院检验技师甘如意四天三夜骑行返汉为原型的小说里，作者对这场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征程及其前前后后进行了充分的想象。小说从主人公甘如怡第二天由207國道进入高速开始。深夜，没有车也没有人的高速，天上飘着细雨，就连那共享单车“链条也紧得发轴”……这几乎集中了骑行路上可能出现的所有困难。好在有心中的使命感和一个于远方惦念着自己的人，所谓苦也就不苦了。相比新闻报道对甘如意个人经历的集中讲述，《一个人的归途》更愿意将人物置于相对复杂的关系中进行塑造。甘如怡的父亲在她十五岁那年牺牲在救火现场，这似乎为她日后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提供了某种来源；同为95后的杜宾与甘如怡似情人又似战友，一路上用微信陪伴她走完全程；甘如怡与中年警察在途中两次相遇，这种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构建着小说的现实氛围，或许正因如此，房伟才会让甘如怡把自行车骑上了高速。《一个人的归途》在核心故事之外的人物关系上大做文章，这种关系与氛围的虚构和想象恰恰完成了新闻到小说的转变。
　　如果说到关系，那么朱婧的《葛西》则在复杂的情感纠葛间增添了一种需要层层剥开的隐秘色彩。“我”与女友雪利、雪利与“我”的父母、“我”与父母、“我”与梨落、梨落与“我”父亲以及父亲、母亲之间——朱婧几乎让小说人物的关系实现了排列组合，且在每个组合中都存在着某种不甚明确的危机。《葛西》并不一定是要讲述一则耸人听闻的故事或进行什么道德批判，倒更像是在一个跨越漫长时间的精短故事里去考验对于复杂关系与微妙心理的承载能力。小说的语调充满诗意，但在这诗意背后却是根植于现实的冲动、失落、无奈、尴尬和龌龊。虽然我们不能说《葛西》由此就写出了人间悲喜，却不得不承认朱婧在一个狭小的文体空间中实施了一次有关情感、有关心理、有关秘密的生活模型的实验。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与现实中，《琥珀》的机智，《葛西》的游离，《一个人的归途》的直接，青年作家们以其独特的方式让文学与现实保持着紧密联系。事实上，并不存在断然与现实无关的创作。此处暂且不谈创作无法脱离受制于现实的人的语言、思维与想象或是现实是怎样被塑造的，仅就故事层面来说，小说的现实与所谓现实的现实，又何尝会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责任编辑：朱广金
　　李振，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