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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少年问题作为一个受大众关注的社会问题，其成因是多样化的。本文以青少年涉毒问题为出发点，从社会学视野可以看出，青少年涉毒问题往往与其他社会问题相互交织，中国社会特殊分层结构容易造成结构性紧张，社会主流价值观塑造的目标与达成手段之间的紧张反映在了青少年涉毒问题上，社群隔离使得不同阶层和社群之间的差异变大，潜伏着青少年走上涉毒道路的危机，社会解组导致了对青少年行为的控制力下降。
关键词：青少年；涉毒问题；社会结构；隔离；解组
青少年涉毒问题作为当代青少年问题的一个重要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的关注。当前中国毒品滥用呈多样化趋势，青少年涉毒问题包括青少年吸毒以及参与制毒、贩毒等犯罪问题。青少年吸毒是涉毒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然而在青少年参与毒品犯罪的问题上，网络贩毒这样一种新兴的犯罪方式使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其中，但还未有全国范围青少年参与毒品犯罪的统计数据。大众对于青少年涉毒问题的认识大多集中在青少年心态及个案方面，从社会学视野可以看出，青少年涉毒问题往往与其他社会问题相互交织，中国社会特殊分层结构容易造成结构性紧张，社会主流价值观塑造的目标与达成手段之间的紧张反映在了青少年涉毒问题上，社群隔离使得不同阶层和社群之间的差异变大，潜伏着青少年走上涉毒道路的危机，社会解组导致了对青少年行为的控制力下降。这样的理论框架也可解释宏观方面的青少年问题，但本文着重将这种理论框架运用在解释青少年涉毒问题上，加以实例探讨当代中国青少年涉毒问题。
一、以社会结构视角解释青少年涉毒问题成因
以社会结构视角作为出发点，在众多社会学者的研究中，以下主要从两个社会学观点来对青少年涉毒问题进行分析。
最早由功能学派社会学家 Robert Merton（1968）提出的“社会结构紧张”理论有助于解释青少年涉毒问题的成因。 Merton认为，所谓 “结构紧张 ”，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即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失衡的状态。青少年涉毒问题作为一种 “失范”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结构性问题。
在中国社会，社会价值观将应试教育以及学习成绩与个人在未来的社会价值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 Merton的理论将结构性紧张分为了目标变量和手段变量。青少年在面对社会主流文化所提出的目标有三种手段来应对，对于涉毒青少年来说，他们就是采用了叛逆的方式，对社会大众价值观加以否定，以吸毒或是参与毒品犯罪来消极地重塑目标，但是这样的目标是被社会主流价值观所不能接受的。在涉毒青少年群体中，学习成绩差或是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而未能继续升学的青少年出现涉毒行为的情况屡见不鲜 ，这个解释模式可以运用到社会各阶层的青少年涉毒问题上，中上阶层的青少年因为无法达到社会与家庭赋予的文化目标，而采取吸毒的方式来寻求刺激以及麻痹自己，这已经不仅仅是从个体心理的角度来分析青少年涉毒的成因了，而是社会造成的。然而低下阶层的青少年涉毒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一点，因此在社会结构层面，还需要结合社会分层来对青少年涉毒问题进行更深层次地探讨。
Merton的理论中也有关于社会阶级与结构紧张之间关系的论述，他认为由于社会歧视性的阶级结构和种族等级的存在，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得到社会主流文化目标和常规手段，中上层阶级的竞争优势是下层社会无法取得的，因此采用非常规手段去达到目标或是以消极态度去重塑目标。中国现在处于社会变迁的快速时期，社会分层结构呈一个特殊的状态。在与精英阶层对应的另一端的弱势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这个群体的青少年无法与中上层阶级的青少年平等地竞争，往往采用非常规的方式来达到诉求，这样的一种情况与西方社会以及香港社会是相类似的。英国犯罪率上升往往是与经济因素分不开的，没有工作的青少年或是童工容易参与到越轨行为中。在中国内地，由于社会流动造成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成为热潮，一部份成爲了留守在家的青少年，另一部份青少年随父母进城或是自己进城打工。往往这两类青少年都无法和中上层阶级的青少年公平地得到发展的机会，因此这两类青少年越轨行为都比较突出，涉毒问题也比较严重。
以上所提到的中国内地几类底层青少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所在的社群与社会其他阶层所在的社群是不同的，留守青少年所在的是农村社群，而随父母进城或是自己进城打工的青少年所居住的社区在中国内地有一个特有的名称——城中村。他们所处的社群与社会主流群体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因此在第二部份以社群隔离的角度来看待青少年涉毒问题。
二、以社群隔离角度看青少年涉毒问题
“社会群体隔离”简称社群隔离，由于社会群体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地位和文化，在这些群体间存在着客观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底层地位的群体聚居在城市的某一区域，如中国内地大城市的城中村，美国城市里的黑人社区或是贫民区，香港的公共屋邨等。然而，社群隔离一旦形成，又会加剧隔离社群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从而使社群隔离更加强化。
美国社会学家 Burgess等（1925）提出的同心圆理论学，就是解释社群区位性隔离的一套理论。他认为 “过渡区”社会问题多，有着贫穷、社会流动大等结构性特征，同时也是生活环境最差的区域。区位隔离是经济贫富差距造成的中上阶层群体与低下阶层群体的隔离，是人们迫于经济压力选择的结果，其明显特点是不同群体居住在不同环境和地域。而青少年处于这样一个所谓的 “过渡区”，缺乏和社会主流群体的交往，在获得合法机会达到社会目标方面就显得更加困难了，生活圈子很小，同质化特点就更加明显了。一些隔离群体的青少年往往会被社会主流社会污名化，就容易陷入自我身份的困境中，成为游离于主流群体之外的边缘群体，成为闲散人员，社会的闲散人员是社会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在中国内地城市城中村生活的青少年之间的身份认同感比较强烈，很大部份青少年没有工作也没有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成为闲散青少年，在这样一个群体中，相互依赖度高，毒品在这样的群体中蔓延速度很快。这些闲散青少年往往被迫成为自愿性的隔离，他们自愿聚集在一起，使得与社会主流群体的距离更疏远，对主流文化目标的抗拒也更加强烈，当群体中某些个体参与到毒品犯罪中，其他人跟风的可能性就比其他社会群体的青少年大。 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处于农村社区的青少年，他们所处的群体往往是非自愿性的隔离，与城镇居民分离开来。在中国社会，就是所谓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造成的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分。在户籍制度上也将城市与农村分离开来，而农村社群并不是自愿地与城镇居民隔离开来的。在这个社群的青少年，也面临着与“城中村”隔离群体的青少年相同的社会问题。群体的同质化程度较高，加上农村的信息来源没有城市丰富，在消息相对闭塞的生活环境中，更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参与贩毒制毒活动。在中国边陲地区临沧市辖区的一些偏远山区，青少年被犯罪份子利用参与运毒的情况也十分常见，笔者于 2008年参与了中国云南省临沧市青少年禁毒工作的有关调查采访中采访过一个少女孕妇运毒的案例，少女就是一个典型的农村留守青少年，父母都在深圳打工，而少女却从来未走出大山，对外面的世界十分陌生，被同村的毒贩男友所利用参与到运毒贩毒的犯罪活动中，年仅 19岁却已多次利用孕妇身份贩毒运毒。
无论是身处城市还是农村的低下阶层的青少年，他们的职业、生活方式、居住环境都与其他社群的青少年有很大程度上的区别，这样的区别潜伏着走上越轨以及犯罪行为的危机，青少年成为边缘人，例如香港边缘青少年问题的研究中发现，香港滥用药物的高危人群是边缘青少年。社会隔离使得这类青少年不能得到正常的社会化过程，在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却产生一种对社会主流的疏离和抗拒的情绪，消极地吸食毒品，或是采用极端的方式 ——参与毒品犯罪来达到某些偏离的社会化目标。不充分的社会化和陌生社区导致青少年同传统社会及其价值观念的联系不紧密，这种不紧密的联系又容易加强个体同青少年越轨群体的联系，同伴间的模仿和学习是青少年吸毒的重要原因。
社会结构性紧张，社会阶层的差异以及社会群体隔离造成的社会解组容易使这一类青少年脱离社会和社区的控制，因此在第三部份，笔者从社会解组的视野来探讨社会控制力的下降对青少年涉毒问题的影响。
三、社会解组对青少年涉毒问题的影响
社会解组理论的两位重要人物 Shaw和 McKay（1942）在社会变迁理论的影响下，将社会解组理论引入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中。在一个贫穷，种族异质性以及居民流动性大的社区里，正式的社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习惯与传统、邻里关系、公共舆论以及通过它们发挥的邻里对青少年行为的控制作用都被削弱了，从而导致青少年犯罪问题严重。
在中国一些大城市，市中心以及繁华地区社会发展较为发达，而像城乡结合区域以及“城中村”这样的区域未能协调城市总体的发展，社会解组和社会问题就容易出现，这些社区处于失衡状态，约束力就被瓦解了。在这种社区生活的青少年缺乏一个有效的控制力来约束他们的越轨行为，加上他们的家庭在城市中没有一个稳定的居所，流动性较大，政府和社区很难对这样的家庭和青少年做一个有效的了解和统计，因此当处于这样一个区域的青少年如果遇到涉毒问题时，并不能得到及时的帮助和指导，而家庭环境也十分恶劣，导致这个阶层的青少年涉毒问题愈发严重。
美国学者 Thomas和 Florian（1927）进行了有关移民与家庭解组的研究，主要分析了波兰移民的家庭解组情况，他们认为因为移民而使得家庭降低了对家庭成员的约束和管制，第一代移民在移民后往往封闭孤立自己，而第二代移民经历家庭解组的过程，家长对他们的约束力不足，而他们又处于强烈的文化冲突中，成为了一群无文化的人。这个研究发现在中国社会也有充分的体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进城打工的父母作为第一代是采取孤立自己的状态来适应城市的生活和社会，而在城市里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方面因为社会解组，缺乏社区，邻里以及社会公众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因为家庭解组，缺乏家长的约束力，在涉毒问题上缺乏两种社会的控制，一旦沾染上毒品，就走向一条不归路，因为家庭的经济条件差以及青少年本身处于失业闲散状态，他们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以供吸毒的费用，他们会采取非常规的手段来获取所需，毒贩就是抓住这类涉毒青少年的弱点，利用他们参与如参与制毒过程，运送毒品以及分销毒品这样的不法活动中。
四、结语
现代社会中，对青少年问题探本寻源，归咎于我们现时社会结构的分歧、新旧观点的冲击以及一部份青少年本身的抱负和理想。青少年涉毒问题作为青少年犯罪问题中比较严重和被社会广泛关注的一部份，不能仅仅看做是个体或是心理问题，而应当把这样的问题放在社会结构中加以分析理解。
在上面的文章中从三个角度分析青少年涉毒的成因，分别是社会结构性紧张，社群隔离以及社会解组理论。因此禁毒工作根据这三个方面的成因，也作出了相对应的政策。现时中国的禁毒工作，在很多禁毒宣传中将其称之为 “人民战争”，不仅是公安机关打击毒品犯罪，还调动社会力量，以社会群体以及个人的力量去遏制毒品的蔓延，现时很多“城中村”以及农村社区环境和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设施和政策还不完善，在底层阶级以及边缘群体生活的青少年缺乏正常的社会化过程，涉毒情况较其他青少年更为严重，因此应加强这类社区的控制力，加强社会群体的联系融合，减少毒品侵害蔓延的风险。
[参考文献]
[1] John Muncie.Histories of youth crime：The deprived and the depraved[J].Youth and crime：A Critical Introduction.1999，2，47-69.
[2] Park Robert.The Cit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
[3] Robert K.Merton.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ucture[M].NewYork：Free Press. 1968.
[4]Shaw，Clifford R. and Henry D.Mckay.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Urban Area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5]Thomas，William I.and Florian Znaniecki.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M].NewYork：Knopf.1927.
[6]周愫嫻等.犯罪學理論以其實證[M]，台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关键词：青少年；涉毒问题；社会结构；隔离；解组
青少年涉毒问题作为当代青少年问题的一个重要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的关注。当前中国毒品滥用呈多样化趋势，青少年涉毒问题包括青少年吸毒以及参与制毒、贩毒等犯罪问题。青少年吸毒是涉毒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然而在青少年参与毒品犯罪的问题上，网络贩毒这样一种新兴的犯罪方式使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其中，但还未有全国范围青少年参与毒品犯罪的统计数据。大众对于青少年涉毒问题的认识大多集中在青少年心态及个案方面，从社会学视野可以看出，青少年涉毒问题往往与其他社会问题相互交织，中国社会特殊分层结构容易造成结构性紧张，社会主流价值观塑造的目标与达成手段之间的紧张反映在了青少年涉毒问题上，社群隔离使得不同阶层和社群之间的差异变大，潜伏着青少年走上涉毒道路的危机，社会解组导致了对青少年行为的控制力下降。这样的理论框架也可解释宏观方面的青少年问题，但本文着重将这种理论框架运用在解释青少年涉毒问题上，加以实例探讨当代中国青少年涉毒问题。
一、以社会结构视角解释青少年涉毒问题成因
以社会结构视角作为出发点，在众多社会学者的研究中，以下主要从两个社会学观点来对青少年涉毒问题进行分析。
最早由功能学派社会学家 Robert Merton（1968）提出的“社会结构紧张”理论有助于解释青少年涉毒问题的成因。 Merton认为，所谓 “结构紧张 ”，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即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失衡的状态。青少年涉毒问题作为一种 “失范”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结构性问题。
在中国社会，社会价值观将应试教育以及学习成绩与个人在未来的社会价值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 Merton的理论将结构性紧张分为了目标变量和手段变量。青少年在面对社会主流文化所提出的目标有三种手段来应对，对于涉毒青少年来说，他们就是采用了叛逆的方式，对社会大众价值观加以否定，以吸毒或是参与毒品犯罪来消极地重塑目标，但是这样的目标是被社会主流价值观所不能接受的。在涉毒青少年群体中，学习成绩差或是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而未能继续升学的青少年出现涉毒行为的情况屡见不鲜 ，这个解释模式可以运用到社会各阶层的青少年涉毒问题上，中上阶层的青少年因为无法达到社会与家庭赋予的文化目标，而采取吸毒的方式来寻求刺激以及麻痹自己，这已经不仅仅是从个体心理的角度来分析青少年涉毒的成因了，而是社会造成的。然而低下阶层的青少年涉毒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一点，因此在社会结构层面，还需要结合社会分层来对青少年涉毒问题进行更深层次地探讨。
Merton的理论中也有关于社会阶级与结构紧张之间关系的论述，他认为由于社会歧视性的阶级结构和种族等级的存在，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得到社会主流文化目标和常规手段，中上层阶级的竞争优势是下层社会无法取得的，因此采用非常规手段去达到目标或是以消极态度去重塑目标。中国现在处于社会变迁的快速时期，社会分层结构呈一个特殊的状态。在与精英阶层对应的另一端的弱势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这个群体的青少年无法与中上层阶级的青少年平等地竞争，往往采用非常规的方式来达到诉求，这样的一种情况与西方社会以及香港社会是相类似的。英国犯罪率上升往往是与经济因素分不开的，没有工作的青少年或是童工容易参与到越轨行为中。在中国内地，由于社会流动造成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成为热潮，一部份成爲了留守在家的青少年，另一部份青少年随父母进城或是自己进城打工。往往这两类青少年都无法和中上层阶级的青少年公平地得到发展的机会，因此这两类青少年越轨行为都比较突出，涉毒问题也比较严重。
以上所提到的中国内地几类底层青少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所在的社群与社会其他阶层所在的社群是不同的，留守青少年所在的是农村社群，而随父母进城或是自己进城打工的青少年所居住的社区在中国内地有一个特有的名称——城中村。他们所处的社群与社会主流群体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因此在第二部份以社群隔离的角度来看待青少年涉毒问题。
二、以社群隔离角度看青少年涉毒问题
“社会群体隔离”简称社群隔离，由于社会群体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地位和文化，在这些群体间存在着客观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底层地位的群体聚居在城市的某一区域，如中国内地大城市的城中村，美国城市里的黑人社区或是贫民区，香港的公共屋邨等。然而，社群隔离一旦形成，又会加剧隔离社群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从而使社群隔离更加强化。
美国社会学家 Burgess等（1925）提出的同心圆理论学，就是解释社群区位性隔离的一套理论。他认为 “过渡区”社会问题多，有着贫穷、社会流动大等结构性特征，同时也是生活环境最差的区域。区位隔离是经济贫富差距造成的中上阶层群体与低下阶层群体的隔离，是人们迫于经济压力选择的结果，其明显特点是不同群体居住在不同环境和地域。而青少年处于这样一个所谓的 “过渡区”，缺乏和社会主流群体的交往，在获得合法机会达到社会目标方面就显得更加困难了，生活圈子很小，同质化特点就更加明显了。一些隔离群体的青少年往往会被社会主流社会污名化，就容易陷入自我身份的困境中，成为游离于主流群体之外的边缘群体，成为闲散人员，社会的闲散人员是社会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在中国内地城市城中村生活的青少年之间的身份认同感比较强烈，很大部份青少年没有工作也没有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成为闲散青少年，在这样一个群体中，相互依赖度高，毒品在这样的群体中蔓延速度很快。这些闲散青少年往往被迫成为自愿性的隔离，他们自愿聚集在一起，使得与社会主流群体的距离更疏远，对主流文化目标的抗拒也更加强烈，当群体中某些个体参与到毒品犯罪中，其他人跟风的可能性就比其他社会群体的青少年大。 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处于农村社区的青少年，他们所处的群体往往是非自愿性的隔离，与城镇居民分离开来。在中国社会，就是所谓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造成的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分。在户籍制度上也将城市与农村分离开来，而农村社群并不是自愿地与城镇居民隔离开来的。在这个社群的青少年，也面临着与“城中村”隔离群体的青少年相同的社会问题。群体的同质化程度较高，加上农村的信息来源没有城市丰富，在消息相对闭塞的生活环境中，更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参与贩毒制毒活动。在中国边陲地区临沧市辖区的一些偏远山区，青少年被犯罪份子利用参与运毒的情况也十分常见，笔者于 2008年参与了中国云南省临沧市青少年禁毒工作的有关调查采访中采访过一个少女孕妇运毒的案例，少女就是一个典型的农村留守青少年，父母都在深圳打工，而少女却从来未走出大山，对外面的世界十分陌生，被同村的毒贩男友所利用参与到运毒贩毒的犯罪活动中，年仅 19岁却已多次利用孕妇身份贩毒运毒。
无论是身处城市还是农村的低下阶层的青少年，他们的职业、生活方式、居住环境都与其他社群的青少年有很大程度上的区别，这样的区别潜伏着走上越轨以及犯罪行为的危机，青少年成为边缘人，例如香港边缘青少年问题的研究中发现，香港滥用药物的高危人群是边缘青少年。社会隔离使得这类青少年不能得到正常的社会化过程，在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却产生一种对社会主流的疏离和抗拒的情绪，消极地吸食毒品，或是采用极端的方式 ——参与毒品犯罪来达到某些偏离的社会化目标。不充分的社会化和陌生社区导致青少年同传统社会及其价值观念的联系不紧密，这种不紧密的联系又容易加强个体同青少年越轨群体的联系，同伴间的模仿和学习是青少年吸毒的重要原因。
社会结构性紧张，社会阶层的差异以及社会群体隔离造成的社会解组容易使这一类青少年脱离社会和社区的控制，因此在第三部份，笔者从社会解组的视野来探讨社会控制力的下降对青少年涉毒问题的影响。
三、社会解组对青少年涉毒问题的影响
社会解组理论的两位重要人物 Shaw和 McKay（1942）在社会变迁理论的影响下，将社会解组理论引入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中。在一个贫穷，种族异质性以及居民流动性大的社区里，正式的社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习惯与传统、邻里关系、公共舆论以及通过它们发挥的邻里对青少年行为的控制作用都被削弱了，从而导致青少年犯罪问题严重。
在中国一些大城市，市中心以及繁华地区社会发展较为发达，而像城乡结合区域以及“城中村”这样的区域未能协调城市总体的发展，社会解组和社会问题就容易出现，这些社区处于失衡状态，约束力就被瓦解了。在这种社区生活的青少年缺乏一个有效的控制力来约束他们的越轨行为，加上他们的家庭在城市中没有一个稳定的居所，流动性较大，政府和社区很难对这样的家庭和青少年做一个有效的了解和统计，因此当处于这样一个区域的青少年如果遇到涉毒问题时，并不能得到及时的帮助和指导，而家庭环境也十分恶劣，导致这个阶层的青少年涉毒问题愈发严重。
美国学者 Thomas和 Florian（1927）进行了有关移民与家庭解组的研究，主要分析了波兰移民的家庭解组情况，他们认为因为移民而使得家庭降低了对家庭成员的约束和管制，第一代移民在移民后往往封闭孤立自己，而第二代移民经历家庭解组的过程，家长对他们的约束力不足，而他们又处于强烈的文化冲突中，成为了一群无文化的人。这个研究发现在中国社会也有充分的体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进城打工的父母作为第一代是采取孤立自己的状态来适应城市的生活和社会，而在城市里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方面因为社会解组，缺乏社区，邻里以及社会公众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因为家庭解组，缺乏家长的约束力，在涉毒问题上缺乏两种社会的控制，一旦沾染上毒品，就走向一条不归路，因为家庭的经济条件差以及青少年本身处于失业闲散状态，他们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以供吸毒的费用，他们会采取非常规的手段来获取所需，毒贩就是抓住这类涉毒青少年的弱点，利用他们参与如参与制毒过程，运送毒品以及分销毒品这样的不法活动中。
四、结语
现代社会中，对青少年问题探本寻源，归咎于我们现时社会结构的分歧、新旧观点的冲击以及一部份青少年本身的抱负和理想。青少年涉毒问题作为青少年犯罪问题中比较严重和被社会广泛关注的一部份，不能仅仅看做是个体或是心理问题，而应当把这样的问题放在社会结构中加以分析理解。
在上面的文章中从三个角度分析青少年涉毒的成因，分别是社会结构性紧张，社群隔离以及社会解组理论。因此禁毒工作根据这三个方面的成因，也作出了相对应的政策。现时中国的禁毒工作，在很多禁毒宣传中将其称之为 “人民战争”，不仅是公安机关打击毒品犯罪，还调动社会力量，以社会群体以及个人的力量去遏制毒品的蔓延，现时很多“城中村”以及农村社区环境和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设施和政策还不完善，在底层阶级以及边缘群体生活的青少年缺乏正常的社会化过程，涉毒情况较其他青少年更为严重，因此应加强这类社区的控制力，加强社会群体的联系融合，减少毒品侵害蔓延的风险。
[参考文献]
[1] John Muncie.Histories of youth crime：The deprived and the depraved[J].Youth and crime：A Critical Introduction.1999，2，47-69.
[2] Park Robert.The Cit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
[3] Robert K.Merton.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ucture[M].NewYork：Free Press. 1968.
[4]Shaw，Clifford R. and Henry D.Mckay.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Urban Area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5]Thomas，William I.and Florian Znaniecki.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M].NewYork：Knopf.1927.
[6]周愫嫻等.犯罪學理論以其實證[M]，台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