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英国报刊时，常常会遇到一些不熟悉的典故，其中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轻骑兵冲锋”（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这个词组不仅在与战争相关的文章中经常出现，还现身于政治时事新闻，甚至在体育比赛报道里都会跳到人眼前。从字面上很难猜出这个典故的意思，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弄清楚这句话想表达什么，了解到其背后的故事来自克里米亚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似乎已经完全从公众记忆中消失;提到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战争，人们首先想到的是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然而，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无论是对英国社会和欧洲格局，还是对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在当今发生在欧亚地区的许多冲突（如乌克兰内战、叙利亚战争）中，都可以看到这场160多年前战争的影子。

一场奇特的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在当时的政治宗教环境中，显得相當奇特。
　　19世纪中叶，曾经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多时，处于崩溃边缘。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与之打了几百年仗，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此时担心的却是庞大的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后，残局该如何收拾。
　　俄罗斯一直以东正教领袖自居，认为自己有天赋使命，一心要解救巴尔干地区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认为瓜分奥斯曼帝国也是合理正当的要求。然而，欧洲列强所顾忌的，恰恰是俄罗斯对巴尔干的渗透，因为在其看来，虽然同属基督教家庭，俄罗斯却是一个野蛮、不开化、具有扩张性的存在，崛起后的俄罗斯所带来的威胁，甚至超过了奥斯曼帝国。
　　因此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出现了天主教国家法国和奥地利，联合新教国家英国，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携手，共同对抗东正教国家俄罗斯的奇怪局面。
　　克里米亚战争历时2年多，从1853年夏俄军入侵位于多瑙河下游、受奥斯曼帝国控制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今罗马尼亚）开始。在英法联军介入后，战场转移到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经过对军事重镇塞瓦斯托波尔近一年的围困之后，联军终于在1855年9月攻陷了这座军港。次年2月，俄罗斯被迫接受《巴黎条约》，失去了对多瑙河下游和黑海的军事控制。
　　然而，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并没有给欧洲和近东地区带来长久和平。仅仅15年后，俄罗斯就获得欧洲列强的许可重建黑海舰队，并于1877年再次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之后渡过多瑙河进军巴尔干，甚至一度逼近君士坦丁堡，虽引起西方警觉，但成功夺回了因克里米亚战争而丢失的领土。
　　19世纪，在欧洲与近东地区发生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战争。老朽帝国消亡，新兴国家诞生，昔日盟友反目，冤家对头联手，克里米亚似乎只是卷入其中的一处而已。然而，这场战争对参战各国政治经济产生的冲击，以及在国民心理上投下的阴影，至今余波未平。

改变欧亚版图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虽然没有让俄罗斯丢失大量领土，却让其成为世界东正教领袖的野心遭遇挫折，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原有的威望一扫而空。在此局面下，俄罗斯转而向东扩张，征服中亚草原，而这一行动的领头人就是两名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兵。同时在高加索地区，俄军成功清除了当地穆斯林反叛武装，迫使大批穆斯林逃离家园、奔向奥斯曼帝国。

　　塞瓦斯托波尔之战，成为俄罗斯民族神话构建的一部分。

　　而在被战火殃及的近东和巴尔干地区，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大规模人口迁移。俄罗斯控制地区的穆斯林与奥斯曼帝国内的斯拉夫人，都遭遇了被屠杀、被驱逐的命运，往往是整座村庄被连根拔起。两地难民心怀恐惧和仇恨，各自朝着相反方向逃离。经过多年的流血冲突，这一地区人口分布状态复杂，种族与宗教关系微妙，为后世的冲突埋下了祸根。

　　被称为现代护理创始人的南丁格尔，就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成名的。

　　克里米亚战争获胜一方中，欧洲国家里投入兵力最多的是法国。联军部队中有一小支部队，来自位于地中海北岸、邻近法国的皮埃蒙特王国。当时皮埃蒙特还只是亚平宁半岛上诸多城邦国家中的一个，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法军携手积极出力，是希望在今后的意大利独立运动中获得法国的支持。
　　鼓励欧洲小国独立，与拿破仑三世重振法国威望的愿景相契合。尽管意大利北部当时属于奥地利的势力范围，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还是让法国皇帝信心大增，而且当时俄罗斯也不再有能力介入任何欧洲战争，于是在战后不久，法国就与皮埃蒙特联合，向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盟友奥地利宣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1871年意大利实现统一，拿破仑三世也得到了与意大利接壤处的尼斯和萨伏依作为回报。

塑造国家身份认同

　　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促使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下定决心，将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进行到底。这项改革早在亚历山大一世期间就已开始，但在遭遇地主贵族抵制之后屡屡停滞不前。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让俄罗斯人看到，以农奴士兵为主的俄军训练水平落后，士兵素质低下，不可能战胜西方列强的新型军队。亚历山大二世借助战后俄罗斯各阶层对改革的热情，不断施加压力，最终废除了农奴制。
　　然而，克里米亚战争对俄罗斯最深远的影响，却发生在精神层面上。克里米亚半岛除了战略位置重要，还与俄罗斯历史息息相关，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一片圣土。根据俄罗斯编年史记载，公元988年，古代“罗斯人”的领袖、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就是在克里米亚南岸的赫尔松涅索斯接受洗礼，带领基辅罗斯人接受东正教的，而接受洗礼的地点就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 　　塞瓦斯托波尔的坚守和失陷，被描绘成不屈不挠的俄罗斯精神的体现，在塑造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曾作为一名炮兵少尉亲历克里米亚战争，与坚守要塞的军人的朝夕相处让他相信，只有在俄罗斯平民身上，才能看到真正的国民性。塞瓦斯托波尔之战，成为俄罗斯民族神话构建的一部分。
　　克里米亚战争还让俄罗斯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被西方列强背叛的感觉。许多俄罗斯人相信，尽管同是基督教大家庭成员，自己永远得不到欧洲的接受，因此受到的伤害和产生的敌意，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苏联解体之后，依然挥之不去。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转向西方，在一些俄罗斯人看来，这就是西方国家再次夺走塞瓦斯托波尔、遏制俄罗斯的图谋。对他们来说，夺回克里米亚，不仅是为了军事利益，更有强烈的政治和宗教动机。
　　这种对西方的反感，也表现在土耳其人身上。表面上，奥斯曼帝国是克里米亚战争的获胜方，但对于很多土耳其人来说，这却是一段耻辱的历史，是帝国衰落的转折点。他们认为，西方政府并非土耳其的朋友，因为他们真正的意图是通过逼迫政府“改革”，让奥斯曼帝国彻底西方化，最终达到终结伊斯兰教统治地位的目的。
　　正是由于克里米亚战争触发的社会变革，土耳其第一次出现了民族主义运动。其精神理念，即于穆斯林的传统框架内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几十年之后由“青年土耳其党人”继承。后者以此创建了现代土耳其国家，但是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伊斯兰的权威与世俗化政治制度之间的纠缠纷争，在这里从未中断过。

孕育當代社会共识

　　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扮演的是配角，也没有涉及领土得失，但克里米亚战争对英国社会的影响却同样深远。
　　克里米亚战争是最后一场依然遵从“骑士精神”、交战双方会在战斗间隙停火以便各自处理死伤者的大型战争，同时又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各种新技术例如新型来福枪、电报、蒸汽机船、火车等，纷纷开始被用于军事，改变了战争格局。

　　对英法两国来说，这还是第一场官方政策被公众舆论左右的大战。在出版自由的英国，第一次出现了战地记者这一职业。记者在前方用电报发回的战场报道，大大影响了公众对战争的看法。
　　本文开头提到的“轻骑兵冲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句话来自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同名诗歌，其中有“战士们知道，有人犯了大错”，但是“他们的职责是行动和付出，冲进死亡峡谷……”的句子。当时有英国报纸的战地记者发回报道，说在巴拉克拉瓦战役中，英军轻骑兵旅因指挥错误冲入峡谷，被俄军炮火重重包围，但战士们纪律严明，绝不退缩，造成重大伤亡。丁尼生的诗根据这一报道写成，把这次近乎自杀的行动描绘成一场“光荣的失败”，在英国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广为流传。
　　当时英国舆论普遍认为，英军指挥官靠贵族身份上位，军事才能平庸，但是平民阶层的士兵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另一个经常用来表达类似意思的说法是“狮子被驴子指挥 ”（Lions Led by Donkeys），也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第一次出现。
　　这种对“光荣的失败”的崇尚、对士兵的尊重和对将军的鄙视，贯穿于英国文化中。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国专门设置了表彰英勇作战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维多利亚勋章，战争纪念碑上的雕塑中第一次出现了士兵的形象。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显著提高了地位的，还有中产阶级专业人士。通过战时作出的实质贡献，他们逐步树立起自己社会精英的形象，例如被称为现代护理创始人的南丁格尔，就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成名的。可以说，当代的许多社会共识，例如应追究领导责任但不能责怪普通员工、凡事应尊重专业人士意见等等，都可以追溯到克里米亚战争。
　　在今天，也许只有俄罗斯人还牢牢地记得克里米亚战争。对于大部分参战国家来说，这已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在土耳其更是被刻意从国家记忆中剔除了出去。但是这场战争所造就的东西方格局、国民身份认同以及社会共识，却仍在不断影响着当今世界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