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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解放战争时期，为支援前线战事，中共号召所控制的各城市解放区政权进行广泛的战勤动员。在此期间，哈尔滨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相关指示，在城市经验极为匮乏的情况下，经过深入分析与逐步探索，提出了能够代表广大城市居民利益的宣传口号，建立了完善的征用制度和动员体系，且通过思想辅导与物质补偿并行的动员办法，有效地调用了城市居民支援战时勤务工作。
关键词：解放战争；城市；动员；东北地区
中图分类号：K2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17）01-0079-07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7.01.013
战时勤务动员（以下简称战勤动员）作为支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军事科学领域中被定义为“动员民工（此处为非战斗人员之意）为军队运送弹药、给养和其他物资；抢救、后送伤员；修筑工事、道路、仓库、机场码头等军事设施；以及在后方参加为战争服务的各种勤务”[1]110。中共在抗战胜利之前所进行的战勤动员工作主要是在农村地区，通过动员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为前线出人出力。这在抗日战争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卓有成效的农村动员不仅有利地支援了敌后战场，还筑牢了根据地之基。而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逐渐掌握了部分城市的领导权，因而顺理成章地开始探索针对城市人群的动员工作。
目前学界针对中共城市动员工作的研究较为丰富，但以战争为背景则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支前生产和扩军动员方面，鲜有通过战时勤务动员视角展开分析①。本文将依据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及哈尔滨市三级文献、《东北日报》相关新闻报道以及哈尔滨市档案馆相关资料，力图通过微观视角描绘中共解决“城市动员”与“战勤支前”这一交叉难题的探索历程。
一、 城市战勤动员的背景与特点
哈尔滨市是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所掌握的第一座大城市，其背靠苏联的地理优势决定了中共可以依托其建立稳固的战略后方体系[2]；与此同时，它同样拥有着相当的工商业基础，是东北地区加工业的重要基地与对外贸易的核心枢纽[3]106。在抗战胜利之初，中共即对其给予了高度重视，先后于此成立了北满临时省委、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等地区性领导机构，而彼时的东北局势正处于剧烈的动荡阶段，因此这些组织均带有较为明显的过渡性质。而1946年初，为落实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决策，中共军队相继从沈、长等城市撤出，而退守于长春铁路沿线。自此，哈尔滨作为北满地区首府，且是中共所占唯一之大城市，其战略价值已无可代替。1946年11月18日，东北行政委员会特将其设立为“特别市”而划归直属领导，以便对该地区的各种战略资源进行全面的动员与征调。
战勤动员工作是一个双向过程，即动员者和被动员者的互动过程。因此，东北局除认识到哈市的资源优势并予以重视之外，更需全面分析该地区的社会形态和人民需求的复杂性，而这些新变化则对战勤动员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和要求。
（一）城市与农村的社会格局不同，动员工作方法不同
东北地区的城市与农村有着不同的格局，农村中普遍存在着宗族势力等非官方的治理体系，它们以村落为单位，以封建观念为基础，“呈现出浓重的二元化、地方化色彩”[4]7。中共基层政权在农村建立后，除开展“反奸清算”运动解散日伪政权外，还可以通过“保护中农利益”[5]1216和“拉拢中小地主”[6]115來获得地方宗族势力的支持或是中立，继而在农村中站稳脚跟，再逐步改造地方政权，通过建立农会来发动农民，充分调用农村资源支援战争。
城市地区则截然不同，它缺少了农村中联系人与人关系的重要纽带——土地和村落，而代之以职业群体、资本运营体系和街区，且本身具有一套相对规范、有效的旧行政治理体系[7]459。中共政权在城市中建立后，需要正确利用并优化旧体系来进行人员和资源管理，才能发挥城市中职业化的人力资源优势和规模化的资本生产优势来支援战争，而这种经验正是其因长期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进行斗争所严重缺少的。有些地区党组织的城市经验甚至还停留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6]124，以至于1946年初，中共中央评价城市工作时总结道：“我占城市和工业区，一般的出现生产降低，资本逃避，根本说不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4]124因此，对于城市格局的理解与改造，反映在中共接手工作的各个方面，这也是打开战勤动员工作局面的最大阻碍。
（二）动员对象的需求不同，动员工作入手点不同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对各解放区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并于5月6日电令东北局运用各种形式“将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普遍地来解决土地问题”[6]155。自此，东北解放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开始分到土地、房屋、马匹、农具、粮食、种子、衣物等果实；在政治上，开始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成立自己的农会，建立自己掌握的政权，走上了“经济——武装——再经济”的可持续斗争路线[8]304。哈尔滨市委书记钟子云在谈论到城市动员工作时总结道：“广大农民认识到今天的战争是保家的、保护他们既得利益的战争，而城市居民却没有获得农村中如农民一样的胜利果实。”[9]在政治上，“因城市不同于乡村，无限制的清算会造成城市进一步的破坏”[10]，所以其斗争路线必须予以调和，这就增加了群众工作的难度。在经济上，哈市居民无法如乡村农民一样直接分到生产资料，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获得经济利益，如进行分红加薪，减租减息等运动[11]38。但这些政策对于新生的哈市政权而言，则尚无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在实施中畸变成了错误的“工人福利”观念和过火的斗争方式[12]10，而遭遇了较大挫折。此外，市政府在建立之初，财政状况极其困难，尚需通过发放公债[13]和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来缓解压力[14]19，也难以将大量资材分配给劳苦大众。所以想要在城市中充分发动群众进行支前活动，必须抛开旧的思维模式，积极寻找其他的工作入手点，以便打开工作局面。 此外，城市的战勤动员涉及面较农村动员波及范围更广，需要从更多方面予以统筹。在农村，创造价值的主要方式是耕作，农民出战勤，可以通过组织“互助代耕”等办法[15]，弥补参战家庭的损失。但在城市，由于职业技能高度分化，创造价值的方式多种多样。因此，无法照搬农村动员的思维模式，以“互助代工”来进行“原物”补偿，而只能通过财政、物资补助等方式进行“等价”弥补，这就使补偿难度大大增加。而城市居民较乡村农民来说生活标准要求更高，生活需求更加多样化，这就决定了中共在进行战勤动员的同时还要保证城市各行各业的正常运转，减少征调工作给城市带来的混乱[16]137147。
二、城市战勤动员体系的构建
哈尔滨市动员体系的筹备始于1946年4月，早期主要以筹款、厉行节约、组织生产和扩军工作为主，战勤动员并未形成较大规模。而在1946年10月以后，由于国共东北战事的日渐升温，战勤动员规划开始被正式提上日程。11月9日，市委关于战勤动员工作展开讨论，决定起草战争勤务动员办法。1947年3月17日，正式发出了《关于战时勤务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决定组建战时动员委员会，作为“代表执行市委关于战争动员的各项决议的一个领导机关” [17]87。当日，市委书记钟子云做了动员报告，并宣布由市长刘成栋担任市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下辖各区动员委员会主任则分别由胡铁桥、张晓岩、白光、李子敬、张柯等各区委领导亲自担任。此外，为保证各区战勤动员政策的顺利实施，《指示》还要求“各区除区委直接领导之外，还要指定一个干部专门负责……把这个工作当作一种很重要的群众工作来做”[18]。同年4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正式颁布了《东北解放区人民爱国自卫战争勤务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哈尔滨市各级政府则根据《条例》指示，开始针对战勤动员工作开展了大胆的实践与探索。
在权力运行方面，市长刘成栋认为，将动员的自主权下放到基层，使各区在保证完成任务的前提下，放手开展动员工作，大胆摸索适合本区开展的动员办法，可以充分挖掘基层干部的领导智慧，这对于干部梯队的长远建设有着重要意义[19]。因此，哈市各辖区的动员组织形式与工作的侧重点因市委权力的下放而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趋势。如在组织形式上，东、西付家区区设区动员委员会，街设街动员委员会；南岗区则配合各街成立了全区性的战时动员委员会；道里区则由区和各街联合组成十个工作小组，并分配到十个街公所去工作。在动员形式上，有的辖区较为重视干部的思想教育（如南岗区和松浦区），有的则着重于率先开展宣传动员（如道外东、西付家），有的则注重通过积极分子去进行动员（如新阳区）[19]。至此，中共所领导的战勤动员组织已完成了对哈尔滨的地域覆盖，并迅速将开拓重点转向了针对各个群体、各个职业的覆盖。
在动员委员会进行职业动员之前，哈尔滨市本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旧职业协会，这些协会或严密或松散，市委对其组织和动员能力并不了解，但经过讨论后又认为弃之可惜。对此，东北局的指示要求是能利用的要予以利用，而不能利用的则对其进行改造[16]143。市委遵照这一思想，在职业工会的帮助下，将经实践检验不能满足战时需要的进行了部分改造。如运输动员方面，在1947年上半年征调战勤司机时并没有特别组织，而只是靠原有公安局交通股的司机执照台账做了几次动员，结果发现“统计人数上完成了任务，但质量上并不能保证……那时是采取指定征用办法，且有许多钻空子的和逃避战勤的”[20]。针对这一问题，在1947年冬季攻势发动之前，市委吸取了以往动员工作缺乏组织领导、缺乏干部管理的教训，开始在六个辖区中建立司机分会，通过各区司机分会各自进行动员与协调，并推选曾在前方工作中立功和表现好的积极分子作干部来提高司机分会的工作效率。1948年1月，動员委员会又将旧汽车司机联合公会改组交于职工总会领导，并成立了司机工会办事处，统一掌握司机工人动态和领导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
同时，由于城市中各职业种类繁杂，个别职业的情况较为特殊，哈尔滨市委在总体遵照东北局指示并推行改造的前提下，对一些较为特殊的职业协会采取了区别对待、酌情保留的措施。如医护动员方面，哈市从事战勤任务的医生、护士、护理员是分别通过旧医师公会、助产士公会和护士学会动员来的。虽然在动员工作期间出现过各种问题，但委员会考虑到医务工作专业性极强，且医护人员在城市中地位较高、普遍存在小资产阶级思想，改变原有动员体系极有可能会对动员工作造成负面影响，加之出勤医务工作者人数本又相对较少，所以并未对动员体系进行调整，而单是采取提高补偿标准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来提高动员效果，以求医护支援工作能够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逐渐提高。
除动员工作之外，市委还针对出勤人员建立了严密、高效的出勤管理体系，以便对动员之后的工作进行有效组织和妥善管理。如针对伤员转运工作，哈市就成立了担架大队，并规定了每大队下辖两中队，每中队下辖六小队，每小队下辖十组，每组担架一付，民夫六名的层级管理体系[21]。其中，大、中小队领导干部分别由市、区政府按级委任，并由市委明确规定了各级队干部的工作内容。而除担架转运工作之外，其他战勤工作也成立了相应的出勤管理组织，如汽车团、马车大队等。这些出勤管理体系的建立，不仅保证了出勤工作的有序进行，提升了战勤保障的效率，同时在出勤人员的心理层面增加了安全感，有效地缓解了其对于前线的恐惧心理。
三、城市战勤动员的具体措施
（一）针对城市社会格局制定宣传总纲
在战勤动员工作中，宣传工作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若能深刻洞悉城市地区的人民矛盾，结合城市人群的各种需求，适时提出能够引起共鸣的动员口号，将显著提高群众支援战争的积极性，迅速打开城市动员的局面。因此，在市委“一切为了支援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总号召下[22]1，各级动员委员开始将动员思路加以细化，由表及里地展开宣传动员攻势。
首先，要进行战勤动员，必先将战争目的和战争性质予以广泛宣传，使城市群众充分认清支援解放战争的崇高意义和切实利益。因此，哈尔滨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明确将其定义为“自卫战争”，并通过在哈复刊的《东北日报》作为宣传武器，持续跟踪报道国民党伙同美帝国主义进攻解放区的卑劣行径，提出了“以坚决的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23]的政治宣言。这一宣言不仅体现了中共坚决与蒋介石独裁政府奋战到底的决心，同时说明了中共军队“师出有因”，解读了解放战争的正义性，极大地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 其次，在宣传过程中必须注意侧重面，时刻明确依靠谁的问题。虽然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迫于形势，需要团结包括城市资本家在内的各方力量支援战争，因而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12]的工作方针。但对于城市革命力量的主体，东北局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哈尔滨的各阶层中，我们的基本群众是工人、店员、学生、贫民，这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眼睛向着他们”[16]。因此，对于城市无产阶级和进步势力的宣传仍是战勤动员工作的主要侧重点。从1946年9月开始，由于哈市各级工会和“民主青年联盟”的相继成立，城市无产阶级群众的地位已经大大提高，逐渐形成了主人翁意识，学生运动也随之兴起。市委由此提出了“当家就要守好家”的动员口号，并针对城市工人、店员和学生开展了不懈的争取工作[2426]。
最后，针对各项支前工作应制定出具体的动员口号。如战勤动员方面，哈尔滨铁路部门即发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解放军打到哪里，物资就运到哪里”[27]329351的号召；医疗领域提出了“一切为了伤病员”[28]66的动员口号；担架转运工作方面也提出了“打到哪里，跟到哪里”“爱护伤员如兄弟”[29]。此外，市委在其他战勤动员的宣传上也收效颇丰，如财经动员上，哈市政府首先做出自我表率，提出了“节衣缩食，支援前线”[10]的口号；生产动员上，棉织业发出了“生产为模范，保证前线不缺穿” 的号召[30]276。至此，各支前工作口号的相繼提出，标志着哈尔滨市战争宣传动员工作开始落实到各处，针对各行各业的动员工作已如火如荼地展开。
（二）针对各阶层人群心理采取灵活的动员措施
城市人群相较于农村地区除在社会格局上有较大差异外，在思想认识上也存有其独特的一面，而这种思想特点并不单纯地以阶级作为划分界线，而是由其收入状况和工作性质等多重因素所决定。因此，在战勤动员工作中，哈市动员委员会除需考虑城市人群的基本需要外，还需针对各职业的具体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调整与倾斜。
在运输工作动员方面，哈市汽车司机虽并无汽车所有权，同时在城市阶层中也处于较低层次，但由于工作性质安逸，且“收入比较高、生活相对富裕，而普遍养成了小资产阶级性，不关心政治、不爱学习”[20]。此外，随着1946年秋东北战事的重启，各地运输任务繁重、司机奇缺，而本市的司机“多已被其他战区高价雇走，人手严重不充足”[20]。这些客观因素不断地增加着哈市司机出勤的“心理价位”，经济回报的差距和责任感的缺失导致广大司机群体对市委领导的战勤工作反映冷淡。动员委员会针对这一问题，采取了“一面动员、一面征用”的办法[20]，即“大部以说服教育为主……在思想上加以适当的政治教育，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性，使其认为参加战勤是光荣的任务……对小部分顽固或借故不去的采取征用或惩办。”[20]此外，为最大限度地弥补司机出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市委按技术等级对战勤司机发放了出勤补助费，“甲等每月二十万元（约折米一百六十斤）；乙等每月十八万元；丙等每月十六万元；丁等每月十四万元”[31]。且规定本人食宿要按战士待遇供给，家属除补助费外，予以战属之优待，对较为贫困的还将给以特殊补助。
在医疗动员方面，医务工作者对于战勤工作也存在着较大的抵触情绪。虽然，救死扶伤为医生之天职，但面对来自战争的征调，他们也存在着重重顾虑：一是怕到前线去，而威胁到个人安全；二是怕被强制参军，遭受身体上的劳役；三是这些医生助产士都有自己的医院，如果被征用，担心会影响到个人的收入[31]。为解开医护工作者的心结，动员干部先与当地医师公会、助产士公会和护士学会的领导人交换了意见，并听取了他们的要求。而后，在全市召开了医疗工作者大会，市委书记钟子云亲自对广大医护工作者承诺：“一、不到战地；二、不强制参军；三、个人生活政府要照顾。”[31]并鼓励他们要有“三不怕”，即不怕打骂、不怕麻烦、不怕一切困难的精神。此外，在经济和政治待遇上，市委对参加战勤的医护工作者本人都给以公务员之相等待遇，并规定其食宿由军队医院按部队标准供给，而家属则给予战属之优待。
此外，相较职业技术群体而言，针对资本家群体的征调则更为困难。一方面，资本家群体对市委征调其雇员参战的行为已非常反感，而对于其本人的征调则更加嗤之以鼻；另一方面，中共政权进入城市不久，尚需通过“公私兼顾、劳资两利”[12]等方针缓和与资本家群体之间的矛盾，不便采取过激的征调和惩罚手段，强迫其出勤。但战勤动员工作同时又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反映了党的群众观，中共不能因团结少数资产阶级，而使广大无产阶级感到不公，使他们产生“资本家坐拥大量产业资本，但战勤任务却极少负担”[32]的错误看法。因此，在征调政策的倾斜程度和方式上，市委必须精确掌握，才能做到统筹兼顾。在综合了各阶层实际情况，并针对“资本家对战勤负担，愿出钱，而不愿出人”[32]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后，动员委员会将哈市的征用政策由普遍征用调整为条件征用，即采用“有钱出钱，有人出人”的政策，提出“适于出钱的出钱，适于出人的出人，拿钱来补助出人的也同样是支援战争”[9]210。并将此政策的具体细则加以规范，如“城市中的富裕阶层、工商业财东或经理等，必须限定本人出钱，禁止以企业名义出资，而妨碍到生产支援”，“出钱一次亦等于出勤一次，但累计不得超过十万元”等[21]，以防止资本家利用政策的漏洞，而造成其他弊端。条件征用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使城市富裕阶层获得了出勤的豁免权，减少了其直接参与繁重战勤任务的机会，暂时缓解了中共政权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同时，资本家所支钱财不仅可以用来弥补出勤者的经济损失和平复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更极大地缓解了动员所造成的沉重经济负担。
最后，在针对普通出勤人员的动员工作方面，哈市战时动员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在于加强战勤人员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感召。起初，城市居民在思想上对于战勤工作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解，有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甚至认为“民夫就是满洲国的‘劳工’”[19]；身体上也因“未经过高强度的劳动锻炼，而遇到了诸多不适，产生了后悔的念头”[25]。市委对这些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经过反复的研究讨论之后，决定采取分别解决、各个击破的办法。在后方，动员委员会重申了战勤工作的宣传重点，“各区委区长及战勤工作的负责干部在做各种战勤工作时，要向群众宣传及解说自卫战争的意义，使群众彻底了解自卫战争是为保卫东北人民的翻身、争取中国独立和平民主而战”[18]。在前线，由动员委员会所组织的前线工作团除教授民夫如何照顾伤员外，还组织负伤战士介绍自己家乡的土改情况，向城里来的战勤人员宣传党在农村中的土地政策，介绍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鼓励民夫在前线安心工作，不要逃跑”[25]。 四、城市战勤动员的重要作用
在各级动员委员会委严密的组织和全力的动员下，哈市居民被广泛地发动了起来，竭尽全力地支援着前线。1948年8月，东北局召开了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计划将工作重点由农村全面转向城市。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总结道：“城市人民参军、优属、劳军，出了很多力。如果我们东北没有现在这些城市，没有城市的支援，那么现在这样规模的运动战和攻坚战是很困难的……如果只有农村，我们也只能打游击战。”[33]6而以哈市战时动员委员为代表的动员组织为东北地区的解放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哈尔滨市动员委员会通过提高战勤补助和加强思想教育等办法，极大地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支前热情。在对担架民夫的征调工作上，通过战地伤员的现身说法，广大支前民夫真切感受到了中共所领导自卫战争的正义性，加之资本家所支钱财的即时补贴，对比1947年夏季和秋季攻势，民夫平均出勤时间虽由64天延长到82天，逃亡率却由7.8%下降到2.6%[9]。对汽车司机的征调工作上，由于哈市成立了专门负责思想工作的工会办事处，采取了教育、补助与惩办相结合的动员办法，并明确了任务分担和轮流征用的细则[34]，缓解了战勤司机的出勤压力。因此，在1947年冬季攻势开始时，其征調工作即可完全依靠司机工会组织，并完全通过自愿报名完成。这些司机在前方运输工作中表现良好，不仅能完成本职工作，而且每人都会教会一名至两名助手开车，颇受前方部队的好评[20]。对医护人员的征调工作上，经过市委领导的相关承诺和各级动员委员会的思想感召后，大部分医疗工作者克服了之前“怕上前线、怕被强征、怕影响收入”的落后思想，展现出了极高的支前热情。他们虽领着并不丰厚的战勤补贴[33]，且需自带部分医疗器械，但仍在战勤医院中兢兢业业地工作、夜以继日地救死扶伤，有些出勤时间达60日之久，展现出了高尚的职业操守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据统计，在1946至1947年间，哈市医务工作者共治疗前方转运伤员26 180人，极大地分担了前线医院的工作压力[9]。
哈市战勤工作的成功不仅体现在较高的出勤质量与群众热情，更反映在其“雪中送炭”的战略贡献。尤其是1946年12月至1948年3月间，东北战事正处于最为艰难的由守转攻阶段。哈尔滨市作为后方重镇，共出动马车2 279辆，征调民夫9 298人，汽车司机360人，医生309人，护士1 049人[7]。他们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民主联军所发动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以及1947年的夏秋冬季攻势，助其成功地扭转了战局。打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进攻战略，使其屡遭重挫，最终不得不龟缩于沈、锦、长三个互不相连的城市之内，成为瓮中之鳖，“为尔后的东北决战创造了条件”[35]259。
五、结语
作为在战争背景下的动员工作，其动员者自身时刻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在这种深重危机下进行的征用调动，则真切地反映了其所属政权的本质。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城市政权无论面对何等困难，都一贯坚持以团结和感召为主要方式的动员理念，极力避免摊派与强征现象的发生。因此，在充分发动城市居民支援战争的同时，不仅没有涸泽而渔，反而在炮火的洗礼中密切团结了城市群众，筑牢了革命统一战线。
反观国民党政府，将城市动员作为维护其独裁统治的一种手段，其进行的“戡乱动员”，“非但没有能实现国统区的社会稳定，反而凝聚了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之心，加速了他们对国民党统治之离心离德，最终亦未能挽救国民党统治之败亡”[36]。因此，战勤动员工作本身即反映了国共两党的施政方针和群众路线，其动员结果不仅显示了民心所向，同时又揭示了国共内战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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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侯翠环】
关键词：解放战争；城市；动员；东北地区
中图分类号：K2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17）01-0079-07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7.01.013
战时勤务动员（以下简称战勤动员）作为支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军事科学领域中被定义为“动员民工（此处为非战斗人员之意）为军队运送弹药、给养和其他物资；抢救、后送伤员；修筑工事、道路、仓库、机场码头等军事设施；以及在后方参加为战争服务的各种勤务”[1]110。中共在抗战胜利之前所进行的战勤动员工作主要是在农村地区，通过动员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为前线出人出力。这在抗日战争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卓有成效的农村动员不仅有利地支援了敌后战场，还筑牢了根据地之基。而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逐渐掌握了部分城市的领导权，因而顺理成章地开始探索针对城市人群的动员工作。
目前学界针对中共城市动员工作的研究较为丰富，但以战争为背景则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支前生产和扩军动员方面，鲜有通过战时勤务动员视角展开分析①。本文将依据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及哈尔滨市三级文献、《东北日报》相关新闻报道以及哈尔滨市档案馆相关资料，力图通过微观视角描绘中共解决“城市动员”与“战勤支前”这一交叉难题的探索历程。
一、 城市战勤动员的背景与特点
哈尔滨市是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所掌握的第一座大城市，其背靠苏联的地理优势决定了中共可以依托其建立稳固的战略后方体系[2]；与此同时，它同样拥有着相当的工商业基础，是东北地区加工业的重要基地与对外贸易的核心枢纽[3]106。在抗战胜利之初，中共即对其给予了高度重视，先后于此成立了北满临时省委、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等地区性领导机构，而彼时的东北局势正处于剧烈的动荡阶段，因此这些组织均带有较为明显的过渡性质。而1946年初，为落实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决策，中共军队相继从沈、长等城市撤出，而退守于长春铁路沿线。自此，哈尔滨作为北满地区首府，且是中共所占唯一之大城市，其战略价值已无可代替。1946年11月18日，东北行政委员会特将其设立为“特别市”而划归直属领导，以便对该地区的各种战略资源进行全面的动员与征调。
战勤动员工作是一个双向过程，即动员者和被动员者的互动过程。因此，东北局除认识到哈市的资源优势并予以重视之外，更需全面分析该地区的社会形态和人民需求的复杂性，而这些新变化则对战勤动员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和要求。
（一）城市与农村的社会格局不同，动员工作方法不同
东北地区的城市与农村有着不同的格局，农村中普遍存在着宗族势力等非官方的治理体系，它们以村落为单位，以封建观念为基础，“呈现出浓重的二元化、地方化色彩”[4]7。中共基层政权在农村建立后，除开展“反奸清算”运动解散日伪政权外，还可以通过“保护中农利益”[5]1216和“拉拢中小地主”[6]115來获得地方宗族势力的支持或是中立，继而在农村中站稳脚跟，再逐步改造地方政权，通过建立农会来发动农民，充分调用农村资源支援战争。
城市地区则截然不同，它缺少了农村中联系人与人关系的重要纽带——土地和村落，而代之以职业群体、资本运营体系和街区，且本身具有一套相对规范、有效的旧行政治理体系[7]459。中共政权在城市中建立后，需要正确利用并优化旧体系来进行人员和资源管理，才能发挥城市中职业化的人力资源优势和规模化的资本生产优势来支援战争，而这种经验正是其因长期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进行斗争所严重缺少的。有些地区党组织的城市经验甚至还停留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6]124，以至于1946年初，中共中央评价城市工作时总结道：“我占城市和工业区，一般的出现生产降低，资本逃避，根本说不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4]124因此，对于城市格局的理解与改造，反映在中共接手工作的各个方面，这也是打开战勤动员工作局面的最大阻碍。
（二）动员对象的需求不同，动员工作入手点不同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对各解放区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并于5月6日电令东北局运用各种形式“将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普遍地来解决土地问题”[6]155。自此，东北解放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开始分到土地、房屋、马匹、农具、粮食、种子、衣物等果实；在政治上，开始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成立自己的农会，建立自己掌握的政权，走上了“经济——武装——再经济”的可持续斗争路线[8]304。哈尔滨市委书记钟子云在谈论到城市动员工作时总结道：“广大农民认识到今天的战争是保家的、保护他们既得利益的战争，而城市居民却没有获得农村中如农民一样的胜利果实。”[9]在政治上，“因城市不同于乡村，无限制的清算会造成城市进一步的破坏”[10]，所以其斗争路线必须予以调和，这就增加了群众工作的难度。在经济上，哈市居民无法如乡村农民一样直接分到生产资料，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获得经济利益，如进行分红加薪，减租减息等运动[11]38。但这些政策对于新生的哈市政权而言，则尚无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在实施中畸变成了错误的“工人福利”观念和过火的斗争方式[12]10，而遭遇了较大挫折。此外，市政府在建立之初，财政状况极其困难，尚需通过发放公债[13]和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来缓解压力[14]19，也难以将大量资材分配给劳苦大众。所以想要在城市中充分发动群众进行支前活动，必须抛开旧的思维模式，积极寻找其他的工作入手点，以便打开工作局面。 此外，城市的战勤动员涉及面较农村动员波及范围更广，需要从更多方面予以统筹。在农村，创造价值的主要方式是耕作，农民出战勤，可以通过组织“互助代耕”等办法[15]，弥补参战家庭的损失。但在城市，由于职业技能高度分化，创造价值的方式多种多样。因此，无法照搬农村动员的思维模式，以“互助代工”来进行“原物”补偿，而只能通过财政、物资补助等方式进行“等价”弥补，这就使补偿难度大大增加。而城市居民较乡村农民来说生活标准要求更高，生活需求更加多样化，这就决定了中共在进行战勤动员的同时还要保证城市各行各业的正常运转，减少征调工作给城市带来的混乱[16]137147。
二、城市战勤动员体系的构建
哈尔滨市动员体系的筹备始于1946年4月，早期主要以筹款、厉行节约、组织生产和扩军工作为主，战勤动员并未形成较大规模。而在1946年10月以后，由于国共东北战事的日渐升温，战勤动员规划开始被正式提上日程。11月9日，市委关于战勤动员工作展开讨论，决定起草战争勤务动员办法。1947年3月17日，正式发出了《关于战时勤务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决定组建战时动员委员会，作为“代表执行市委关于战争动员的各项决议的一个领导机关” [17]87。当日，市委书记钟子云做了动员报告，并宣布由市长刘成栋担任市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下辖各区动员委员会主任则分别由胡铁桥、张晓岩、白光、李子敬、张柯等各区委领导亲自担任。此外，为保证各区战勤动员政策的顺利实施，《指示》还要求“各区除区委直接领导之外，还要指定一个干部专门负责……把这个工作当作一种很重要的群众工作来做”[18]。同年4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正式颁布了《东北解放区人民爱国自卫战争勤务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哈尔滨市各级政府则根据《条例》指示，开始针对战勤动员工作开展了大胆的实践与探索。
在权力运行方面，市长刘成栋认为，将动员的自主权下放到基层，使各区在保证完成任务的前提下，放手开展动员工作，大胆摸索适合本区开展的动员办法，可以充分挖掘基层干部的领导智慧，这对于干部梯队的长远建设有着重要意义[19]。因此，哈市各辖区的动员组织形式与工作的侧重点因市委权力的下放而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趋势。如在组织形式上，东、西付家区区设区动员委员会，街设街动员委员会；南岗区则配合各街成立了全区性的战时动员委员会；道里区则由区和各街联合组成十个工作小组，并分配到十个街公所去工作。在动员形式上，有的辖区较为重视干部的思想教育（如南岗区和松浦区），有的则着重于率先开展宣传动员（如道外东、西付家），有的则注重通过积极分子去进行动员（如新阳区）[19]。至此，中共所领导的战勤动员组织已完成了对哈尔滨的地域覆盖，并迅速将开拓重点转向了针对各个群体、各个职业的覆盖。
在动员委员会进行职业动员之前，哈尔滨市本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旧职业协会，这些协会或严密或松散，市委对其组织和动员能力并不了解，但经过讨论后又认为弃之可惜。对此，东北局的指示要求是能利用的要予以利用，而不能利用的则对其进行改造[16]143。市委遵照这一思想，在职业工会的帮助下，将经实践检验不能满足战时需要的进行了部分改造。如运输动员方面，在1947年上半年征调战勤司机时并没有特别组织，而只是靠原有公安局交通股的司机执照台账做了几次动员，结果发现“统计人数上完成了任务，但质量上并不能保证……那时是采取指定征用办法，且有许多钻空子的和逃避战勤的”[20]。针对这一问题，在1947年冬季攻势发动之前，市委吸取了以往动员工作缺乏组织领导、缺乏干部管理的教训，开始在六个辖区中建立司机分会，通过各区司机分会各自进行动员与协调，并推选曾在前方工作中立功和表现好的积极分子作干部来提高司机分会的工作效率。1948年1月，動员委员会又将旧汽车司机联合公会改组交于职工总会领导，并成立了司机工会办事处，统一掌握司机工人动态和领导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
同时，由于城市中各职业种类繁杂，个别职业的情况较为特殊，哈尔滨市委在总体遵照东北局指示并推行改造的前提下，对一些较为特殊的职业协会采取了区别对待、酌情保留的措施。如医护动员方面，哈市从事战勤任务的医生、护士、护理员是分别通过旧医师公会、助产士公会和护士学会动员来的。虽然在动员工作期间出现过各种问题，但委员会考虑到医务工作专业性极强，且医护人员在城市中地位较高、普遍存在小资产阶级思想，改变原有动员体系极有可能会对动员工作造成负面影响，加之出勤医务工作者人数本又相对较少，所以并未对动员体系进行调整，而单是采取提高补偿标准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来提高动员效果，以求医护支援工作能够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逐渐提高。
除动员工作之外，市委还针对出勤人员建立了严密、高效的出勤管理体系，以便对动员之后的工作进行有效组织和妥善管理。如针对伤员转运工作，哈市就成立了担架大队，并规定了每大队下辖两中队，每中队下辖六小队，每小队下辖十组，每组担架一付，民夫六名的层级管理体系[21]。其中，大、中小队领导干部分别由市、区政府按级委任，并由市委明确规定了各级队干部的工作内容。而除担架转运工作之外，其他战勤工作也成立了相应的出勤管理组织，如汽车团、马车大队等。这些出勤管理体系的建立，不仅保证了出勤工作的有序进行，提升了战勤保障的效率，同时在出勤人员的心理层面增加了安全感，有效地缓解了其对于前线的恐惧心理。
三、城市战勤动员的具体措施
（一）针对城市社会格局制定宣传总纲
在战勤动员工作中，宣传工作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若能深刻洞悉城市地区的人民矛盾，结合城市人群的各种需求，适时提出能够引起共鸣的动员口号，将显著提高群众支援战争的积极性，迅速打开城市动员的局面。因此，在市委“一切为了支援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总号召下[22]1，各级动员委员开始将动员思路加以细化，由表及里地展开宣传动员攻势。
首先，要进行战勤动员，必先将战争目的和战争性质予以广泛宣传，使城市群众充分认清支援解放战争的崇高意义和切实利益。因此，哈尔滨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明确将其定义为“自卫战争”，并通过在哈复刊的《东北日报》作为宣传武器，持续跟踪报道国民党伙同美帝国主义进攻解放区的卑劣行径，提出了“以坚决的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23]的政治宣言。这一宣言不仅体现了中共坚决与蒋介石独裁政府奋战到底的决心，同时说明了中共军队“师出有因”，解读了解放战争的正义性，极大地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 其次，在宣传过程中必须注意侧重面，时刻明确依靠谁的问题。虽然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迫于形势，需要团结包括城市资本家在内的各方力量支援战争，因而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12]的工作方针。但对于城市革命力量的主体，东北局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哈尔滨的各阶层中，我们的基本群众是工人、店员、学生、贫民，这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眼睛向着他们”[16]。因此，对于城市无产阶级和进步势力的宣传仍是战勤动员工作的主要侧重点。从1946年9月开始，由于哈市各级工会和“民主青年联盟”的相继成立，城市无产阶级群众的地位已经大大提高，逐渐形成了主人翁意识，学生运动也随之兴起。市委由此提出了“当家就要守好家”的动员口号，并针对城市工人、店员和学生开展了不懈的争取工作[2426]。
最后，针对各项支前工作应制定出具体的动员口号。如战勤动员方面，哈尔滨铁路部门即发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解放军打到哪里，物资就运到哪里”[27]329351的号召；医疗领域提出了“一切为了伤病员”[28]66的动员口号；担架转运工作方面也提出了“打到哪里，跟到哪里”“爱护伤员如兄弟”[29]。此外，市委在其他战勤动员的宣传上也收效颇丰，如财经动员上，哈市政府首先做出自我表率，提出了“节衣缩食，支援前线”[10]的口号；生产动员上，棉织业发出了“生产为模范，保证前线不缺穿” 的号召[30]276。至此，各支前工作口号的相繼提出，标志着哈尔滨市战争宣传动员工作开始落实到各处，针对各行各业的动员工作已如火如荼地展开。
（二）针对各阶层人群心理采取灵活的动员措施
城市人群相较于农村地区除在社会格局上有较大差异外，在思想认识上也存有其独特的一面，而这种思想特点并不单纯地以阶级作为划分界线，而是由其收入状况和工作性质等多重因素所决定。因此，在战勤动员工作中，哈市动员委员会除需考虑城市人群的基本需要外，还需针对各职业的具体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调整与倾斜。
在运输工作动员方面，哈市汽车司机虽并无汽车所有权，同时在城市阶层中也处于较低层次，但由于工作性质安逸，且“收入比较高、生活相对富裕，而普遍养成了小资产阶级性，不关心政治、不爱学习”[20]。此外，随着1946年秋东北战事的重启，各地运输任务繁重、司机奇缺，而本市的司机“多已被其他战区高价雇走，人手严重不充足”[20]。这些客观因素不断地增加着哈市司机出勤的“心理价位”，经济回报的差距和责任感的缺失导致广大司机群体对市委领导的战勤工作反映冷淡。动员委员会针对这一问题，采取了“一面动员、一面征用”的办法[20]，即“大部以说服教育为主……在思想上加以适当的政治教育，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性，使其认为参加战勤是光荣的任务……对小部分顽固或借故不去的采取征用或惩办。”[20]此外，为最大限度地弥补司机出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市委按技术等级对战勤司机发放了出勤补助费，“甲等每月二十万元（约折米一百六十斤）；乙等每月十八万元；丙等每月十六万元；丁等每月十四万元”[31]。且规定本人食宿要按战士待遇供给，家属除补助费外，予以战属之优待，对较为贫困的还将给以特殊补助。
在医疗动员方面，医务工作者对于战勤工作也存在着较大的抵触情绪。虽然，救死扶伤为医生之天职，但面对来自战争的征调，他们也存在着重重顾虑：一是怕到前线去，而威胁到个人安全；二是怕被强制参军，遭受身体上的劳役；三是这些医生助产士都有自己的医院，如果被征用，担心会影响到个人的收入[31]。为解开医护工作者的心结，动员干部先与当地医师公会、助产士公会和护士学会的领导人交换了意见，并听取了他们的要求。而后，在全市召开了医疗工作者大会，市委书记钟子云亲自对广大医护工作者承诺：“一、不到战地；二、不强制参军；三、个人生活政府要照顾。”[31]并鼓励他们要有“三不怕”，即不怕打骂、不怕麻烦、不怕一切困难的精神。此外，在经济和政治待遇上，市委对参加战勤的医护工作者本人都给以公务员之相等待遇，并规定其食宿由军队医院按部队标准供给，而家属则给予战属之优待。
此外，相较职业技术群体而言，针对资本家群体的征调则更为困难。一方面，资本家群体对市委征调其雇员参战的行为已非常反感，而对于其本人的征调则更加嗤之以鼻；另一方面，中共政权进入城市不久，尚需通过“公私兼顾、劳资两利”[12]等方针缓和与资本家群体之间的矛盾，不便采取过激的征调和惩罚手段，强迫其出勤。但战勤动员工作同时又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反映了党的群众观，中共不能因团结少数资产阶级，而使广大无产阶级感到不公，使他们产生“资本家坐拥大量产业资本，但战勤任务却极少负担”[32]的错误看法。因此，在征调政策的倾斜程度和方式上，市委必须精确掌握，才能做到统筹兼顾。在综合了各阶层实际情况，并针对“资本家对战勤负担，愿出钱，而不愿出人”[32]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后，动员委员会将哈市的征用政策由普遍征用调整为条件征用，即采用“有钱出钱，有人出人”的政策，提出“适于出钱的出钱，适于出人的出人，拿钱来补助出人的也同样是支援战争”[9]210。并将此政策的具体细则加以规范，如“城市中的富裕阶层、工商业财东或经理等，必须限定本人出钱，禁止以企业名义出资，而妨碍到生产支援”，“出钱一次亦等于出勤一次，但累计不得超过十万元”等[21]，以防止资本家利用政策的漏洞，而造成其他弊端。条件征用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使城市富裕阶层获得了出勤的豁免权，减少了其直接参与繁重战勤任务的机会，暂时缓解了中共政权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同时，资本家所支钱财不仅可以用来弥补出勤者的经济损失和平复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更极大地缓解了动员所造成的沉重经济负担。
最后，在针对普通出勤人员的动员工作方面，哈市战时动员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在于加强战勤人员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感召。起初，城市居民在思想上对于战勤工作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解，有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甚至认为“民夫就是满洲国的‘劳工’”[19]；身体上也因“未经过高强度的劳动锻炼，而遇到了诸多不适，产生了后悔的念头”[25]。市委对这些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经过反复的研究讨论之后，决定采取分别解决、各个击破的办法。在后方，动员委员会重申了战勤工作的宣传重点，“各区委区长及战勤工作的负责干部在做各种战勤工作时，要向群众宣传及解说自卫战争的意义，使群众彻底了解自卫战争是为保卫东北人民的翻身、争取中国独立和平民主而战”[18]。在前线，由动员委员会所组织的前线工作团除教授民夫如何照顾伤员外，还组织负伤战士介绍自己家乡的土改情况，向城里来的战勤人员宣传党在农村中的土地政策，介绍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鼓励民夫在前线安心工作，不要逃跑”[25]。 四、城市战勤动员的重要作用
在各级动员委员会委严密的组织和全力的动员下，哈市居民被广泛地发动了起来，竭尽全力地支援着前线。1948年8月，东北局召开了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计划将工作重点由农村全面转向城市。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总结道：“城市人民参军、优属、劳军，出了很多力。如果我们东北没有现在这些城市，没有城市的支援，那么现在这样规模的运动战和攻坚战是很困难的……如果只有农村，我们也只能打游击战。”[33]6而以哈市战时动员委员为代表的动员组织为东北地区的解放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哈尔滨市动员委员会通过提高战勤补助和加强思想教育等办法，极大地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支前热情。在对担架民夫的征调工作上，通过战地伤员的现身说法，广大支前民夫真切感受到了中共所领导自卫战争的正义性，加之资本家所支钱财的即时补贴，对比1947年夏季和秋季攻势，民夫平均出勤时间虽由64天延长到82天，逃亡率却由7.8%下降到2.6%[9]。对汽车司机的征调工作上，由于哈市成立了专门负责思想工作的工会办事处，采取了教育、补助与惩办相结合的动员办法，并明确了任务分担和轮流征用的细则[34]，缓解了战勤司机的出勤压力。因此，在1947年冬季攻势开始时，其征調工作即可完全依靠司机工会组织，并完全通过自愿报名完成。这些司机在前方运输工作中表现良好，不仅能完成本职工作，而且每人都会教会一名至两名助手开车，颇受前方部队的好评[20]。对医护人员的征调工作上，经过市委领导的相关承诺和各级动员委员会的思想感召后，大部分医疗工作者克服了之前“怕上前线、怕被强征、怕影响收入”的落后思想，展现出了极高的支前热情。他们虽领着并不丰厚的战勤补贴[33]，且需自带部分医疗器械，但仍在战勤医院中兢兢业业地工作、夜以继日地救死扶伤，有些出勤时间达60日之久，展现出了高尚的职业操守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据统计，在1946至1947年间，哈市医务工作者共治疗前方转运伤员26 180人，极大地分担了前线医院的工作压力[9]。
哈市战勤工作的成功不仅体现在较高的出勤质量与群众热情，更反映在其“雪中送炭”的战略贡献。尤其是1946年12月至1948年3月间，东北战事正处于最为艰难的由守转攻阶段。哈尔滨市作为后方重镇，共出动马车2 279辆，征调民夫9 298人，汽车司机360人，医生309人，护士1 049人[7]。他们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民主联军所发动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以及1947年的夏秋冬季攻势，助其成功地扭转了战局。打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进攻战略，使其屡遭重挫，最终不得不龟缩于沈、锦、长三个互不相连的城市之内，成为瓮中之鳖，“为尔后的东北决战创造了条件”[35]259。
五、结语
作为在战争背景下的动员工作，其动员者自身时刻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在这种深重危机下进行的征用调动，则真切地反映了其所属政权的本质。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城市政权无论面对何等困难，都一贯坚持以团结和感召为主要方式的动员理念，极力避免摊派与强征现象的发生。因此，在充分发动城市居民支援战争的同时，不仅没有涸泽而渔，反而在炮火的洗礼中密切团结了城市群众，筑牢了革命统一战线。
反观国民党政府，将城市动员作为维护其独裁统治的一种手段，其进行的“戡乱动员”，“非但没有能实现国统区的社会稳定，反而凝聚了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之心，加速了他们对国民党统治之离心离德，最终亦未能挽救国民党统治之败亡”[36]。因此，战勤动员工作本身即反映了国共两党的施政方针和群众路线，其动员结果不仅显示了民心所向，同时又揭示了国共内战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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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侯翠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