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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事艺术且能做出一番成就的人大抵分三种路子：一是天赋秉异，老天赏这碗饭；二是出身世家，祖辈上就与艺术结缘；还有一种人，他们是完全遵循自己心底的召唤，以近似理想主义的赤子情怀对待自己所从事的这份事业，无怨无悔，勇往直前。
现代著名戏剧大师黄佐临当属最后这种。
用时下的话说，黄佐临的性格并不适合演艺届。他自小内向寡言、胆小腼腆。这大概与黄家传统、严厉的家教有关，黄佐临从小是在父亲的棍棒下长大的。他的父亲黄颂颁是一家洋行的买办，这份职业为他的家庭提供了相当富足的生活。黄颂颁希望儿子日后也能从事他的职业，像那个时代所有务实又多多少少要显示一些父威的中国父亲，他们总认为自己为子女铺就的路就是最好的。黄颂颁甚至更霸道些。
黄佐临17岁时开始有媒人上门提亲，因此非常忐忑，深怕父亲为他定下一门亲事。好在黄颂颁眼界高，一直没有中意的。直到有一天他告诉黄佐临已为他定下一个广东女孩。黄佐临郁闷至极，问母亲为什么父亲会中意这个女孩？母亲说，因为他的父亲平生只有一个爱好就是吃甲鱼，而这个女孩极擅长杀甲鱼，总有办法把甲鱼的头从它的鳖甲中引出来，然后一刀斩断它的脖子……黄佐临一听之下，从头冷到脚。他向母亲哀求，母亲爱莫能助。绝望之下，黄佐临把自己藏了起来。他在家里的地窖藏了两天，家人为找他闹翻了天，母亲哭肿了眼，父亲只得扬言只要找到黄佐临，凡事都答应他，黄佐临才从地窖里爬了出来。
他向父亲提出，亲事退掉，而且他要到国外留学。黄颂颁左右权衡，终于答应了黄佐临的要求，但是父亲同时也提了两个条件：一是要黄佐临读商科，二是不准娶个外国女孩回家。黄佐临连声答应。
1925年8月，19岁的黄佐临从上海启程，赴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
2
留学带来的新鲜感和兴奋劲很快就被黄佐临所攻读的学科打败了。他此番所学的是与数字打交道的会计学，黄佐临发现那些枯燥、乏味的数字任凭他怎么努力都记不住，会计学老师也不喜欢他，说没见过比他更笨的学生，有时甚至骂他“白痴”。学期考试，他的会计学考了38分，教务长请了一位老师为他补习，结果补了一个学期后再考，考了28分。黄佐临只好改学社会研究学。这个学科要求学生要参观工厂、写社会调查报告。黄佐临渐渐发现，社会研究学比会计学有意思多了，他可以接触很多人，搜集到生动、鲜活的素材，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把自己的很多观点和思想融入到他的报告中。这大概算是他最初的“创作”了。为了写出更有价值和独特的报告，他开始阅读大量的的文学作品，包括易卜生、萧伯纳、高尔斯？华绥等西方戏剧大师的作品。
黄佐临求学的伯明翰是座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城市，盛产文豪。莎士比亚故乡斯特勒福特离伯明翰只有二十英里。故居是一幢伊丽莎白时代的建筑，坐落在艾文河上，是莎士比亚女儿的家。英国人称它为茅屋。屋里陈列着莎士比亚用过的书桌和椅子，他曾坐在这张椅子上写成了三十六个剧本，所以英国人把这椅子称为灵感椅，并规定一先令坐一分钟（当时，理发只须花半先令）。都说，坐一坐这张椅子就可以得到创作灵感。
椅子前排着长队，大都是美国的百万富翁、战后的暴发户和旅游者。1926年，黄佐临也多次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希望能得到些莎士比亚式的灵感。那年黄佐临20岁，这一年成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心中第一次有了明确的人生方向，或者说有了一个梦想，他想成为一个像莎士比亚一样的剧作家。
3
人生旅途中很多看似偶然的遇见和相识，其实昭示着某种机缘。1926年，黄佐临结识了在他的人生里起到重要作用的人？——乔治？萧伯纳。
对，就是那个世界著名剧作家萧伯纳，黄佐临认识他的头一年，萧伯纳因为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而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一个世界级大师，怎么会和名不见经传的黄佐临联系到一起呢？
当时黄佐临在伯明翰大学二年级读书，借宿在林溪学院，那里是各国留学生的宿舍。在周末晚会上，黄佐临自编自演了独幕话剧《东西》，同学们说很有 “萧派”的风味，怂恿他把《东西》的剧本寄给萧伯纳看看。黄佐临那时颇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他果真把剧本给萧伯纳寄去了，并写信告诉他，自己想当一名剧作家。
几天后，一个大大的信封飞到黄佐临的邮箱：萧伯纳居然给他回复了。在《东西》的扉业上，萧伯纳亲笔写道：“一个‘易卜生派’，是个门徒，不是大师；一个‘萧伯纳派’是个门徒，不是大师；易卜生不是‘易卜生派’，他是易卜生；我不是‘萧派’，我是萧伯纳；如果‘黄’想有所成就，千万不要去当门徒；他必须依赖自我生命，独创一格。”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异国年轻人回这样一封信，一方面说明萧伯纳有涵养，还有一方面，也许是黄佐临对戏剧的那种执著、热忱和才华打动了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可以想见，对当时只有20岁的黄佐临来说，萧伯纳的这番鼓励带给他多么深远的影响。
1935年黄佐临第二次到英国留学时，他专程去拜访了萧伯纳。萧伯纳已80高龄，很少见客，但是对黄佐临这个异国“忘年交”的来访他却很高兴，不仅热情接待了他，还要送他一件东西留做纪念。过了几天，萧伯纳带黄佐临到一位当地很有名的老艺人家里去，请老艺人专门做一个羊皮相册。萧伯纳与老艺人商议式样，还叫他用画笔当场写一个中文的“萧”字，以便铸印在封面上。在回来的路上，80岁高龄的萧伯纳嘱咐身边来自异国的小伙子说道：“将来你回去，有了满意的演出，剧照就贴在这上面。”
1937年7月10日，黄佐临在归国前最后一次去伦敦访问萧伯纳。萧伯纳特意题词：“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如果你们有毅力和勇气去掌握它。那个未来的圣典将是中国的戏剧。不要用我的剧本，要你们自己去创作。”
“不做门徒”、“自己去创作”，萧伯纳对黄佐临的这种指引贯穿在他一生的追求中，激励着他勇往直前，无怨无悔。
4
黄佐临第一次留学回国时是1929年，他并没有如愿去做戏剧，而是接替父亲的职位成为一名拿着600银两月俸的洋行高级职员，成了名副其实的“高富帅”。 工作之余，黄佐临把大量时间都用在观看、评论戏剧上，也因此结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朋友。1929年10月“南开“校庆，高尔斯？华绥的作品被搬上舞台，曹禺参加了改编，并在剧中扮演董事长。黄佐临看过演出后给《大公报》写了一篇观后感，对这个剧作评价很好，而且特别点评了曹禺的表演。彼时的曹禺还默默无闻，突然在《大公报》上看到自己的名字，自然欣喜。他觉得黄佐临是他的知音，辗转找到他的家，专程登门拜访。
有一句话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此话适用于朋友间，也适用于夫妻。1930年，黄佐临因戏剧结缘，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子，金韵之。
这年5月，天津中西女中毕业班的同学排演的莎士比亚的喜剧《皆大欢喜》上演了。黄佐临的妹妹是中西女中的学生，特意拉着哥哥来看这台戏。在这个春风沉醉的夜晚，黄佐临非常投入地看完了整台表演。他很惊喜，此剧中所有角色的念白都采用英语原文，更让他眼前一亮的是女主角罗瑟琳的扮演者，她戏演得真好，人也长得漂亮，总之样样都好，让黄佐临一下子着了迷。他连夜写了一篇剧评，对这次演出作了详尽的分析，特别赞赏了女主角的表演。此文发表在了英文报纸《天津泰晤士报》上。
次日回家，他转弯抹角地向妹妹打听女主角的情况。这女孩叫金韵之，是黄佐临妹妹的同班同学，比他小5岁。由妹妹牵线，黄佐临与金韵之得以很快相识。他们对戏剧有着共同的热爱和追求，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题，很快两人就陷入了热恋。多年后他们的女儿黄蜀芹回忆：“那是他们俩的初恋，也是终身之恋，自始至终达六十五年之久。”
1935年，黄佐临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和金韵之结婚，二是他辞掉了他月俸600银两的金饭碗。600银两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时下人民币25000元。从一个洋行的高级职位到当时人们眼里的下九流“戏子”，这在世人的眼里简直是发疯。黄佐临最忐忑的是父亲黄颂颁的反应。令他意外的是，黄颂颁这一次却没有反对，当然他也没表示赞同。他只说：“你自己做主罢。”
倔强又保守的黄颂颁为什么会同意黄佐临的这种选择？这种改变也许有时代的背景，在当时那种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的大环境中，很多人固有的观念都承受着冲击发生了改变；又或者，黄颂颁的内心有着深深的无奈：他老了，人生有很多事都无法勉强，随他去吧。
黄佐临晚年谈起父亲的默许，他说：“这真是我莫大的荣幸。”
那么对黄佐临自己来说，弃商从艺，是什么让他做出如此大的决定？这其中的原因他一辈子都没有明说过，有人猜他是受了萧伯纳的指引，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和妻子金韵之的互相支持和影响。多年后，余秋雨有过这样的评价：在我看来，佐临之所以弃商从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既朴素又简明的，只因为他爱上了戏剧。
爱上了戏剧，让黄佐临在1935年再次赴英国留学。与前次不同的是，这次他专门攻读戏剧，并立志把此当成终身的职业，而此次他也不再是孤身一人，身边陪伴的是他的新婚妻子金韵之。
他们的蜜月是在剧院中度过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看了60多场戏剧。秋天，金韵之去伦敦学习表演，黄佐临入剑桥大学研究莎士比亚。1936年，他们又一起入伦敦戏剧学馆，她在表演班，他在导演班。这期间，金韵之为自己取了艺名“丹尼”，是由当年创办伦敦戏剧学馆的法国著名导演米歇？圣丹尼的名字衍化来的，取这个艺名是为了永远纪念自己的戏剧导师。1937年夏，黄佐临和丹尼在伦敦戏剧学馆结业，他们启程回国，于同年10月回到天津。
5
1939年，黄佐临来到上海开始了他的职业导演生涯。1942年，他组织了一个名为“苦干”的职业剧团，剧团章程里写道：戏剧是我们的终身职业，齐心协力，埋头苦干。这不是空泛之谈，而是黄佐临的肺腑之言。
20世纪40年代，他把一大批热爱戏剧的人聚集在他在上海的家里。他的房子是位于泰安路上的一座花园洋房，是用父亲的遗产买下的，剧作家黄宗江、演员黄宗英、“话剧皇帝”石挥等都在这里客居过很长时间。就是在所房子里，黄佐临引领着这批热爱戏剧的人创作出多部有影响的话剧。
当时的上海汇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人才，钱钟书和杨绛夫妇彼时也在上海定居，1942年黄佐临指导了杨绛的剧作《称心如意》。这次合作，黄佐临与钱钟书夫妇彼此都留下很好的印象。40多年后的1989年，黄佐临的长女黄蜀芹想要拍摄电视剧《围城》，黄佐临为她写下一封引荐信，《围城》最后得以顺利投拍与黄佐临和钱钟书夫妇的这段相交不无关系。这是后话了。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剧场艺术的开拓者，黄佐临和焦菊隐被称为“南黄北焦”，他担任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指导了《布谷鸟又叫了》等多部有影响的话剧。但是他一直不满意，萧伯纳给他的那本羊皮相册上始终是空白的，他希望能找到戏剧的演绎规律和变革，他的梦想就是找到他理想的演剧方式，可是他理想的演剧方式是什么？他并不清楚。
1959年，黄佐临接到一项任务，引进德国戏剧《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把它搬上上海的舞台，这让黄佐临非常兴奋。当时中国舞台上用的、学校里教的都是苏联体系的戏剧观，德国的戏剧很少有人知道。黄佐临希望除了一种表演体系外，还能有更多元的方式和理念，他一直想打破这种唯一或者所谓的权威。在那种观念、意识和方向，甚至连日常服装都要求高度统一的年代，打破唯一、寻求多元化创新是需要巨大勇气的。
这一年，由黄佐临导演、他的妻子丹尼主演的这部德国戏剧上演了。刚开始观众抱着好奇心来看，剧场全满，演出过半时观众纷纷离场，快结束时观众比舞台上的演员还少，等到全剧演完，观众只剩了一个人，他是黄佐临的朋友巴金。
无法想象黄佐临掀开帷幕时看到巴金一人在台下时的心情，也许有失望、也许有挫败，也许百味杂陈。探索的路上从来都是孤独的，黄佐临曾自称是与风车战斗的“黄吉诃德”，带着一种近似天真的理想主义，苦苦寻找着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戏剧体系，这是他终生的梦想。
6
从黄佐临年轻时开始，关于戏剧的笔记一共写过92本，他一直想依此来写一本《世界戏剧史》，但是最终没有完成这个梦想。
1968年的春天，他当上了外公，小外孙取名“大圣”，黄佐临非常高兴。多年后，不仅黄佐临的几个子女都成了著名的导演、剧作家，这个叫“大圣”的外孙也成了一名导演。从买办家庭走出的黄佐临把自己的家庭变成了“戏剧之家”。
直到暮年，黄佐临仍参与导演多部有影响的话剧暮年。在他执导的《消失的雨点》的“导演的话”里，他说：“最近我身体不佳，失眠、心律不齐、早搏，医生嘱休息。无奈一年来话剧成熟导演先后3位与世长辞，感慨万分。为了弥补这个巨大损耗，我已下定决心，背水一战，只要为振兴话剧能尽一份力，死而无怨》。”
戏剧，对黄佐临来说，早已不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更不是谋取名利的手段，而是他的情感、精神，是生命的寄托、依靠，甚至超越了生命，成了他的信仰。
85岁时他用自己的“写意戏剧理念”指导了他的最后一部话剧《中国梦》。1994年6月1日，黄佐临走完了他88岁的人生旅程。
丹尼在晚年患上严重的老年痴呆症，失语、失忆，当孩子们把黄佐临去世的消息告诉丹尼时，已失语多时的她突然开口说：“真是的。”这句话就成了丹尼献给黄佐临的挽联。
7个月后，丹尼去世。
从事艺术且能做出一番成就的人大抵分三种路子：一是天赋秉异，老天赏这碗饭；二是出身世家，祖辈上就与艺术结缘；还有一种人，他们是完全遵循自己心底的召唤，以近似理想主义的赤子情怀对待自己所从事的这份事业，无怨无悔，勇往直前。
现代著名戏剧大师黄佐临当属最后这种。
用时下的话说，黄佐临的性格并不适合演艺届。他自小内向寡言、胆小腼腆。这大概与黄家传统、严厉的家教有关，黄佐临从小是在父亲的棍棒下长大的。他的父亲黄颂颁是一家洋行的买办，这份职业为他的家庭提供了相当富足的生活。黄颂颁希望儿子日后也能从事他的职业，像那个时代所有务实又多多少少要显示一些父威的中国父亲，他们总认为自己为子女铺就的路就是最好的。黄颂颁甚至更霸道些。
黄佐临17岁时开始有媒人上门提亲，因此非常忐忑，深怕父亲为他定下一门亲事。好在黄颂颁眼界高，一直没有中意的。直到有一天他告诉黄佐临已为他定下一个广东女孩。黄佐临郁闷至极，问母亲为什么父亲会中意这个女孩？母亲说，因为他的父亲平生只有一个爱好就是吃甲鱼，而这个女孩极擅长杀甲鱼，总有办法把甲鱼的头从它的鳖甲中引出来，然后一刀斩断它的脖子……黄佐临一听之下，从头冷到脚。他向母亲哀求，母亲爱莫能助。绝望之下，黄佐临把自己藏了起来。他在家里的地窖藏了两天，家人为找他闹翻了天，母亲哭肿了眼，父亲只得扬言只要找到黄佐临，凡事都答应他，黄佐临才从地窖里爬了出来。
他向父亲提出，亲事退掉，而且他要到国外留学。黄颂颁左右权衡，终于答应了黄佐临的要求，但是父亲同时也提了两个条件：一是要黄佐临读商科，二是不准娶个外国女孩回家。黄佐临连声答应。
1925年8月，19岁的黄佐临从上海启程，赴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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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带来的新鲜感和兴奋劲很快就被黄佐临所攻读的学科打败了。他此番所学的是与数字打交道的会计学，黄佐临发现那些枯燥、乏味的数字任凭他怎么努力都记不住，会计学老师也不喜欢他，说没见过比他更笨的学生，有时甚至骂他“白痴”。学期考试，他的会计学考了38分，教务长请了一位老师为他补习，结果补了一个学期后再考，考了28分。黄佐临只好改学社会研究学。这个学科要求学生要参观工厂、写社会调查报告。黄佐临渐渐发现，社会研究学比会计学有意思多了，他可以接触很多人，搜集到生动、鲜活的素材，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把自己的很多观点和思想融入到他的报告中。这大概算是他最初的“创作”了。为了写出更有价值和独特的报告，他开始阅读大量的的文学作品，包括易卜生、萧伯纳、高尔斯？华绥等西方戏剧大师的作品。
黄佐临求学的伯明翰是座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城市，盛产文豪。莎士比亚故乡斯特勒福特离伯明翰只有二十英里。故居是一幢伊丽莎白时代的建筑，坐落在艾文河上，是莎士比亚女儿的家。英国人称它为茅屋。屋里陈列着莎士比亚用过的书桌和椅子，他曾坐在这张椅子上写成了三十六个剧本，所以英国人把这椅子称为灵感椅，并规定一先令坐一分钟（当时，理发只须花半先令）。都说，坐一坐这张椅子就可以得到创作灵感。
椅子前排着长队，大都是美国的百万富翁、战后的暴发户和旅游者。1926年，黄佐临也多次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希望能得到些莎士比亚式的灵感。那年黄佐临20岁，这一年成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心中第一次有了明确的人生方向，或者说有了一个梦想，他想成为一个像莎士比亚一样的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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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旅途中很多看似偶然的遇见和相识，其实昭示着某种机缘。1926年，黄佐临结识了在他的人生里起到重要作用的人？——乔治？萧伯纳。
对，就是那个世界著名剧作家萧伯纳，黄佐临认识他的头一年，萧伯纳因为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而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一个世界级大师，怎么会和名不见经传的黄佐临联系到一起呢？
当时黄佐临在伯明翰大学二年级读书，借宿在林溪学院，那里是各国留学生的宿舍。在周末晚会上，黄佐临自编自演了独幕话剧《东西》，同学们说很有 “萧派”的风味，怂恿他把《东西》的剧本寄给萧伯纳看看。黄佐临那时颇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他果真把剧本给萧伯纳寄去了，并写信告诉他，自己想当一名剧作家。
几天后，一个大大的信封飞到黄佐临的邮箱：萧伯纳居然给他回复了。在《东西》的扉业上，萧伯纳亲笔写道：“一个‘易卜生派’，是个门徒，不是大师；一个‘萧伯纳派’是个门徒，不是大师；易卜生不是‘易卜生派’，他是易卜生；我不是‘萧派’，我是萧伯纳；如果‘黄’想有所成就，千万不要去当门徒；他必须依赖自我生命，独创一格。”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异国年轻人回这样一封信，一方面说明萧伯纳有涵养，还有一方面，也许是黄佐临对戏剧的那种执著、热忱和才华打动了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可以想见，对当时只有20岁的黄佐临来说，萧伯纳的这番鼓励带给他多么深远的影响。
1935年黄佐临第二次到英国留学时，他专程去拜访了萧伯纳。萧伯纳已80高龄，很少见客，但是对黄佐临这个异国“忘年交”的来访他却很高兴，不仅热情接待了他，还要送他一件东西留做纪念。过了几天，萧伯纳带黄佐临到一位当地很有名的老艺人家里去，请老艺人专门做一个羊皮相册。萧伯纳与老艺人商议式样，还叫他用画笔当场写一个中文的“萧”字，以便铸印在封面上。在回来的路上，80岁高龄的萧伯纳嘱咐身边来自异国的小伙子说道：“将来你回去，有了满意的演出，剧照就贴在这上面。”
1937年7月10日，黄佐临在归国前最后一次去伦敦访问萧伯纳。萧伯纳特意题词：“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如果你们有毅力和勇气去掌握它。那个未来的圣典将是中国的戏剧。不要用我的剧本，要你们自己去创作。”
“不做门徒”、“自己去创作”，萧伯纳对黄佐临的这种指引贯穿在他一生的追求中，激励着他勇往直前，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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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佐临第一次留学回国时是1929年，他并没有如愿去做戏剧，而是接替父亲的职位成为一名拿着600银两月俸的洋行高级职员，成了名副其实的“高富帅”。 工作之余，黄佐临把大量时间都用在观看、评论戏剧上，也因此结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朋友。1929年10月“南开“校庆，高尔斯？华绥的作品被搬上舞台，曹禺参加了改编，并在剧中扮演董事长。黄佐临看过演出后给《大公报》写了一篇观后感，对这个剧作评价很好，而且特别点评了曹禺的表演。彼时的曹禺还默默无闻，突然在《大公报》上看到自己的名字，自然欣喜。他觉得黄佐临是他的知音，辗转找到他的家，专程登门拜访。
有一句话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此话适用于朋友间，也适用于夫妻。1930年，黄佐临因戏剧结缘，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子，金韵之。
这年5月，天津中西女中毕业班的同学排演的莎士比亚的喜剧《皆大欢喜》上演了。黄佐临的妹妹是中西女中的学生，特意拉着哥哥来看这台戏。在这个春风沉醉的夜晚，黄佐临非常投入地看完了整台表演。他很惊喜，此剧中所有角色的念白都采用英语原文，更让他眼前一亮的是女主角罗瑟琳的扮演者，她戏演得真好，人也长得漂亮，总之样样都好，让黄佐临一下子着了迷。他连夜写了一篇剧评，对这次演出作了详尽的分析，特别赞赏了女主角的表演。此文发表在了英文报纸《天津泰晤士报》上。
次日回家，他转弯抹角地向妹妹打听女主角的情况。这女孩叫金韵之，是黄佐临妹妹的同班同学，比他小5岁。由妹妹牵线，黄佐临与金韵之得以很快相识。他们对戏剧有着共同的热爱和追求，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题，很快两人就陷入了热恋。多年后他们的女儿黄蜀芹回忆：“那是他们俩的初恋，也是终身之恋，自始至终达六十五年之久。”
1935年，黄佐临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和金韵之结婚，二是他辞掉了他月俸600银两的金饭碗。600银两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时下人民币25000元。从一个洋行的高级职位到当时人们眼里的下九流“戏子”，这在世人的眼里简直是发疯。黄佐临最忐忑的是父亲黄颂颁的反应。令他意外的是，黄颂颁这一次却没有反对，当然他也没表示赞同。他只说：“你自己做主罢。”
倔强又保守的黄颂颁为什么会同意黄佐临的这种选择？这种改变也许有时代的背景，在当时那种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的大环境中，很多人固有的观念都承受着冲击发生了改变；又或者，黄颂颁的内心有着深深的无奈：他老了，人生有很多事都无法勉强，随他去吧。
黄佐临晚年谈起父亲的默许，他说：“这真是我莫大的荣幸。”
那么对黄佐临自己来说，弃商从艺，是什么让他做出如此大的决定？这其中的原因他一辈子都没有明说过，有人猜他是受了萧伯纳的指引，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和妻子金韵之的互相支持和影响。多年后，余秋雨有过这样的评价：在我看来，佐临之所以弃商从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既朴素又简明的，只因为他爱上了戏剧。
爱上了戏剧，让黄佐临在1935年再次赴英国留学。与前次不同的是，这次他专门攻读戏剧，并立志把此当成终身的职业，而此次他也不再是孤身一人，身边陪伴的是他的新婚妻子金韵之。
他们的蜜月是在剧院中度过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看了60多场戏剧。秋天，金韵之去伦敦学习表演，黄佐临入剑桥大学研究莎士比亚。1936年，他们又一起入伦敦戏剧学馆，她在表演班，他在导演班。这期间，金韵之为自己取了艺名“丹尼”，是由当年创办伦敦戏剧学馆的法国著名导演米歇？圣丹尼的名字衍化来的，取这个艺名是为了永远纪念自己的戏剧导师。1937年夏，黄佐临和丹尼在伦敦戏剧学馆结业，他们启程回国，于同年10月回到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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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黄佐临来到上海开始了他的职业导演生涯。1942年，他组织了一个名为“苦干”的职业剧团，剧团章程里写道：戏剧是我们的终身职业，齐心协力，埋头苦干。这不是空泛之谈，而是黄佐临的肺腑之言。
20世纪40年代，他把一大批热爱戏剧的人聚集在他在上海的家里。他的房子是位于泰安路上的一座花园洋房，是用父亲的遗产买下的，剧作家黄宗江、演员黄宗英、“话剧皇帝”石挥等都在这里客居过很长时间。就是在所房子里，黄佐临引领着这批热爱戏剧的人创作出多部有影响的话剧。
当时的上海汇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人才，钱钟书和杨绛夫妇彼时也在上海定居，1942年黄佐临指导了杨绛的剧作《称心如意》。这次合作，黄佐临与钱钟书夫妇彼此都留下很好的印象。40多年后的1989年，黄佐临的长女黄蜀芹想要拍摄电视剧《围城》，黄佐临为她写下一封引荐信，《围城》最后得以顺利投拍与黄佐临和钱钟书夫妇的这段相交不无关系。这是后话了。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剧场艺术的开拓者，黄佐临和焦菊隐被称为“南黄北焦”，他担任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指导了《布谷鸟又叫了》等多部有影响的话剧。但是他一直不满意，萧伯纳给他的那本羊皮相册上始终是空白的，他希望能找到戏剧的演绎规律和变革，他的梦想就是找到他理想的演剧方式，可是他理想的演剧方式是什么？他并不清楚。
1959年，黄佐临接到一项任务，引进德国戏剧《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把它搬上上海的舞台，这让黄佐临非常兴奋。当时中国舞台上用的、学校里教的都是苏联体系的戏剧观，德国的戏剧很少有人知道。黄佐临希望除了一种表演体系外，还能有更多元的方式和理念，他一直想打破这种唯一或者所谓的权威。在那种观念、意识和方向，甚至连日常服装都要求高度统一的年代，打破唯一、寻求多元化创新是需要巨大勇气的。
这一年，由黄佐临导演、他的妻子丹尼主演的这部德国戏剧上演了。刚开始观众抱着好奇心来看，剧场全满，演出过半时观众纷纷离场，快结束时观众比舞台上的演员还少，等到全剧演完，观众只剩了一个人，他是黄佐临的朋友巴金。
无法想象黄佐临掀开帷幕时看到巴金一人在台下时的心情，也许有失望、也许有挫败，也许百味杂陈。探索的路上从来都是孤独的，黄佐临曾自称是与风车战斗的“黄吉诃德”，带着一种近似天真的理想主义，苦苦寻找着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戏剧体系，这是他终生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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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佐临年轻时开始，关于戏剧的笔记一共写过92本，他一直想依此来写一本《世界戏剧史》，但是最终没有完成这个梦想。
1968年的春天，他当上了外公，小外孙取名“大圣”，黄佐临非常高兴。多年后，不仅黄佐临的几个子女都成了著名的导演、剧作家，这个叫“大圣”的外孙也成了一名导演。从买办家庭走出的黄佐临把自己的家庭变成了“戏剧之家”。
直到暮年，黄佐临仍参与导演多部有影响的话剧暮年。在他执导的《消失的雨点》的“导演的话”里，他说：“最近我身体不佳，失眠、心律不齐、早搏，医生嘱休息。无奈一年来话剧成熟导演先后3位与世长辞，感慨万分。为了弥补这个巨大损耗，我已下定决心，背水一战，只要为振兴话剧能尽一份力，死而无怨》。”
戏剧，对黄佐临来说，早已不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更不是谋取名利的手段，而是他的情感、精神，是生命的寄托、依靠，甚至超越了生命，成了他的信仰。
85岁时他用自己的“写意戏剧理念”指导了他的最后一部话剧《中国梦》。1994年6月1日，黄佐临走完了他88岁的人生旅程。
丹尼在晚年患上严重的老年痴呆症，失语、失忆，当孩子们把黄佐临去世的消息告诉丹尼时，已失语多时的她突然开口说：“真是的。”这句话就成了丹尼献给黄佐临的挽联。
7个月后，丹尼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