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管理》：您认为：做战略就是做取舍。如今，中国企业也面临两个取舍问题：一是继续做目前大陆企业所熟悉的低成本加模仿的代工生产（OEM）；二是开发新技术，自己掌握核心技能。前一种做法已经是台湾企业走过的老路，而第二种做法又面临着日美企业大量的专利壁垒，让中国企业很难在关键技术的研发上有所突破。您对此能否给中国企业什么建议？
　　迈克尔·波特：长期做OEM绝不会令你做得更好。目前中国人均GDP为1000美金，有些地区可能3000美金，在这种经济水平下做OEM 是可行的，但步入国际中等收入水平时，就必须有其它做法，比如：建立有独立品牌的跨国公司、进行技术创新等。韩国、台湾、日本其实已经都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所谓专利壁垒并非是阻碍中国企业发展的关键，因为这些壁垒不可能仅仅针对中国企业。因此，中国企业应该多去考虑如何与大学结成联盟，深入研究技术，培养研发人员等长期扎实的工作。中国要想繁荣，就必须走这条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中外管理》：在您的《Can Japan Compete?》这本书中，您提出正是由于日本政府的过多干预，才导致日本企业的逐渐衰落。而中国经济现状显然与日本不同，您认为政府该是怎样一个角色，才有利于帮助企业提高研发能力？
　　波特：虽然我们处在这个企业的地理位置越来越不重要的时代，但企业集群却是一个基于市场的自然现象，而绝非是靠政府自己从零建立的。政府或行业协会的角色，就是通过诸如技术认证等手段加强这种集群现象，这和干涉企业完全不同。其实，地区强盛并不是某一企业具有超强实力，而是在该地区与它业务有关的许多企业形成的企业集群带，他们相互影响，产生更强的竞争性。比如：德国的汽车，不仅包括宝马、奔驰、欧宝，还涉及相关供应商。任何新进入的企业都会从中得到好处，比如：高素质的人员、优质的服务等。
　　《中外管理》：目前产业变化非常快，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而您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行业分析五力理论及成本领先、差异化、专注化三策略，在充满变化的当今，是否依然适用？
　　波特：我已经认真注意到了对我的观点的批评，但我对此并不认同。在这次中国之行的演讲中，其实我已经增加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对以前的观点进行了补充。比如：做战略除了掌握三策略之外，还要注意学会取舍。虽然行业变化快，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可以不做战略，比如：戴尔的成功并非是预测到未来将会怎样变化，而是预测到直销需求将会长期存在，他们对这套做法进行总结提炼，并始终贯彻执行，而非三五年就变，这就成了战略。所以，做战略，并不是对未来进行那种类似9·11事件是否会发生的预测，而是做长期差异化分析。
　　另外在五力分析模型中，我依然不同意有人提出的增加政府这一“力”。“五力分析”是要了解行业利润率变化的关键原因是什么，政府的政策尽管会影响竞争，但它不能作为分析行业利润率的因素。
　　《中外管理》：在您有关竞争优势的研究中，为何从没提到企业家和企业文化的作用？您是否认为这并非是竞争优势中的核心问题？
　　波特：有人将文化分成好文化和坏文化。我认为文化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是否适应战略之分。企业文化要服从于整体战略。
　　企业的战略必须由领导人制定，因为战略就是做出选择，并由他来指导。但如果领导人变更，战略也跟着变，则是公司不成熟的表现，除非是该公司出现了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