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而不疑”，语出汉王逸撰《楚辞章句·离骚经章句》，原指殷商武丁的用人政策。后亦曰“用人不疑”。五代、宋以后有了完整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之说。历代帝王能用此策者，可谓之“贤主”。
　　段院长是否“疑人不用”，我不清楚，但他“用人不疑”，我可深有体会。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段院长与甘肃人民出版社的曹克己社长，雄心勃勃要出一本“文革”以后介绍敦煌的大型图录，出版社派出的编辑是马负书，敦煌文物研究所派的是我。“敦，大也；煌，盛也。”敦煌不但有莫高窟，出土文物也很有特色。我提出图录最好也把敦煌县博物馆的特色文物选上一些，院长很赞成。我把图版目录、文章目录编完以后，给他汇报，他不说什么，只说：“就这样做吧。”此书原计划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社还派出编辑和我们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没有想到的是，科学出版社提出这本精彩画册的出版费得80万元，这无异于天文数字。画册于是搁浅。院长曾设法“拉赞助”，争取在香港出版，未果。此书搁浅将近10年，1990年，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由于此书页面的底色是黑的，人们称之为“黑敦煌”者是也。实际上，图版、文章乃至版面设计都是我和马负书做的，但最后的署名只有甘肃人民出版社、江苏美术出版社，却没有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份。院长听了我的汇报，说了句：“那不行！”也就不了了之。“黑敦煌”销路很好，到1997年11月已是第四次印刷，敦煌研究院分文未取。段院长大概是不忘当年他与曹克己社长的初衷——只要好好宣传敦煌就行！我呢，干了好几年，无名无利，也没有闹情绪。院长他了解我这点“只知耕耘”的精神。
　　1982年是中日建交10周年。日本举办了“中国敦煌壁画展”，在东京、大阪、京都、北九州、秋田、名古屋六地巡回展览，获得极大成功。此后日本友人到敦煌参观者不断增加。
　　大约1984年初，段院长答应日本池田大作的要求，再一次在日本举办“敦煌展”。池田大作是日本名人，此举得到了当时中日友好名誉会长王震、中国驻日大使章曙的支持。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此展的筹备工作竟然落到我的头上。我当时还用四川话给他开了个玩笑：“你真是个糊涂官，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他拉着个脸，说：“你考虑考虑，准备做吧。”简直没有商量的余地。两天以后他找我正式商量。我的意见是：前年咱们已经在日本办了一次展览，这次干脆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壁画临本，一部分是敦煌文物。为了内容更丰富，还是请敦煌县博物馆也参加，也给他们创造一些出国的机会。院长完全同意，并让我尽快与敦煌县博物馆的荣恩奇馆长联系。目录出来以后给他看，看完以后只有两个字：“可以。”筹备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他从不横加指责。筹备完成之后，正因为他知道我不会斤斤计较，到国家文物局与日本人签协议的时候，派的不是我。当我看到协议文本以后，我对段院长大发了一顿脾气——有关著作权的问题，我们的人没有争取。院长对此没有表态。我于是自作主张给他写了一个《备忘录》，请他到日本参加开幕式的时候想办法挽回。他很满意地说：“可以。”我的责任已经尽到，以后也就再没有问过。
　　1997年，甘肃人民出版社为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组织编辑《甘藏敦煌文献》，段院长任主编，我任副主编。我想这大概又是段院长给我压的任务。他不会怀疑我偷懒，他不会怀疑我沽名钓誉，而我会做实际的主编工作。
　　我是1961年到敦煌工作的，在漫长的岁月中，与段院长共事多年，其中有好多年，他是我的领导。在我的记忆中，他没有表扬过我。但是他给了我很好的学习机会：“文革”后第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巴黎召开，有四个名额，其中有我；1995年，院里组织去俄罗斯考察两个月，段院长也带上了我。他没有给我什么荣誉，也没有给我什么“国家特殊津贴”，但我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