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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蒙古地区考古发掘的史前遗存较为丰富，本文根据19世纪至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及史前遗存情况，针对不同时期的研究情况，归纳并划分出各阶段史前遗址发现的作用与意义，以各遗址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史前遗址特点和环境特征，提出内蒙古地区史前文化所具备的特色，认为内蒙古东部地区有着自身发展的序列与脉络，与中原地区相异，具有一枝独秀的特质，内蒙古西部地区则深受中原史前文化的影响，并结合当地的环境与生产形成兼收并蓄的文化。同时，探讨了内蒙古地区对史前文化的命名问题。
关键词：遗址调查；史前文化；考古发现
内蒙古地处中国北疆，幅员辽阔，孕育了多姿多彩、极富特点的草原文化，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这两种文明在广袤的土地上各领风骚，又相互融合，为多元的中华文明创造了精彩的构成元素。
富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内蒙古地区所积淀出的文明，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课题，一直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近年来，随着内蒙古地区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数量众多的重要考古遗址和遗迹相继发现，人们对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的認识也逐步深化，相关研究和探讨也日渐繁荣，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引人注目的显学。
由于内蒙古地域广阔，生态环境区域性强，所以在史前发展过程中，内蒙古地区形成了东、西两大考古学文化系统，概括来说，东部区是以筒形罐谱系为特色，衍生出“一枝独秀”的原生性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西部区则是以瓶、钵等农耕文化体系的北进，形成具有“兼收并蓄”特点的多样性文化系统。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经过文化繁衍，先后缔造出了两个文明：一是农业方国文明，二是畜牧—游牧业文明。内蒙古地区文化在促进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中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有机构成的一部分。
一、调查与发掘概述
内蒙古地区的史前考古调查与发掘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是以外国学者或探险家为主导的考古调查工作，这些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掠夺和探寻宝藏，对内蒙古地区的史前文化研究未能起到积极的作用。1922—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与德日进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萨拉乌苏文化及河套人遗迹并对其进行发掘，正式揭开了内蒙古地区史前考古的序幕。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分别有1922—1926年俄国学者对东北地区石器时代文化的调查、1927—1935年中瑞考察团对额济纳河流域的史前文化的考察、1930—1935年日本学者对内蒙古东南部的史前遗址的调查。其中，1930年中国学者梁思永对内蒙古赤峰地区史前遗址进行的调查，成为我国学者在内蒙古地区进行史前考古学文化研究工作的开端。之后的1936—1946年间，我国学者先后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史前文化进行了初步研究。总之，20世纪50年代以前，内蒙古地区的史前考古基本处于零碎的发现阶段。
第二阶段为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阶段主要是调查、摸底与初步认识的阶段。1954年，内蒙古组建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负责全区的文物保护、田野调查、考古发掘工作。这一时期，内蒙古的考古工作者对全区的文物遗址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为以后深入研究该地区的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革”期间，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内蒙古地区的史前文化研究基本处于停滞，大量文物古迹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第三阶段为“文革”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是该区考古事业全面开展和繁荣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大规模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展开，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内蒙古东、西两部研究全面开花，在大量资料积累的基础上，考古学者们对内蒙古地区史前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文化序列与谱系建设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四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该区考古工作逐步深入与对外交流活跃的时期。其中，现代科技在内蒙古考古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综合地质、地理、动物、植物、气候等多学科的考古研究方兴未艾，从1997―1998年东南部的航空考古，到2002年的中南部地区的航空摄影，再到 2004-2007年河套地区区域性考古调查，专项课题与区域性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同时，中外学术研究合作与文化交流愈发频繁，1995—1997年间，中日先后合作开展了“岱海地区文明起源和发展”及“游牧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的考古学研究项目的综合考察工作，中美合作的赤峰区域性考古调查与研究也自1999年开展至今。内蒙古考古工作者代表中国第一次走出国门，与蒙古国合作进行的游牧民族文化研究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的开展，也为内蒙古地区的考古事业发展增添了新活力与新机遇。
二、重要成果概述
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经过多年的研究，为内蒙古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研究做了不懈的努力，为内蒙古东部、西部两区的文化序列与谱系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一）旧石器时代
1922—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与德日进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萨拉乌苏文化及河套人遗迹并对其进行发掘；我国学者也于1976年与2000年先后发掘了大窑文化和金斯太洞穴遗址。
大窑文化、河套人及萨拉乌苏文化、金斯太洞穴遗址，基本代表了内蒙古中南部旧石器时代文化演变的全过程。其中，前两种文化分属两个不同的石器制造工艺系统。此外，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期的考古学文化有扎赉诺尔遗址、海拉尔松山遗址、察右中旗大义发泉遗址。对旧石器时代的调查，为研究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准备了条件。
（二）新石器时代
东部区的史前考古工作与文化序列研究，首先从1954年尹达提出“红山文化”开始。不同于中原的仰韶文化，东部区的考古学文化独立于中原古文化而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东部区史前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以配合国家基本建设为主、结合课题研究的基础上，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众多史前文化遗址，其中重要的遗址有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西梁遗址、二道梁遗址、塔布敖包遗址、南台子遗址、三座店遗址等。考古工作者相继确立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等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内涵。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序列与谱系建设逐步深入和拓展，新发现了西梁类型、白音长汗类型、水泉类型、西荒类型等新型考古学文化类型，进一步明确了小河西文化，目前已基本建立起了东部区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与谱系，为今后东部区史前文化研究的深入以及为后学能够清楚了解这一区域的文化属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小河西文化，被众多学者认为是中国北方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极有可能是兴隆洼文化的先祖。兴隆洼文化的出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红山诸文化的先驱；而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则踏着先人的足迹从荒蛮走向文明，迎来举世瞩目的红山文化，在内蒙古东部区呈现出一枝独秀的态势。龙一直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以坛、庙、冢为格局的礼制性质的红山文化，其自龙形堆塑发展而成的龙形玉器与图案，这一以“血亲”为主体的文化谱系，正如苏秉琦所认为的“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等可以看作是以龙和花为象征的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结合到一起，从而迸发出文明的火花”。红山文化成为中华古文化主系中重要的一支，辽河流域成为中国“龙”文化的摇篮，都证明内蒙古东部区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部区的考古学文化重点在黄河流域及环岱海山岳地带，该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始较早，从外国专家学者开始调查算起，自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虽然发现了46处仰韶和龙山遗址，但均为零星的地面调查与小面积发掘。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部区的史前考古工作同东部区一样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以配合国家基本建设为主、结合课题研究的基础上，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发现了众多史前遗址，其中重要的有石虎山遗址、白泥窑子遗址、王墓山遗址、鲁家坡遗址、官地遗址、庙子沟遗址、大坝沟遗址、岔河口遗址、海生不浪遗址、老虎山遗址、园子沟遗址、阿善遗址、永兴店遗址、西园遗址、二里半遗址、朱开沟VII区遗址等一系列史前文化遗存。
内蒙古西部区史前文化研究当从20世纪40年代裴文中先生提出“彩陶文化”系统和“细石器文化”系统开始，裴先生认为这一地区存在这两种文化的“混合文化”，这一观点对后来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学者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研究基础上，对所谓的“混合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并认识到其中含有中原仰韶文化所不包含的独特风格，并以岔河口、海生不浪两种遗址为代表，对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做了初步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新资料不断涌现，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部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学者对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和文化谱系做了深入研究，初步建立起西部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
西部区的生态环境异于东部区的西辽河流域，故其早期农业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与东部区有明显差别，这里的农业开发是由中原移民垦荒完成的。所以，西部区的考古学文化主体介于中原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体系之间，却又具有自身的文化特点，形成了“兼收并蓄”的文化格局。
约7000年前，首先，起源于渭河流域以尖底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人群与太行山东侧的以红顶钵与鼎为代表的后岗文化人群相继北上，在黄河沿岸与岱海山岳之地落脚，形成最先在内蒙古西部区发展起来的原始农业文化。随后，起源于华山脚下的庙底沟类型文化人群、大司空文化人群、红山文化人群相继从东、南方向进入该地，文化成分复杂，相互间经过碰撞、融合，在内蒙古西部区史前文化上最终呈现一种兼收并蓄的文化格局，打破了上阶段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空前统一的文化局面，显示出强烈的分化和重组的趋势。此时喇叭口尖底瓶的仰韶文化、筒形罐的红山文化、深折腹钵的大司空文化以及雪山一期文化等，经过演进、延续，形成了颇具当地特色的海生不浪文化（庙子沟文化）或者说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并成为当地文化体系的先驱。之后，内蒙古西部区史前文化进入了繁荣的扩展时期，直接继承了海生不浪文化中以鬲为代表的老虎山文化，形成独具特点的北方文化，以石围墙作为军事防御性质的聚落大量出现在黄河沿岸与岱海周围，演变成带有军事性质的强大联盟集团。同时，随着气候的变冷，该地区不适宜人类的生存与居住，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北方人口大量南下，进入中原及邻近地区，并以最具代表性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向四方传播，使该区承自中原的原始农业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变成强悍的原始牧业文化系统，进而形成对外四处扩张的态势。
三、存在的问题
内蒙古地区的史前文化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上处于考古调查和资料积累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才取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对各类型的文化体系、谱系、序列的探讨与论述。其中，学者在内蒙古东部区的文化序列探讨上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只是在各文化发展的时间上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继承等关系上，还存在着一些争议。这些研究成果对后期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文化遗存的编年和谱系研究，学者、专家进行过多方面的探讨，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经过共同努力，已初步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在文化命名、文化分期、文化類型、文化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上，仍有歧见。同时，在学术讨论中也存在着对同一考古学文化采用多种称谓、新旧名称并用的现象，有的用调查过的地名命名，有的对同类文化性质的遗存用多种名称，有的把同一文化的不同类型当作不同文化对待，或将不同性质的文化遗存划归同一文化等，使民间在了解和运用这些研究成果时有着诸多不便，也影响了学术界对该地区原始文化的深入探讨。但无论如何，对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或类型已有二十多种命名方式，虽然这些命名和使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一方面体现了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原始文化所具有多样性和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者对待文化命名的严谨程度，他们更愿意采用自己所亲自发掘或了解更清晰的遗存特征作为一类文化的代表。目前，得到大多数专家学者认可的该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只有两种，即海生不浪文化与阿善文化，而对仰韶早、中期及龙山早、晚期的文化遗存分类还存在众多不同的见解，要解决这些问题，也许还需要更多时日，等待更多的遗存被发掘，这既是交给后学的任务，也是对后学专业能力的考验。 四、结语
综上所述，内蒙古地区地处中国北疆，生态环境多样，在这一地区生活过的史前人类群体往往依据环境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从而塑造了多姿多彩的史前文化，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成为中华民族早期人类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作者简介
刘丽娜，女，内蒙古自治区党校公共管理研究生。
参考文献
[1]魏坚.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的编年及相关问题[J].文物，1985（5）：77-78.
[2]田广金.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年代[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6（4）：48-58.
[3]田广金.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时代文化遗存研究[C].乌兰察布：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1989.
[4]田广金.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J].考古学报，1997（2）：121-145.
[5]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及其相关问题[C].济南：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1993.
[6]张忠培，关强.“河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研究[J].江汉考古，1990（1）：17-34.
[7]李逸友，魏坚，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发现与研究[M]//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8]高天麟.黄河前套及其以南部分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存试析[J].史前研究，1986（增刊2）.
[9]杨杰.晋陕冀北部及内蒙古中南部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初探[C].烏兰察布：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1989.
[10]魏坚，曹建恩.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石城址初步研究[J].文物，1999（2）：57-62.
[11]卜工.三北地区龙山文化研究[J].辽海文物学刊，1992（1）：73-87.
[12]严文明.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有关问题[C].乌兰察布：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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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15]崔璇，斯琴：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文化初探[C].郑州：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1985.
[16]崔璇，斯琴.内蒙古清水河白泥窑子C，J点发掘简报[J].考古，1988（2）：97-108.
关键词：遗址调查；史前文化；考古发现
内蒙古地处中国北疆，幅员辽阔，孕育了多姿多彩、极富特点的草原文化，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这两种文明在广袤的土地上各领风骚，又相互融合，为多元的中华文明创造了精彩的构成元素。
富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内蒙古地区所积淀出的文明，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课题，一直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近年来，随着内蒙古地区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数量众多的重要考古遗址和遗迹相继发现，人们对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的認识也逐步深化，相关研究和探讨也日渐繁荣，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引人注目的显学。
由于内蒙古地域广阔，生态环境区域性强，所以在史前发展过程中，内蒙古地区形成了东、西两大考古学文化系统，概括来说，东部区是以筒形罐谱系为特色，衍生出“一枝独秀”的原生性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西部区则是以瓶、钵等农耕文化体系的北进，形成具有“兼收并蓄”特点的多样性文化系统。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经过文化繁衍，先后缔造出了两个文明：一是农业方国文明，二是畜牧—游牧业文明。内蒙古地区文化在促进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中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有机构成的一部分。
一、调查与发掘概述
内蒙古地区的史前考古调查与发掘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是以外国学者或探险家为主导的考古调查工作，这些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掠夺和探寻宝藏，对内蒙古地区的史前文化研究未能起到积极的作用。1922—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与德日进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萨拉乌苏文化及河套人遗迹并对其进行发掘，正式揭开了内蒙古地区史前考古的序幕。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分别有1922—1926年俄国学者对东北地区石器时代文化的调查、1927—1935年中瑞考察团对额济纳河流域的史前文化的考察、1930—1935年日本学者对内蒙古东南部的史前遗址的调查。其中，1930年中国学者梁思永对内蒙古赤峰地区史前遗址进行的调查，成为我国学者在内蒙古地区进行史前考古学文化研究工作的开端。之后的1936—1946年间，我国学者先后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史前文化进行了初步研究。总之，20世纪50年代以前，内蒙古地区的史前考古基本处于零碎的发现阶段。
第二阶段为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阶段主要是调查、摸底与初步认识的阶段。1954年，内蒙古组建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负责全区的文物保护、田野调查、考古发掘工作。这一时期，内蒙古的考古工作者对全区的文物遗址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为以后深入研究该地区的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革”期间，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内蒙古地区的史前文化研究基本处于停滞，大量文物古迹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第三阶段为“文革”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是该区考古事业全面开展和繁荣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大规模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展开，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内蒙古东、西两部研究全面开花，在大量资料积累的基础上，考古学者们对内蒙古地区史前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文化序列与谱系建设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四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该区考古工作逐步深入与对外交流活跃的时期。其中，现代科技在内蒙古考古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综合地质、地理、动物、植物、气候等多学科的考古研究方兴未艾，从1997―1998年东南部的航空考古，到2002年的中南部地区的航空摄影，再到 2004-2007年河套地区区域性考古调查，专项课题与区域性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同时，中外学术研究合作与文化交流愈发频繁，1995—1997年间，中日先后合作开展了“岱海地区文明起源和发展”及“游牧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的考古学研究项目的综合考察工作，中美合作的赤峰区域性考古调查与研究也自1999年开展至今。内蒙古考古工作者代表中国第一次走出国门，与蒙古国合作进行的游牧民族文化研究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的开展，也为内蒙古地区的考古事业发展增添了新活力与新机遇。
二、重要成果概述
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经过多年的研究，为内蒙古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研究做了不懈的努力，为内蒙古东部、西部两区的文化序列与谱系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一）旧石器时代
1922—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与德日进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萨拉乌苏文化及河套人遗迹并对其进行发掘；我国学者也于1976年与2000年先后发掘了大窑文化和金斯太洞穴遗址。
大窑文化、河套人及萨拉乌苏文化、金斯太洞穴遗址，基本代表了内蒙古中南部旧石器时代文化演变的全过程。其中，前两种文化分属两个不同的石器制造工艺系统。此外，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期的考古学文化有扎赉诺尔遗址、海拉尔松山遗址、察右中旗大义发泉遗址。对旧石器时代的调查，为研究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准备了条件。
（二）新石器时代
东部区的史前考古工作与文化序列研究，首先从1954年尹达提出“红山文化”开始。不同于中原的仰韶文化，东部区的考古学文化独立于中原古文化而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东部区史前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以配合国家基本建设为主、结合课题研究的基础上，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众多史前文化遗址，其中重要的遗址有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西梁遗址、二道梁遗址、塔布敖包遗址、南台子遗址、三座店遗址等。考古工作者相继确立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等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内涵。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序列与谱系建设逐步深入和拓展，新发现了西梁类型、白音长汗类型、水泉类型、西荒类型等新型考古学文化类型，进一步明确了小河西文化，目前已基本建立起了东部区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与谱系，为今后东部区史前文化研究的深入以及为后学能够清楚了解这一区域的文化属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小河西文化，被众多学者认为是中国北方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极有可能是兴隆洼文化的先祖。兴隆洼文化的出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红山诸文化的先驱；而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则踏着先人的足迹从荒蛮走向文明，迎来举世瞩目的红山文化，在内蒙古东部区呈现出一枝独秀的态势。龙一直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以坛、庙、冢为格局的礼制性质的红山文化，其自龙形堆塑发展而成的龙形玉器与图案，这一以“血亲”为主体的文化谱系，正如苏秉琦所认为的“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等可以看作是以龙和花为象征的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结合到一起，从而迸发出文明的火花”。红山文化成为中华古文化主系中重要的一支，辽河流域成为中国“龙”文化的摇篮，都证明内蒙古东部区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部区的考古学文化重点在黄河流域及环岱海山岳地带，该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始较早，从外国专家学者开始调查算起，自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虽然发现了46处仰韶和龙山遗址，但均为零星的地面调查与小面积发掘。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部区的史前考古工作同东部区一样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以配合国家基本建设为主、结合课题研究的基础上，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发现了众多史前遗址，其中重要的有石虎山遗址、白泥窑子遗址、王墓山遗址、鲁家坡遗址、官地遗址、庙子沟遗址、大坝沟遗址、岔河口遗址、海生不浪遗址、老虎山遗址、园子沟遗址、阿善遗址、永兴店遗址、西园遗址、二里半遗址、朱开沟VII区遗址等一系列史前文化遗存。
内蒙古西部区史前文化研究当从20世纪40年代裴文中先生提出“彩陶文化”系统和“细石器文化”系统开始，裴先生认为这一地区存在这两种文化的“混合文化”，这一观点对后来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学者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研究基础上，对所谓的“混合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并认识到其中含有中原仰韶文化所不包含的独特风格，并以岔河口、海生不浪两种遗址为代表，对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做了初步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新资料不断涌现，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部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学者对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和文化谱系做了深入研究，初步建立起西部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
西部区的生态环境异于东部区的西辽河流域，故其早期农业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与东部区有明显差别，这里的农业开发是由中原移民垦荒完成的。所以，西部区的考古学文化主体介于中原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体系之间，却又具有自身的文化特点，形成了“兼收并蓄”的文化格局。
约7000年前，首先，起源于渭河流域以尖底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人群与太行山东侧的以红顶钵与鼎为代表的后岗文化人群相继北上，在黄河沿岸与岱海山岳之地落脚，形成最先在内蒙古西部区发展起来的原始农业文化。随后，起源于华山脚下的庙底沟类型文化人群、大司空文化人群、红山文化人群相继从东、南方向进入该地，文化成分复杂，相互间经过碰撞、融合，在内蒙古西部区史前文化上最终呈现一种兼收并蓄的文化格局，打破了上阶段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空前统一的文化局面，显示出强烈的分化和重组的趋势。此时喇叭口尖底瓶的仰韶文化、筒形罐的红山文化、深折腹钵的大司空文化以及雪山一期文化等，经过演进、延续，形成了颇具当地特色的海生不浪文化（庙子沟文化）或者说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并成为当地文化体系的先驱。之后，内蒙古西部区史前文化进入了繁荣的扩展时期，直接继承了海生不浪文化中以鬲为代表的老虎山文化，形成独具特点的北方文化，以石围墙作为军事防御性质的聚落大量出现在黄河沿岸与岱海周围，演变成带有军事性质的强大联盟集团。同时，随着气候的变冷，该地区不适宜人类的生存与居住，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北方人口大量南下，进入中原及邻近地区，并以最具代表性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向四方传播，使该区承自中原的原始农业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变成强悍的原始牧业文化系统，进而形成对外四处扩张的态势。
三、存在的问题
内蒙古地区的史前文化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上处于考古调查和资料积累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才取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对各类型的文化体系、谱系、序列的探讨与论述。其中，学者在内蒙古东部区的文化序列探讨上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只是在各文化发展的时间上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继承等关系上，还存在着一些争议。这些研究成果对后期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文化遗存的编年和谱系研究，学者、专家进行过多方面的探讨，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经过共同努力，已初步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在文化命名、文化分期、文化類型、文化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上，仍有歧见。同时，在学术讨论中也存在着对同一考古学文化采用多种称谓、新旧名称并用的现象，有的用调查过的地名命名，有的对同类文化性质的遗存用多种名称，有的把同一文化的不同类型当作不同文化对待，或将不同性质的文化遗存划归同一文化等，使民间在了解和运用这些研究成果时有着诸多不便，也影响了学术界对该地区原始文化的深入探讨。但无论如何，对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或类型已有二十多种命名方式，虽然这些命名和使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一方面体现了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原始文化所具有多样性和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者对待文化命名的严谨程度，他们更愿意采用自己所亲自发掘或了解更清晰的遗存特征作为一类文化的代表。目前，得到大多数专家学者认可的该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只有两种，即海生不浪文化与阿善文化，而对仰韶早、中期及龙山早、晚期的文化遗存分类还存在众多不同的见解，要解决这些问题，也许还需要更多时日，等待更多的遗存被发掘，这既是交给后学的任务，也是对后学专业能力的考验。 四、结语
综上所述，内蒙古地区地处中国北疆，生态环境多样，在这一地区生活过的史前人类群体往往依据环境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从而塑造了多姿多彩的史前文化，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成为中华民族早期人类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作者简介
刘丽娜，女，内蒙古自治区党校公共管理研究生。
参考文献
[1]魏坚.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的编年及相关问题[J].文物，1985（5）：77-78.
[2]田广金.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年代[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6（4）：48-58.
[3]田广金.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时代文化遗存研究[C].乌兰察布：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1989.
[4]田广金.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J].考古学报，1997（2）：12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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