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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骆越工艺文化包括陶器、瓷器、青铜器、铁器、玉器、银器、滑石器、竹木器等产品及其制作工艺，涉及原材料的开发、深加工、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制作工艺等复杂的工序，是骆越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其间经历了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对后骆越时代民族工艺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骆越;工艺文化;起源;发展;影响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9.04.013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9）04-0081-06
收稿日期：2019-07-08
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5@ZH002）。
作者简介：覃彩銮，男，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南方民族考古、壮族历史文化。
工艺文化是以工艺产品为载体，以制作工艺、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识为核心，以生产组织、生产工具、生产习俗及信仰为表现形式，构成了内涵丰富的工艺文化体系，是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自然环境、历史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生计方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的不同，其工艺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格、民族特征和地域特色。骆越工艺文化的载体主要体现在陶器、瓷器、青铜器、铁器、玉器、银器、滑石器、竹木器等的制作工艺，是骆越文化体系中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的重要部分，不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品种多样，别具特色，工艺精湛。其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并且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后骆越时代诸民族工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骆越工艺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骆越工艺文化与其他文化事象一样，经过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简朴到精致的发展历程。其早期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人类制作的磨制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虽然是基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实用需要，但是在原料的选择、器型的塑造、花纹的装饰及加工工艺等方面，都包含有工艺与审美的元素。特别是磨制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在人类工艺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可以用于石器的磨光，使石器的造型更加规整，器体更加平整光滑，刃口更加锋利，劳动效率更高，器物种类也更加丰富，而且还可以广泛应用于其它器具的磨制，如骨器、蚌器、陶器等的磨光加工。新石器时代晚期，是骆越先民的石器磨制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中以大石铲的制作与磨制工艺最具代表性。在古骆越分布的今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发现有大量的大石铲遗存，出土了数以千计、类型丰富的大石铲。这些大石铲，不仅形体硕大，形制独特，造型美观，器形平整，而且磨制工艺精致，棱角分明，为国内外所罕见，堪称是磨制石器中的精品。
大约在距今一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骆越先民已发明了陶器。陶器的烧制，需要经过选料、拌和、形塑、饰纹、焙烧等多道工序。器型捏制时，先民们先要根据生活功用的需要，大致勾划出器形的形状，然后根据器物实用与审美的需要，采用泥条盘筑法扭制成各种敞口、敛口或直口及鼓腹、圆底或圈足的罐、釜、钵、碗类器形，应于生活中的盛储、炊煮、饮食等器。正是不同功用器物的口沿、器腹和器底的不同，形成造型或线条的变化，显示出均衡对称、曲张起伏的变化与美感。在许多器体上，为了实用和审美的需要，还刻划有各种花纹装饰，常见的有绳纹、划纹、水波纹等。在器体上刻划纹饰，形成皱褶，既可便于手持防滑，同时也增添了器体的装饰美感。可以说，早期陶器上的纹饰，开启了人类装饰艺术的先河。
商周至秦汉时期，是骆越族形成和发展时期，其工艺文化进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繁荣发展的新时期。随着骆越社会的发展，其工艺文化也有了新的发展，无论是产品种类还是制作工艺水平，都有了新的提高。这一时期骆越工艺文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陶瓷器、玉石器、滑石器、纺织等产品及其制作工艺。
（一）青铜冶铸工艺
青铜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金属器，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或阶级社会的重要标志。青铜器主要由铜、锡等金属合金浇铸而成，其特点是造型美观，质地坚韧，防腐耐蚀，品质优良，经久耐用，堪称是骆越工艺文化的代表。因而，青铜器的产生，在骆越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骆越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青铜的冶铸，不仅制作工艺复杂，而且要多方面的知识与技术，是骆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是骆越族受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借鉴和吸收中原青铜铸造技术的结果。
根据岭南地区的考古发现，大约在西周晚期到东周时期，骆越人已掌握矿石开采、冶炼技术及青铜铸造工艺，开始铸造青铜器。在青铜器铸造初期的周代，主要是铸造那些结构简单、体量较小的实心类器物，诸如钺、剑、矛、镞、銊、镦等兵器和斧、凿、锛类生产工具。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骆越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其青铜铸造工艺有了新的发展，铸造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增多，品种丰富，而且铸造工艺显著提高。除了前期常见结构简单的实心小型类兵器和生产工具外，還铸造形体高大、结构复杂、纹饰精美的铜鼓、鼎、羊角钮钟、盆、剑、矛类器物。特别是具有鲜明地方民族特色的铜鼓、羊角钮钟、扁茎剑、靴形銊等，标志骆越青铜文化的发展和铸造工艺的提高。
秦汉时期，随着中原封建王朝完成对岭南的统一，大批中原人南迁和中原文化的传入，极大地促进了骆越青铜文化的繁荣发展。这一时期，无论是青铜器的种类，还是铸造工艺和装饰艺术，都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一时期铸造的青铜器，实现了一系列重要突破，出现了大量形体高大、造型优美、构造复杂、工艺精湛的青铜器。在装饰艺术方面，无论是装饰形式、纹饰种类、图案组合，还是装饰工艺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出现了内涵丰富、具有装饰艺术的花纹图案，如合浦望牛岭汉墓出土的一对铜凤灯，通体刻划极为纤细的羽毛纹，灯罩之上还刻有一只形象生动的梅花鹿图像，平添了凤鸟灯艺术美感;在贵港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铜桶上，饰有线条纤细流畅的以弦纹、勾连云雷纹组合的图案，具有很高的装饰艺术美感，体现了这一时期骆越装饰艺术和审美观念新发展。 秦汉时期，随着骆越社会的发展、青铜铸造技术的提高以及中原青铜文化影响的加深，促进骆越青铜铸造工艺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代，其中以源于本地区、由原来的炊器釜演变而来的铜鼓铸造工艺最具代表性。在骆越人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中，铜鼓具有与中原地区的铜鼎相同的性质特征，是崇高社会地位和无尚权威的象征，故有“北鼎南鼓”或“国之重器”之称。因而在铸造此类神圣之器，往往倾一方之力，集一方技艺精湛之工匠来完成，其工艺亦相当严谨。一面形体高大、造型庄重、器体圆润、纹饰繁缛精美的铜鼓，需要经过采矿、冶炼、制范、塑模、刻划纹饰、合范、浇注、修整等多道工序，技术含量高，工艺极为复杂，涉及雕塑、造型、装饰和绘画艺术，堪称是骆越青铜铸造工艺发展鼎盛时期的代表。铜鼓的铸造，雕塑工艺是基础，工匠们需要用泥料塑成铜鼓的形状（即内模），并且在模体上雕刻所要装饰的花纹图案，然后再用泥料塑成铜鼓的外范。在模与范之间留出均匀的空腔，将合金的铜液注入模与范的空腔内。待铜液冷却后，揭去外范，捣碎内模，取出铜鼓。因而，每一具模范，只能铸造一面铜鼓。正是这个缘故，在出土的铜鼓中，没有发现两面完全相同的。
骆越工匠铸造的铜鼓，形体高大，造型凝重，纹饰丰富，图案精美，鼓面直径多在80厘米、鼓体高60厘米左右，重30公斤以上。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一面北流型铜鼓，面径165厘米，高67.5厘米，重达150公斤，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发现或收藏的一面最大铜鼓，被誉为“铜鼓王”。铜鼓形体呈圆墩状，内空，鼓面浑圆平整，鼓颈外弧，腰间内弧，腰间铸有对称的双耳，鼓足略外侈。鼓体上饰有各种精美流畅的花纹图案。令人赞叹的是，在尚未有精密测量设备的条件下，形的鼓面完全符合黄金分割率;每一面铜鼓鼓壁薄而均匀，鼓腔内壁留有许多铲痕，据说是工匠们在完成铜鼓的铸造后，为了调整鼓音的宏亮、纯正而进行的一种加工工艺。在铜鼓上，体现出许多合理乃至科学的元素，如鼓面中心的凸起的实心体太阳纹，是为了保证使用铜鼓时反复敲击时不易破损;实心太阳外缘的芒星纹，可使敲击铜鼓时声音能均匀散传;而外弧的鼓颈和内弧的鼓胸乃至外侈的鼓足，则可使鼓声产生浑宏悦耳的共鸣效果，充分体现了骆越工匠聪明的智慧和高超的铸造工艺。
铜鼓上的丰富精美、别具特色的花纹装饰，是骆越精湛装饰艺术成就的集中反映。每一面铜鼓的鼓面的中心，都铸有一个直径约5厘米的圆形太阳纹，且厚实凸起，周边为8—12道芒星纹，而且间隔有序。芒星之外，饰有一道道渐次向外扩展的晕圈，晕圈内饰有各种纹饰，如云雷纹、水纹、钱形纹、羽状纹、游旗纹、圆漩纹、锯齿纹、翔鹭纹或骑士纹等，构图简洁，线条流畅，布局规整。许多鼓面边沿有对称的立体塑像，计有蹲蛙（单蛙或叠蹲蛙）、骑士、牛撬、鸟、龟等，其中以蹲蛙居多，也最具民族特色，是骆越族流行蛙崇拜的形象反映。鼓胸所饰的花纹图案呈连续性，展开则成为精美长幅式画卷;鼓颈、鼓腰乃至鼓足的花纹图案，往往是独立成组，循环往复，其中或抽象写意，或形象写实。写实性的图案内容多是工匠们熟悉的动物或器械，如鹭鸟衔鱼，羽人舞蹈、羽人划舟等。这些图像的独立组合与整体的统一，显示了骆越人追求的是对称和谐、崇尚秩序的审美情趣，而由晕圈与几何图案组成的纹带、鼓面边缘的雕像，又衬托了主体图案，具有主次分明的艺术效果。所有这些精美别致的花纹图案装饰，是工匠们在泥模上刻画出来，模印于铜鼓泥范上，其巧妙的构思，深厚的艺术造诣，精湛的构图技巧和娴熟的刻画艺术，由此可见一斑。正如唐代刘恂《岭表录异》（上篇）所云：“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厚，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
（二）陶器制作工艺
陶器是人类利用自然界中质地细腻的粘土、经过拌和、增加粘性后，制成器坯后、经过焙烧而形成的器具。陶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最早通过焙烧方式，将一种物质变为另一种物质的成功范例，也是人类最早的一项发明。大约在一万年以前，骆越地区已开始出现原始陶器，经过新石器时代六千多年的发展，陶器经历了从手制到轮制、从露天焙烧到密封式陶窑烧制的发展过程。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骆越地区制陶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其主要标志是轮制技术的普遍应用、花纹模印工艺的采用和陶窑的出现。根据考古发现，这一时期，陶器主要生活日用器，其中以存储、炊煮和饮食的罐、壶、釜、钵、碗、罍、杯、碗等器类居多。由于陶土原料经过了淘滤和轮制工艺的普遍使用，加上采用具有良好封闭性能的马蹄窑烧制，使得烧成的陶器不仅器形美观规整，而且质地坚硬。特别是采用了模印花纹新工艺，即把所要装饰的花纹图案刻画在木块或陶板上，在制成的陶坯的肩和腹部进行壓印，模上的花纹图案便印在陶坯上。采用花纹的模印工艺，是骆越制陶工艺的一种革新，不仅能使纹饰清晰、工整、有序、美观，使陶器平添了艺术美感，而且提高了陶器的品质和工效。目前在这一时期的陶器上，常见饰有工整美观的水波纹、“米”字纹、网纹、云雷纹等。
秦汉时期，随着大批中原的南迁和中原工艺文化的传入，骆越的制陶工艺出现了新的发展。其主要标志是：1.器形种类更加丰富，凡炊煮器、饮食器、盛储器乃至模型明器，应有尽有，而且器形规整，造型别致，纹饰精美;陶器的品质也更加优良，陶壁坚硬，新出现施以釉质的陶制品;2.出现了专门用于陪葬模型明（冥）器，其中既有人俑、猪、犬、马、牛、羊、猪、鸡、鸭、鹅、鸟等塑像，还有结构复杂的房屋、院落、城堡、谷仓、灶、井、亭、羊圈、猪栏、牛耙田等模型。这些模型明器，既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常见，也是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家畜家禽、房屋建筑、田间劳作情景等，与其说为专门用来为死者随葬，毋宁说是一件件富有浓郁乡土生活气息的精美工艺品，印证了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真谛，反映了骆越陶制工艺的升华。
（三）玉石器制作工艺
玉石具有色泽晶莹、质地坚硬、美观富丽的品质，又因自然界中玉石原料稀有而弥显珍贵，深受人们垂爱。另一方面，因玉石质地坚硬且易碎，加工难度极大，不仅需要坚韧锐利的工具，而且需要娴熟、精细的加工制作工艺。根据考古发现，骆越族对于玉石认识、加工和佩饰，早在周代以前已经出现。在左江流域的隆安大石铲遗址里，就发现有用玉石材料制成的精美小型石铲;在武鸣岩洞里，发现有商代制作精致的玉戈。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金属工具的使用，骆越地区的玉石制造业有了新的发展，制作工艺有了新的提高，玉器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制作工艺更加精致。在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春秋时期的墓葬里，出土数以千计的玉器，器型有钏（18件）、玦（100多件）、管饰（100多件）、坠子（2件）、扣形器（3件）、凿（5件）、镂空雕饰（1件），还有数以千计的穿孔圆形薄玉片。每座墓葬出土的玉器，少的一二件，最多的有数百件，说明当时配玉之俗的流行。元龙坡春秋墓葬出土的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工艺之精巧，为岭南地区所罕见，特别是玉管的穿孔技术和扁薄的玉片的切割、磨制技术，令人惊叹[1]。在相邻的安等秧战国墓葬里，也出土有55件玉器，器形有主要玦、璜。两处墓地出土的玉器，多为灰白色，质地较坚硬，而且多为配饰器。秦汉时期，玉器品种进一步增多，既有配饰器，也有生活用器乃至工艺品，制作工艺更为成熟，切割、穿孔、镂空、打磨、抛光工艺得到普遍应用，常见有白玉、翠青玉、翠绿玉、青灰玉、褐红玉等，器物种类有镯、环、钏、管、壁、玦珠、玉杯、印章、动物雕像等。 骆越地区发现的玉器不仅工艺精致，造型美观，形态多变，而且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如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一件玉杯，是用一整块褐红色硬玉镂刻、琢磨而成，上部为椭圆形深腹，腹下收束内凹成细柄，圆形圈足外撇，造型别致。口沿和腹部细弦纹和勾连云纹，并且满饰排列规整有序、大小均匀的乳钉纹，其间用细线勾连上下左右，乍看为乳钉纹，细看又含云纹，别具匠心。这种弦纹、云纹和乳钉纹相结合的纹饰，阴刻、阳凸相交错，立体感强，是汉代出现的一种装饰新工艺，因而是骆越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有艺术价值的一件玉器。
使用玉石雕刻的各种动物形象，是骆越玉器工艺的突出特点，其中以玉蝉居多，还有鳄鱼、龙等。如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一件玉蝉，使用一块完整的翠青玉精雕而成。此类玉蝉是专门为死者随葬而制作，放入死者口中陪葬，寓意神秘。与玉蝉一同出土的还有一件玉佩，整体似一只凶猛的鳄鱼，从头至尾，棱角分明，形象逼真;然而其头顶却有一只向前卷曲的角，又似犀牛的形象，中间镂空的单眼似一只人眼，似鳄非鳄，形态奇异，给人丰富的联想。
在佩玉之风流行以后，水晶石、绿松石、翡翠、玛瑙饰品也发展起来。无论是玉器还是水晶石、绿松石、翡翠、玛瑙饰品，都属稀有之物，实属奢侈品，能够拥有此类制作精美的稀有之物，非富即贵，而非一般百姓所能享有。此风之兴，反映了骆越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和富有阶层的增多以及人们审美观念的多样化，进而促进玉石文化的繁荣发展和制作工艺的精益求精。
（四）滑石器制作工艺
骆越地区盛产滑石。据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金石门》记载，滑石“白者如玉，黑如苍玉，或琢为器用，而润之以油，似与玉无辨者”[2]。根据考古发现，西汉时期，骆越人已认识滑石品质如玉、易于雕刻的特性，开始用滑石雕刻成各种工艺品或模型器，常见的器形有杯、盘、壁、豬、仓、铺首等，多数器物通体磨光，制作工艺精巧。骆越地区的滑石器，多发现于中小型墓葬中，大型墓葬里实为少见，说明此类滑石器多为身份较低的普通百姓所使用。对于熟练掌握玉器制作工艺的骆越工匠，对滑石器的制作自然会得心应手。在柳江县里雍乡新安东汉墓葬中出土的一对滑石铺首、梧州市云盖山汉代墓葬出土的一件干栏式滑石囷可知，骆越工匠在制作滑石器时，通常采用平切、斜刻、镂刻、琢磨等工艺，所见器物切口平整，琢磨圆滑，镂刻精细，不留刀痕，显示出工匠们娴熟的造型艺术、雕刻技艺和巧妙的艺术构思。
此外，骆越工艺制作品中，还有纺织印染工艺、银器制作工艺、金器制作工艺、木制品工艺等。正是这些种类多样、造型美观、工艺精良、风格独特的手工艺品，构成了骆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别具特色的工艺文化，并且对后来骆越后裔诸民族工艺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骆越工艺文化的深远影响
东汉以后，随着骆越族称的消失，新出现乌浒、俚、僚等民族称谓;唐宋以后，俚、僚逐步发展演变为壮侗语族诸民族，并广泛分布于桂、滇、黔以及东南亚地区。由于乌浒、俚、僚以及壮侗语族诸民族皆源自骆越（包括西瓯），与骆越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因而，其工艺文化自然受到骆越工艺文化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工艺文化也有了新的发展，如瓷器、玉器、银器、织绣和印染、滑石、木器等制作工艺等，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产品种类乃至生产工艺，都比前期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出现了新的工艺制品，如石雕、木刻、剪纸等。
（一）瓷器制作工艺的发展
瓷器的制作是在陶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然而，与陶器相比，瓷器无论是选用的土质，还是烧制工艺乃至产品品质，都有了质的飞跃。瓷器选用灰白色高岭土为原料，其土质具有质地细腻、少杂质的特性;其烧成温度需要1 200℃以上（而陶器为900℃上下），而要达到这样的高温，需要有良好密封度的瓷窑。器坯上还要施以秞质，故而瓷器具有结构细密，质地坚硬，叩之有金属声，色泽晶莹，吸水性差，经久耐用等特性。骆越地区的瓷器及其烧制工艺，萌芽于战国时期，兴起于南朝时期。早期的瓷器多为青瓷，在广西藤县、贵港、融安、合浦和越南等地，都发现有南朝时期的青瓷器，而且还发现烧制瓷器的窑址。其器形主要是日用的罐、壶、杯、碗、钵、盘、壶、鸡首壶、灯盏、砚、盂等。由于当时的瓷器烧制工艺尚处在初起阶段，工匠们对于釉质的性能及施釉方法尚未熟练掌握，因而器表所施的釉层经过高温焙烧之后，便形成冰裂状细纹或泪滴状。然而这种技术上的缺陷，却产生独特的冰残裂状效果，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特别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器物——鸡首壶，造型别具匠心，它将盘和罐两种器形巧妙地合为一体，即壶口为小圆盘形，细颈、鼓腹、平底，把手为龙首弓体衔盘式。最为巧妙的是工匠们将壶流口塑造成鸡首形态，使曲线形的壶体塑成动物造型，更增添了它的艺术魅力。在青瓷盘内，还刻印有莲花纹饰，犹如在莲花在青池中荡漾，具有“清池、涟漪、荷花”的秀美意境，不仅有着很强的装饰艺术美感，而且还蕴含着佛教文化的因素，是工匠们将佛教艺术与人们的信仰心理乃至本民族的制瓷工艺巧妙地融合为一体的结果。
宋代是骆越后裔制瓷工艺长足发展和取得显著成就的时期，无论是瓷器的造型艺术、装饰艺术还是烧制技术及瓷器的品质，都有了新的提高。首先是烧制工艺的改进，即改变了传统的直接将瓷坯放置窑室焙烧法，采用匣钵装坯烧制法，使之不直接与农技中的烈火接触，烧成的瓷器具有不变形、无烟薰痕迹，火候及硬度均匀，釉质莹润光亮的特点。其次是器壁极薄，轻巧别致，晶莹透亮，品质优良高贵，线条明快，造型美观，与南朝时期瓷器浑厚、笨重、粗犷的风格迥然不同，给人一种清新高雅的艺术美感。其三是釉色的丰富多样和施釉工艺的推陈出新，是这一时期制瓷工艺发展进步的显著标志。其釉色以青白釉为主，还有黑釉和玳瑁釉。青白釉的特点是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泛白，白中显青，故又称“影青瓷”。这种釉质和釉色具有明净、清雅的艺术美感，反映出古时人们追求安定生活和清静淡泊的心理。这类影青瓷在桂平西山、容县下沙、北流县岭峒、藤县中和等地，都发现有烧制影青瓷的窑址和产品。当时生产的瓷器产品，不仅行销岭南，而且还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南洋群岛诸国，成为当时中国的名瓷之一，至今仍有极高的鉴赏和收藏价值。在永福、容县、藤县等地，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的窑址，所制瓷器不仅工艺精巧，而且釉色独特，即在色泽光亮的黑釉之中显现出一条条细长的兔毛状银光，弥足珍贵。其四是纹饰题材的丰富而新颖。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已厌倦隋唐时代所沉溺的声色繁华之风，转变为崇尚自然风景，山水花鸟和富有生活情趣的清雅意境之中，如瓷碗或盏盘之中所印饰的婴儿戏水图案，天真活泼的孩童全身赤裸，在水中逐浪戏玩，体态丰腴可爱，形象生动逼真，具有浓厚的南方生活气息。还有构图严谨、线条流畅的牡丹缠枝花图案，给瓷器平添了高雅、富贵的情调。 （二）银器制作工艺
银有色泽纯洁、质白晶亮和耐于腐蚀的优良品质，而且质地柔软，易于加工，加上骆越地区银矿资源丰富，自汉代开始以来，骆越人已开始冶炼银锭，制作银器，使之成为富贵和财富的标志。广西合浦、貴港以及越南等地的汉代墓葬中，都发现有银制的戒指、手镯、发钗等器物，其制作主要采用模铸、锤打、锥刺、嵌焊等工艺，开创了岭南越人银器制作工艺的先河。
随着骆越的发展与演变，其银器制作工艺亦随之传承下来。唐宋以降，骆越后裔的银器制作工艺有了新的发展，产品种类和数量增多，制作工艺提高，从贵族到普通百姓都流行佩戴银饰品，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最为喜爱。其制品仍以佩饰器为大宗，如手镯、脚镯、戒指、发钗、簪、耳坠、项链、项圈、胸牌、背带坠饰、奁等，也有富贵人家用银制成碗、盘、杯、筷、勺、壶、瓶等。银器的制作工艺既有模铸、模锤、锥刺、嵌焊而成，也有采用镂刻、锤扭工艺，纹饰图案丰富，寓意吉祥，常见的有梅花、菊花、龙、凤、鱼、虾、蝴蝶、猴、兔、虎以及弦纹、绳纹、乳钉纹、花瓣纹、枝叶纹、水波纹或各种几何形纹。所饰花纹图案造型生动，构图别致，布局对称，线条流畅，制作工艺精致，反映了骆越后裔银饰制作工艺的风格与成就。
（三）滑石器制作工艺
根据考古发现可知，骆越地区滑石器及其制作工艺，产生于西汉晚期，并随着其民族的发展而传承下来。南朝以后，作为骆越后裔的俚或僚人的滑石工艺有了新的发展。目前在梧州、融安、钦州等地的南朝墓葬中，都发现有滑石器，其数量和器物种类比前期增多，制作工艺更为精致，常见的器物有人俑、猪、柱础、勺、钵、甑、盘、杯、砚、买地券等。这一时期，随着节俭世风的盛行，滑石器和青瓷器成了主要的陪葬品，而玉器、青铜器或其它质料的器物则明显减少乃至消失，这与当时崇尚的节俭与薄葬之风有关。这一时期的滑石器均仿制于人们日常使用的器具和人们熟悉的动物乃至人们自身，且均属工艺品，但雕刻工艺多较精细，造型美观，形象生动，作风朴实。滑石俑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工艺制品之一。融安县安宁南朝墓出土的一对滑石俑，体态丰满，刀法简练，眼睛仅用一刀刻画而成，深入浅出，眉如弯月，高鼻平额，面部圆润饱满，神态端庄安详;身体呈直立状，肩及胸侧衣褶明晰，作右衽露肩状，腰间束带，宽衣长及膝下，具有飘逸动感，脚踏厚底履。富有趣味的是，这对滑石俑丰满端庄的形态和斜褶右衽的服式，具有佛像的风格特征;而腰带、厚履和下身服式，又具有文官学士的特征。这种双重的艺术内涵及其风格特征，是佛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也是佛教文化传入广西地区并融入当地的工艺作品之中的具体表现。
总之，骆越文化对继后诸同源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尽管影响程度不同，但其文化形态和特质是一脉相承的，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其中对其后裔的同源民族工艺文化发展的影响，是骆越文化承前启后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韦仁义，郑超雄，周维勇.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88（2）.
[2]周去非.岭外代答·金石门.
责任编辑：韦梦琦
关键词：骆越;工艺文化;起源;发展;影响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9.04.013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9）04-0081-06
收稿日期：2019-07-08
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5@ZH002）。
作者简介：覃彩銮，男，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南方民族考古、壮族历史文化。
工艺文化是以工艺产品为载体，以制作工艺、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识为核心，以生产组织、生产工具、生产习俗及信仰为表现形式，构成了内涵丰富的工艺文化体系，是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自然环境、历史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生计方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的不同，其工艺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格、民族特征和地域特色。骆越工艺文化的载体主要体现在陶器、瓷器、青铜器、铁器、玉器、银器、滑石器、竹木器等的制作工艺，是骆越文化体系中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的重要部分，不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品种多样，别具特色，工艺精湛。其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并且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后骆越时代诸民族工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骆越工艺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骆越工艺文化与其他文化事象一样，经过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简朴到精致的发展历程。其早期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人类制作的磨制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虽然是基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实用需要，但是在原料的选择、器型的塑造、花纹的装饰及加工工艺等方面，都包含有工艺与审美的元素。特别是磨制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在人类工艺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可以用于石器的磨光，使石器的造型更加规整，器体更加平整光滑，刃口更加锋利，劳动效率更高，器物种类也更加丰富，而且还可以广泛应用于其它器具的磨制，如骨器、蚌器、陶器等的磨光加工。新石器时代晚期，是骆越先民的石器磨制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中以大石铲的制作与磨制工艺最具代表性。在古骆越分布的今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发现有大量的大石铲遗存，出土了数以千计、类型丰富的大石铲。这些大石铲，不仅形体硕大，形制独特，造型美观，器形平整，而且磨制工艺精致，棱角分明，为国内外所罕见，堪称是磨制石器中的精品。
大约在距今一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骆越先民已发明了陶器。陶器的烧制，需要经过选料、拌和、形塑、饰纹、焙烧等多道工序。器型捏制时，先民们先要根据生活功用的需要，大致勾划出器形的形状，然后根据器物实用与审美的需要，采用泥条盘筑法扭制成各种敞口、敛口或直口及鼓腹、圆底或圈足的罐、釜、钵、碗类器形，应于生活中的盛储、炊煮、饮食等器。正是不同功用器物的口沿、器腹和器底的不同，形成造型或线条的变化，显示出均衡对称、曲张起伏的变化与美感。在许多器体上，为了实用和审美的需要，还刻划有各种花纹装饰，常见的有绳纹、划纹、水波纹等。在器体上刻划纹饰，形成皱褶，既可便于手持防滑，同时也增添了器体的装饰美感。可以说，早期陶器上的纹饰，开启了人类装饰艺术的先河。
商周至秦汉时期，是骆越族形成和发展时期，其工艺文化进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繁荣发展的新时期。随着骆越社会的发展，其工艺文化也有了新的发展，无论是产品种类还是制作工艺水平，都有了新的提高。这一时期骆越工艺文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陶瓷器、玉石器、滑石器、纺织等产品及其制作工艺。
（一）青铜冶铸工艺
青铜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金属器，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或阶级社会的重要标志。青铜器主要由铜、锡等金属合金浇铸而成，其特点是造型美观，质地坚韧，防腐耐蚀，品质优良，经久耐用，堪称是骆越工艺文化的代表。因而，青铜器的产生，在骆越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骆越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青铜的冶铸，不仅制作工艺复杂，而且要多方面的知识与技术，是骆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是骆越族受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借鉴和吸收中原青铜铸造技术的结果。
根据岭南地区的考古发现，大约在西周晚期到东周时期，骆越人已掌握矿石开采、冶炼技术及青铜铸造工艺，开始铸造青铜器。在青铜器铸造初期的周代，主要是铸造那些结构简单、体量较小的实心类器物，诸如钺、剑、矛、镞、銊、镦等兵器和斧、凿、锛类生产工具。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骆越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其青铜铸造工艺有了新的发展，铸造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增多，品种丰富，而且铸造工艺显著提高。除了前期常见结构简单的实心小型类兵器和生产工具外，還铸造形体高大、结构复杂、纹饰精美的铜鼓、鼎、羊角钮钟、盆、剑、矛类器物。特别是具有鲜明地方民族特色的铜鼓、羊角钮钟、扁茎剑、靴形銊等，标志骆越青铜文化的发展和铸造工艺的提高。
秦汉时期，随着中原封建王朝完成对岭南的统一，大批中原人南迁和中原文化的传入，极大地促进了骆越青铜文化的繁荣发展。这一时期，无论是青铜器的种类，还是铸造工艺和装饰艺术，都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一时期铸造的青铜器，实现了一系列重要突破，出现了大量形体高大、造型优美、构造复杂、工艺精湛的青铜器。在装饰艺术方面，无论是装饰形式、纹饰种类、图案组合，还是装饰工艺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出现了内涵丰富、具有装饰艺术的花纹图案，如合浦望牛岭汉墓出土的一对铜凤灯，通体刻划极为纤细的羽毛纹，灯罩之上还刻有一只形象生动的梅花鹿图像，平添了凤鸟灯艺术美感;在贵港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铜桶上，饰有线条纤细流畅的以弦纹、勾连云雷纹组合的图案，具有很高的装饰艺术美感，体现了这一时期骆越装饰艺术和审美观念新发展。 秦汉时期，随着骆越社会的发展、青铜铸造技术的提高以及中原青铜文化影响的加深，促进骆越青铜铸造工艺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代，其中以源于本地区、由原来的炊器釜演变而来的铜鼓铸造工艺最具代表性。在骆越人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中，铜鼓具有与中原地区的铜鼎相同的性质特征，是崇高社会地位和无尚权威的象征，故有“北鼎南鼓”或“国之重器”之称。因而在铸造此类神圣之器，往往倾一方之力，集一方技艺精湛之工匠来完成，其工艺亦相当严谨。一面形体高大、造型庄重、器体圆润、纹饰繁缛精美的铜鼓，需要经过采矿、冶炼、制范、塑模、刻划纹饰、合范、浇注、修整等多道工序，技术含量高，工艺极为复杂，涉及雕塑、造型、装饰和绘画艺术，堪称是骆越青铜铸造工艺发展鼎盛时期的代表。铜鼓的铸造，雕塑工艺是基础，工匠们需要用泥料塑成铜鼓的形状（即内模），并且在模体上雕刻所要装饰的花纹图案，然后再用泥料塑成铜鼓的外范。在模与范之间留出均匀的空腔，将合金的铜液注入模与范的空腔内。待铜液冷却后，揭去外范，捣碎内模，取出铜鼓。因而，每一具模范，只能铸造一面铜鼓。正是这个缘故，在出土的铜鼓中，没有发现两面完全相同的。
骆越工匠铸造的铜鼓，形体高大，造型凝重，纹饰丰富，图案精美，鼓面直径多在80厘米、鼓体高60厘米左右，重30公斤以上。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一面北流型铜鼓，面径165厘米，高67.5厘米，重达150公斤，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发现或收藏的一面最大铜鼓，被誉为“铜鼓王”。铜鼓形体呈圆墩状，内空，鼓面浑圆平整，鼓颈外弧，腰间内弧，腰间铸有对称的双耳，鼓足略外侈。鼓体上饰有各种精美流畅的花纹图案。令人赞叹的是，在尚未有精密测量设备的条件下，形的鼓面完全符合黄金分割率;每一面铜鼓鼓壁薄而均匀，鼓腔内壁留有许多铲痕，据说是工匠们在完成铜鼓的铸造后，为了调整鼓音的宏亮、纯正而进行的一种加工工艺。在铜鼓上，体现出许多合理乃至科学的元素，如鼓面中心的凸起的实心体太阳纹，是为了保证使用铜鼓时反复敲击时不易破损;实心太阳外缘的芒星纹，可使敲击铜鼓时声音能均匀散传;而外弧的鼓颈和内弧的鼓胸乃至外侈的鼓足，则可使鼓声产生浑宏悦耳的共鸣效果，充分体现了骆越工匠聪明的智慧和高超的铸造工艺。
铜鼓上的丰富精美、别具特色的花纹装饰，是骆越精湛装饰艺术成就的集中反映。每一面铜鼓的鼓面的中心，都铸有一个直径约5厘米的圆形太阳纹，且厚实凸起，周边为8—12道芒星纹，而且间隔有序。芒星之外，饰有一道道渐次向外扩展的晕圈，晕圈内饰有各种纹饰，如云雷纹、水纹、钱形纹、羽状纹、游旗纹、圆漩纹、锯齿纹、翔鹭纹或骑士纹等，构图简洁，线条流畅，布局规整。许多鼓面边沿有对称的立体塑像，计有蹲蛙（单蛙或叠蹲蛙）、骑士、牛撬、鸟、龟等，其中以蹲蛙居多，也最具民族特色，是骆越族流行蛙崇拜的形象反映。鼓胸所饰的花纹图案呈连续性，展开则成为精美长幅式画卷;鼓颈、鼓腰乃至鼓足的花纹图案，往往是独立成组，循环往复，其中或抽象写意，或形象写实。写实性的图案内容多是工匠们熟悉的动物或器械，如鹭鸟衔鱼，羽人舞蹈、羽人划舟等。这些图像的独立组合与整体的统一，显示了骆越人追求的是对称和谐、崇尚秩序的审美情趣，而由晕圈与几何图案组成的纹带、鼓面边缘的雕像，又衬托了主体图案，具有主次分明的艺术效果。所有这些精美别致的花纹图案装饰，是工匠们在泥模上刻画出来，模印于铜鼓泥范上，其巧妙的构思，深厚的艺术造诣，精湛的构图技巧和娴熟的刻画艺术，由此可见一斑。正如唐代刘恂《岭表录异》（上篇）所云：“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厚，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
（二）陶器制作工艺
陶器是人类利用自然界中质地细腻的粘土、经过拌和、增加粘性后，制成器坯后、经过焙烧而形成的器具。陶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最早通过焙烧方式，将一种物质变为另一种物质的成功范例，也是人类最早的一项发明。大约在一万年以前，骆越地区已开始出现原始陶器，经过新石器时代六千多年的发展，陶器经历了从手制到轮制、从露天焙烧到密封式陶窑烧制的发展过程。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骆越地区制陶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其主要标志是轮制技术的普遍应用、花纹模印工艺的采用和陶窑的出现。根据考古发现，这一时期，陶器主要生活日用器，其中以存储、炊煮和饮食的罐、壶、釜、钵、碗、罍、杯、碗等器类居多。由于陶土原料经过了淘滤和轮制工艺的普遍使用，加上采用具有良好封闭性能的马蹄窑烧制，使得烧成的陶器不仅器形美观规整，而且质地坚硬。特别是采用了模印花纹新工艺，即把所要装饰的花纹图案刻画在木块或陶板上，在制成的陶坯的肩和腹部进行壓印，模上的花纹图案便印在陶坯上。采用花纹的模印工艺，是骆越制陶工艺的一种革新，不仅能使纹饰清晰、工整、有序、美观，使陶器平添了艺术美感，而且提高了陶器的品质和工效。目前在这一时期的陶器上，常见饰有工整美观的水波纹、“米”字纹、网纹、云雷纹等。
秦汉时期，随着大批中原的南迁和中原工艺文化的传入，骆越的制陶工艺出现了新的发展。其主要标志是：1.器形种类更加丰富，凡炊煮器、饮食器、盛储器乃至模型明器，应有尽有，而且器形规整，造型别致，纹饰精美;陶器的品质也更加优良，陶壁坚硬，新出现施以釉质的陶制品;2.出现了专门用于陪葬模型明（冥）器，其中既有人俑、猪、犬、马、牛、羊、猪、鸡、鸭、鹅、鸟等塑像，还有结构复杂的房屋、院落、城堡、谷仓、灶、井、亭、羊圈、猪栏、牛耙田等模型。这些模型明器，既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常见，也是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家畜家禽、房屋建筑、田间劳作情景等，与其说为专门用来为死者随葬，毋宁说是一件件富有浓郁乡土生活气息的精美工艺品，印证了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真谛，反映了骆越陶制工艺的升华。
（三）玉石器制作工艺
玉石具有色泽晶莹、质地坚硬、美观富丽的品质，又因自然界中玉石原料稀有而弥显珍贵，深受人们垂爱。另一方面，因玉石质地坚硬且易碎，加工难度极大，不仅需要坚韧锐利的工具，而且需要娴熟、精细的加工制作工艺。根据考古发现，骆越族对于玉石认识、加工和佩饰，早在周代以前已经出现。在左江流域的隆安大石铲遗址里，就发现有用玉石材料制成的精美小型石铲;在武鸣岩洞里，发现有商代制作精致的玉戈。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金属工具的使用，骆越地区的玉石制造业有了新的发展，制作工艺有了新的提高，玉器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制作工艺更加精致。在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春秋时期的墓葬里，出土数以千计的玉器，器型有钏（18件）、玦（100多件）、管饰（100多件）、坠子（2件）、扣形器（3件）、凿（5件）、镂空雕饰（1件），还有数以千计的穿孔圆形薄玉片。每座墓葬出土的玉器，少的一二件，最多的有数百件，说明当时配玉之俗的流行。元龙坡春秋墓葬出土的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工艺之精巧，为岭南地区所罕见，特别是玉管的穿孔技术和扁薄的玉片的切割、磨制技术，令人惊叹[1]。在相邻的安等秧战国墓葬里，也出土有55件玉器，器形有主要玦、璜。两处墓地出土的玉器，多为灰白色，质地较坚硬，而且多为配饰器。秦汉时期，玉器品种进一步增多，既有配饰器，也有生活用器乃至工艺品，制作工艺更为成熟，切割、穿孔、镂空、打磨、抛光工艺得到普遍应用，常见有白玉、翠青玉、翠绿玉、青灰玉、褐红玉等，器物种类有镯、环、钏、管、壁、玦珠、玉杯、印章、动物雕像等。 骆越地区发现的玉器不仅工艺精致，造型美观，形态多变，而且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如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一件玉杯，是用一整块褐红色硬玉镂刻、琢磨而成，上部为椭圆形深腹，腹下收束内凹成细柄，圆形圈足外撇，造型别致。口沿和腹部细弦纹和勾连云纹，并且满饰排列规整有序、大小均匀的乳钉纹，其间用细线勾连上下左右，乍看为乳钉纹，细看又含云纹，别具匠心。这种弦纹、云纹和乳钉纹相结合的纹饰，阴刻、阳凸相交错，立体感强，是汉代出现的一种装饰新工艺，因而是骆越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有艺术价值的一件玉器。
使用玉石雕刻的各种动物形象，是骆越玉器工艺的突出特点，其中以玉蝉居多，还有鳄鱼、龙等。如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一件玉蝉，使用一块完整的翠青玉精雕而成。此类玉蝉是专门为死者随葬而制作，放入死者口中陪葬，寓意神秘。与玉蝉一同出土的还有一件玉佩，整体似一只凶猛的鳄鱼，从头至尾，棱角分明，形象逼真;然而其头顶却有一只向前卷曲的角，又似犀牛的形象，中间镂空的单眼似一只人眼，似鳄非鳄，形态奇异，给人丰富的联想。
在佩玉之风流行以后，水晶石、绿松石、翡翠、玛瑙饰品也发展起来。无论是玉器还是水晶石、绿松石、翡翠、玛瑙饰品，都属稀有之物，实属奢侈品，能够拥有此类制作精美的稀有之物，非富即贵，而非一般百姓所能享有。此风之兴，反映了骆越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和富有阶层的增多以及人们审美观念的多样化，进而促进玉石文化的繁荣发展和制作工艺的精益求精。
（四）滑石器制作工艺
骆越地区盛产滑石。据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金石门》记载，滑石“白者如玉，黑如苍玉，或琢为器用，而润之以油，似与玉无辨者”[2]。根据考古发现，西汉时期，骆越人已认识滑石品质如玉、易于雕刻的特性，开始用滑石雕刻成各种工艺品或模型器，常见的器形有杯、盘、壁、豬、仓、铺首等，多数器物通体磨光，制作工艺精巧。骆越地区的滑石器，多发现于中小型墓葬中，大型墓葬里实为少见，说明此类滑石器多为身份较低的普通百姓所使用。对于熟练掌握玉器制作工艺的骆越工匠，对滑石器的制作自然会得心应手。在柳江县里雍乡新安东汉墓葬中出土的一对滑石铺首、梧州市云盖山汉代墓葬出土的一件干栏式滑石囷可知，骆越工匠在制作滑石器时，通常采用平切、斜刻、镂刻、琢磨等工艺，所见器物切口平整，琢磨圆滑，镂刻精细，不留刀痕，显示出工匠们娴熟的造型艺术、雕刻技艺和巧妙的艺术构思。
此外，骆越工艺制作品中，还有纺织印染工艺、银器制作工艺、金器制作工艺、木制品工艺等。正是这些种类多样、造型美观、工艺精良、风格独特的手工艺品，构成了骆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别具特色的工艺文化，并且对后来骆越后裔诸民族工艺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骆越工艺文化的深远影响
东汉以后，随着骆越族称的消失，新出现乌浒、俚、僚等民族称谓;唐宋以后，俚、僚逐步发展演变为壮侗语族诸民族，并广泛分布于桂、滇、黔以及东南亚地区。由于乌浒、俚、僚以及壮侗语族诸民族皆源自骆越（包括西瓯），与骆越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因而，其工艺文化自然受到骆越工艺文化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工艺文化也有了新的发展，如瓷器、玉器、银器、织绣和印染、滑石、木器等制作工艺等，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产品种类乃至生产工艺，都比前期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出现了新的工艺制品，如石雕、木刻、剪纸等。
（一）瓷器制作工艺的发展
瓷器的制作是在陶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然而，与陶器相比，瓷器无论是选用的土质，还是烧制工艺乃至产品品质，都有了质的飞跃。瓷器选用灰白色高岭土为原料，其土质具有质地细腻、少杂质的特性;其烧成温度需要1 200℃以上（而陶器为900℃上下），而要达到这样的高温，需要有良好密封度的瓷窑。器坯上还要施以秞质，故而瓷器具有结构细密，质地坚硬，叩之有金属声，色泽晶莹，吸水性差，经久耐用等特性。骆越地区的瓷器及其烧制工艺，萌芽于战国时期，兴起于南朝时期。早期的瓷器多为青瓷，在广西藤县、贵港、融安、合浦和越南等地，都发现有南朝时期的青瓷器，而且还发现烧制瓷器的窑址。其器形主要是日用的罐、壶、杯、碗、钵、盘、壶、鸡首壶、灯盏、砚、盂等。由于当时的瓷器烧制工艺尚处在初起阶段，工匠们对于釉质的性能及施釉方法尚未熟练掌握，因而器表所施的釉层经过高温焙烧之后，便形成冰裂状细纹或泪滴状。然而这种技术上的缺陷，却产生独特的冰残裂状效果，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特别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器物——鸡首壶，造型别具匠心，它将盘和罐两种器形巧妙地合为一体，即壶口为小圆盘形，细颈、鼓腹、平底，把手为龙首弓体衔盘式。最为巧妙的是工匠们将壶流口塑造成鸡首形态，使曲线形的壶体塑成动物造型，更增添了它的艺术魅力。在青瓷盘内，还刻印有莲花纹饰，犹如在莲花在青池中荡漾，具有“清池、涟漪、荷花”的秀美意境，不仅有着很强的装饰艺术美感，而且还蕴含着佛教文化的因素，是工匠们将佛教艺术与人们的信仰心理乃至本民族的制瓷工艺巧妙地融合为一体的结果。
宋代是骆越后裔制瓷工艺长足发展和取得显著成就的时期，无论是瓷器的造型艺术、装饰艺术还是烧制技术及瓷器的品质，都有了新的提高。首先是烧制工艺的改进，即改变了传统的直接将瓷坯放置窑室焙烧法，采用匣钵装坯烧制法，使之不直接与农技中的烈火接触，烧成的瓷器具有不变形、无烟薰痕迹，火候及硬度均匀，釉质莹润光亮的特点。其次是器壁极薄，轻巧别致，晶莹透亮，品质优良高贵，线条明快，造型美观，与南朝时期瓷器浑厚、笨重、粗犷的风格迥然不同，给人一种清新高雅的艺术美感。其三是釉色的丰富多样和施釉工艺的推陈出新，是这一时期制瓷工艺发展进步的显著标志。其釉色以青白釉为主，还有黑釉和玳瑁釉。青白釉的特点是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泛白，白中显青，故又称“影青瓷”。这种釉质和釉色具有明净、清雅的艺术美感，反映出古时人们追求安定生活和清静淡泊的心理。这类影青瓷在桂平西山、容县下沙、北流县岭峒、藤县中和等地，都发现有烧制影青瓷的窑址和产品。当时生产的瓷器产品，不仅行销岭南，而且还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南洋群岛诸国，成为当时中国的名瓷之一，至今仍有极高的鉴赏和收藏价值。在永福、容县、藤县等地，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的窑址，所制瓷器不仅工艺精巧，而且釉色独特，即在色泽光亮的黑釉之中显现出一条条细长的兔毛状银光，弥足珍贵。其四是纹饰题材的丰富而新颖。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已厌倦隋唐时代所沉溺的声色繁华之风，转变为崇尚自然风景，山水花鸟和富有生活情趣的清雅意境之中，如瓷碗或盏盘之中所印饰的婴儿戏水图案，天真活泼的孩童全身赤裸，在水中逐浪戏玩，体态丰腴可爱，形象生动逼真，具有浓厚的南方生活气息。还有构图严谨、线条流畅的牡丹缠枝花图案，给瓷器平添了高雅、富贵的情调。 （二）银器制作工艺
银有色泽纯洁、质白晶亮和耐于腐蚀的优良品质，而且质地柔软，易于加工，加上骆越地区银矿资源丰富，自汉代开始以来，骆越人已开始冶炼银锭，制作银器，使之成为富贵和财富的标志。广西合浦、貴港以及越南等地的汉代墓葬中，都发现有银制的戒指、手镯、发钗等器物，其制作主要采用模铸、锤打、锥刺、嵌焊等工艺，开创了岭南越人银器制作工艺的先河。
随着骆越的发展与演变，其银器制作工艺亦随之传承下来。唐宋以降，骆越后裔的银器制作工艺有了新的发展，产品种类和数量增多，制作工艺提高，从贵族到普通百姓都流行佩戴银饰品，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最为喜爱。其制品仍以佩饰器为大宗，如手镯、脚镯、戒指、发钗、簪、耳坠、项链、项圈、胸牌、背带坠饰、奁等，也有富贵人家用银制成碗、盘、杯、筷、勺、壶、瓶等。银器的制作工艺既有模铸、模锤、锥刺、嵌焊而成，也有采用镂刻、锤扭工艺，纹饰图案丰富，寓意吉祥，常见的有梅花、菊花、龙、凤、鱼、虾、蝴蝶、猴、兔、虎以及弦纹、绳纹、乳钉纹、花瓣纹、枝叶纹、水波纹或各种几何形纹。所饰花纹图案造型生动，构图别致，布局对称，线条流畅，制作工艺精致，反映了骆越后裔银饰制作工艺的风格与成就。
（三）滑石器制作工艺
根据考古发现可知，骆越地区滑石器及其制作工艺，产生于西汉晚期，并随着其民族的发展而传承下来。南朝以后，作为骆越后裔的俚或僚人的滑石工艺有了新的发展。目前在梧州、融安、钦州等地的南朝墓葬中，都发现有滑石器，其数量和器物种类比前期增多，制作工艺更为精致，常见的器物有人俑、猪、柱础、勺、钵、甑、盘、杯、砚、买地券等。这一时期，随着节俭世风的盛行，滑石器和青瓷器成了主要的陪葬品，而玉器、青铜器或其它质料的器物则明显减少乃至消失，这与当时崇尚的节俭与薄葬之风有关。这一时期的滑石器均仿制于人们日常使用的器具和人们熟悉的动物乃至人们自身，且均属工艺品，但雕刻工艺多较精细，造型美观，形象生动，作风朴实。滑石俑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工艺制品之一。融安县安宁南朝墓出土的一对滑石俑，体态丰满，刀法简练，眼睛仅用一刀刻画而成，深入浅出，眉如弯月，高鼻平额，面部圆润饱满，神态端庄安详;身体呈直立状，肩及胸侧衣褶明晰，作右衽露肩状，腰间束带，宽衣长及膝下，具有飘逸动感，脚踏厚底履。富有趣味的是，这对滑石俑丰满端庄的形态和斜褶右衽的服式，具有佛像的风格特征;而腰带、厚履和下身服式，又具有文官学士的特征。这种双重的艺术内涵及其风格特征，是佛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也是佛教文化传入广西地区并融入当地的工艺作品之中的具体表现。
总之，骆越文化对继后诸同源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尽管影响程度不同，但其文化形态和特质是一脉相承的，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其中对其后裔的同源民族工艺文化发展的影响，是骆越文化承前启后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韦仁义，郑超雄，周维勇.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88（2）.
[2]周去非.岭外代答·金石门.
责任编辑：韦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