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河北诗歌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历史脚步，走过了辉煌、壮丽的七十年，开创了一个诗歌的新时代，已成为全国诗歌版图中一个重要的省域版块。如今，当我们在河北诗歌丰饶的原野上，流连漫步，透过历史风云，捡拾那些超越时空而依然璀璨放光的艺术之珠的时候，我们不由得感到收获的兴奋和喜悦。时间是公正的。它淘洗了非诗的沙砾，而把真正的诗歌经典呈现在我们面前，不是寥若晨星，而是蔚为大观。应该感谢我们的诗人们，他们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历史的轨迹和心灵的结晶，也为河北诗歌现代性的发展创造了一条逶迤美丽的艺术彩练。
黄曼君在他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说：“不论用什么方式表达‘现代’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如果不是脱离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抽象议论的话，那么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压迫，必定是‘现代’的题中之义，是实现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必须的历史环节。”
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划时代的历史节点。河北七十年诗歌，从战争年代走来，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在承继晋察冀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同步。诗歌现代性建构，是诗与时代关联的必然的艺术诉求，也因此成为了不同阶段诗人们所致力追求的一个历史美学目标。
所谓现代性，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人文范畴，更是一个美学范畴。其基本原则，是人的主体性的确立。这一主体，可以是个人主体，也可以是人民主体。河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歌秉持的无疑是人民主体性。以此为核心，结合地域特色，便形成了一系列现代性特征。
首先，河北诗人以极大的真诚和热忱，讴歌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吟述人民自己的故事，抒发人民之情。人民的利益、愿望和呼声，人民的思想、情感和心理，成了诗人们灵感关注的焦点。诗走向时代，走向人民，对人民整体的历史定位与赞颂凝聚成诗歌的基本主题。这无疑是经由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起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五十年代的河北诗歌，从解放区走过来的诗人，跨越时代，继续歌唱，歌唱历史的巨变与共和国的诞生，他们是田间、曼晴、远千里、刘艺亭等。更主要是一批从新社会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他们来自生活的深处，个人的人生道路与社会历史的进程相一致，以切近的生命体验礼赞新生活、新世界，支撑起河北诗坛，掀动了第一波繁荣。这些诗人有长正、吴长城、何理、张庆田、任彦芳、叶蓬、钟铃、韩放等。他们的诗歌，歌唱工人的劳动与创造，歌唱农村的变革与新生，其基调是歌颂领袖和人民，歌唱现代化建设。其审美取向多在于奋发向上的生活本身，因而呈现出一种积极、乐观、朴实、明朗的艺术气象。
其次，变革中的乡土叙事。河北是农业大省，农民是河北最广大的人民群体。革命战争时期，农民是主力军，而在现代化和平建设时期，农民只有经过社会变革的洗礼才能从小农意识中挣脱出来，而获得现代人的新的本质。毛泽东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村的社会变革，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的历史逻辑。河北大多数诗人出生于农村，他们的诗歌多为变革中的乡土叙事。这主要表现在六十年代的诗人群。他们的创作推动了河北诗歌的第二次高潮。如叶蓬的《耿长锁歌传》、刘章的《燕山歌》、浪波的《太行春歌》、尧山壁的《水火》、戴砚田《五公绳》、田歌的《赵老好》等，或歌颂农村公而忘私的干部，或咏唱兴修水利中人们的热情和干劲，或赞颂乡村的先进的人和事，或记写平原山乡的新变化、新气象……。他们的创作，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追求运思的精巧和艺术手法的变幻，诗人们各自的艺术风格也正逐渐形成。这标示了河北当代诗歌辉煌的一页。
第三，古典与民歌融会中的现代诗歌话语。现代性与民族性是诗歌的一体两性，以民族语言表达现代内容。而这一切都植根于人民话语的创造。一个民族的灵魂从长期被压抑中获得觉醒，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找回自己的尊严，重塑民族的形象，坚持我们对世界重新命名的权利，在文化中实现民族独立的自我确证。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整合断裂的文化传统和校正被扭曲的历史记忆，以本土语汇、修辞和文化符号，讲述民族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的故事。而作为文化精华的诗歌，就不能只是使用两方的异质话语，而必须从本民族文化资源中找到能指源头：一是神话和古典诗歌，一是民间歌谣。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中，河北诗人向民歌学习，后来又走上在古典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的道路。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新诗的流脉，但也未尝不是开拓了中国诗歌现代性的一种新的路径。河北诗人既承继燕赵“慷慨悲歌”的诗歌传统，又采撷现代民歌的艺术因素，从而，创造了一种沛然大气、刚健清新的现代燕赵诗风。
在河北诗歌七十年中，我们不能不重点提一个诗人。他就是田间。这个在抗战时期曾被闻一多誉为战斗“鼓手”的诗人，建国后1957年底，调来河北任河北省文联主席。从此，他成了河北诗歌的一面旗帜。田间对河北诗歌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他对河北青年诗人的组织、指导和扶持，使他们团结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颇具实力的创作群体，而且他自身的艺术探索，也几乎代表了河北诗歌的整体走向。他对诗的追寻突出表现为两个维度：诗史与史诗的创作，民歌谣曲资源的吸纳。不说他大量的优秀短诗，这两点都集中体现在他的长篇叙事诗《赶车传》的写作中。全诗共七部。上卷四部1960年出版，下卷三部1961年出版。這是当时河北诗坛一个重要的诗歌事件。这部长诗，利用古今中外文学的原型母题，追寻理想的乐园，以农民赶车为象征线索，串连起了农村几十年社会变革，从而叙写了中国农民历史命运的史诗。虽然难免带有时代的局限和现实的错位，但其经典价值，却是把河北诗歌现代性的构成推向了极致：以民族民间话语，抒人民大众之情，叙中国本土变迁之事。尤其是他广泛借鉴和采用民歌的比喻、象征，民歌的想象、幻想，民歌的多种多样的韵律和形式，使这部史诗产生了一种瑰丽、神奇的色彩，并形成了诗人的个人风格。这无能不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诗史上的地位。
“文革”期间，河北诗歌沉寂。“文革”后，对激进的文化现代性的反思，引发了对诗歌现代性的深层体察：文化现代性如果缺乏经济现代化的支撑，彼此失衡，其结果必然是空洞化。所以，历史进入新时期，诗歌的现代性，就由被符号化的人民主体，转化为个人主体，从人的存在的基准上重建诗歌的现代性。在思想解放的历史语境下，诗歌的这种觉悟，催发了河北几代诗人的艺术变构与创造，河北诗坛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且不说老诗人田间、远千里、曼晴等，仍有新作面世，就是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他们连接两个时期，也在急剧转型中，实现了华丽转身。例如，刘章在深挚的乡情里寄寓了燕山的沧桑与雄烈，风格从轻快转为深沉;何理于“天涯风雪”中蕴涵着民族回归的顽韧，凸显了诗人“石头”般的个性;浪波改变了原有农村赞歌委婉清丽的格调，而致力于对民族精神探源，诗风奔放而隽永;尧山壁从注重外在描摹而转向内心开掘，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质朴而气韵生动;王洪涛的诗，写“苏醒的情思”，从清浅走向深沉;申身的诗，在现实—— 人—— 美中，“追光逐彩”，不时闪现玄妙哲思;戴砚田对生活的直叙转为象征式观照，于俊逸中含清拔之气;韦野的“故乡的月季”，在新时代的季候风中，绽放出新的香色;旭宇从“醒来的歌声”到“春鼓”，赞美新生的事物，婉转而又激越……
这个时期，作为河北诗坛中坚的，是一批新涌现的并不年轻的青年诗人。他们并不过多地咀嚼个人的悲苦和抚摸心灵的伤痕，而是很快地从反思中转过身来，迎向时代的曙光，以个人主体性，从个体灵魂体验的深处感应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脉动。张学梦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现代化和我们自己》，是他拒绝愚昧落后、渴望现代文明的发自内心的第一声呐喊：实现现代化，先做现代人。从而，确定了他此后一贯的张扬现代精神的诗歌主题。边国政的《对一座大山的询问》，石破天惊，是历史的叩问，也是时代的警醒。萧振荣的《回乡纪事》，作为农村改革后的新生活的记写，发出了时代春天来临的一声清脆的鸟啼。姚振函的系列乡土诗《我和土地》，从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转换中，揭示了农民心头所潜藏的痛苦与欢欣的历史情绪，而后来他的组诗《感觉的平原》，则从感觉而入灵性，获得了泥土人生的喜悦和人性的超迈，如同平原上荡动的一缕飘逸之气;刘小放的《我乡间的妻子》，写对乡村淳朴、贤淑、勤劳的劳动女性的礼赞，而他的乡土诗，沿着现实——历史——人的走向，在土地图腾的崇拜中，托举出了“大地之子”的形象。他的新乡土诗被誉为：“生命之绝唱，乡土之离骚”。所有的这些诗人的重要诗作，其经典性，都建基于诗人主体意识不断强化的内在动因之上，因而，表现了鲜明的现代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受全国新诗潮的鼓动，河北新起的部分青年诗人，他们的艺术探索和实验，开始悄然而强劲地耸起——生命体验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意象、象征、反讽、隐喻等现代技巧的大量运用，蒙太奇式的话语编码，以及语境超现实的神奇感等，使河北诗歌焕发出一派清新奇异的艺术风采。这些弄潮的青年诗人为数不少。例如，白德成开始把诗的灵感对准青春的生命，《青春的浮雕》在现代意识中为青春重新塑像：青春——生命的太阳！郁葱的诗是主智的，《生存者的背影》托举出对个体生命尊严与价值的哲学思考;何香久从大海狂暴的人生走来，在“天人合一”的空间“守望”，呼吸和领悟着神性;杨松霖在现实的人生的“失重”中，穿越人类生存的悖论，而寻找精神家园;张洪波很早就来到河北，他的《黑珊瑚》的石油的喷射，绽放着现代工业文明之花;而大解的长诗《悲歌》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史诗叙述话语的历时性文本，而是共时性的。正是这种共时性，使诗人做到了真力弥满，万象归怀，既追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史，又突入了生命体验的未知域。这首史诗性长诗，它的精神型构和话语型式，表现出了很强的诗歌现代性。其他的诗人，还有曹增书、刘向东、简明、刘松林、韩文戈、靳亚利、刘晓滨、徐国强、赵云江、王建旗、徐淙泉、赵贵辰等。这个河北青年现代诗群的出现，是河北七十年诗歌发展中重要的一环，其贡献是：个人主体性在诗中的确立;对诗歌本体内在“肌质”的强调;对跨文化语境中外国现代诗歌的关注，打开了广阔的视野。这一切构成了诗歌演进的前提和基本条件。
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义诗歌也表现为诗歌的现代性，因为它们所追寻的是女性个人主体性的独立与尊严。河北女诗人们跟踪起伏涌动的女性主义诗歌潮流，一路奔涌而来，她们诗歌也犹如临风绽放的一朵朵玫瑰，构成了河北诗坛一道缤纷而靓丽的风景。伊蕾从爱情的《火焰》到《独身女人的卧室》，对爱的执着追求和对陈腐“道德”规训的反抗，表现了她女性主义的生命真诚。她犹如大海边的一株火焰树，在阴云笼罩下，熊熊燃烧，迎向悲壮的女性生命世界的精神日出！李南对爱情的咏唱，在往返冲折的深省中，从自我独立的求索而走向平和沉稳的女性和人性的“双声话语”;赵丽华的口语诗，在女性日常生活中，寻觅生存的机智，迸发心灵的光闪，曾引起一场口语诗的风潮;杨如雪的“除了爱，一切都是过错”的“爱的尼西亚信经”;胡玥的从生到死的忠贞，所形成的“那一片漩流的爱情之湖”;卢品贤的心性广，向往雪域高原的圣洁与清远;白兰的肃穆悠远的草木禅心，王雪莹的清风朗月下的诗魂，王秀云的从天真到深层的女性体验，薛梅的女性文化人格的型塑，张建丽的一道爱的飞溅的瀑布，胡茗茗的野性而妩媚的女性潇洒，幽燕的都市女性的“现代谣曲”，青小衣的“桅子花”般淡雅的女性心灵姿态，施施然似“出淤泥而不染”的亭亭玉立荷花，唐小米如春季里摇曳疯长的“月季”，来小兮有暗夜中女性灵魂悸跳，梧桐雨梦守护梦想时分，红莲在女性生存困顿中常遭遇“意外”，如此等等。众多女诗人探寻女性生命内在隐秘的花序，绽放出她们各自独特的精神华光。
迈入新世纪，诗歌写作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纸媒体向网格的转移。这活跃了河北几个代际的诗人的自由创作，个性张扬。网络诗歌的题材是极为广博和丰盈的：大至宇宙天体、自然万物、现实变故、历史穿越，小至点滴事物、瞬间情景、偶然细节、日常生活，只要纳入视域，融进心灵，都可以激发起感兴，酝酿成诗。其精神意指也是多维度的、开放性的：历史写作、现实写作、自然写作、文化写作;神性写作，生命写作、灵魂写作、身体写作，乃至生态和谐写作……。在河北网络诗歌的佳木秀林的大面积生长中，我们只能例数几株，以展示河北诗歌诗运的历史风流。刘向东的生存哲学下的生命乡土，简明的朴素人生中的灵魂“高贵”，韩文戈的农耕文明的现代神话，靳亚利的奇异的城市风情，东篱的温热的城市人生，李寒的冷峭的人性尊严，北野的粗犷的燕山魔幻，见君的峭拔的存在哲思，李洁夫的中年秋季的心境，宋峻梁的乡村日常写意，石英杰的萧瑟的易水烟云，殷长青的大地的自然天籁，还有李浩的“以文为诗”的生命独语，郑茂明的历史“诊断书”，孟醒石的天地“无极”，以及他们所为代表的河北网络诗人，都在“个人主体”与“人民主体”的变凑与合弦中，打开了河北诗歌现代性的新的格局与新的风貌。
在河北诗歌七十年述评中，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人—— 陈超。一位著名的诗评家，一位优秀的诗人，一位杰出的文学教师。主要诗学著作有：《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中国先锋诗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等。出版过诗集《热爱，是的》《陈超短诗选》《无端泪涌》等。他不仅建构了完备、精深的中国现代诗学体系，而且以自身的创作实践予以印证和立标。特别是他曾撰写过《河北文学通史》中“河北当代诗歌”卷。这一切，都必将对河北诗歌的现代性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最后，我还想着重谈一下张学梦。因为他在去年《诗刊》7月号发表了长诗《伟大的思想實验》，又一次引发诗坛的震动。这首诗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一伟大时代命题的预设，不仅直觉地做出了崇高的审美判断，而且理性地发现了它博大宏运的人类历史的含义。诗人站在时代的至高点上，回溯人类几千年的“世界大同”的梦想和始终不弃的生存欲求，以几乎所有人类学、哲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和各种前沿科学，以中国和人类的全部智慧，来化解全球化时代的战乱、瘟疫、生态危机、利益矛盾、价值冲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超越人类的迷茫、困惑和焦虑，为人类开创美好的未来。这种领悟、想象和赞美，使这一伟大命题迸发出了映射天地宇宙的神圣光华。回首诗人四十年前开山之作《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并把这两首诗联系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在时代跃迁中，张学梦始终如一地对人文理性的精神品格的执着坚守和开放。他认为，在现代人格的精神中，神本、人本、物本是三位一体的。而其动态结构，是以人本为生命核心，一方面在怯魅与归魅中，呼吸新的神性，另一方面是创造物质、享用科技，又不被物化与异化。这样，诗人就养成和塑造了峭拔而涵容的伟岸的现代人格。他的诗，个体性与整体性融合，生命体验与时代脉搏共振，就能以强大现代性品质，歌响我们新时代的气贯山河的赞歌。张学梦作为现代精神的歌者，他的诗为当今的诗坛立下了历史的美学的高标，也为未来河北新时代的诗歌创作，指引了前行的方向。在其现代性艺术精神的濡染下，我们将会看到：在历史的风流中，河北的现代诗歌必然会根深叶茂，郁郁葱葱，生机葳蕤，飒飒烁金！
黄曼君在他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说：“不论用什么方式表达‘现代’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如果不是脱离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抽象议论的话，那么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压迫，必定是‘现代’的题中之义，是实现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必须的历史环节。”
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划时代的历史节点。河北七十年诗歌，从战争年代走来，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在承继晋察冀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同步。诗歌现代性建构，是诗与时代关联的必然的艺术诉求，也因此成为了不同阶段诗人们所致力追求的一个历史美学目标。
所谓现代性，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人文范畴，更是一个美学范畴。其基本原则，是人的主体性的确立。这一主体，可以是个人主体，也可以是人民主体。河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歌秉持的无疑是人民主体性。以此为核心，结合地域特色，便形成了一系列现代性特征。
首先，河北诗人以极大的真诚和热忱，讴歌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吟述人民自己的故事，抒发人民之情。人民的利益、愿望和呼声，人民的思想、情感和心理，成了诗人们灵感关注的焦点。诗走向时代，走向人民，对人民整体的历史定位与赞颂凝聚成诗歌的基本主题。这无疑是经由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起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五十年代的河北诗歌，从解放区走过来的诗人，跨越时代，继续歌唱，歌唱历史的巨变与共和国的诞生，他们是田间、曼晴、远千里、刘艺亭等。更主要是一批从新社会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他们来自生活的深处，个人的人生道路与社会历史的进程相一致，以切近的生命体验礼赞新生活、新世界，支撑起河北诗坛，掀动了第一波繁荣。这些诗人有长正、吴长城、何理、张庆田、任彦芳、叶蓬、钟铃、韩放等。他们的诗歌，歌唱工人的劳动与创造，歌唱农村的变革与新生，其基调是歌颂领袖和人民，歌唱现代化建设。其审美取向多在于奋发向上的生活本身，因而呈现出一种积极、乐观、朴实、明朗的艺术气象。
其次，变革中的乡土叙事。河北是农业大省，农民是河北最广大的人民群体。革命战争时期，农民是主力军，而在现代化和平建设时期，农民只有经过社会变革的洗礼才能从小农意识中挣脱出来，而获得现代人的新的本质。毛泽东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村的社会变革，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的历史逻辑。河北大多数诗人出生于农村，他们的诗歌多为变革中的乡土叙事。这主要表现在六十年代的诗人群。他们的创作推动了河北诗歌的第二次高潮。如叶蓬的《耿长锁歌传》、刘章的《燕山歌》、浪波的《太行春歌》、尧山壁的《水火》、戴砚田《五公绳》、田歌的《赵老好》等，或歌颂农村公而忘私的干部，或咏唱兴修水利中人们的热情和干劲，或赞颂乡村的先进的人和事，或记写平原山乡的新变化、新气象……。他们的创作，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追求运思的精巧和艺术手法的变幻，诗人们各自的艺术风格也正逐渐形成。这标示了河北当代诗歌辉煌的一页。
第三，古典与民歌融会中的现代诗歌话语。现代性与民族性是诗歌的一体两性，以民族语言表达现代内容。而这一切都植根于人民话语的创造。一个民族的灵魂从长期被压抑中获得觉醒，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找回自己的尊严，重塑民族的形象，坚持我们对世界重新命名的权利，在文化中实现民族独立的自我确证。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整合断裂的文化传统和校正被扭曲的历史记忆，以本土语汇、修辞和文化符号，讲述民族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的故事。而作为文化精华的诗歌，就不能只是使用两方的异质话语，而必须从本民族文化资源中找到能指源头：一是神话和古典诗歌，一是民间歌谣。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中，河北诗人向民歌学习，后来又走上在古典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的道路。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新诗的流脉，但也未尝不是开拓了中国诗歌现代性的一种新的路径。河北诗人既承继燕赵“慷慨悲歌”的诗歌传统，又采撷现代民歌的艺术因素，从而，创造了一种沛然大气、刚健清新的现代燕赵诗风。
在河北诗歌七十年中，我们不能不重点提一个诗人。他就是田间。这个在抗战时期曾被闻一多誉为战斗“鼓手”的诗人，建国后1957年底，调来河北任河北省文联主席。从此，他成了河北诗歌的一面旗帜。田间对河北诗歌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他对河北青年诗人的组织、指导和扶持，使他们团结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颇具实力的创作群体，而且他自身的艺术探索，也几乎代表了河北诗歌的整体走向。他对诗的追寻突出表现为两个维度：诗史与史诗的创作，民歌谣曲资源的吸纳。不说他大量的优秀短诗，这两点都集中体现在他的长篇叙事诗《赶车传》的写作中。全诗共七部。上卷四部1960年出版，下卷三部1961年出版。這是当时河北诗坛一个重要的诗歌事件。这部长诗，利用古今中外文学的原型母题，追寻理想的乐园，以农民赶车为象征线索，串连起了农村几十年社会变革，从而叙写了中国农民历史命运的史诗。虽然难免带有时代的局限和现实的错位，但其经典价值，却是把河北诗歌现代性的构成推向了极致：以民族民间话语，抒人民大众之情，叙中国本土变迁之事。尤其是他广泛借鉴和采用民歌的比喻、象征，民歌的想象、幻想，民歌的多种多样的韵律和形式，使这部史诗产生了一种瑰丽、神奇的色彩，并形成了诗人的个人风格。这无能不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诗史上的地位。
“文革”期间，河北诗歌沉寂。“文革”后，对激进的文化现代性的反思，引发了对诗歌现代性的深层体察：文化现代性如果缺乏经济现代化的支撑，彼此失衡，其结果必然是空洞化。所以，历史进入新时期，诗歌的现代性，就由被符号化的人民主体，转化为个人主体，从人的存在的基准上重建诗歌的现代性。在思想解放的历史语境下，诗歌的这种觉悟，催发了河北几代诗人的艺术变构与创造，河北诗坛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且不说老诗人田间、远千里、曼晴等，仍有新作面世，就是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他们连接两个时期，也在急剧转型中，实现了华丽转身。例如，刘章在深挚的乡情里寄寓了燕山的沧桑与雄烈，风格从轻快转为深沉;何理于“天涯风雪”中蕴涵着民族回归的顽韧，凸显了诗人“石头”般的个性;浪波改变了原有农村赞歌委婉清丽的格调，而致力于对民族精神探源，诗风奔放而隽永;尧山壁从注重外在描摹而转向内心开掘，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质朴而气韵生动;王洪涛的诗，写“苏醒的情思”，从清浅走向深沉;申身的诗，在现实—— 人—— 美中，“追光逐彩”，不时闪现玄妙哲思;戴砚田对生活的直叙转为象征式观照，于俊逸中含清拔之气;韦野的“故乡的月季”，在新时代的季候风中，绽放出新的香色;旭宇从“醒来的歌声”到“春鼓”，赞美新生的事物，婉转而又激越……
这个时期，作为河北诗坛中坚的，是一批新涌现的并不年轻的青年诗人。他们并不过多地咀嚼个人的悲苦和抚摸心灵的伤痕，而是很快地从反思中转过身来，迎向时代的曙光，以个人主体性，从个体灵魂体验的深处感应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脉动。张学梦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现代化和我们自己》，是他拒绝愚昧落后、渴望现代文明的发自内心的第一声呐喊：实现现代化，先做现代人。从而，确定了他此后一贯的张扬现代精神的诗歌主题。边国政的《对一座大山的询问》，石破天惊，是历史的叩问，也是时代的警醒。萧振荣的《回乡纪事》，作为农村改革后的新生活的记写，发出了时代春天来临的一声清脆的鸟啼。姚振函的系列乡土诗《我和土地》，从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转换中，揭示了农民心头所潜藏的痛苦与欢欣的历史情绪，而后来他的组诗《感觉的平原》，则从感觉而入灵性，获得了泥土人生的喜悦和人性的超迈，如同平原上荡动的一缕飘逸之气;刘小放的《我乡间的妻子》，写对乡村淳朴、贤淑、勤劳的劳动女性的礼赞，而他的乡土诗，沿着现实——历史——人的走向，在土地图腾的崇拜中，托举出了“大地之子”的形象。他的新乡土诗被誉为：“生命之绝唱，乡土之离骚”。所有的这些诗人的重要诗作，其经典性，都建基于诗人主体意识不断强化的内在动因之上，因而，表现了鲜明的现代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受全国新诗潮的鼓动，河北新起的部分青年诗人，他们的艺术探索和实验，开始悄然而强劲地耸起——生命体验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意象、象征、反讽、隐喻等现代技巧的大量运用，蒙太奇式的话语编码，以及语境超现实的神奇感等，使河北诗歌焕发出一派清新奇异的艺术风采。这些弄潮的青年诗人为数不少。例如，白德成开始把诗的灵感对准青春的生命，《青春的浮雕》在现代意识中为青春重新塑像：青春——生命的太阳！郁葱的诗是主智的，《生存者的背影》托举出对个体生命尊严与价值的哲学思考;何香久从大海狂暴的人生走来，在“天人合一”的空间“守望”，呼吸和领悟着神性;杨松霖在现实的人生的“失重”中，穿越人类生存的悖论，而寻找精神家园;张洪波很早就来到河北，他的《黑珊瑚》的石油的喷射，绽放着现代工业文明之花;而大解的长诗《悲歌》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史诗叙述话语的历时性文本，而是共时性的。正是这种共时性，使诗人做到了真力弥满，万象归怀，既追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史，又突入了生命体验的未知域。这首史诗性长诗，它的精神型构和话语型式，表现出了很强的诗歌现代性。其他的诗人，还有曹增书、刘向东、简明、刘松林、韩文戈、靳亚利、刘晓滨、徐国强、赵云江、王建旗、徐淙泉、赵贵辰等。这个河北青年现代诗群的出现，是河北七十年诗歌发展中重要的一环，其贡献是：个人主体性在诗中的确立;对诗歌本体内在“肌质”的强调;对跨文化语境中外国现代诗歌的关注，打开了广阔的视野。这一切构成了诗歌演进的前提和基本条件。
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义诗歌也表现为诗歌的现代性，因为它们所追寻的是女性个人主体性的独立与尊严。河北女诗人们跟踪起伏涌动的女性主义诗歌潮流，一路奔涌而来，她们诗歌也犹如临风绽放的一朵朵玫瑰，构成了河北诗坛一道缤纷而靓丽的风景。伊蕾从爱情的《火焰》到《独身女人的卧室》，对爱的执着追求和对陈腐“道德”规训的反抗，表现了她女性主义的生命真诚。她犹如大海边的一株火焰树，在阴云笼罩下，熊熊燃烧，迎向悲壮的女性生命世界的精神日出！李南对爱情的咏唱，在往返冲折的深省中，从自我独立的求索而走向平和沉稳的女性和人性的“双声话语”;赵丽华的口语诗，在女性日常生活中，寻觅生存的机智，迸发心灵的光闪，曾引起一场口语诗的风潮;杨如雪的“除了爱，一切都是过错”的“爱的尼西亚信经”;胡玥的从生到死的忠贞，所形成的“那一片漩流的爱情之湖”;卢品贤的心性广，向往雪域高原的圣洁与清远;白兰的肃穆悠远的草木禅心，王雪莹的清风朗月下的诗魂，王秀云的从天真到深层的女性体验，薛梅的女性文化人格的型塑，张建丽的一道爱的飞溅的瀑布，胡茗茗的野性而妩媚的女性潇洒，幽燕的都市女性的“现代谣曲”，青小衣的“桅子花”般淡雅的女性心灵姿态，施施然似“出淤泥而不染”的亭亭玉立荷花，唐小米如春季里摇曳疯长的“月季”，来小兮有暗夜中女性灵魂悸跳，梧桐雨梦守护梦想时分，红莲在女性生存困顿中常遭遇“意外”，如此等等。众多女诗人探寻女性生命内在隐秘的花序，绽放出她们各自独特的精神华光。
迈入新世纪，诗歌写作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纸媒体向网格的转移。这活跃了河北几个代际的诗人的自由创作，个性张扬。网络诗歌的题材是极为广博和丰盈的：大至宇宙天体、自然万物、现实变故、历史穿越，小至点滴事物、瞬间情景、偶然细节、日常生活，只要纳入视域，融进心灵，都可以激发起感兴，酝酿成诗。其精神意指也是多维度的、开放性的：历史写作、现实写作、自然写作、文化写作;神性写作，生命写作、灵魂写作、身体写作，乃至生态和谐写作……。在河北网络诗歌的佳木秀林的大面积生长中，我们只能例数几株，以展示河北诗歌诗运的历史风流。刘向东的生存哲学下的生命乡土，简明的朴素人生中的灵魂“高贵”，韩文戈的农耕文明的现代神话，靳亚利的奇异的城市风情，东篱的温热的城市人生，李寒的冷峭的人性尊严，北野的粗犷的燕山魔幻，见君的峭拔的存在哲思，李洁夫的中年秋季的心境，宋峻梁的乡村日常写意，石英杰的萧瑟的易水烟云，殷长青的大地的自然天籁，还有李浩的“以文为诗”的生命独语，郑茂明的历史“诊断书”，孟醒石的天地“无极”，以及他们所为代表的河北网络诗人，都在“个人主体”与“人民主体”的变凑与合弦中，打开了河北诗歌现代性的新的格局与新的风貌。
在河北诗歌七十年述评中，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人—— 陈超。一位著名的诗评家，一位优秀的诗人，一位杰出的文学教师。主要诗学著作有：《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中国先锋诗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等。出版过诗集《热爱，是的》《陈超短诗选》《无端泪涌》等。他不仅建构了完备、精深的中国现代诗学体系，而且以自身的创作实践予以印证和立标。特别是他曾撰写过《河北文学通史》中“河北当代诗歌”卷。这一切，都必将对河北诗歌的现代性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最后，我还想着重谈一下张学梦。因为他在去年《诗刊》7月号发表了长诗《伟大的思想實验》，又一次引发诗坛的震动。这首诗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一伟大时代命题的预设，不仅直觉地做出了崇高的审美判断，而且理性地发现了它博大宏运的人类历史的含义。诗人站在时代的至高点上，回溯人类几千年的“世界大同”的梦想和始终不弃的生存欲求，以几乎所有人类学、哲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和各种前沿科学，以中国和人类的全部智慧，来化解全球化时代的战乱、瘟疫、生态危机、利益矛盾、价值冲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超越人类的迷茫、困惑和焦虑，为人类开创美好的未来。这种领悟、想象和赞美，使这一伟大命题迸发出了映射天地宇宙的神圣光华。回首诗人四十年前开山之作《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并把这两首诗联系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在时代跃迁中，张学梦始终如一地对人文理性的精神品格的执着坚守和开放。他认为，在现代人格的精神中，神本、人本、物本是三位一体的。而其动态结构，是以人本为生命核心，一方面在怯魅与归魅中，呼吸新的神性，另一方面是创造物质、享用科技，又不被物化与异化。这样，诗人就养成和塑造了峭拔而涵容的伟岸的现代人格。他的诗，个体性与整体性融合，生命体验与时代脉搏共振，就能以强大现代性品质，歌响我们新时代的气贯山河的赞歌。张学梦作为现代精神的歌者，他的诗为当今的诗坛立下了历史的美学的高标，也为未来河北新时代的诗歌创作，指引了前行的方向。在其现代性艺术精神的濡染下，我们将会看到：在历史的风流中，河北的现代诗歌必然会根深叶茂，郁郁葱葱，生机葳蕤，飒飒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