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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我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后进入了长宁法院工作，成为一名少年庭法官。顾名思义，少年庭法官所接触对象多为需要法律援助的少年儿童，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与孩子们交往往往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故事。
让白血病患儿找到生的希望
铭铭是我2009年审理的一起抚养费纠纷案件的当事人。6年前，六岁的铭铭患上了白血病，生命危在旦夕。父母离异后，将他弃之爷爷奶奶那后就再也不闻不问。为了能够给铭铭治病，爷爷奶奶想献血，但爷爷因为年龄太大，奶奶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均被血液中心拒绝。爷爷奶奶实在无力负担沉重的监护责任和医疗费用，绝望中找到了长宁法院。
找到孩子的父亲王某是顺利解决案件的前提。为尽快落实白血病孩子的抚养费，寻找到被告来院应诉，我放弃休息时间到王某可能居住过的地方，多次走访派出所、居委会进行查找，都无功而返。相关群众向我提供了被告岳父母家的地址，当我寻至其岳父母家，发现其岳父母为了逃避责任也搬离了原住所。经过一番波折，我终于在一片群租房内找到了王某的岳父母，详细告知了铭铭得病的情况。几天后，王某终于主动打来电话，我抓住机会和他谈心，要求他到庭参加诉讼，并告知其如果再不尽抚养义务可能面临的刑事处罚。慑于法律和舆论的压力，王某如约到庭。在庭审中，面临孩子巨额的医药费，月收入只有数千元的被告王某也犯了难。在法庭调查阶段我了解到王某与父母共有的两套住房，根据这笔财产，经过当庭调解，王某愿将两套房屋中其享有的权益折价为孩子的医疗费、生活费，双方另行约定时间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的相关手续。王某在房产交易中心门口抱起了儿子，这是孩子白血病后，父子第一次拥抱，王某流下了眼泪。孩子的医疗费、生活费终于有了保障，孩子的爷爷给法院送来了锦旗。
2012年上半年，铭铭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下病情有了极大的缓解，当铭铭的爷爷奶奶将孩子病情缓解可适当接受文化教育的信息反馈于我时，我立即通过微博联系了长宁区教育系统的志愿者们上门为铭铭授课。2012年9月，铭铭经体检可以上学了，但又遇到了原挂靠学校拆除，必须重新择校的问题。9月17日我主动开车送他上学，小铭铭在同我的交谈中不由自主地叫我为“爸爸”，我希望我的力所能及，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孩子缺失的父爱。
2014年1月14日，我带铭铭去上海动物园游玩，回途时间正逢我儿子祺祺围棋课时间，我便顺道接了我儿子。当两个孩子见面时，铭铭问了我一个尴尬的问题，“爸爸，你喜欢我还是弟弟啊？”
我看了看铭铭期盼的眼神，说到：“你们俩个我都喜欢。”
让居无定所的母女得以栖身
2009年初，一对母女来法院找我，小女孩要起诉父亲王某索要抚养费。
王某在数年前与刘某协商离婚，承诺离婚后出卖原居住房屋，给母女俩置换更好的房子。刘某是来沪人员，没有上海户口，在上海也无房子，便轻信了王某。没料到，王某出卖房屋后，携款潜逃，杳无音信，刘某只好独自抚养女儿。因刘某无固定住所，只好到处租房居住，最后，因无任何经济来源，只能与女儿居住在四面漏风的拆迁房内。感情失败的刺激、生活窘迫的苦难以及家族遗传史，导致刘某最终患上了间歇性精神病。母女俩走投无路，只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法院。
我拿出自己的数百元让刘某赶快安顿好女儿。当天，我就找到了王某户籍所在社区。经了解，王某欺骗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把孩子户口迁入朋友家，之后就玩起了失踪。现在朋友夫妻俩为了孩子的户口挂靠问题也时常闹矛盾，叫苦不迭。居委会也反映，王某的债主经常来讨要债务，都没有找到王某本人。我找到社区民警，希望能找到王某的家人。通过调查，半年前王某唯一的母亲也在社区养老院过世了。
我冒着大雪来到街道民政部门，希望为小女孩申请救助金。但由于低保救助是按照家庭成员收入来衡量，小女孩挂靠户口家庭的标准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而且户主也不愿意为小女孩申请“低保”，所以救助金也无法申请成功。在我的一再协商下，当地街道决定给予小女孩每月的临时补助，以解燃眉之急。
为了解决母女俩的居住问题，我又多次前往区“廉租办”协调，相关部门最终听取了我的建议，特事特办，给予小女孩每个月670元的廉租金，以保证刘某母女能有房居住。
经过审理，法院最终依法支持了小女孩的诉讼请求，判决王某每月支付抚养费用。但由于王某下落不明，抚养费根本无法执行。为了落实小女孩的抚养费，我经过努力，为小女孩争取了司法救助，并且自己出钱捐助，最大程度地保证小女孩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
案件在2010年年初公告判决后，刘某努力寻找工作，但每次仅能持续两三个月，因自身疾病，她无法适应工作环境而辞职。每当失业时，刘某就会因生计无着找我诉苦。每一次，我都耐心地安慰她，尽自己所能给予这对母女物质帮助。
2013年12月9日早上，我又一次接到了刘某的电话，电话中声音低沉，“顾法官，我感觉又要发病了，我快控制不住了，我把家里所有东西都砸了，我怕女儿担心，您能救救我吗”…… 刘某现在只相信我，其他同事上门，刘某都不愿开门，而如果让她一个人去看病，可能有安全之忧。所以，接到电话后，我便马上赶到了刘某住所，驱车带她前往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路上，刘某出现幻觉，说耳旁有人在和她说话，让她到市政府去闹访，看见了鬼神，我用心理学放松疗法耐心安抚刘某。在医院等候区，刘某看到了一个曾经为她看过病的医生，突然狂性大发，大叫着要冲上前去杀死医生。原来，这个医生几年前确诊她患有精神疾病并告知她丈夫，随后她丈夫便离家出走，刘某觉得医生就是导致她家破人亡的“元凶”。
经医生确诊，刘某早前患有的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又病发了，需要家属24小时陪护。这让我犯了难，我一个男同志，不方便与母女住在一起啊。医生说，我可以打110，让警察把她送来，这样就可以有人跟进。但我不想把她推出去。她这种病，有幻觉，时而情绪亢奋就会杀人，时而情绪低落就会自杀，必须按时服药。
陪同我前来的实习生害怕地问我：“怕吗？”“我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对她的病情有点了解，我现在担心的是母女俩的生活和安危。”我将刘某送回家后，看着刘某服下药，待了两个小时，见刘某情绪有所稳定，才离开。
当天，待我回到单位，身体已经很不舒服，发起了高烧。第二天，为了刘某能尽快得到心理治疗，我强忍着病痛，带着华东师范大学的心理系研究生上门，让专业人士与刘某进行心理辅导，同时对小女孩进行心理测试，见刘某的气色已有好转，我这才放下心来。到了下午，我又匆匆赶往街道寻求帮助，街道承诺将尽量安排居委会干部上门看望。连续的劳累使我彻底病倒了，第三天，我根本无法起床，只能嘱托曾经与刘某有一面之缘的书记员上门看望刘某，并看她服下药物。刘某得知我为她累病了，十分感动，表示自己一定会按时服药，让法官不再为自己担心。第四天，我一上班就接到刘某的电话，原来，她是询问我的身体是否好转，并说请我放心，无需上门看望她。但我仍将医生的嘱托放在心头，连续五天坚持上门看刘某服药。刘某的病情日趋稳定，母女生活现已安定。
我喜欢孩子、爱孩子，在为未成年人权益维护提供司法保障的少年法庭工作，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在这里，我体现了我的人生价值，努力为未成年人撑起一把法律的保护伞。“法官爸爸”是孩子们给我的崇高荣誉;在这里，我将职业变成事业，坚信少年庭这个“小儿科”也能做出大文章。
让白血病患儿找到生的希望
铭铭是我2009年审理的一起抚养费纠纷案件的当事人。6年前，六岁的铭铭患上了白血病，生命危在旦夕。父母离异后，将他弃之爷爷奶奶那后就再也不闻不问。为了能够给铭铭治病，爷爷奶奶想献血，但爷爷因为年龄太大，奶奶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均被血液中心拒绝。爷爷奶奶实在无力负担沉重的监护责任和医疗费用，绝望中找到了长宁法院。
找到孩子的父亲王某是顺利解决案件的前提。为尽快落实白血病孩子的抚养费，寻找到被告来院应诉，我放弃休息时间到王某可能居住过的地方，多次走访派出所、居委会进行查找，都无功而返。相关群众向我提供了被告岳父母家的地址，当我寻至其岳父母家，发现其岳父母为了逃避责任也搬离了原住所。经过一番波折，我终于在一片群租房内找到了王某的岳父母，详细告知了铭铭得病的情况。几天后，王某终于主动打来电话，我抓住机会和他谈心，要求他到庭参加诉讼，并告知其如果再不尽抚养义务可能面临的刑事处罚。慑于法律和舆论的压力，王某如约到庭。在庭审中，面临孩子巨额的医药费，月收入只有数千元的被告王某也犯了难。在法庭调查阶段我了解到王某与父母共有的两套住房，根据这笔财产，经过当庭调解，王某愿将两套房屋中其享有的权益折价为孩子的医疗费、生活费，双方另行约定时间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的相关手续。王某在房产交易中心门口抱起了儿子，这是孩子白血病后，父子第一次拥抱，王某流下了眼泪。孩子的医疗费、生活费终于有了保障，孩子的爷爷给法院送来了锦旗。
2012年上半年，铭铭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下病情有了极大的缓解，当铭铭的爷爷奶奶将孩子病情缓解可适当接受文化教育的信息反馈于我时，我立即通过微博联系了长宁区教育系统的志愿者们上门为铭铭授课。2012年9月，铭铭经体检可以上学了，但又遇到了原挂靠学校拆除，必须重新择校的问题。9月17日我主动开车送他上学，小铭铭在同我的交谈中不由自主地叫我为“爸爸”，我希望我的力所能及，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孩子缺失的父爱。
2014年1月14日，我带铭铭去上海动物园游玩，回途时间正逢我儿子祺祺围棋课时间，我便顺道接了我儿子。当两个孩子见面时，铭铭问了我一个尴尬的问题，“爸爸，你喜欢我还是弟弟啊？”
我看了看铭铭期盼的眼神，说到：“你们俩个我都喜欢。”
让居无定所的母女得以栖身
2009年初，一对母女来法院找我，小女孩要起诉父亲王某索要抚养费。
王某在数年前与刘某协商离婚，承诺离婚后出卖原居住房屋，给母女俩置换更好的房子。刘某是来沪人员，没有上海户口，在上海也无房子，便轻信了王某。没料到，王某出卖房屋后，携款潜逃，杳无音信，刘某只好独自抚养女儿。因刘某无固定住所，只好到处租房居住，最后，因无任何经济来源，只能与女儿居住在四面漏风的拆迁房内。感情失败的刺激、生活窘迫的苦难以及家族遗传史，导致刘某最终患上了间歇性精神病。母女俩走投无路，只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法院。
我拿出自己的数百元让刘某赶快安顿好女儿。当天，我就找到了王某户籍所在社区。经了解，王某欺骗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把孩子户口迁入朋友家，之后就玩起了失踪。现在朋友夫妻俩为了孩子的户口挂靠问题也时常闹矛盾，叫苦不迭。居委会也反映，王某的债主经常来讨要债务，都没有找到王某本人。我找到社区民警，希望能找到王某的家人。通过调查，半年前王某唯一的母亲也在社区养老院过世了。
我冒着大雪来到街道民政部门，希望为小女孩申请救助金。但由于低保救助是按照家庭成员收入来衡量，小女孩挂靠户口家庭的标准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而且户主也不愿意为小女孩申请“低保”，所以救助金也无法申请成功。在我的一再协商下，当地街道决定给予小女孩每月的临时补助，以解燃眉之急。
为了解决母女俩的居住问题，我又多次前往区“廉租办”协调，相关部门最终听取了我的建议，特事特办，给予小女孩每个月670元的廉租金，以保证刘某母女能有房居住。
经过审理，法院最终依法支持了小女孩的诉讼请求，判决王某每月支付抚养费用。但由于王某下落不明，抚养费根本无法执行。为了落实小女孩的抚养费，我经过努力，为小女孩争取了司法救助，并且自己出钱捐助，最大程度地保证小女孩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
案件在2010年年初公告判决后，刘某努力寻找工作，但每次仅能持续两三个月，因自身疾病，她无法适应工作环境而辞职。每当失业时，刘某就会因生计无着找我诉苦。每一次，我都耐心地安慰她，尽自己所能给予这对母女物质帮助。
2013年12月9日早上，我又一次接到了刘某的电话，电话中声音低沉，“顾法官，我感觉又要发病了，我快控制不住了，我把家里所有东西都砸了，我怕女儿担心，您能救救我吗”…… 刘某现在只相信我，其他同事上门，刘某都不愿开门，而如果让她一个人去看病，可能有安全之忧。所以，接到电话后，我便马上赶到了刘某住所，驱车带她前往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路上，刘某出现幻觉，说耳旁有人在和她说话，让她到市政府去闹访，看见了鬼神，我用心理学放松疗法耐心安抚刘某。在医院等候区，刘某看到了一个曾经为她看过病的医生，突然狂性大发，大叫着要冲上前去杀死医生。原来，这个医生几年前确诊她患有精神疾病并告知她丈夫，随后她丈夫便离家出走，刘某觉得医生就是导致她家破人亡的“元凶”。
经医生确诊，刘某早前患有的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又病发了，需要家属24小时陪护。这让我犯了难，我一个男同志，不方便与母女住在一起啊。医生说，我可以打110，让警察把她送来，这样就可以有人跟进。但我不想把她推出去。她这种病，有幻觉，时而情绪亢奋就会杀人，时而情绪低落就会自杀，必须按时服药。
陪同我前来的实习生害怕地问我：“怕吗？”“我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对她的病情有点了解，我现在担心的是母女俩的生活和安危。”我将刘某送回家后，看着刘某服下药，待了两个小时，见刘某情绪有所稳定，才离开。
当天，待我回到单位，身体已经很不舒服，发起了高烧。第二天，为了刘某能尽快得到心理治疗，我强忍着病痛，带着华东师范大学的心理系研究生上门，让专业人士与刘某进行心理辅导，同时对小女孩进行心理测试，见刘某的气色已有好转，我这才放下心来。到了下午，我又匆匆赶往街道寻求帮助，街道承诺将尽量安排居委会干部上门看望。连续的劳累使我彻底病倒了，第三天，我根本无法起床，只能嘱托曾经与刘某有一面之缘的书记员上门看望刘某，并看她服下药物。刘某得知我为她累病了，十分感动，表示自己一定会按时服药，让法官不再为自己担心。第四天，我一上班就接到刘某的电话，原来，她是询问我的身体是否好转，并说请我放心，无需上门看望她。但我仍将医生的嘱托放在心头，连续五天坚持上门看刘某服药。刘某的病情日趋稳定，母女生活现已安定。
我喜欢孩子、爱孩子，在为未成年人权益维护提供司法保障的少年法庭工作，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在这里，我体现了我的人生价值，努力为未成年人撑起一把法律的保护伞。“法官爸爸”是孩子们给我的崇高荣誉;在这里，我将职业变成事业，坚信少年庭这个“小儿科”也能做出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