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曾与熊十力、梁漱溟齐名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向来不务仕宦，隐居山野。惟在1939年他有过一次“出仕”之举——以在重庆举办“复性书院”的努力，做一次传统的返航，来实践他在现代传承儒家教育的理想。
1950年，熊十力致函毛泽东，建议恢复三个民间讲学机构：欧阳竟无创设的南京内学院、粱漱溟执掌的勉仁书院以及马一浮主持的智林图书馆。
在这三家讲学机构中，智林图书馆的前身即复性书院，是现代中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开展儒家教育的民间讲学机构。
回转
每一个书院的特点，向来都和创办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复性书院自然也不例外。
今天知道马一浮的人并不多，见过这个名字的人，也往往当他是一位书法大家。实际上马一浮曾是和熊十力、梁漱溟齐名的“新儒家三圣”；著名哲学家贺麟认为他是“传统中国文化仅存的硕果”；周恩来称他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
1883年，马一浮出生在一个惨痛的中国，他的少年时代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青年时代游学美国、日本，饱览西学，归国后却又重归传统文化。
他曾广阅《四库全书》，关于马一浮读书之多，还曾有一个逸闻，那就是弘一法师曾经说过，马先生可能是全中国读书最多的人，假如有个人生下来就读书，读到马先生的年纪，还是没有他读得多。
当然，对于马一浮来说，读书根本不是以多取胜，那样不过是一个“书库”而已，读得统统都是死书。他之所以周流百家，目的还是为了解决一个疑问，这也是困扰着当时众多学人的疑问：中国的人和社会，该向何处去？
游学西方时，马一浮一边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富强，另一方面也感受了列强对贫弱中国的虎视眈眈。他在美国时，见美国大学生将“是否瓜分中国”作为辩论的题目；他游学日本归国时，正值日本、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打得不可开交。而此时的国内情况呢，则是百弊丛生，军阀混战不已，党人日夜争权。
那么，学人们该向何处去？新文化运动把民主、科学的理念带到了中国，学衡派则捍卫传统伦理道德，还有一批学人如梁启超、杜亚泉等则持中和观点，希望中西文化能进行调和。
马一浮这时已成为西子湖畔的一名隐士，他没有参与这场热闹的文化论战，以他的性格，他一生都不愿意与人论争。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游弋于传统之中，期望从中找出新的文化生命。马一浮的心性之学，也在此间臻于完善，使之成为一名公认的儒学大师。
同气相感，梁漱溟、熊十力先后交游于马一浮。三人互相影响、成为儒学在现代复兴的中心力量。
比起梁漱溟、熊十力来，马一浮更显“迂阔”。 梁漱溟、熊十力先后出任大学教职，而马一浮则固执地连续拒绝了北大、浙大的数次邀请。这是因为，他虽然肯定现代大学学科周详，办学成效可观，但是他又认为现代大学已经成了贩卖知识的场所，教师上课计时收费，学生下课后哄然而散，师生之间似毫不相干——这样就是遗漏了教育的根本。
复性
那么，马一浮眼里教育的根本是什么呢？答案就蕴涵在“复性”这两个字里。这个“性”，指的就是“心性”。在对“心性”的理解上，马一浮与熊十力互相呼应，故二人也相知最深。后来的新儒家如牟宗三、徐复观等，也都传承了这个“心性”，将之作为治学的中心，孜孜以求发扬于今日。
这就使人们产生了新的疑问？在科技至上、现代化潮流滚滚向前的年代，为什么听起来很“玄”、一点都不“实在”的“心性”在新儒家的眼里是如此重要？——这也正是新儒家们的用心惟苦之处。
熊十力早年参加武昌首义，而后他目睹“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极痛苦，总结出祸乱之起因皆在于军阀官僚之贪淫侈糜，以及国民之昏然无知。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马一浮不曾参与时事，但在西湖隐居期间，他也时刻冷眼旁观着时局，“国事艰难，世道益苦，推求其根源，皆由学术之大本未明，心性之精微难知”。
也就是说，要使这一切问题有一个根本的解决，那就要人发明心性，教育就是要人体会自性、变化气质、完成人格。在解释这个时，马一浮不但消除了儒门程王朱陆各宗派的区别，也会通了佛、老诸家，在他看来，天、命、心、性“皆一理也”，尽己之性，则尽人之性，进而尽物之性，是以则自然而然地实践仁，如此则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自然和顺无间，不再相害。
那为什么心性难明？就是自性已经被许多习气所污染，不明心性就是依照习气而不是心性行事。在这方面马一浮举了许多例子，他说，人人不知有自性，则视万物与自己不相干，如此对物质则言“征服自然”；人与人之间则互相欺骗、戕害；国家与国家之间崇尚暴力征伐；人们使用了千百年的语言含义也在发生着变化，如“政”的含义本来是正己以正人，“治”是修己以治人，但是今人谈到政治，则只知道尚权力、计利害了；“道德”本来是从自性中自然流露的，今人则以为是社会大众所应共同遵守的信条，如此则“道德”不再是“道德”，而成了不成文的法律，如此也要靠社会力来强制性实行了。
正是在这几十年来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当遇到这么一个难得的实践其教育理想的机会时，马一浮郑重地将书院命名为“复性”。书院的讲学内容，就是要以六艺之教，除习复性，“夫人心之歧，学术之弊，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复其性则同然矣。复则无妄，无妄则诚。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教之谓道，在复其性而已矣。”
时缘
儒学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为政治的儒学、为社会日常伦理的儒学以及为精神家园的儒学。在马一浮那里，他的想法较少涉及到前两者，他很少关注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比较多的是对儒学做形而上的发挥。
马一浮向来不谈政治，对于学人前来求学，他有“八不答”，其中一条就是“问时政得失，不答”，然而复性书院的创设，却是和政治有着相当大的关系。马一浮有一些在重庆的门人和友人，他们把马一浮一直想办一所传统书院的想法传达到了陈立夫那里，陈立夫又通报给蒋介石。蒋本来对马一浮的道德学问有所仰慕，于是就以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名义电邀马一浮入川办书院。
复性书院可以说是因缘而起，但是马一浮对这个“时缘”并不十分看好。高远的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差距，让马一浮时常徘徊在一种悲观情绪中。隐居近三十年后，如今因为声望所归，突然逢到这么一个实践其教育理想的机会，马一浮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和信心——这是就现实情况而言。事情的另一面是，马一浮这个现实中的悲观主义者同时也是理想世界中的乐观主义者，他一直都坚信，心性之学所指向的“理”是炳然长存的，所谓“世界一切有形之物可以毁灭，惟有心性不可毁灭”。
除了现实政治，世人与心性之学的隔膜也一直让马一浮忧虑。“中土圣贤之学，晦而不明久矣”，满清两百多年来，由于思想钳制，学人重于考据而短于义理，这在马一浮看来不过是“不明心性”的“俗儒”，儒学也随之走向僵化并失去活力。可是，要在今日重新使儒学焕发活力谈何容易？天下已经纷扰不已，学人竞逐“奇说异论”，不把儒学看成古董就不错了，还有几个人会看到儒学“活泼泼”的生命力呢？
马一浮就这样在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开始了他的创办书院之旅。1939年初，他起身入川，磕磕绊绊地开始了一次传统的返航——复性书院根植于孔孟之道，又像是一个超越时空的存在，直指未来人类的忧虑。
在重庆，马一浮先后与陈立夫、孔祥熙会面，之后又赴蒋介石宴请，他在此间以“避世心犹在”的心境着手讲学和书院筹备工作。1939年3月，书院筹备委员会成立，聘请陈布雷、沈尹默、邵力子、谢无量、熊十力、梁漱溟等为委员。6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了私人机构讲学办法，为书院办学提供了法律依据。9月中旬，复性书院在磕磕绊绊中开讲了。
冲突
正如马一浮担心的那样，复性书院虽然创办了，但是由于“机缘”不济，各方面的冲突便连接而来。
马一浮力邀熊十力前来书院，但在书院开讲之日，二人的理念就发生了矛盾。熊十力推崇汉儒以及近世曾国藩等人的经世致用，认为宋儒的义理之学在“致用方面，实嫌欠缺”，这样就和马一浮的理念存在极大偏差——“复性”本是为追求一个普遍理想，学生即来书院求学，则必以明道为事。在具体的事情上，二人的理念也多有不合，比如熊十力认为在必要时书院可改名为“国立文哲学院”，学生可获得文凭，以谋出路；马一浮则坚持书院的传统特色不能变，来学者必须不务仕宦，书院又和当今学校一样“唯重器能”了，也就背离了办书院的初衷。
最终，熊十力弃书院而去。虽然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外界风云不管如何变化，马一浮都能保持精神世界的平静，但是这一次，他感到了孤独：“平生相知之深，莫如兄者，兄犹弃之，弟复何望？”
马一浮开始独力支撑书院。本来在开讲之初，复性书院打算请谢无量讲“玄学”，熊十力讲“义学”，肇安法师讲“禅学”，马一浮自己讲授“理学”。现在既然大师不得其人，马一浮就先讲授六经大义。后来，书院也曾邀请过赵熙、谢无量、欧阳竟无、钱穆等人来短期讲学，但主要还是马一浮一人对学生讲学。
在书院的具体事务上，现实距离马一浮的理想也有相当距离。他本是在得到蒋介石、陈立夫“始终以宾礼相待”的保证后才欣然来川办书院的，在他看来，书院乃是一社会性的纯粹学术团体，独立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外，拥有极自由的讲学氛围，因此他在书院刚开办时，就希望政府能一次性划拨一笔较大的款项，以为书院建立永久性的经济基础，但这只能是马一浮的一厢情愿，国民政府教育部是按照每月划拨的方式发放经费给复性书院，经济上的不能自主，让马一浮对书院能否保持独立性感到不安。
此间马一浮也一直在反对当局对书院的任何干预。1940年上半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两次要求书院填报人员履历和教材备核，此时书院的讲学也陷入困境，马一浮遂于1941年6月终止了书院讲学。
书院教学难以展开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学生们的求学方向和书院所倡导的已经难以吻合，来学者大多把书院看成了学校以求知识，这样就“向外求知之意多，而身体力行之意少”，与书院的治学方向反向而驰，甚至还有学生不告而去。同时马一浮也自己意识到“浮不善之教，实不容辞”。
在这种情况下，马一浮便每每发出慨叹：“唯有杜口”，“书院在今日，已无存理，自是吾德薄不能感人”。这样，复性书院从创办到1948年结束，虽然持续了近十年时间，但是真正讲学的时间不过两年，余下的时间转向了刻书。
此后马一浮长隐西湖，再无接近理想的机会。而他的精神世界则一如既往，“心性不会亡，中国文化自然也不会亡”，那么则“吾于今世，气类之孤也久哉。独尚友千载。”
尾声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马一浮在劫难逃。红卫兵冲进了这位“反动学术权威”在西湖蒋庄的居所，把他“扫地出门”。
几个月后，马一浮胃出血住进医院。1967年6月，马一浮与世长辞。此前他做《拟告别诸亲友》绝笔诗：“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马一浮去世后又过了14年，浙江省政协为之召开追悼会。挺过了“文革”的梁漱溟发来挽联，以“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八字盖棺论之。
又过5年，88岁高龄的梁漱溟“出山”执掌中国文化书院，以此象征式举动，在当代中国延续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书院讲学的传统。
1950年，熊十力致函毛泽东，建议恢复三个民间讲学机构：欧阳竟无创设的南京内学院、粱漱溟执掌的勉仁书院以及马一浮主持的智林图书馆。
在这三家讲学机构中，智林图书馆的前身即复性书院，是现代中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开展儒家教育的民间讲学机构。
回转
每一个书院的特点，向来都和创办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复性书院自然也不例外。
今天知道马一浮的人并不多，见过这个名字的人，也往往当他是一位书法大家。实际上马一浮曾是和熊十力、梁漱溟齐名的“新儒家三圣”；著名哲学家贺麟认为他是“传统中国文化仅存的硕果”；周恩来称他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
1883年，马一浮出生在一个惨痛的中国，他的少年时代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青年时代游学美国、日本，饱览西学，归国后却又重归传统文化。
他曾广阅《四库全书》，关于马一浮读书之多，还曾有一个逸闻，那就是弘一法师曾经说过，马先生可能是全中国读书最多的人，假如有个人生下来就读书，读到马先生的年纪，还是没有他读得多。
当然，对于马一浮来说，读书根本不是以多取胜，那样不过是一个“书库”而已，读得统统都是死书。他之所以周流百家，目的还是为了解决一个疑问，这也是困扰着当时众多学人的疑问：中国的人和社会，该向何处去？
游学西方时，马一浮一边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富强，另一方面也感受了列强对贫弱中国的虎视眈眈。他在美国时，见美国大学生将“是否瓜分中国”作为辩论的题目；他游学日本归国时，正值日本、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打得不可开交。而此时的国内情况呢，则是百弊丛生，军阀混战不已，党人日夜争权。
那么，学人们该向何处去？新文化运动把民主、科学的理念带到了中国，学衡派则捍卫传统伦理道德，还有一批学人如梁启超、杜亚泉等则持中和观点，希望中西文化能进行调和。
马一浮这时已成为西子湖畔的一名隐士，他没有参与这场热闹的文化论战，以他的性格，他一生都不愿意与人论争。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游弋于传统之中，期望从中找出新的文化生命。马一浮的心性之学，也在此间臻于完善，使之成为一名公认的儒学大师。
同气相感，梁漱溟、熊十力先后交游于马一浮。三人互相影响、成为儒学在现代复兴的中心力量。
比起梁漱溟、熊十力来，马一浮更显“迂阔”。 梁漱溟、熊十力先后出任大学教职，而马一浮则固执地连续拒绝了北大、浙大的数次邀请。这是因为，他虽然肯定现代大学学科周详，办学成效可观，但是他又认为现代大学已经成了贩卖知识的场所，教师上课计时收费，学生下课后哄然而散，师生之间似毫不相干——这样就是遗漏了教育的根本。
复性
那么，马一浮眼里教育的根本是什么呢？答案就蕴涵在“复性”这两个字里。这个“性”，指的就是“心性”。在对“心性”的理解上，马一浮与熊十力互相呼应，故二人也相知最深。后来的新儒家如牟宗三、徐复观等，也都传承了这个“心性”，将之作为治学的中心，孜孜以求发扬于今日。
这就使人们产生了新的疑问？在科技至上、现代化潮流滚滚向前的年代，为什么听起来很“玄”、一点都不“实在”的“心性”在新儒家的眼里是如此重要？——这也正是新儒家们的用心惟苦之处。
熊十力早年参加武昌首义，而后他目睹“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极痛苦，总结出祸乱之起因皆在于军阀官僚之贪淫侈糜，以及国民之昏然无知。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马一浮不曾参与时事，但在西湖隐居期间，他也时刻冷眼旁观着时局，“国事艰难，世道益苦，推求其根源，皆由学术之大本未明，心性之精微难知”。
也就是说，要使这一切问题有一个根本的解决，那就要人发明心性，教育就是要人体会自性、变化气质、完成人格。在解释这个时，马一浮不但消除了儒门程王朱陆各宗派的区别，也会通了佛、老诸家，在他看来，天、命、心、性“皆一理也”，尽己之性，则尽人之性，进而尽物之性，是以则自然而然地实践仁，如此则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自然和顺无间，不再相害。
那为什么心性难明？就是自性已经被许多习气所污染，不明心性就是依照习气而不是心性行事。在这方面马一浮举了许多例子，他说，人人不知有自性，则视万物与自己不相干，如此对物质则言“征服自然”；人与人之间则互相欺骗、戕害；国家与国家之间崇尚暴力征伐；人们使用了千百年的语言含义也在发生着变化，如“政”的含义本来是正己以正人，“治”是修己以治人，但是今人谈到政治，则只知道尚权力、计利害了；“道德”本来是从自性中自然流露的，今人则以为是社会大众所应共同遵守的信条，如此则“道德”不再是“道德”，而成了不成文的法律，如此也要靠社会力来强制性实行了。
正是在这几十年来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当遇到这么一个难得的实践其教育理想的机会时，马一浮郑重地将书院命名为“复性”。书院的讲学内容，就是要以六艺之教，除习复性，“夫人心之歧，学术之弊，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复其性则同然矣。复则无妄，无妄则诚。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教之谓道，在复其性而已矣。”
时缘
儒学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为政治的儒学、为社会日常伦理的儒学以及为精神家园的儒学。在马一浮那里，他的想法较少涉及到前两者，他很少关注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比较多的是对儒学做形而上的发挥。
马一浮向来不谈政治，对于学人前来求学，他有“八不答”，其中一条就是“问时政得失，不答”，然而复性书院的创设，却是和政治有着相当大的关系。马一浮有一些在重庆的门人和友人，他们把马一浮一直想办一所传统书院的想法传达到了陈立夫那里，陈立夫又通报给蒋介石。蒋本来对马一浮的道德学问有所仰慕，于是就以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名义电邀马一浮入川办书院。
复性书院可以说是因缘而起，但是马一浮对这个“时缘”并不十分看好。高远的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差距，让马一浮时常徘徊在一种悲观情绪中。隐居近三十年后，如今因为声望所归，突然逢到这么一个实践其教育理想的机会，马一浮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和信心——这是就现实情况而言。事情的另一面是，马一浮这个现实中的悲观主义者同时也是理想世界中的乐观主义者，他一直都坚信，心性之学所指向的“理”是炳然长存的，所谓“世界一切有形之物可以毁灭，惟有心性不可毁灭”。
除了现实政治，世人与心性之学的隔膜也一直让马一浮忧虑。“中土圣贤之学，晦而不明久矣”，满清两百多年来，由于思想钳制，学人重于考据而短于义理，这在马一浮看来不过是“不明心性”的“俗儒”，儒学也随之走向僵化并失去活力。可是，要在今日重新使儒学焕发活力谈何容易？天下已经纷扰不已，学人竞逐“奇说异论”，不把儒学看成古董就不错了，还有几个人会看到儒学“活泼泼”的生命力呢？
马一浮就这样在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开始了他的创办书院之旅。1939年初，他起身入川，磕磕绊绊地开始了一次传统的返航——复性书院根植于孔孟之道，又像是一个超越时空的存在，直指未来人类的忧虑。
在重庆，马一浮先后与陈立夫、孔祥熙会面，之后又赴蒋介石宴请，他在此间以“避世心犹在”的心境着手讲学和书院筹备工作。1939年3月，书院筹备委员会成立，聘请陈布雷、沈尹默、邵力子、谢无量、熊十力、梁漱溟等为委员。6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了私人机构讲学办法，为书院办学提供了法律依据。9月中旬，复性书院在磕磕绊绊中开讲了。
冲突
正如马一浮担心的那样，复性书院虽然创办了，但是由于“机缘”不济，各方面的冲突便连接而来。
马一浮力邀熊十力前来书院，但在书院开讲之日，二人的理念就发生了矛盾。熊十力推崇汉儒以及近世曾国藩等人的经世致用，认为宋儒的义理之学在“致用方面，实嫌欠缺”，这样就和马一浮的理念存在极大偏差——“复性”本是为追求一个普遍理想，学生即来书院求学，则必以明道为事。在具体的事情上，二人的理念也多有不合，比如熊十力认为在必要时书院可改名为“国立文哲学院”，学生可获得文凭，以谋出路；马一浮则坚持书院的传统特色不能变，来学者必须不务仕宦，书院又和当今学校一样“唯重器能”了，也就背离了办书院的初衷。
最终，熊十力弃书院而去。虽然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外界风云不管如何变化，马一浮都能保持精神世界的平静，但是这一次，他感到了孤独：“平生相知之深，莫如兄者，兄犹弃之，弟复何望？”
马一浮开始独力支撑书院。本来在开讲之初，复性书院打算请谢无量讲“玄学”，熊十力讲“义学”，肇安法师讲“禅学”，马一浮自己讲授“理学”。现在既然大师不得其人，马一浮就先讲授六经大义。后来，书院也曾邀请过赵熙、谢无量、欧阳竟无、钱穆等人来短期讲学，但主要还是马一浮一人对学生讲学。
在书院的具体事务上，现实距离马一浮的理想也有相当距离。他本是在得到蒋介石、陈立夫“始终以宾礼相待”的保证后才欣然来川办书院的，在他看来，书院乃是一社会性的纯粹学术团体，独立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外，拥有极自由的讲学氛围，因此他在书院刚开办时，就希望政府能一次性划拨一笔较大的款项，以为书院建立永久性的经济基础，但这只能是马一浮的一厢情愿，国民政府教育部是按照每月划拨的方式发放经费给复性书院，经济上的不能自主，让马一浮对书院能否保持独立性感到不安。
此间马一浮也一直在反对当局对书院的任何干预。1940年上半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两次要求书院填报人员履历和教材备核，此时书院的讲学也陷入困境，马一浮遂于1941年6月终止了书院讲学。
书院教学难以展开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学生们的求学方向和书院所倡导的已经难以吻合，来学者大多把书院看成了学校以求知识，这样就“向外求知之意多，而身体力行之意少”，与书院的治学方向反向而驰，甚至还有学生不告而去。同时马一浮也自己意识到“浮不善之教，实不容辞”。
在这种情况下，马一浮便每每发出慨叹：“唯有杜口”，“书院在今日，已无存理，自是吾德薄不能感人”。这样，复性书院从创办到1948年结束，虽然持续了近十年时间，但是真正讲学的时间不过两年，余下的时间转向了刻书。
此后马一浮长隐西湖，再无接近理想的机会。而他的精神世界则一如既往，“心性不会亡，中国文化自然也不会亡”，那么则“吾于今世，气类之孤也久哉。独尚友千载。”
尾声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马一浮在劫难逃。红卫兵冲进了这位“反动学术权威”在西湖蒋庄的居所，把他“扫地出门”。
几个月后，马一浮胃出血住进医院。1967年6月，马一浮与世长辞。此前他做《拟告别诸亲友》绝笔诗：“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马一浮去世后又过了14年，浙江省政协为之召开追悼会。挺过了“文革”的梁漱溟发来挽联，以“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八字盖棺论之。
又过5年，88岁高龄的梁漱溟“出山”执掌中国文化书院，以此象征式举动，在当代中国延续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书院讲学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