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曾用汉字、儒教、律令制和佛教四个特征概括东亚文化的共通性，其中，汉字、儒教和律令制皆产生于中国，尤其是汉字和儒教的影响力在今天的日本依旧经久不衰。在日本的书店、报亭甚至便利店的书架中，皆可看到儒家经典《论语》的身影。台湾师范大学藤井伦明把《论语》在现代日本至少扮演的角色归纳为：人生指南、经世济民的帝王学、企业领袖的基本教养、上班族的工作指南、儿童教育上的教科书、具有心理疗愈效果的经典、应付各种职业的教训等（藤井伦明：《儒家文化在日本现代社会》，未刊稿）。二○一四年十月，我赴日本参加学术会议，常于会议闲暇之余逛下日本书店，无论是一般书店还是古旧书店，赫然可见《论语》的不同注本。然而，在中国与《论语》并称的《孟子》，在日本的流传状况却略显“落寞”。在京都某书店内，关于《孟子》的研究著作，我仅看到日本思想史家松本健一（一九四六至二○一四）的《〈孟子〉的革命思想与日本》 一书。同时，在日本亚马逊购书网站上分别搜索《论语》和《孟子》的书目种类，更可看出二者的差距，前者超过七千种，而后者却不到五百种。事实上，当《孟子》伴随着中国文化的辐射力流传到日本时，《孟子》在江户时期流传不久，对它的评价便是褒贬不一，甚至流传着“《孟子》难以传入日本”的传说，并同时形成了“尊孟”与“非孟”的两种思潮。显然，这种“被用”和“被骂”并存的情形与《孟子》书中凸显的政治思想有着重要关联，尤其是从没有科举制的日本来考察，《孟子》的尴尬身份或可折射出日本思想的特质。
　　关于“《孟子》难以传入日本”的说法，在江户学者的笔下多有描述。国学家上田秋成于《雨夜物语·白峰》中有言：“中华典籍、经典、史策、诗文等等无一不曾传入本朝，唯有《孟子》一书至今未传到日本。”同样，兰学家桂川中良也在《桂林漫录》中引用这一传闻：“《孟子》为忌讳之书，与日本神之御意不合。自古有传闻，若有船自唐土载该书而来，必颠覆。然此书若无恙舶到，亦不为朝廷所用。”类似的状况，在其他的著作中也屡见不鲜。但是，据考证，这一说法最初源自中国明代谢肇淛的《五杂组》：“倭奴亦重儒书，信佛法，凡中国经书皆以重价购之，独无《孟子》。云：‘有携其书往者，舟辄覆溺。’此亦一奇事也。”其中，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江户时代之前，《孟子》一书从未传入日本。然考诸史实，这一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孟子》传入日本的确切时间虽仍有争议，但至少在九世纪时已传入日本。因为，在藤原佐世奉敕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孟子》的名字赫然在其内。又据现代学者井上顺理的考证，《孟子》一书之传入日本，约当奈良初期，其下限不晚于七三○年。他通过对传入日本汉籍的探赜钩沉，认为，《孟子》自奈良时代传入日本之后，继之的镰仓、南北朝时期及室町时代，《孟子》一书在日本流传甚广。它与其他儒家典籍一样，不但是贵族阶层的阅读书籍，而且还是统治者指导思想的重要依据。绝无《五杂组》中所说的日本人对《孟子》的批判与忌避的现象（井上順理：《本邦中世までにおける孟子受容史の研究》）。所以说，“在江户时代之前，《孟子》就已传入日本”的说法是不争的事实。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在江户时代盛行着“《孟子》难以传入日本”的说法？考察江户学术史，便会发现在江户前期非但未有此说，《孟子》反而是流行之书，这与朱子学在日本的盛行紧密相关。虽然，中国儒学早在江户之前已传入日本，在镰仓、奈良时代对日本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儒学在日本的普及与盛行却是在江户时期。似乎一夜之间，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儒学由专门人员学习的“特殊知识”转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伦理道德”，成为江户时代的“显学”，个中原因，既得益于德川家康借助儒学来稳固政治秩序的需要，又与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人的推动有重要关联。所以，“政治家的需要与学者的迎合，使能够给德川幕府带来世俗统治秩序的程朱理学，开始在日本落脚”（韩东育：《“道统”的自立愿望与朱子学在日本的际遇》）。对于刚刚建立的德川幕府，如何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德川家康希望能有一个“大义名分”来支撑德川幕府取代丰臣氏的正义性。于是，德川家康选中了《孟子》中的“汤武放伐论”。《孟子·梁惠王下》有言：“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其中，孟子肯定了“汤放桀”与“武王伐纣”的合理性及合法性。一方面，凸出了一种平等的君臣关系，它是孟子“王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冲击了君臣之间的等级性，却为后世乱臣贼子留下了“下克上”借口。这一说法，对家康而言极为有利。在他与林罗山的对谈中就折射出了家康的这种渴望。在《德川实纪》、《罗山文集》等中皆有相关记载：
　　幕府（家康）又曰：“汤武征伐，权乎？”春（林罗山）对曰：“……汤武之举，不私天下，唯在救民耳。”幕府曰：“非良医如反治，只恐杀人耳。”春对曰：“然上不桀纣，下不汤武，则弑逆之大罪，天地不能容焉，世人以此为口实，所谓淫夫学柳下惠者也！唯天下人心归而为君，不归而为一夫。”
　　正因如此，《孟子》书在江户初期是受到尊重的，并无排斥《孟子》的现象出现。相反，因朱子学在江户前期的盛行，作为“四书”之一的《孟子》也极为盛行。即便对于《孟子》的“汤武放伐论”，也大加赞赏。
　　吊诡的是，江户学者对《孟子》批判的第一个原因即源自“汤武放伐论”，较早否定《孟子》的是山崎闇斋。在《汤武革命论》中，闇斋强烈地批判了汤武放伐之举违背了君臣之道，在他看来，典籍中的圣人之言暗含“一字褒贬”的微言大义，故“放”与“伐”有各自的含义，但是，商汤与周武王通过放伐之举而得到天下的结果却是一样的，这就不同于“权而尽善”的“伊尹之放太甲”，所以，《论语》称武王“未尽善”是有道理的，毕竟他是“下克上”的举动。因而，闇斋力赞周文王的为臣之道。这与程朱的看法达到了高度一致。但是，在“汤武放伐”上的看法却有着不同意见。朱熹解道：“盖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所以深警齐王，垂戒后世也”，并引用王勉（绍兴进士）的话证之：“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汤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纣之暴则可。不然，是未免于篡弒之罪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也就是说，朱熹的看法延续了《孟子》中的态度，肯定了汤武放伐的合理性，但也否定了乱臣贼子以此为名而行篡位之实。于此，凸显出朱熹与闇斋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