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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送茶除旧弊
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的蔡元培力排众议，聘任刚从美国留学归来、年仅26岁的胡适为北大文科教授，且月薪260元，比最高的只少20元。他还亲自为胡适编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并大力推荐。胡适由此一举成名。
蔡元培对胡适的大胆起用，引起了一些墨守成规的人的忌妒。甚至有人抨击，说胡适浸淫西学，有可能外表是中国人的皮，内心却已变成外国人的瓤儿。还有人直接找到蔡元培，提醒他要保持头脑清醒，“不为胡适蛊惑”，以免失节。
不久，蔡元培给这些对胡适不满的人每人送了一包茶，却没有给胡适送。那些人高兴坏了，他们认为蔡元培已经疏远了胡适，便聚在一起庆祝。
蔡元培知道后，在一次校务会上说：“胡适的肚子是干净的，一心办学为民。而你们个个妒火中烧，一肚子歪点子、脏思想，茶叶能清肠胃，送你们茶是帮你们解毒。”
送茶事件后，蔡元培的治校理念得到了有效贯彻。在1917年这一年中，蔡元培先后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聘请刘文典、刘半农任北大中文系教授，聘請周作人为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聘请李大钊、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邀请年轻的哲学家梁漱溟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聘任徐悲鸿任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
经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北大很快开学术研究、思想自由之风气，一个带有浓重封建教育特点的旧式学校摇身一变成为一所具有现代教育气派，形成现代学术制度的新式学府。（摘自《文史博览》，禹正平/文）
珍贵的半斤食盐
1933年春，四川军阀田颂尧发动“三路围攻”，切断了四川南充南部县到巴中通江县的食盐运输线，试图不让川陕苏区得到“一粒米、一撮盐”。“有钱难买成，有物难换盐。”10块大洋、150斤大米居然换不到两斤盐。“三天不吃盐，走路打闪闪。”当地群众缺盐患了水肿病，部队战士也因缺盐四肢无力，甚至晕厥，严重削弱了部队战斗力。红四方面军后勤负责人郑义斋立即发动军民打井制盐，以应军需民用之急。怎奈远水难解近渴，这可急坏了郑义斋。
好在没过多久，地下交通站冲破敌人封锁线，运回了一批盐。郑义斋组织同志一起分发食盐，然后他取出约半斤盐装入一个小布袋，对警卫员张开清说：“你把这包盐巴交给总指挥徐向前，他跟大伙儿一样，也在唱旦（淡）角儿呢。”
三天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郑义斋一起讨论工作直到深夜，徐向前留他吃晚饭，炊事员端上来两盘小菜，菜虽新鲜，但吃起来却淡而无味。郑义斋心里不免一阵难过：徐总指挥日夜操劳，也和大家一起在苦熬……
哪晓得没过一会儿，徐向前把盐给退回来了，还给郑义斋写了一张小字条：“义斋同志，谢谢你的好意，我这里已经有卤肉水了，盐巴还是留着你们自己用吧。”郑义斋盯着字条，眼眶湿润了，他让人将盐送到红军总医院，给那些身体虚弱的伤病员。
医务部主任周吉安收到盐巴后非常激动，并给红军伤病员们讲了这包盐的来历。感动之余，当场就有一批伤病员主动提出，想提前返回前线去参战。后经医生治疗和上级批准，有16名伤病员伤愈后重返前线战场，继续奋勇杀敌。（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陈贵平、蒲江涛/文）
柳亚子两写遗嘱
柳亚子一生爱国，被郭沫若尊奉为“今屈原”。他生前曾两写遗嘱，表现出一位爱国诗人的浩然正气。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居住在上海租界的柳亚子忧心如焚。1939年10月，柳亚子写下了第一份遗嘱：“余以病废之身，静观时变，不拟离沪。敌人倘以横逆相加，当誓死抵抗。成仁取义，古训昭著。束发读书，初衷俱在，断不使我江乡先哲吴长兴、孙君昌辈笑后人于地下也。”柳亚子在这份遗嘱中，以家乡前辈为楷模，在国难当头之时，不改民族气节，至死不渝，充满了炽热的爱国之情。
1940年6月的一天，柳亚子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飞往莫斯科见到斯大林，建议斯大林趁德英交战之际，派飞机千架，炸毁日本东京;派红军百万，帮助中国收复东北三省……梦醒后，他百感交集，拿出一年前写的遗嘱反复诵读，又亲手重录一遍，寄给远在昆明的儿子，表示自己誓死抗敌的爱国志愿。
1950年10月，柳亚子偕夫人拜谒南京中山陵时，发现有形迹可疑者在身后窥伺。当时全国虽已解放，但国民党留下的潜藏特务仍在进行各种破坏和暗杀活动。柳亚子猜想敌人可能要搞政治阴谋，于是在返沪的火车上写下了第二份遗嘱：“不论在何时何地，我若有意外，必是为敌人所谋杀……我死后，裸身火葬，一切迷信浪费，绝对禁止;于公墓买一穴地，埋葬骨灰，立碑日‘诗人柳亚子之墓’足矣！”（摘自《人民政协报》，周惠斌/文）
红色政权首次召开“全运会”
中央苏区的体育事业伴随着红军的创建而兴起。1933年5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举办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运动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很重视体育工作，欣然为这次运动会题词：“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
其中，田赛团体冠军由红军学校夺取，在径赛方面，国家保卫局队获得团体第一。此外，毛泽东执裁的乒乓球比赛也是异常精彩。经过拼杀，少共隊和保卫局队获得决赛资格。两队实力旗鼓相当，谁能夺冠充满悬念。比赛一开始就非常激烈，比分咬得很紧。保卫局队打了几个高球，而少共队发的旋转球，连连挫败对手。最后，毛泽东宣布：少共队以2比1获得乒乓球比赛的冠军。（摘自《北京日报》，何立波/文）
白求恩写小说
诺尔曼·白求恩不仅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医学外科专家，还对音乐、绘画、诗歌、小说、摄影等都有所涉猎。
1939年6月底，他在我国晋察冀边区忘我工作的间隙，创作了短篇小说《肥沃地里的野草》。小说讲述的是河北保定城外一位农民老汉爱国抗日的故事，是白求恩在冀中昕见所闻的基础上构思而成。故事内容十分简单：一个老汉在地里锄草，挖到一个未响的炮弹，于是，用毛驴驮着，一程又一程，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不停地寻找儿子参加的游击队，最终把它交到了游击队手里。
白求恩具有敏锐的思想，有洞察新蕴的触角，能在寻常的事物中捕捉到易被人忽略而又最现实的事物：在老汉的生命中，任何一件头痛的事对他来说都像一种野草。野草，对农民来说是最普通不过的东西，似乎还没有哪一个作家把野草比作侵略者，而白求恩则捕捉到农民对野草的憎恨心理，野草对大地沃野的破坏，野草对农民生存的威胁。他通过野草来描述农民的心理活动，刻画农民坚强不屈、坚韧不拔的斗争性格。
“日本人是野草，而且是最大的野草。”老汉脑海中又浮现出一幅广阔的田野的画面，这就是中国。整个国家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农场，他看到敌人——野草，在大地上泛滥成灾，长得那样狂妄骄横，嫩绿的玉米快要被它们窒息死了。于是，他用锄头锄一棵粗壮的野草时，“把草连根掘起扔到一边，然后又狠狠地给它一锄，断送了它的生命”。
白求恩用“锄草”来表现老汉内心对日军的仇恨，由此表达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坚决支持和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摘自《人民政协报》，阎泽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