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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怀古迹（其三）》是杜甫大历元年（766年）寓居夔州时所作，后人对这首诗评价很高，如清沈德潜说：“咏昭君诗，此为绝唱，馀皆平平。”[1]据鲁歌、戴其芳等人统计，古今歌咏昭君的同题诗大约有770首。[2]在如此多的作品中，杜甫这首真的堪称绝唱吗？
初读《咏怀古迹（其三）》，颇为怀疑沈德潜的眼光。因为与中唐张仲素、白居易以及宋代王安石等人的咏昭君诗相比，杜甫这首诗或有不及之处。
首先，在和亲观上，杜甫的见识似乎不及中唐张仲素高远和新颖。杜甫是明确反对和亲的，这可从诗句“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中看出来，也可从他乾元二年所作的《即事》一诗中得到印证，其诗曰：“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而张仲素却说：“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王昭君》）兵器铸成农具，边塞安宁，汉匈双方的农牧业出现一片繁荣景象，这正是昭君和亲所成就的功绩。若以历史的眼光看，张仲素的和亲观无疑比杜甫进步。当然，这是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如果站在女性立场上，杜甫的看法也不能算错。
其次，在昭君悲剧根源上，杜甫认为责任在画师毛延寿身上，这可从诗句“画图省识春风面”中看出来，而白居易、王安石等人的看法要比杜甫高出一筹。白居易认为：“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昭君怨》）可谓一针见血。王安石的观点却是：“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明妃曲》其一）又说：“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明妃曲》其二）从王安石的立身行事看，这些话未必出自他的本心，只不过王安石作诗喜欢翻案，标新立异，所以这首诗得这么写。王安石的创作无疑是成功的，因为不仅当时引来一批名人纷纷赓和，而且后人一读到杜甫《咏怀古迹（其三）》，就会想起王安石的这首诗。但王安石也因此诗招致了别人的非难，正如清贺裳所说：“王介甫《明妃曲》二篇，诗犹可观，然意在翻案……其后篇益甚，故遭人弹射不已。”[3]据说南宋初就有朝臣范冲向宋高宗告状说：“臣尝于言语文字之间得安石之心……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是罪过，汉恩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4]
当时参与赓和的有欧阳修、刘敞、梅尧臣、曾巩、司马光等名人，可能他们都觉得王安石的观点不合时宜，所以虽然是和诗，并没有顺着王安石的话往下说，如欧阳修说：“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明妃曲和王介甫》）这原是老生常谈，不足为奇，难怪清弘历说它“犹落第二乘”（《御选唐宋诗醇》卷十七）。司马光说：“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和王介甫明妃曲》）意思是说，即使受屈含冤，也不要怨恨，只是希望“人主”能早日醒悟。这与欧阳修同调，皆不失人臣身份。
再读杜甫《咏怀古迹（其三）》，觉得这首诗尽管在某一两点上似乎不及张仲素、白居易、王安石的咏昭君诗，但此诗蕴含着老杜忠君恋阙的思想，有其独到之处，所以沈德潜的评价虽然有些过，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关于杜甫的忠君恋阙思想，苏轼说：“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5]具体到《咏怀古迹（其三）》，其忠君恋阙思想主要表现在颈联：“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夜月魂。”虽然昭君负屈远嫁匈奴，但她的心一直没有离开汉廷。虽然生时不能归汉，但死后魂魄犹自月夜归来，这是何等感人的忠君情怀。据《琴操》记载：“昭君有子曰世违，单于死，世违继立。凡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问世违：‘汝为汉也，为胡也？’世违曰：‘欲为胡耳。’昭君乃吞药自杀。”[6]又据《汉书·匈奴传》载，汉成帝即位后，昭君曾上表求归，不许，死于匈奴。这表明，昭君之死不仅缘于眷恋故土，也是其心中固守汉文化之故。清朱鹤龄说：“画图之面，本非真容，不曰不识，而曰省识，盖婉词。月夜魂归，明其终始不忘汉宫也。”[7]这正是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的精神所在，所以无论后来的咏昭君诗如何翻新，皆难以达到杜甫这首诗的高度。因为在儒家文化中，忠君爱国比什么思想都厚重。
三读《咏怀古迹（其三）》后，笔者发现，这首诗之所以被沈德潜评为绝唱，不仅因为诗中蕴含着杜甫忠君恋阙的儒家情怀，而且其艺术表现力也为其他同题诗所不能及。
首先，张仲素、白居易、王安石等人诗歌的艺术表现力皆不及《咏怀古迹（其三）》。张仲素的《王昭君》虽然思想超前，但其语言表达有些直露，诗味不浓，终究不能和杜甫的《咏怀古迹（其三）》相提并论。此外，张仲素的《王昭君》未见于蘅塘居士《唐诗三百首》、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等历代唐诗选本，说明它的确算不上佳作。欧阳修、司马光的诗都是唱和之作，意在友情往来和思想交流，不在诗歌创作本身，与杜诗没有太多的可比性。王安石写的是古风体，杜甫写的是七律，艺术上并不好比较，只是由于翻案出奇，代表宋诗的创新开拓精神，所以在古今众多咏昭君诗中脱颖而出。相对来说，能够与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相比的，是白居易的《昭君怨》，内容如下：
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
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帏屏。
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
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
咏史诗贵在有寄托，而白居易这首诗写得太实太拘，结构上未能做到开阖有度，而且通篇议论，缺乏形象性，除了最后一联警醒照人，前三联皆无可取之处。
其次，杜甫《咏怀古迹（其三）》，在艺术性上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此诗首联构思独具匠心，“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诗人以气势雄伟的山川衬托昭君的美丽与非凡。清吴瞻泰说：“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8]在杜甫之前，鲍照、庾信、沈约、上官仪、沈佺期、卢照邻、骆宾王、李白等大诗人皆写过咏昭君的诗，但没有一首诗把昭君写得如此高大如此郑重。这既是诗人感情表达的需要，更是诗歌构思创新的需要。这一创意使得古今众多咏昭君诗顿然失色。第二，《咏怀古迹（其三）》以个人遭遇观照吟咏对象，借写昭君以抒发个人胸臆，咏史而不拘泥于史实，不失咏史诗的本色。明王嗣奭《杜臆》说：“昭有国色，而入宫见妒；公亦国士，而入朝见嫉，正相似也。悲昭君以自悲也。”[9]杜甫一生在朝为官的时间并不长，所谓“入朝见妒”，应指杜甫因上疏救房琯而被肃宗贬出朝廷这件事。正因为诗人与昭君有共同的身世之感，所以这首诗才写得格外深沉感人。
最后，用七言律诗咏昭君，也是这首诗的独到之处。杜甫前后的诗人，虽然咏昭君诗很多，但用七律创作的毕竟是少数。除了诗史发展自身的原因，如七律成熟期较晚，也与七律对仗要求严、不易把握的特点有关。胡应麟说：“七言律字句繁靡，纵才具宏者，推敲难合。”[10]从《咏怀古迹》咏庾信、宋玉、刘备、诸葛亮等七律组诗看，杜甫用七律咏昭君，本身就含有对昭君的珍惜以及同病相怜之感。
总之，虽然后人咏昭君诗在某一两点上可能超越了杜甫《咏怀古迹（其三）》，但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思想高度、情感深度，还是艺术厚度，张仲素等人的咏昭君诗皆未能超越杜甫《咏怀古迹（其三）》。因此，沈德潜评杜甫《咏怀古迹（其三）》为绝唱，是很有见地的。
参考文献？
[1]沈德潜.唐诗别裁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3.
[2]鲁歌、戴其芳等.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
[3]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20.
[4]王安石撰，李璧注、李之亮补笺.王荆公诗注补笺[M].成都：巴蜀书社，2002：111-112.
[5]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318.
[6]吉联抗.琴操[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54.
[7]韩成武点校，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535.
[8]吴瞻泰.杜诗提要[M].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9]王嗣奭.杜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80.
[10]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81.
初读《咏怀古迹（其三）》，颇为怀疑沈德潜的眼光。因为与中唐张仲素、白居易以及宋代王安石等人的咏昭君诗相比，杜甫这首诗或有不及之处。
首先，在和亲观上，杜甫的见识似乎不及中唐张仲素高远和新颖。杜甫是明确反对和亲的，这可从诗句“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中看出来，也可从他乾元二年所作的《即事》一诗中得到印证，其诗曰：“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而张仲素却说：“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王昭君》）兵器铸成农具，边塞安宁，汉匈双方的农牧业出现一片繁荣景象，这正是昭君和亲所成就的功绩。若以历史的眼光看，张仲素的和亲观无疑比杜甫进步。当然，这是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如果站在女性立场上，杜甫的看法也不能算错。
其次，在昭君悲剧根源上，杜甫认为责任在画师毛延寿身上，这可从诗句“画图省识春风面”中看出来，而白居易、王安石等人的看法要比杜甫高出一筹。白居易认为：“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昭君怨》）可谓一针见血。王安石的观点却是：“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明妃曲》其一）又说：“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明妃曲》其二）从王安石的立身行事看，这些话未必出自他的本心，只不过王安石作诗喜欢翻案，标新立异，所以这首诗得这么写。王安石的创作无疑是成功的，因为不仅当时引来一批名人纷纷赓和，而且后人一读到杜甫《咏怀古迹（其三）》，就会想起王安石的这首诗。但王安石也因此诗招致了别人的非难，正如清贺裳所说：“王介甫《明妃曲》二篇，诗犹可观，然意在翻案……其后篇益甚，故遭人弹射不已。”[3]据说南宋初就有朝臣范冲向宋高宗告状说：“臣尝于言语文字之间得安石之心……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是罪过，汉恩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4]
当时参与赓和的有欧阳修、刘敞、梅尧臣、曾巩、司马光等名人，可能他们都觉得王安石的观点不合时宜，所以虽然是和诗，并没有顺着王安石的话往下说，如欧阳修说：“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明妃曲和王介甫》）这原是老生常谈，不足为奇，难怪清弘历说它“犹落第二乘”（《御选唐宋诗醇》卷十七）。司马光说：“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和王介甫明妃曲》）意思是说，即使受屈含冤，也不要怨恨，只是希望“人主”能早日醒悟。这与欧阳修同调，皆不失人臣身份。
再读杜甫《咏怀古迹（其三）》，觉得这首诗尽管在某一两点上似乎不及张仲素、白居易、王安石的咏昭君诗，但此诗蕴含着老杜忠君恋阙的思想，有其独到之处，所以沈德潜的评价虽然有些过，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关于杜甫的忠君恋阙思想，苏轼说：“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5]具体到《咏怀古迹（其三）》，其忠君恋阙思想主要表现在颈联：“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夜月魂。”虽然昭君负屈远嫁匈奴，但她的心一直没有离开汉廷。虽然生时不能归汉，但死后魂魄犹自月夜归来，这是何等感人的忠君情怀。据《琴操》记载：“昭君有子曰世违，单于死，世违继立。凡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问世违：‘汝为汉也，为胡也？’世违曰：‘欲为胡耳。’昭君乃吞药自杀。”[6]又据《汉书·匈奴传》载，汉成帝即位后，昭君曾上表求归，不许，死于匈奴。这表明，昭君之死不仅缘于眷恋故土，也是其心中固守汉文化之故。清朱鹤龄说：“画图之面，本非真容，不曰不识，而曰省识，盖婉词。月夜魂归，明其终始不忘汉宫也。”[7]这正是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的精神所在，所以无论后来的咏昭君诗如何翻新，皆难以达到杜甫这首诗的高度。因为在儒家文化中，忠君爱国比什么思想都厚重。
三读《咏怀古迹（其三）》后，笔者发现，这首诗之所以被沈德潜评为绝唱，不仅因为诗中蕴含着杜甫忠君恋阙的儒家情怀，而且其艺术表现力也为其他同题诗所不能及。
首先，张仲素、白居易、王安石等人诗歌的艺术表现力皆不及《咏怀古迹（其三）》。张仲素的《王昭君》虽然思想超前，但其语言表达有些直露，诗味不浓，终究不能和杜甫的《咏怀古迹（其三）》相提并论。此外，张仲素的《王昭君》未见于蘅塘居士《唐诗三百首》、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等历代唐诗选本，说明它的确算不上佳作。欧阳修、司马光的诗都是唱和之作，意在友情往来和思想交流，不在诗歌创作本身，与杜诗没有太多的可比性。王安石写的是古风体，杜甫写的是七律，艺术上并不好比较，只是由于翻案出奇，代表宋诗的创新开拓精神，所以在古今众多咏昭君诗中脱颖而出。相对来说，能够与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相比的，是白居易的《昭君怨》，内容如下：
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
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帏屏。
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
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
咏史诗贵在有寄托，而白居易这首诗写得太实太拘，结构上未能做到开阖有度，而且通篇议论，缺乏形象性，除了最后一联警醒照人，前三联皆无可取之处。
其次，杜甫《咏怀古迹（其三）》，在艺术性上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此诗首联构思独具匠心，“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诗人以气势雄伟的山川衬托昭君的美丽与非凡。清吴瞻泰说：“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8]在杜甫之前，鲍照、庾信、沈约、上官仪、沈佺期、卢照邻、骆宾王、李白等大诗人皆写过咏昭君的诗，但没有一首诗把昭君写得如此高大如此郑重。这既是诗人感情表达的需要，更是诗歌构思创新的需要。这一创意使得古今众多咏昭君诗顿然失色。第二，《咏怀古迹（其三）》以个人遭遇观照吟咏对象，借写昭君以抒发个人胸臆，咏史而不拘泥于史实，不失咏史诗的本色。明王嗣奭《杜臆》说：“昭有国色，而入宫见妒；公亦国士，而入朝见嫉，正相似也。悲昭君以自悲也。”[9]杜甫一生在朝为官的时间并不长，所谓“入朝见妒”，应指杜甫因上疏救房琯而被肃宗贬出朝廷这件事。正因为诗人与昭君有共同的身世之感，所以这首诗才写得格外深沉感人。
最后，用七言律诗咏昭君，也是这首诗的独到之处。杜甫前后的诗人，虽然咏昭君诗很多，但用七律创作的毕竟是少数。除了诗史发展自身的原因，如七律成熟期较晚，也与七律对仗要求严、不易把握的特点有关。胡应麟说：“七言律字句繁靡，纵才具宏者，推敲难合。”[10]从《咏怀古迹》咏庾信、宋玉、刘备、诸葛亮等七律组诗看，杜甫用七律咏昭君，本身就含有对昭君的珍惜以及同病相怜之感。
总之，虽然后人咏昭君诗在某一两点上可能超越了杜甫《咏怀古迹（其三）》，但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思想高度、情感深度，还是艺术厚度，张仲素等人的咏昭君诗皆未能超越杜甫《咏怀古迹（其三）》。因此，沈德潜评杜甫《咏怀古迹（其三）》为绝唱，是很有见地的。
参考文献？
[1]沈德潜.唐诗别裁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3.
[2]鲁歌、戴其芳等.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
[3]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20.
[4]王安石撰，李璧注、李之亮补笺.王荆公诗注补笺[M].成都：巴蜀书社，2002：111-112.
[5]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318.
[6]吉联抗.琴操[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54.
[7]韩成武点校，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535.
[8]吴瞻泰.杜诗提要[M].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9]王嗣奭.杜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80.
[10]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