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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历史文献及相关研究著述的阅读分析与概括总结，从毛泽东诗词中的湖湘文化及其革命文化的双向维度出发，对毛泽东诗词中所体现的湖湘文化及革命文化加以描写，主要分析了毛泽东诗词中湖湘文化的爱国精神、求实品格、浪漫主义以及革命文化中的革命目标、革命精神、革命道路。毛泽东诗词作为中华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感悟其思想精髓一方面有利于让人们从中获得人生的大境界、大智慧、大方向，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步伐，提升我国文化影响力。
【关键词】毛泽东诗词;湖湘文化;革命文化
1、引言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同时又是独领风骚的诗词巨匠。毛泽东诗词想象丰富、气势磅礴、寓意深刻、意境高远，充满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是中国革命艰辛历程的艺术再现，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毛泽东诗词能在中华诗词史上独领风骚，这与毛泽东个人的学识修养固然分不开，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湖湘文化中心忧天下、经世致用、实事求是、胸怀宽广的思想精髓对毛泽东产生了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其思想精髓也在毛泽东诗词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同时，毛泽东又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其诗词亦是中国革命的艺术成果，真实反映了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是中国革命史的壮丽画卷，也是解读革命文化的最佳文本。
2. 毛泽东诗词中的湖湘文化
2.1 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
毛泽东忧国忧民，切实关心民族独立、国家建设以及群众民生等问题。还处在学生时代的他就在《沁园春·长沙》中提出了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疑问，对中国未来由谁统治感到忧虑（Dong，2018），因为当时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由封建军阀统治，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都深陷苦难之中。一般人只看到了表层的斗争，而没有想过革命领导权的转移问题，毛泽东则心系国家，率先提出了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念奴娇·昆仑》中的“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昆仑山常年积雪，夏天冰雪溶化，会导致水灾，危害中国。于是毛泽东决心把它劈为三段：“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毛泽东想改造昆仑山，其实质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这首词表明了毛泽东立足中华、放眼世界、胸怀全人类的伟岸胸襟（Bu，2012）。“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这是1956年解放初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毛泽东畅游长江时为社会主义建设勾勒出的美丽蓝图，充分说明毛泽东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竭心尽力，亦表明他对祖国的深沉热爱。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处于困难时期，天灾人祸，艰苦卓绝，但当他在故乡看到劳动人民的丰收景象时，他更加坚信“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将自己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转化成了一种迎难而上的坚定决心。
2.2 立足现实的求实品格
《沁园春·长沙》作于 1925 年，当时革命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相继爆发，毛泽东直接领导了湖南的农民运动;同时，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已经确立，国民革命政府已在广州正式成立，毛泽东前往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菩萨蛮·黄鹤楼》作于 1927 年春，当时中国正处多事之秋，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封建军阀及各种势力依然存在，蒋介石总揽大权、积极反共，毛泽东又完全被排斥在党的领导层之外（Zhou，2010）;《采桑子·重阳》作于 1929 年，这时距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有两年了，但这阶段毛泽东过得并不舒心：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落选，丢掉了前委书记的职务，他的游击战术被冠以“流寇主义”，被指会像黄巢和李自成一样难成大器;身染疟疾，缺乏科学的医治，并且在养病期间差一点被捕;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可是他卻并没有恢复前委书记的职务。此外，他在诗词创作中，都是基于实像实景所构建出的宏伟景象，毛泽东深受山水文化的滋养，乐山乐水，他的诗词中艺术地再现了井冈山、武夷山、会昌山、昆仑山、巫山，以及湘江、长江、黄河等名山大川，他在描写山水等自然景象时通常都是所见即所写，不假故实（Zhou，2010），他的很多诗句如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洞庭湘水涨连天”“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都是基于现实的山水所作的宏伟诗句。这些诗词都是基于他当时的现状有感而发，“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也是贯穿毛泽东一生世界观与方法论，因而毛泽东的诗词具有鲜明的求实品格。
2.3 激情澎湃的浪漫主义
毛泽东诗词洋溢着充满理性的激情，深沉而浓郁，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毛泽东诗词想象独特、语言奔放、豪迈不羁，如“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红军把千山万水都看得极为平常，绵延不断的五岭，在他们眼里也不过是微波细浪在起伏，而气势雄伟的乌蒙山，在红军眼里也只是一颗泥丸。毛泽东运用奇特的想象和夸张的写法，正是为了反衬红军藐视并战胜一切困难的高大形象和精神伟力，突显了红军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Wu&Huang，2015）。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毛泽东写道“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他认为我们可以飞往昔日高不可攀的天上去摘“月亮”，可以探入深不可测五大洋去捉拿“鱼鳖”，运用夸张的手法酣畅淋漓的抒发了他征服宇宙的革命豪情。《蝶恋花》中“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雄浑苍茫的景象，感悟到诗人希望做到天上、地下任其翱翔的浪漫主义精神，表达了诗人乐天达观、笑看风云的大无畏和豁达精神。还有“极目楚天舒”、“寥廓江天万里霜”的高远壮阔;“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的雄浑奔放，“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的激越昂扬（Chen&Xue，2011），这些激情澎湃、豪情万丈的浪漫主义情感一方面是毛泽东乐观向上、锐意进取的人生态度的自然凸现，另一方面也是湖湘文化中积极进取、勇于担当、不断追求的精神体现，湖湘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毛泽东诗词中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3. 毛泽东诗词中的革命文化
3.1改天换地的革命目标
近代以来，中国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中华民族苦难深重，人民群众更是苦不堪言。毛泽东诗词中有很强烈的革命色彩：如“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其中，以“天”为核心是毛泽东诗词句中表达政治色彩最为明显的特征，1935 年，毛泽东豪情满怀，扬言“欲与天公试比高”，在我们传统观念中，“天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阶级，我们对其推崇备至，但毛泽东偏不，非要与“天公”比试较量。毛泽东说过：“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可以看出，毛泽东把自己比作是大闹天空的“齐天大圣”，说明他更倾向于推崇有革命精神、敢于反叛的人物，而不是高高在上，不顾人间疾苦的统治阶级，因此政治上毛泽东决心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Chen，2010），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从1840年开始，这“三座大山”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所以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承担起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任务;1922年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1945年春天，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定要搬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确立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推翻“三座大山”的目标，在革命实践中一步步清晰起来;到了1949 年，人民解放军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毛泽东由衷慨叹：“天翻地覆慨而慷”“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革命改天换地，毛泽东也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3.2 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敌军围困万千重”从这些诗词句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与敌军实力相差悬殊，敌强我弱，革命态势不容乐观;“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遍地哀鸿满城血”“赣江风雪迷漫处”说明战争环境也异常艰苦，而且这种艰苦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战胜千里雪”“翻越六盘山”等等亦是英勇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苦难辉煌的真实写照;但尽管艰苦卓绝，常人难以想象，中国共产党人也从未放弃，始终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忍不拔，勇往直前、视死如归，凭着这种革命主义精神，打败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苍龙本意是指凶神恶煞，毛泽东在其批注中，对苍龙的具体含义专门进行了说明：苍龙是指蒋介石，很显然，抵抗蒋介石是万里长征的首要任务（Bi，2016），不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红军自身都难保，其他一切更无从谈起，这是实现伟大理想的具体行动，清晰表明了红军要战胜敌人的坚定决心。“直指武夷山下”“直下龙岩上杭”“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一个“直”字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信念坚定、毫不动摇、义无反顾的革命精神;“雪里行军情更迫”“更喜岷山千里雪”“不到长城非好汉”体现中国共产党人不惧艰险、顽强拼搏的坚定意志。这些不怕牺牲、艰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克敌制胜的重要精神因素，也是人民群众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的强大精神力量。
3.3 走向正道的革命道路
革命道路决定革命的成败，毛泽东在不断探索中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即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也是毛泽东一生最伟大的历史功绩（Wang，2018）。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可以用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作的三句诗来概括：一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1925年，毛泽东回家乡建立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发起农民运动，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二是“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1927年大革命失败，但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所吓倒，同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建立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之路;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9月，毛泽东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总结经验，发动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起点，从此中国革命的局面焕然一新;三是“人间正道是沧桑”，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占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南京解放意味着中国革命已胜利在即，深受压迫的人民完成了翻天覆地的革命事业，中国革命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人间正道，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4. 结语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富魅力的伟人，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人格力量的巨人之一，毛泽东诗词是其伟岸人格的艺术展示，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体现，文化作为一种“软权力”，已成为各国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和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各国都不可能杜绝与他国的联系，在独立和隔绝中发展和生存，多种文化体系的碰撞、交流和融合成为世界文化领域最显著的现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更需要在这样的国际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让世界人民共同感悟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而毛泽东诗词中博大的胸襟魄力，崇高的精神境界、灿烂的人性光辉（Wang，2015），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毛泽东诗词不仅是宗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更是经过理论探索、实践检验和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把中华文化的理念和精髓传播至世界各地，提高我国文化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所占份额，让国际社会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参考文献：
[1]毕剑横.革命英雄主义的华章——毛泽东诗词中的长征和长征精神[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33（04）：93-97.
[2]卜凌云.談毛泽东诗词的现代性意蕴[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29（03）：50-54.
[3]陈晋.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性思维[J].党的文献，2010（06）：31-34.
[4]陈亚男，薛辉.毛泽东诗词与湖湘文化之关系[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04）：41-44
[5]董晓彤.从习近平引用的毛泽东诗词看文化自信[J].毛泽东研究，2018（04）：84-92.
[6]魏薇.毛泽东诗词对外传播的文化价值[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8（04）：21-26.
[7]汪建新.毛泽东诗词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J].红旗文稿，2015（24）：22-24.
[8]汪建新.毛泽东诗词与革命文化[N]. 学习时报，2018-04-27（008）.
[9]吴晓旭，黄浩.毛泽东诗词中的艰苦奋斗精神与现实价值[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32（03）：12-15.
[10]周甲辰.湖湘文化与毛泽东诗词的求实品格[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31（02）：58-60.
基金项目：
本文是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外语科研联合项目“湖湘文化视域下毛泽东诗词英译研究”（17WLH44）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马新强（1979-），男，河南焦作人，博士，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技术。
【关键词】毛泽东诗词;湖湘文化;革命文化
1、引言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同时又是独领风骚的诗词巨匠。毛泽东诗词想象丰富、气势磅礴、寓意深刻、意境高远，充满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是中国革命艰辛历程的艺术再现，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毛泽东诗词能在中华诗词史上独领风骚，这与毛泽东个人的学识修养固然分不开，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湖湘文化中心忧天下、经世致用、实事求是、胸怀宽广的思想精髓对毛泽东产生了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其思想精髓也在毛泽东诗词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同时，毛泽东又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其诗词亦是中国革命的艺术成果，真实反映了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是中国革命史的壮丽画卷，也是解读革命文化的最佳文本。
2. 毛泽东诗词中的湖湘文化
2.1 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
毛泽东忧国忧民，切实关心民族独立、国家建设以及群众民生等问题。还处在学生时代的他就在《沁园春·长沙》中提出了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疑问，对中国未来由谁统治感到忧虑（Dong，2018），因为当时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由封建军阀统治，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都深陷苦难之中。一般人只看到了表层的斗争，而没有想过革命领导权的转移问题，毛泽东则心系国家，率先提出了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念奴娇·昆仑》中的“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昆仑山常年积雪，夏天冰雪溶化，会导致水灾，危害中国。于是毛泽东决心把它劈为三段：“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毛泽东想改造昆仑山，其实质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这首词表明了毛泽东立足中华、放眼世界、胸怀全人类的伟岸胸襟（Bu，2012）。“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这是1956年解放初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毛泽东畅游长江时为社会主义建设勾勒出的美丽蓝图，充分说明毛泽东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竭心尽力，亦表明他对祖国的深沉热爱。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处于困难时期，天灾人祸，艰苦卓绝，但当他在故乡看到劳动人民的丰收景象时，他更加坚信“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将自己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转化成了一种迎难而上的坚定决心。
2.2 立足现实的求实品格
《沁园春·长沙》作于 1925 年，当时革命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相继爆发，毛泽东直接领导了湖南的农民运动;同时，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已经确立，国民革命政府已在广州正式成立，毛泽东前往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菩萨蛮·黄鹤楼》作于 1927 年春，当时中国正处多事之秋，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封建军阀及各种势力依然存在，蒋介石总揽大权、积极反共，毛泽东又完全被排斥在党的领导层之外（Zhou，2010）;《采桑子·重阳》作于 1929 年，这时距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有两年了，但这阶段毛泽东过得并不舒心：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落选，丢掉了前委书记的职务，他的游击战术被冠以“流寇主义”，被指会像黄巢和李自成一样难成大器;身染疟疾，缺乏科学的医治，并且在养病期间差一点被捕;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可是他卻并没有恢复前委书记的职务。此外，他在诗词创作中，都是基于实像实景所构建出的宏伟景象，毛泽东深受山水文化的滋养，乐山乐水，他的诗词中艺术地再现了井冈山、武夷山、会昌山、昆仑山、巫山，以及湘江、长江、黄河等名山大川，他在描写山水等自然景象时通常都是所见即所写，不假故实（Zhou，2010），他的很多诗句如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洞庭湘水涨连天”“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都是基于现实的山水所作的宏伟诗句。这些诗词都是基于他当时的现状有感而发，“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也是贯穿毛泽东一生世界观与方法论，因而毛泽东的诗词具有鲜明的求实品格。
2.3 激情澎湃的浪漫主义
毛泽东诗词洋溢着充满理性的激情，深沉而浓郁，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毛泽东诗词想象独特、语言奔放、豪迈不羁，如“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红军把千山万水都看得极为平常，绵延不断的五岭，在他们眼里也不过是微波细浪在起伏，而气势雄伟的乌蒙山，在红军眼里也只是一颗泥丸。毛泽东运用奇特的想象和夸张的写法，正是为了反衬红军藐视并战胜一切困难的高大形象和精神伟力，突显了红军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Wu&Huang，2015）。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毛泽东写道“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他认为我们可以飞往昔日高不可攀的天上去摘“月亮”，可以探入深不可测五大洋去捉拿“鱼鳖”，运用夸张的手法酣畅淋漓的抒发了他征服宇宙的革命豪情。《蝶恋花》中“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雄浑苍茫的景象，感悟到诗人希望做到天上、地下任其翱翔的浪漫主义精神，表达了诗人乐天达观、笑看风云的大无畏和豁达精神。还有“极目楚天舒”、“寥廓江天万里霜”的高远壮阔;“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的雄浑奔放，“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的激越昂扬（Chen&Xue，2011），这些激情澎湃、豪情万丈的浪漫主义情感一方面是毛泽东乐观向上、锐意进取的人生态度的自然凸现，另一方面也是湖湘文化中积极进取、勇于担当、不断追求的精神体现，湖湘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毛泽东诗词中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3. 毛泽东诗词中的革命文化
3.1改天换地的革命目标
近代以来，中国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中华民族苦难深重，人民群众更是苦不堪言。毛泽东诗词中有很强烈的革命色彩：如“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其中，以“天”为核心是毛泽东诗词句中表达政治色彩最为明显的特征，1935 年，毛泽东豪情满怀，扬言“欲与天公试比高”，在我们传统观念中，“天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阶级，我们对其推崇备至，但毛泽东偏不，非要与“天公”比试较量。毛泽东说过：“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可以看出，毛泽东把自己比作是大闹天空的“齐天大圣”，说明他更倾向于推崇有革命精神、敢于反叛的人物，而不是高高在上，不顾人间疾苦的统治阶级，因此政治上毛泽东决心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Chen，2010），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从1840年开始，这“三座大山”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所以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承担起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任务;1922年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1945年春天，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定要搬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确立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推翻“三座大山”的目标，在革命实践中一步步清晰起来;到了1949 年，人民解放军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毛泽东由衷慨叹：“天翻地覆慨而慷”“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革命改天换地，毛泽东也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3.2 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敌军围困万千重”从这些诗词句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与敌军实力相差悬殊，敌强我弱，革命态势不容乐观;“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遍地哀鸿满城血”“赣江风雪迷漫处”说明战争环境也异常艰苦，而且这种艰苦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战胜千里雪”“翻越六盘山”等等亦是英勇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苦难辉煌的真实写照;但尽管艰苦卓绝，常人难以想象，中国共产党人也从未放弃，始终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忍不拔，勇往直前、视死如归，凭着这种革命主义精神，打败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苍龙本意是指凶神恶煞，毛泽东在其批注中，对苍龙的具体含义专门进行了说明：苍龙是指蒋介石，很显然，抵抗蒋介石是万里长征的首要任务（Bi，2016），不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红军自身都难保，其他一切更无从谈起，这是实现伟大理想的具体行动，清晰表明了红军要战胜敌人的坚定决心。“直指武夷山下”“直下龙岩上杭”“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一个“直”字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信念坚定、毫不动摇、义无反顾的革命精神;“雪里行军情更迫”“更喜岷山千里雪”“不到长城非好汉”体现中国共产党人不惧艰险、顽强拼搏的坚定意志。这些不怕牺牲、艰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克敌制胜的重要精神因素，也是人民群众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的强大精神力量。
3.3 走向正道的革命道路
革命道路决定革命的成败，毛泽东在不断探索中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即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也是毛泽东一生最伟大的历史功绩（Wang，2018）。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可以用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作的三句诗来概括：一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1925年，毛泽东回家乡建立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发起农民运动，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二是“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1927年大革命失败，但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所吓倒，同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建立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之路;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9月，毛泽东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总结经验，发动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起点，从此中国革命的局面焕然一新;三是“人间正道是沧桑”，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占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南京解放意味着中国革命已胜利在即，深受压迫的人民完成了翻天覆地的革命事业，中国革命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人间正道，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4. 结语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富魅力的伟人，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人格力量的巨人之一，毛泽东诗词是其伟岸人格的艺术展示，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体现，文化作为一种“软权力”，已成为各国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和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各国都不可能杜绝与他国的联系，在独立和隔绝中发展和生存，多种文化体系的碰撞、交流和融合成为世界文化领域最显著的现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更需要在这样的国际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让世界人民共同感悟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而毛泽东诗词中博大的胸襟魄力，崇高的精神境界、灿烂的人性光辉（Wang，2015），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毛泽东诗词不仅是宗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更是经过理论探索、实践检验和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把中华文化的理念和精髓传播至世界各地，提高我国文化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所占份额，让国际社会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参考文献：
[1]毕剑横.革命英雄主义的华章——毛泽东诗词中的长征和长征精神[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33（04）：93-97.
[2]卜凌云.談毛泽东诗词的现代性意蕴[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29（03）：50-54.
[3]陈晋.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性思维[J].党的文献，2010（06）：31-34.
[4]陈亚男，薛辉.毛泽东诗词与湖湘文化之关系[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04）：41-44
[5]董晓彤.从习近平引用的毛泽东诗词看文化自信[J].毛泽东研究，2018（04）：84-92.
[6]魏薇.毛泽东诗词对外传播的文化价值[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8（04）：21-26.
[7]汪建新.毛泽东诗词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J].红旗文稿，2015（24）：22-24.
[8]汪建新.毛泽东诗词与革命文化[N]. 学习时报，2018-04-27（008）.
[9]吴晓旭，黄浩.毛泽东诗词中的艰苦奋斗精神与现实价值[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32（03）：12-15.
[10]周甲辰.湖湘文化与毛泽东诗词的求实品格[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31（02）：58-60.
基金项目：
本文是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外语科研联合项目“湖湘文化视域下毛泽东诗词英译研究”（17WLH44）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马新强（1979-），男，河南焦作人，博士，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