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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出版了不少湘江战役题材的作品,漓江出版社和掌阅科技联合推出的纪实文学作品《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是其中较为优秀的一部。那么,与同题材图书相比,这部作品究竟好在哪里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是作者李时新历经40年追踪采访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在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础上,厚积薄发写作的具有极大真实性的纪实文学作品。
湘江战役距离今天已经80多年,李时新所聚焦的湘江战役失散红军已经全部“归队”,化成了默默青山、悠悠流水。既然这些作品的传主已经永远沉默,那么,李时新从哪里获得他的第一手材料呢?虽然李时新从2016年开始写作《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但他从1979年就开始了资料的收集、当事人的采访、历史现场的调查,《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是以他将近40年积累的采访记录、历史资料、传奇故事为基础写作的。采访记录有时间、有地点、有图片、有真相。
其次,《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是作者李时新历经40年对湘江战役的追踪研究,通过研读大量历史文献,深耕细作撰写的具有历史全局观的纪实文学作品。作为一个资深的纪实文学写作者,李时新通过研读大量历史文献,尽最大可能接近歷史真实:不仅是细节意义上的真实,而且是历史意义上的真实。该书主要由三部分内容构成:核心部分是作者通过采访历史当事人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补充部分是作者多年收集的同行人士采访的相关题材资料;参照部分是早已公开出版的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录等相关历史文献。三个部分的组合,使该书成为历史全局、历史现场与历史细节融会贯通的纪实作品。
再次,最值得推崇的是作者在长期采访、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所获得的认知体验。这个认知体验就是作者在前言以及正文中反复提到的采访印象:
绝大多数失散红军,不论曾经是官还是兵,他们几乎都出身农民。但一加入了红军,在红军这座火红熔炉中淬火锤炼,就已经具有了中国小农经济传统农民所没有的特质,即红军特质:除了军事技能,他们具有了信仰、理想、信念、政治理论素质、文化科学知识。而且,这些红军特质因入伍时间长短而程度不同,军龄越长,越丰富深厚,水平越高,越坚定执着,这在采访中一再得到证实。
这段文字来自李时新多年追踪采访失散红军的重要体验。要知道,李时新采访的不是那些最后抵达了延安的红军将士,而是在湘江战役中因为负伤掉队留在了桂北大地的失散红军。这些失散红军本来都是农民,失散之后又回归农民。只不过由江西、福建农民变成了广西农民,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了桂北农村,成为地地道道的桂北农民。如果不对这些农民进行深度采访,这些已经完全本土化了的农民与原住民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正是因为没有区别,李时新的发现才特别可贵。因为,这里牵涉到红军之所以能够突破湘江,长征之所以能够胜利,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奥秘。
在讲述失散红军邓炳彪的故事时,李时新强调:“邓炳彪思绪最先进入的不是1934年,而是1928年;最先讲的不是自己的经历,而是方志敏的故事。” 这里,李时新实际上涉及一个问题,即这些青少年阶段就参加红军的农民,在红军的队伍里,经过了一场灵魂的洗礼。如刘华连,他的红军军龄只有3个月,但红色的基因,已经深入这些失散红军的灵魂之中,用李时新的话说就是:“信仰、信念、理想的青春印记已烙进了他们的大脑沟回,深入了他们的骨髓,身躯里始终奔涌着红色军人的热血,思想上、精神上始终都大步走在已离他们远去的红军军阵队列。”
这个认知、印象,及对信仰基因的发现,可以说是《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的灵魂。作品因为有这个灵魂,所以能够从诸多相关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卓然独立。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桂学研究院院长
首先,《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是作者李时新历经40年追踪采访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在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础上,厚积薄发写作的具有极大真实性的纪实文学作品。
湘江战役距离今天已经80多年,李时新所聚焦的湘江战役失散红军已经全部“归队”,化成了默默青山、悠悠流水。既然这些作品的传主已经永远沉默,那么,李时新从哪里获得他的第一手材料呢?虽然李时新从2016年开始写作《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但他从1979年就开始了资料的收集、当事人的采访、历史现场的调查,《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是以他将近40年积累的采访记录、历史资料、传奇故事为基础写作的。采访记录有时间、有地点、有图片、有真相。
其次,《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是作者李时新历经40年对湘江战役的追踪研究,通过研读大量历史文献,深耕细作撰写的具有历史全局观的纪实文学作品。作为一个资深的纪实文学写作者,李时新通过研读大量历史文献,尽最大可能接近歷史真实:不仅是细节意义上的真实,而且是历史意义上的真实。该书主要由三部分内容构成:核心部分是作者通过采访历史当事人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补充部分是作者多年收集的同行人士采访的相关题材资料;参照部分是早已公开出版的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录等相关历史文献。三个部分的组合,使该书成为历史全局、历史现场与历史细节融会贯通的纪实作品。
再次,最值得推崇的是作者在长期采访、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所获得的认知体验。这个认知体验就是作者在前言以及正文中反复提到的采访印象:
绝大多数失散红军,不论曾经是官还是兵,他们几乎都出身农民。但一加入了红军,在红军这座火红熔炉中淬火锤炼,就已经具有了中国小农经济传统农民所没有的特质,即红军特质:除了军事技能,他们具有了信仰、理想、信念、政治理论素质、文化科学知识。而且,这些红军特质因入伍时间长短而程度不同,军龄越长,越丰富深厚,水平越高,越坚定执着,这在采访中一再得到证实。
这段文字来自李时新多年追踪采访失散红军的重要体验。要知道,李时新采访的不是那些最后抵达了延安的红军将士,而是在湘江战役中因为负伤掉队留在了桂北大地的失散红军。这些失散红军本来都是农民,失散之后又回归农民。只不过由江西、福建农民变成了广西农民,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了桂北农村,成为地地道道的桂北农民。如果不对这些农民进行深度采访,这些已经完全本土化了的农民与原住民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正是因为没有区别,李时新的发现才特别可贵。因为,这里牵涉到红军之所以能够突破湘江,长征之所以能够胜利,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奥秘。
在讲述失散红军邓炳彪的故事时,李时新强调:“邓炳彪思绪最先进入的不是1934年,而是1928年;最先讲的不是自己的经历,而是方志敏的故事。” 这里,李时新实际上涉及一个问题,即这些青少年阶段就参加红军的农民,在红军的队伍里,经过了一场灵魂的洗礼。如刘华连,他的红军军龄只有3个月,但红色的基因,已经深入这些失散红军的灵魂之中,用李时新的话说就是:“信仰、信念、理想的青春印记已烙进了他们的大脑沟回,深入了他们的骨髓,身躯里始终奔涌着红色军人的热血,思想上、精神上始终都大步走在已离他们远去的红军军阵队列。”
这个认知、印象,及对信仰基因的发现,可以说是《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的灵魂。作品因为有这个灵魂,所以能够从诸多相关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卓然独立。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桂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