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文化理解为无所不包，开会当然也是一种文化，但不必要的会议太多，却是一种劣质文化的表现
　　西方有句耐人寻味的话：“既然无事可干，就开个会吧。”
　　会议者，人头辐辏，前来打团议事，或耳聆他人介绍情况，恭听上司耳提面命者也，功能自然不凡，形式看似庄重。开会之时，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上百人，更多者可达几千人甚至上万人，无论人多与少，会场都或厚或薄聚些人气。不过，开会也符合边际效用递减原理，会议多了，欲达到的会议效果却差了。
　　记得美国作家派屈克·蓝奇欧尼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开会开到死》，胡馨如女士为其作序《你开的会也是大杂会吗》，劈头便说：“开会开会，似乎每个人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议，每天忙进忙出地开各式各样的会。开的会愈多愈杂，好像表示身份愈尊贵，地位愈崇高。”对会议之多，似乎大有怨言。不过，其实美国人很少开会，常常用写便条（现在也多用伊妹儿），这本书也不是抨击会议之繁的，而是教人如何进行会议安排与交流管理经略的著作。但是，那书名却颇有些警示作用。
　　最近听一位司法官员说：我们一上班，四分之三时间是在参加各种会议，颇有些触动。我想起看侦查破案的影视剧，国产的里面常常有开会情景，大家汇总案件信息和破案线索，向在座的领导汇报，领得英明指示，才继续明察暗访，直到案情真相大白为止；外国的影视剧里几乎见不到这种场景，原来不开会也能破案，这算不算一个启示？
　　如果将文化理解为无所不包，开会当然也是一种文化，但不必要的会议太多，却是一种劣质文化的表现。我国素有开会传统，虽中央曾下文制止文山会海，却总不见实效。如今会议成灾，更有愈演愈烈之势，不独司法机关如此，各个机关部门皆然，几乎成为一种病态现象。
　　台湾作家柏杨曾经在讽刺小说《古国怪遇记》中抨击会议过繁现象，书中第十一回写的是“开会国”，说的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潘金莲等人组成“大唐帝国通天教朝圣团”，一路前往外国“朝圣”，不日来到一个国家，“行至三岔路口，只见三个兵丁，蹲在道旁，交头接耳，唧唧咕咕”，原来是在开会。好容易叽咕完了，一闻有人问路而且是问定了，便让对方在一旁稍候，再就问路问题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定夺。然而仍然没有讨论完，一个提议转报上级处理，一个硬要推到下次会议详细研究，还有一个主张对问路者说了算了，相持不下。八戒性急，抓个兵丁问个究竟，见是这一结果，一松手，那兵丁跌个一脸泥灰，一溜烟儿跑了。
　　过不多久，开会国大批人马杀到，兴师问“打我小军，冲散会议”之罪。双方开战，开会国兵马右元帅没个完从怀里掏出一个宝贝，是一叠字纸在半空发出万丈彩光，耀眼欲眩，八戒与悟空皆吃了败仗。恰好张飞前来相助，从怀里掏出更厚更大一叠字纸，破了对方的法术，原来开会国的宝贝是“分组讨论记录”和“专案小组记录”，不敌张飞怀里的“高阶层汇报记录”和“御前指示决定”。张飞毛手一挥，将开会国城池团团包围，城里出来一个打白旗的，禀告“敝国正在开御前会议，务请多宽限一个时辰”。结果，会议七天尚未开完，等张飞率军进入开会的柳林，发现早已僵尸遍地，每堆尸体旁边都有一个招牌，有的写“临渴掘井委员会”，有的写“拔苗助长专案小组”，有的写“最高救亡联席紧急会议”……
　　活在当下，会议是逃不掉的，而且越是枯燥乏味令人昏昏欲睡的会议越逃不掉。参加这种会议，总不免想到柏杨讲的开会国故事，常常畅想：何时开一个会，讨论一下减少不必要的会议的事儿？不过，估计这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再空洞无聊的会，会议主办者都会大张铁口声震屋瓦，言明这个会都是百分百绝对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