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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一个内外“不平衡”的现象特别突出。在国外是对中国国力高速增长的震惊,世界各国对中国发展经验日益好奇和尊重,中国国际地位快速蹿升,以至“中美共治世界”的论调大行其道。但在国内是党政干部政治理念的“多元化”,社会矛盾越积越深,大众舆论和社会价值观碎片化,以至知识界对国家前程普遍深怀疑虑。
从海外看中国,六十年至为成功。从国内看自己,前景堪忧。矛盾不可回避,但成就也的确不是“粉饰”出来的。中华社会高速进步,六十年里创造了近现代史上的世界奇迹,是事实。
西方的“国际社会”拥有世界人口的10%,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以上。比起西方的进步,中国的进步更代表世界的进步。中华民族六十年两代人的辛勤努力创造了强大和富裕的神话,也改变了世界格局,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时下流行的关于人类进步的知识。
六十年的人民共和国凭什么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为什么我国今日似乎深陷矛盾之中?
在笔者看来,答案在于坚持或者偏离“中国模式”。
二
因为政府是极少数人管理全体人民的机构,“民心向背”是当代所有政府生存的根本。然而,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各不相同,政策法规却只可能是统一的,政府无法让所有人满意。所以,争取“民心”的政治主要围绕平衡利益进行。
所有的政府体制都需要经受平衡社会利益的严酷考验,即平衡局部和共同的利益,眼前和长远的利益,以及发展与秩序的利益。而今,判断这平衡是否出色只有一条标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有效地维护和促进本国人民的整体福祉。
“民意”来自对当前局部利益的直接认知。“民心”就不止包括民意,还包括对长远和整体利益的间接判断。损伤了当前和局部的利益导致一部分人民反对政府-损伤了长远和整体利益导致绝大多数人民反对政府体制。
当代日本是个有趣的例子。日本政府领导日本社会获得了极为出色的成就,比如把人均寿命提升到83岁,在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造就了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人均寿命说明人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然而,在日本的民意调查中,日本政府的支持率经常在20%以下,在世界各国中属于民意支持率最低的一类。日本政府首脑频繁变换,但能进入内阁的日本顶层政治家集团非常稳定,由一个彼此有近亲关系的小圈子组成。无论经历怎样的选举,绝大多数顶级政治家就出自这个小圈子。日本的极端例子说明,民意调查中的“民意”与民心向背中的“民心”不是一回事。因为“得民心”,日本的政府体制非常稳定。
各国人民的具体情况不同,平衡利益的方式就不同,即政府体制不同。世界上有众多的政府体制,如伊斯兰民主制,美国民主制,西欧民主制,中国民主制,日本民主制,拉美民主制,等等。这些体制都是适应本地具体情况和外部挑战的历史产物.也都在不断调适,在全球的淘汰赛中求生存。
现实的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体制,每个现实的体制都有其优势和缺陷。
如果再抽象些,我们可以把利益平衡的手段分成四类。各种政府体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综合应用这四类手段。
(1)强力维护社会秩序(1awenforcement)。这是最普遍,最基本的手段,却也是最浅薄的手段。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2)回应一时一地的民意(accountability)。这也是普遍不可缺少的手段,但也不可靠。民意如流水,正如房客随时可能变成房东。
(3)承担对人民整体和长远福祉的责任(responsibility)。这是高难度的手段,却是得民心的根本途径。
(4)塑造人民的共同利益观(consensus building)。这是最复杂、最高级的政治,是长治久安的根本,因为“利益”是“建构”的,主观的。
“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回顾六十年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国走出的发展道路不仅独特,而且成功。成功之处在于引领庞大的中华民族步入高速复兴的轨道,扭转了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国际地位迅速下滑的趋势,把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基地。而且,中华取得如此的成就没有依赖侵略战争,不依赖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控制其他国家的人民。
三
什么是模式?与“描述”历史道路不同,与总结历史“教训”也不同,模式是对“成功”之路的“归纳”。
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关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即因果抽象。总结中国模式,前提是认同共和国的六十年取得了成功。
中国模式从哪里来?中国模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中华的百年奋斗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还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
有学人说,模式是固定的,中国的六十年是大变迁的六十年,而且依旧处在变迁之中。“改革”方兴未艾,何来“中国模式”?然而,世界向来变动不居,正因为世界变动不居才需要理论知识。固态的理论来自动态的历史,解释动态的现在,启示将来的行动。换言之,模式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
世上各种“模式”此起彼伏,从来没有永恒的成功。中国模式或许也会因为中国未来的失败而被淡忘。然而,总结今天的成功有助于认识昨天的失败,规避明天的失败。“中国革命”的成功被概括为拥有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法宝”。背离这“模式”,中国革命就遭遇失败。中国革命如此,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亦如此。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成功地走过了六十年,却不能给人类贡献一点新鲜的知识?只有缺乏自尊才会如此断言。
还有学人说,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不足为他国效仿,谈何模式?总结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供他国效仿。中华文明是取经文明,不是传教文明。形成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代价确实沉重,但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代价的成就。美欧模式、苏联模式、日本模式,也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历史明确记载着殖民战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贩奴蓄奴,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还“合法”的种族隔离,更有延续迄今不断的侵略战争。
更有些学人会说,既然今天的西方就是中国的未来,何必费力总结中国模式?在这些学人眼里,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是失败,后三十年是成功,而从失败到成功是因为“补课”和“接轨”,因为扭头走上了“普适”的西方道路。这种判断不仅浅薄,而且危险。迄今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过西方模式。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政治、经济机器。这个基础, 中国不曾拥有,也永远不应该拥有。中国的复兴在于闯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几代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才完成的中国革命不能否定。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
中国自古就是世俗国家,不依赖从纯概念出发的逻辑思辨,而靠实事求是。近年来,因为迷信西学教条,中国出现了很多问题。正如过去反对迷信苏联教条,今日中国的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导人陷阱。
中国的成功挑战了经济学的“市场与计划两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总结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归纳中国模式将促进“中国学派”的崛起。
抛砖引玉,在笔者看来,中国模式可以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的“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的“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的“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
四
经济成就是中国成功最明显的体现,也是中国模式的表层。
一切经济模式都包含四个基本要素:劳力、土地(生产资料)、企业、资本。
“四大支柱”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这四大支柱是:1、国家对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2、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3、(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4、(以家庭和社区集体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这四大支柱是由“国”与“民”两大部门构成的,故称“国民经济”。
1 国家对不可再生的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有如下功能:(1)
(通过耕地和房基地的平均分配)维持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2)维持了人民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相对公平。(3)维持了工业经济的低税率。(4)维持了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成本。
2 国家拥有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有如下功能:(1)使国家金融体系稳定、专注地服务于工业生产,防止金融部门异化为独立的吸金帝国,甚至被外部的金融帝国操纵。还使国家拥有了实施市场宏观调控的有效杠杆。
(2)国有工业部门专注建设昂贵的、民营部门难以承担的工业基础设施和高科技及国防工业,并建设和掌控拥有天然垄断性质的民用基础设施以维持其价格稳定,还因此获得与西方巨大的寡头企业竞争全球资源的能力。(3)组织建设了教育、科研、卫生、体育、文化等民营部门难以承受的非盈利部门,使之迅速发展和繁荣。
3 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自由劳动力市场有如下功能:(1)保障广大劳动者获得相对平等的就业机会。(2)保障劳力的低成本暨国际竞争力。
4 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有如下功能:(1)保障竞争的效率。(2)保障社会平等,维持了“富不过三代”的非阶级社会传统。(3)保障供应的弹性,以适应市场风云变幻的需求。
如此,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一左右的国有部门,另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三左右的庞大民营部门。“国”与“民”两部分功能不同。两大部门互为补充,互为支撑,协调发展,是为“国民”经济模式。
中国经济模式是独特的。国民模式不是苏联式的“产品经济”,因为不依靠“全民所有制”。国民模式不是英美式的“市场经济”,因为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国民模式不是西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因为不支持高税率、高福利。国民模式更不是德国和日本史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经济没有被少数大型私有企业主导,大型私有企业也不是中国劳动力的主要雇主。中国经济是“国”与“民”相互支撑的经济,官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官民协作的国民经济模式成功缓解了计划经济缺动力、市场经济缺情义、福利经济缺效率的问题,空前地调动了全国工商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了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带来了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使小农中国的工业化得以高速推进。
中国发生了经济奇迹,对此世上少有异议。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年内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规模将在二十五年内超越美国,若不出现大的波折,还将在本世纪中期达到美国经济规模的一倍。
可一旦开始解释中国经济奇迹,中国学界就会发生激烈争议:中国的经济奇迹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拨乱反正”的成就,还是“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成就?直到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前,“私有化”加“市场化”都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然而,对主流的质疑也一直简洁有力:世界上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制的欠发达国家多矣,继承了苏联的俄罗斯亦是一例,何以未见如中国般的成就?
从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打破了对“看不见的手”的迷信,也打破了对“国退民进”的迷信。回顾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是六十年的成就。我国的国有经济部门创建于前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去掉1949～1953年“恢复时期”的超高增长率,仅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计算,到1978年我国获得了6.5%的GDP年均增长率。这个出色的增长率构成了后三十年9.8%年均增长率的基础。我国的工业化政策是连贯的。经过六十年的不懈努力,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因此,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是偏见,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是偏见。确立了这个认识,才可能概括中国经济的成功,也才能诊治私有迷信和市场迷信带给我们的病痛。
中国经济模式上承两千多年的自由小农经济,下继共和国前三十年开创的国有和集体经济,并汲取了当代西方左、右翼的理论和经验,是在六十年的痛苦实践中磨砺出来的。
这个官民合作的经济模式当然有缺陷,也说不上比其他模式“高明”,因为各国的政治社会历史前提是不一样的。任何一种经济模式,在地球五分之一人口面前,在城乡差距,在从南到北、从沿海到高原的巨大地域差异下运作,都会漏洞百出,弊端丛生。
我想说明的是,任何经济模式的形成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具体的国情条件使然,是长期“试错”的结果。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模式已经成型,是走向胜利的模式。中华一贯的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一部分学人指责中国搞资本主义,另一部分学人指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可谁又能否认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进口”的意识形态概念就是如此的苍白和尴尬。中国的成功应当催生自信的“中国派”。
五
为什么中国会产生官民分工协作的“国民经济”模式?
中国工业经济脱胎于自由的家 庭小农经济,中小型家庭企业占中国注册企业99%以上,与西方和东北亚的大型垄断企业形成鲜明对比。自由自在,自给自足的中国传统家庭小农社会天然不利于工业化,由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改善村庄的道路甚至厕所都会十分艰难。解释中国工业经济的落后非常容易,解释其成功就不能不溯及官民合作。“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工业的起点,就是官民台作的产物。
政府不受人民信任,官民合作就难有效果。对于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因为政府质量问题,官民冲突不已,工业化踟蹰不前。拉美拥有天然良好的工业化条件,但工业化进程却一直在挫折中徘徊。工业化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工业的成功意味着竞争效率,效率意味着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地球上没有哪个单一的国家拥有足够大的市场来容纳任何一种发达的工业生产,哪怕是生产牙签。有效率的工业要求昂贵的交通、通讯、运输等基础设施;要求受过良好教育,懂得遵守生产纪律,做事认真的劳动者;更要求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及支持工业发展的连贯政策;还要求政府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与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这些,中国都做到了。
中国官民合作的经济成功显然不可能脱离政治解释。在笔者看来,“民本政治”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中国模式的中间层。民本政治垮了,国民经济就崩溃。
所有政治体制都包含四个基本要素:政府与人民关系的主流意识形态;政府组成人员的选拔方式,行使政府权力的主要机构;预防和纠正政府错误的机制。
“民本政治”由四个支柱构成: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1 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传承了有三千余年传统的中国民本主义理念。民本主义的含义简单明了: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承担照看全体国民福祉的“责任”,否则“造反有理”,政府理应被推翻。《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何谓“德”?“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道德经》)。何为天?《尚书·周书·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中华的“天命观”认为,不为民服务的政府,就不得民心,就理当被人民(天)所抛弃,人民造反有理。《尚书·多方》记载的中国第一次“革命”就是成汤代夏桀的“民主”革命。大约三千七百年前的夏代末期,当政者淫昏贪财残忍,戕害百姓,故“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显休”,光明美好)与成汤,刑殄(“刑殄”,诛灭)有夏,……代夏作民主”。而(周)文王修德获天命,(殷)纣王丧德失天下,小邦周能灭大邦殷。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是中国的民本史观。民本主义成就了中国有朝代更替,无政体更替,寿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独特政治体制。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观念引入,市场力量的勃兴,中国民本主义增加了关于人民权力的思想。抛弃“皇家”,由人民代表组成政府,称为“民主”。在民国,民本主义称为“民生主义”。自民国而人民共和国,民本主义称“为人民服务”。当代民本主义要求政府“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种民本的权力观、情感观和利益观底蕴极为深厚,是中国独有的官民“责任”关系思想,是官权正当性的根本,是中国万世一系的主流意识形态,早已融化到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了。民本的民主主义要求人民代表“公正廉明”地承担起照顾“百姓”福祉的“责任”,与承认强势社会集团“权利”的“西方民主主义”有重大不同。对中国“百姓”来说,利益集团的“党争政治”并没有必然的正当性。党争之“党”,字面“尚黑”。
2 强调功过考评的人民代表遴选机制传承了中国传统的“绩优选拔”制度(meritocracy),即所有官员以考绩入门,依服务人民的综合政绩考核升迁。我国党政体系里的官员都需要经过“绩优选拔”的道道门槛。这是中国特色,与竞争型政党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就功能而言,“绩优选拔”保障政府既敏感于民意,又承担责任,承担平衡眼前与长远利益,局部与整体利益,发展与秩序利益的责任。这不仅是个古老体制,就“得民心”的评估标准而言较之竞争型选举有更广阔的与时俱进的空间。当然,绩优选拔制有赖政治集团支撑,政治方向不稳定,绩优制也无从稳定。
3 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也是中国传统。经绩优制选拔出的中国传统执政集团皆出于“儒门”,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道义为官场纲维。“十月革命”带给中国的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先锋队”。作为共和国政治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不是西式的“议会政党”,而是具有以下六大功能的执政集团。(1)通过主导积极的思想斗争来保障稳定进步的政治路线。(2)以统一的组织路线保障政治路线的贯彻,维持全国行政统一,政令通畅,维持绩优选拔制度,拒绝血缘、地缘、裙带、派系的干扰。(3)统一指挥武装力量,杜绝军人干政和军事割据。(4)抵抗族裔分裂主义,保障辽阔的边疆自治地区团结在人民共和国旗帜下。(5)凝聚“统一战线”,促进各界、各族裔,以及海外华人的团结和向心力。(6)维护中华的世俗政府传统,抵制海内外宗教势力分裂社会,挟持政府的企图。比起一般欠发达国家,上述六大功能意味着发展的巨大优势,也意味着一个拥有“先进、无私、团结”三大特征的核心执政集团不可或缺。
“先进”体现在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近期目标,也体现在其光明理想,即“天下为公”,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无私”体现为执政集团秉承儒门的民本理念,“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追求公正廉明地为人民服务。“团结”体现为执政集团拥有严厉的组织纪律,并严格执行党纪。
如同传统的儒门执政集团,现代中国的执政集团也会腐朽。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强大来自党纪,而纪律涣散导致党的堕落分裂,使中华民族陷入政治混战,乃至分疆裂土。因此,执政集团的“生命力”在于不断通过“党的建设”维护其“先锋队”的精英性质。党建的成败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制止党的执政官员背离民本主义,贪污腐败。党建的不二法门是走“群众路线”,防微杜渐,让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来监督执政官。
4 中国的民本政治体制还拥有“分工制衡”的复杂防错纠错机制,与西式的“分权制衡”颇为不同。这个机制可粗归为十类:(1)民本思想对所有执掌行政权力者形成软制衡;(2)党政分工形成精致的双行政体系;(3)中央与地方形成“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相互弹性约束。(4)任期与年龄规定构 成执政者定期交替的硬制衡;(5)民主集中制渐成规范的决策制衡制度;(6)纪检、监察、法院体系规范官员行为,(7)定期轮换和异地任职的传统制衡制度至今仍在;(8)人大政协信访等机构发挥着监督作用;(9)有现代传媒技术支撑的公共舆论和种种“内参”迫使行政日渐规范和透明;(10)各政府官僚机构的不同利益视角导致均衡和决策谨慎。
从功能上看,民本政治的“四大支柱”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指导核心执政集团,核心执政集团维持绩优选拔和分工制衡。抛弃了民本观,后面三个支柱就会相继垮掉。
从性质上看,中国政体不是西方议会政党制,因为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是中华政体的核心。政体功能最强大的部分来自执政集团,最脆弱之处也在这个集团。当这个集团先进、无私、团结,整个中华民族就势不可当。当这个集团丧失民本理念,官员谋私,涣散分裂,就会脱离人民,导致“群龙无首”,一盘散沙,被人民推翻,直至诞生一个新的“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
从历史角度看,四大支柱明显传承了中华的传统政治文明,民本模式的土生性和传承性远强于外来性。六十年的历史不算长,但其渊源何止千年。中华历史没有被共产党割断,也没有被传人的西方文明割断。如同中国象形文字在计算机时代依旧生机盎然,中华政治文明也代代相传,生机盎然。
从结果看,尽管民本模式有很多缺陷,但适应国情,并不“落后”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六十年来,民本政体相当出色地满足了“百姓”眼下和长远的需求、部分和整体的需求,以及既要发展又要安定团结的需求。
多数决不是维护、平衡利益的唯一方法,而且从道义、概念、逻辑上讲都谈不上“普适”。多数决有概念困境:反对票并未投给当选者,当选者为什么代投反对票的人民“做主”?多数决有道义困境:为什么少数要服从多数,为什么一定要信奉“数量”决?多数决有逻辑困境:若社会均分成两个利益集团,50%加1票确为多数;若社会只有一个利益集团,多数决就丧失了利益集团抗衡的本义,只要社会均分为两个以上的利益集团,多数决就恒定成为绝对的“少数决”,即相对多数,绝对少数。于是,只好用“复决”制迫使社会“呈现”为两个利益集团。换言之,多数决在逻辑上包含着自我否定的悖论。没有对多数决的制约,上述三大困境孕育失利集团的反抗。西方制约“多数决”的手段是以司法独立为核心的分权制衡,即不依赖选举的“法制”。西方法制与西方民主构成一对出色的矛盾均衡。西方法制加西方民主,称为“自由民主”,是西方独有的政治体制。
世界上采用“绩优选拔”的领域远超采用多数决的领域。经济、教育、科技、军队、医疗等领域都不用多数决。即便在政治领域,选拔公务员和法官也不用多数决,联邦制是对多数决的替代,联合国要是多数决机构早就崩溃了。多数决用于解决危机或僵局非常简便。但没有必要神话这个产生“人民代表”的方式,制造思想僵化。依宗教信仰把人类分成“基督徒与异教徒”两类,是中世纪的蒙昧主义,依是否有直选把世界分为“民主与专制”两类,是新世纪的蒙昧主义。
政治问题的实质不在“游戏规则”,而在协调和均衡“利益”。承认政府可以被社会利益集团分肥的制度并不普适,谈不上普世的“合法性”。世界人民不可能都同意实行多数决而忽略绝对多数相对少数的“利益”。追求公正廉明地维护和促进“百姓福祉”的民本政府也不“普适”,而是来自缺少社会分化的特殊社会结构,以及这结构沉淀出的特殊社会意识——拒绝强权政治。笔者对“多数决”会成为未来“大同世界”选贤任能的手段深表怀疑。
常有学人云,西式集团竞争型的政制比中式统一集团执政的政制更支持社会“持久的稳定和秩序”。此说颇为可疑。中国政制历两千两百年,汉,唐,宋、明、清五大朝代即占一千七百年,平均三百年一朝。在这两千两百年间,西方连“文明”都“断裂”了三次。近现代史总共才三百年。仅在这三百年间,大英帝国从骤然崛起已然衰落至无形,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美国内战后稳定了一个半世纪,尚仅及中国主要“朝代”寿命的一半。欧陆国家则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刚打完两次“世界大战”,迄今方六十年有余。更有照抄西制的亚非拉地区深陷社会冲突乃至战祸。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人性如此,是兴衰的缘由。宇宙尚有寿命,何况“国族”?天下大同,兴起“世界政府”,大概用不了三百年了。谈“延寿之方”是科学;谈“跳出”兴衰循环的“根本”途径是神学。
中国革命的幼稚时期曾接受“共产国际路线”,导致了惨痛的失败。全盘接受“西方民主教”,另起炉灶搞拆故宫建白宫的“政治体制改革”,鼓吹党争,会大幅降低我国政府的质量,无中生有地制造社会分裂,导致政治倒退(political decay)。审视大中华区各政治实体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我们可以检验上述结论。
结论有三条:第一,强大的先锋党是根本,能维持行政主导,建设并巩固法治。第二,西式的竞争型选举政治能分裂执政党,摧毁行政主导,削弱法治。第三,与新加坡和香港政体相比,中国民本模式里的法治不够健全。
从可持续性上看,如果中国共产党能避免落入台湾式的选举陷阱,厉行法治,走群众路线制止腐败,民本模式可望完善、持久。
六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超党派的“民本政体”?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特异性质大概是迄今最有效的解释。先进的执政集团,绩优选拔制,分工制衡制,皆诞生于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
中国传统社会由独立、自由、自足、平等的小农家庭构成,没有催生西式的阶级或社会利益集团,也就没能催生集团政治意识,或称“强权政治”意识。集团利益和基于集团利益的集团政治在中国意识里缺乏支撑。中国的现代工业主要由家庭企业和国有及社区集体企业构成,也没能催生西式的现代利益集团和普遍的集团政治意识。亲民、公正、廉明的政府才是正当的。
中国的社会特征催生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组织体制。社会体制是中国政体独特性的直接原因。反过来,中国政体的质量也为中国社会体制的质量提供保障。笔者称中国当代社会组织模式为“社稷体制”。
“社稷”初指“民以食为天”,拜五谷神的庙堂,后亦泛指官民在利益和意识上的统一体,介乎“民”与“君”之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社稷不同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两分。社稷系于物质福祉,亦系于伦理精神,较适合描述中国官民互动的“责任”机制。在社稷中,官与民不是所谓“国家与社会”孰大孰小,孰强孰弱的关系,而是鱼与水,骨与肉的关系。官民之间离心 离德,社稷就分崩离析。
国民经济是中国模式的表层,社稷体制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层,民本政治居于两者之间,是关键层。社稷是民本的源泉。但“民本”政治垮了,“社稷”也会分崩离析。
所有社会体制都包含四大要素:社会的基本单元;社会的组织形式,社会组织的精神纽带,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中国社稷体制由四大支柱构成:(1)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2)(以家庭为单元的)平等的社区和(工作)单位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格,与西式分层的“市民会社”(civil societies)大为不同。(3)社区和单位与“条条、块块”构成的行政网格天然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形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即社稷。(4)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1 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庭”,而不是有阶级或利益集团归属的“个人”。家庭固然也是世界多数社会的基础单位,但中华的家庭不仅是基本人伦单位,更是基本经济单位。家庭不仅哺育下一代,下一代还承担反哺上一代和更上一代的物质和精神责任。历史上,中国拥有独立自由的家庭小农经济。而今已是工业时代,但家庭经济却依旧。在农村,50%的人口仍然靠耕地的“家庭承包制”生活。在城市,工商局注册企业99%以上是“家庭企业”。在中国,家庭的影子弥漫在整个社会,正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中国官场的腐败,多半是为了子女前程;而西方的腐败则主要是非法向自己代表的集团输送利益。
2 中国的家庭当然是组织起来的。但构成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不是“市民会社”,而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城乡社区及工作单位。换言之,中国社会不是市民会社的集成,而是社区和单位的集成。扩大的家庭就是宗族;中国的社会组织原本是天然的聚宗族而居的社区,即村庄。今日农村社区依旧渗透着血缘纽带。自城市勃兴为经济生活的主体,工作单位天然成为组织城市家庭的主要形式。城市社区也是城市家庭的重要组织形式。征兵退伍,环境卫生,城市秩序,扶危济困,副食供应,基础教育,文体设施,等等,都倚重社区。如同乡村社区,城市社区和单位是百姓组织公共生活的基本载体。西方的“市民会社”基于阶级利益分化,是利益集团的主要组织形式。中国的社区和单位与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关系不明显。因此“市民会社”远不如在西方重要,多半是娱乐类的团体,不是人民公共生活的主体。中国也有大型企业,但多属国有,谈不上利益集团,更不可能催生猖狂的“合理合法”的西式利益集团政治。
3 社区和单位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网格,这个网格天然与政府的管理网格重合。中国自古就有政府与社区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传统。在现代中国,政府的层级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类,即“条条与块块”。社区被“条条”覆盖,村庄和城市居委会均受乡镇和街道行政纵向管辖,较高层级的条条协调更多社区集群问的利益。专业的单位被“块块”覆盖,城市的企事业单位都“挂靠”在某个“块块”上,接受某种程度的行政管理,大块块覆盖众多小块块的利益。于是,中国的社会划分与行政划分大体重合,形成了社区和单位依行政条块划分的“立体网格”,即社稷。社会网格非常开放,家庭在其中自由流动,支持极快的社会流动速度。边缘挤入中心,中心流至边缘的奇闻俯拾皆是。“破落”与“发达”之间往往仅一步之遥,呈现相当的自由乃至“混乱”,以至于体面的地方常有不体面的人和事,不体面的地方也常有体面的人和事。不过,由于社会网格被行政网格覆盖,立体网格拥有平衡自由与秩序的弹性,使中国社会“乱中有序”。在危机之时刻,中国的立体网格具有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比如2008年大地震中体现的强大动员组织能力。
4 与西方个人与神,个人与团体,个人与国家的契约观念非常不同,家庭组成社会,家庭的责任伦理观就主导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伦理。什么是中国的家庭伦理观?“父慈子孝”——家长有不可推卸的照顾家庭成员福祉,养生送死的“责任”;家庭成员则要尽忠孝的“责任”,齐心协力去发家致富。既然父母望子成龙,子女就要出人头地,以“王侯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竞争精神去“立德、立功、立言”,光宗耀祖。不同于强调个人自由权利和法权的西方,“舍己为家”是中国社会伦理的楷模。南怀瑾先生以“精神十字架”概括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即以自己为中心,上孝父母而及于天,下爱子女以垂万世,旁以兄弟、姐妹、夫妇而及于朋友。社区和单位以家庭为基本单元构成,家庭伦理观就渗入社会组织的逻辑。又因为社区和单位与行政条块大体重合,家庭伦理观也就渗入行政管理的逻辑,特别是在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相互嵌入的结合部——在基层政权。家庭伦理弥漫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就类似西方曾经的“政教合一”。换言之,“修身、齐家”的“内圣”自然延伸为“治国平天下”的“外王”,故历朝皆称“以孝义治天下”。西方法律主义传统深厚,而在中国,食洋不化地死扣法条,搞法条主义,就可能激起民变。
冒昧以下图演绎“中国人的精神十字架”概念。
西方的市民会社与中国立体网格式的社稷都使得社会有组织、有秩序。但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市民会社由个人构成,社稷由家庭构成。市民会社的基础是阶级和社会分层,社稷的基础是平等的社区和单位。市民会社的内外纽带是法权,社稷的纽带是家庭伦理。市民会社是集团利益博弈的依托,社稷内的单位和社区也相互竞争,但家庭为自身福祉“择木而栖”,自由流动。市民会社与国家有清晰的“群己权界”,维持权益争夺的动态平衡,社稷官民一体、公私一体,维持官民距离远近的动态平衡。
比起“国家与社会”两分,社稷体制未必落后。个人至上比家庭至上更先进?分为上、中、下层阶级的市民会社比平等的社区和单位更能鼓励社会流动?契约法理比家庭伦理更公正可靠?国家与社会界限分明比官民复合的社稷更自由?集团与集团斗,社会与国家斗,会使中华的政府抛弃民本观,背离人民,会使中华社会分崩离析。官民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标,力气往一处使,中国才能快速进步。
中西社会组织方式都是特殊的,我并不想分高下优劣,也反对分高下优劣。我想说的是,因为历史轨迹不同,以美欧社会模式衡量中国社会进步的程度并不恰当。把中国社会分成“上中下”十多层,称占半数中国人口的农民是“弱势群体”,夸张拥有某类财产的“中产阶级”的作用,等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释力是大可怀疑的。其必然结论是要求中国社会以集团为单位进行博弈,要求利益博弈的公开化、合法化,从而使“人民共和国”成为利益集团的共和国。就这个意义而言,社稷立体网格的解释力强于基于阶级分析方法的社会学 分层理论。
七
综上所述,笔者冒昧认为,中国模式三位一体,由民本政治、社稷体制、国民经济三个子模式共12个支柱构成。
社稷体制塑造民本政治;民本政治保障社稷体制也塑造国民经济。亦可称,政治模式是首脑,社会模式是躯干,经济模式是翅膀。如此的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前三十年迎风破浪“击水三千里”,后三十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两股旋风冲天而上。因其体量巨大,不妨称之为“鲲鹏模式”。鲲是《庄子·逍遥游》中描述的一条巨大的鱼;这鱼嬗变为巨大的鸟,腾空而起,即鲲鹏。据庄子说,这鲲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抟”,音义皆同“团”)扶摇羊角(“扶摇”及“羊角”为两种旋风之名)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
“人民性”,即中华“百姓福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是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的中国模式最突出的特点。由此,中国模式亦可称为“人民民主”。正因为人民性,以民为本,官民一体,国民一体,共同努力,我国经济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平稳。
搞国家社会两分,官民脱离,信奉法条主义,资本至上,丧失了“人民性”,我国就出现了成堆的严重问题,就呈现普通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
中国模式当然有缺陷,正如世界上的所有模式都有缺陷。然而,中国六十年的巨大进步正是在这个体制下取得的。肯定这个进步,发现这个进步的原因,是笔者总结中国模式的动力。
思想上的破与立是当代全球生存竞争的主战场,思想斗争的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是解构所谓“普世”价值,把一个药方(由“民主、宪政”两个抽象名词组成)包医百病的荒唐道破;第二是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华的生存方式,给出让知识界信服的关于“中国模式”的阐述和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我国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上述中国模式就是在试图总结中国的生存发展之道,挑战了国家与社会两分及市场与干预两分的西式教条,更挑战了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新蒙昧主义。
现代中国在剧变中。从1919年起,每隔三十年就出现一次大的转折。人民共和国已经度过了一甲子的岁月,来到了一个新三十年的十字路口。在新的三十年里,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是保持复兴的强劲势头,还是迷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东施效颦,拆故宫建白宫,走向衰败和被奴役之路?“正题”与“反题”的争论方兴未艾,“合题”应在中国之路的种种叙述之中。
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一个内外“不平衡”的现象特别突出。在国外是对中国国力高速增长的震惊,世界各国对中国发展经验日益好奇和尊重,中国国际地位快速蹿升,以至“中美共治世界”的论调大行其道。但在国内是党政干部政治理念的“多元化”,社会矛盾越积越深,大众舆论和社会价值观碎片化,以至知识界对国家前程普遍深怀疑虑。
从海外看中国,六十年至为成功。从国内看自己,前景堪忧。矛盾不可回避,但成就也的确不是“粉饰”出来的。中华社会高速进步,六十年里创造了近现代史上的世界奇迹,是事实。
西方的“国际社会”拥有世界人口的10%,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以上。比起西方的进步,中国的进步更代表世界的进步。中华民族六十年两代人的辛勤努力创造了强大和富裕的神话,也改变了世界格局,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时下流行的关于人类进步的知识。
六十年的人民共和国凭什么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为什么我国今日似乎深陷矛盾之中?
在笔者看来,答案在于坚持或者偏离“中国模式”。
二
因为政府是极少数人管理全体人民的机构,“民心向背”是当代所有政府生存的根本。然而,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各不相同,政策法规却只可能是统一的,政府无法让所有人满意。所以,争取“民心”的政治主要围绕平衡利益进行。
所有的政府体制都需要经受平衡社会利益的严酷考验,即平衡局部和共同的利益,眼前和长远的利益,以及发展与秩序的利益。而今,判断这平衡是否出色只有一条标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有效地维护和促进本国人民的整体福祉。
“民意”来自对当前局部利益的直接认知。“民心”就不止包括民意,还包括对长远和整体利益的间接判断。损伤了当前和局部的利益导致一部分人民反对政府-损伤了长远和整体利益导致绝大多数人民反对政府体制。
当代日本是个有趣的例子。日本政府领导日本社会获得了极为出色的成就,比如把人均寿命提升到83岁,在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造就了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人均寿命说明人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然而,在日本的民意调查中,日本政府的支持率经常在20%以下,在世界各国中属于民意支持率最低的一类。日本政府首脑频繁变换,但能进入内阁的日本顶层政治家集团非常稳定,由一个彼此有近亲关系的小圈子组成。无论经历怎样的选举,绝大多数顶级政治家就出自这个小圈子。日本的极端例子说明,民意调查中的“民意”与民心向背中的“民心”不是一回事。因为“得民心”,日本的政府体制非常稳定。
各国人民的具体情况不同,平衡利益的方式就不同,即政府体制不同。世界上有众多的政府体制,如伊斯兰民主制,美国民主制,西欧民主制,中国民主制,日本民主制,拉美民主制,等等。这些体制都是适应本地具体情况和外部挑战的历史产物.也都在不断调适,在全球的淘汰赛中求生存。
现实的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体制,每个现实的体制都有其优势和缺陷。
如果再抽象些,我们可以把利益平衡的手段分成四类。各种政府体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综合应用这四类手段。
(1)强力维护社会秩序(1awenforcement)。这是最普遍,最基本的手段,却也是最浅薄的手段。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2)回应一时一地的民意(accountability)。这也是普遍不可缺少的手段,但也不可靠。民意如流水,正如房客随时可能变成房东。
(3)承担对人民整体和长远福祉的责任(responsibility)。这是高难度的手段,却是得民心的根本途径。
(4)塑造人民的共同利益观(consensus building)。这是最复杂、最高级的政治,是长治久安的根本,因为“利益”是“建构”的,主观的。
“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回顾六十年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国走出的发展道路不仅独特,而且成功。成功之处在于引领庞大的中华民族步入高速复兴的轨道,扭转了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国际地位迅速下滑的趋势,把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基地。而且,中华取得如此的成就没有依赖侵略战争,不依赖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控制其他国家的人民。
三
什么是模式?与“描述”历史道路不同,与总结历史“教训”也不同,模式是对“成功”之路的“归纳”。
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关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即因果抽象。总结中国模式,前提是认同共和国的六十年取得了成功。
中国模式从哪里来?中国模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中华的百年奋斗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还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
有学人说,模式是固定的,中国的六十年是大变迁的六十年,而且依旧处在变迁之中。“改革”方兴未艾,何来“中国模式”?然而,世界向来变动不居,正因为世界变动不居才需要理论知识。固态的理论来自动态的历史,解释动态的现在,启示将来的行动。换言之,模式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
世上各种“模式”此起彼伏,从来没有永恒的成功。中国模式或许也会因为中国未来的失败而被淡忘。然而,总结今天的成功有助于认识昨天的失败,规避明天的失败。“中国革命”的成功被概括为拥有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法宝”。背离这“模式”,中国革命就遭遇失败。中国革命如此,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亦如此。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成功地走过了六十年,却不能给人类贡献一点新鲜的知识?只有缺乏自尊才会如此断言。
还有学人说,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不足为他国效仿,谈何模式?总结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供他国效仿。中华文明是取经文明,不是传教文明。形成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代价确实沉重,但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代价的成就。美欧模式、苏联模式、日本模式,也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历史明确记载着殖民战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贩奴蓄奴,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还“合法”的种族隔离,更有延续迄今不断的侵略战争。
更有些学人会说,既然今天的西方就是中国的未来,何必费力总结中国模式?在这些学人眼里,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是失败,后三十年是成功,而从失败到成功是因为“补课”和“接轨”,因为扭头走上了“普适”的西方道路。这种判断不仅浅薄,而且危险。迄今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过西方模式。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政治、经济机器。这个基础, 中国不曾拥有,也永远不应该拥有。中国的复兴在于闯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几代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才完成的中国革命不能否定。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
中国自古就是世俗国家,不依赖从纯概念出发的逻辑思辨,而靠实事求是。近年来,因为迷信西学教条,中国出现了很多问题。正如过去反对迷信苏联教条,今日中国的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导人陷阱。
中国的成功挑战了经济学的“市场与计划两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总结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归纳中国模式将促进“中国学派”的崛起。
抛砖引玉,在笔者看来,中国模式可以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的“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的“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的“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
四
经济成就是中国成功最明显的体现,也是中国模式的表层。
一切经济模式都包含四个基本要素:劳力、土地(生产资料)、企业、资本。
“四大支柱”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这四大支柱是:1、国家对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2、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3、(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4、(以家庭和社区集体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这四大支柱是由“国”与“民”两大部门构成的,故称“国民经济”。
1 国家对不可再生的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有如下功能:(1)
(通过耕地和房基地的平均分配)维持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2)维持了人民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相对公平。(3)维持了工业经济的低税率。(4)维持了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成本。
2 国家拥有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有如下功能:(1)使国家金融体系稳定、专注地服务于工业生产,防止金融部门异化为独立的吸金帝国,甚至被外部的金融帝国操纵。还使国家拥有了实施市场宏观调控的有效杠杆。
(2)国有工业部门专注建设昂贵的、民营部门难以承担的工业基础设施和高科技及国防工业,并建设和掌控拥有天然垄断性质的民用基础设施以维持其价格稳定,还因此获得与西方巨大的寡头企业竞争全球资源的能力。(3)组织建设了教育、科研、卫生、体育、文化等民营部门难以承受的非盈利部门,使之迅速发展和繁荣。
3 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自由劳动力市场有如下功能:(1)保障广大劳动者获得相对平等的就业机会。(2)保障劳力的低成本暨国际竞争力。
4 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有如下功能:(1)保障竞争的效率。(2)保障社会平等,维持了“富不过三代”的非阶级社会传统。(3)保障供应的弹性,以适应市场风云变幻的需求。
如此,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一左右的国有部门,另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三左右的庞大民营部门。“国”与“民”两部分功能不同。两大部门互为补充,互为支撑,协调发展,是为“国民”经济模式。
中国经济模式是独特的。国民模式不是苏联式的“产品经济”,因为不依靠“全民所有制”。国民模式不是英美式的“市场经济”,因为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国民模式不是西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因为不支持高税率、高福利。国民模式更不是德国和日本史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经济没有被少数大型私有企业主导,大型私有企业也不是中国劳动力的主要雇主。中国经济是“国”与“民”相互支撑的经济,官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官民协作的国民经济模式成功缓解了计划经济缺动力、市场经济缺情义、福利经济缺效率的问题,空前地调动了全国工商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了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带来了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使小农中国的工业化得以高速推进。
中国发生了经济奇迹,对此世上少有异议。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年内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规模将在二十五年内超越美国,若不出现大的波折,还将在本世纪中期达到美国经济规模的一倍。
可一旦开始解释中国经济奇迹,中国学界就会发生激烈争议:中国的经济奇迹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拨乱反正”的成就,还是“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成就?直到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前,“私有化”加“市场化”都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然而,对主流的质疑也一直简洁有力:世界上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制的欠发达国家多矣,继承了苏联的俄罗斯亦是一例,何以未见如中国般的成就?
从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打破了对“看不见的手”的迷信,也打破了对“国退民进”的迷信。回顾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是六十年的成就。我国的国有经济部门创建于前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去掉1949～1953年“恢复时期”的超高增长率,仅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计算,到1978年我国获得了6.5%的GDP年均增长率。这个出色的增长率构成了后三十年9.8%年均增长率的基础。我国的工业化政策是连贯的。经过六十年的不懈努力,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因此,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是偏见,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是偏见。确立了这个认识,才可能概括中国经济的成功,也才能诊治私有迷信和市场迷信带给我们的病痛。
中国经济模式上承两千多年的自由小农经济,下继共和国前三十年开创的国有和集体经济,并汲取了当代西方左、右翼的理论和经验,是在六十年的痛苦实践中磨砺出来的。
这个官民合作的经济模式当然有缺陷,也说不上比其他模式“高明”,因为各国的政治社会历史前提是不一样的。任何一种经济模式,在地球五分之一人口面前,在城乡差距,在从南到北、从沿海到高原的巨大地域差异下运作,都会漏洞百出,弊端丛生。
我想说明的是,任何经济模式的形成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具体的国情条件使然,是长期“试错”的结果。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模式已经成型,是走向胜利的模式。中华一贯的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一部分学人指责中国搞资本主义,另一部分学人指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可谁又能否认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进口”的意识形态概念就是如此的苍白和尴尬。中国的成功应当催生自信的“中国派”。
五
为什么中国会产生官民分工协作的“国民经济”模式?
中国工业经济脱胎于自由的家 庭小农经济,中小型家庭企业占中国注册企业99%以上,与西方和东北亚的大型垄断企业形成鲜明对比。自由自在,自给自足的中国传统家庭小农社会天然不利于工业化,由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改善村庄的道路甚至厕所都会十分艰难。解释中国工业经济的落后非常容易,解释其成功就不能不溯及官民合作。“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工业的起点,就是官民台作的产物。
政府不受人民信任,官民合作就难有效果。对于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因为政府质量问题,官民冲突不已,工业化踟蹰不前。拉美拥有天然良好的工业化条件,但工业化进程却一直在挫折中徘徊。工业化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工业的成功意味着竞争效率,效率意味着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地球上没有哪个单一的国家拥有足够大的市场来容纳任何一种发达的工业生产,哪怕是生产牙签。有效率的工业要求昂贵的交通、通讯、运输等基础设施;要求受过良好教育,懂得遵守生产纪律,做事认真的劳动者;更要求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及支持工业发展的连贯政策;还要求政府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与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这些,中国都做到了。
中国官民合作的经济成功显然不可能脱离政治解释。在笔者看来,“民本政治”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中国模式的中间层。民本政治垮了,国民经济就崩溃。
所有政治体制都包含四个基本要素:政府与人民关系的主流意识形态;政府组成人员的选拔方式,行使政府权力的主要机构;预防和纠正政府错误的机制。
“民本政治”由四个支柱构成: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1 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传承了有三千余年传统的中国民本主义理念。民本主义的含义简单明了: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承担照看全体国民福祉的“责任”,否则“造反有理”,政府理应被推翻。《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何谓“德”?“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道德经》)。何为天?《尚书·周书·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中华的“天命观”认为,不为民服务的政府,就不得民心,就理当被人民(天)所抛弃,人民造反有理。《尚书·多方》记载的中国第一次“革命”就是成汤代夏桀的“民主”革命。大约三千七百年前的夏代末期,当政者淫昏贪财残忍,戕害百姓,故“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显休”,光明美好)与成汤,刑殄(“刑殄”,诛灭)有夏,……代夏作民主”。而(周)文王修德获天命,(殷)纣王丧德失天下,小邦周能灭大邦殷。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是中国的民本史观。民本主义成就了中国有朝代更替,无政体更替,寿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独特政治体制。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观念引入,市场力量的勃兴,中国民本主义增加了关于人民权力的思想。抛弃“皇家”,由人民代表组成政府,称为“民主”。在民国,民本主义称为“民生主义”。自民国而人民共和国,民本主义称“为人民服务”。当代民本主义要求政府“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种民本的权力观、情感观和利益观底蕴极为深厚,是中国独有的官民“责任”关系思想,是官权正当性的根本,是中国万世一系的主流意识形态,早已融化到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了。民本的民主主义要求人民代表“公正廉明”地承担起照顾“百姓”福祉的“责任”,与承认强势社会集团“权利”的“西方民主主义”有重大不同。对中国“百姓”来说,利益集团的“党争政治”并没有必然的正当性。党争之“党”,字面“尚黑”。
2 强调功过考评的人民代表遴选机制传承了中国传统的“绩优选拔”制度(meritocracy),即所有官员以考绩入门,依服务人民的综合政绩考核升迁。我国党政体系里的官员都需要经过“绩优选拔”的道道门槛。这是中国特色,与竞争型政党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就功能而言,“绩优选拔”保障政府既敏感于民意,又承担责任,承担平衡眼前与长远利益,局部与整体利益,发展与秩序利益的责任。这不仅是个古老体制,就“得民心”的评估标准而言较之竞争型选举有更广阔的与时俱进的空间。当然,绩优选拔制有赖政治集团支撑,政治方向不稳定,绩优制也无从稳定。
3 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也是中国传统。经绩优制选拔出的中国传统执政集团皆出于“儒门”,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道义为官场纲维。“十月革命”带给中国的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先锋队”。作为共和国政治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不是西式的“议会政党”,而是具有以下六大功能的执政集团。(1)通过主导积极的思想斗争来保障稳定进步的政治路线。(2)以统一的组织路线保障政治路线的贯彻,维持全国行政统一,政令通畅,维持绩优选拔制度,拒绝血缘、地缘、裙带、派系的干扰。(3)统一指挥武装力量,杜绝军人干政和军事割据。(4)抵抗族裔分裂主义,保障辽阔的边疆自治地区团结在人民共和国旗帜下。(5)凝聚“统一战线”,促进各界、各族裔,以及海外华人的团结和向心力。(6)维护中华的世俗政府传统,抵制海内外宗教势力分裂社会,挟持政府的企图。比起一般欠发达国家,上述六大功能意味着发展的巨大优势,也意味着一个拥有“先进、无私、团结”三大特征的核心执政集团不可或缺。
“先进”体现在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近期目标,也体现在其光明理想,即“天下为公”,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无私”体现为执政集团秉承儒门的民本理念,“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追求公正廉明地为人民服务。“团结”体现为执政集团拥有严厉的组织纪律,并严格执行党纪。
如同传统的儒门执政集团,现代中国的执政集团也会腐朽。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强大来自党纪,而纪律涣散导致党的堕落分裂,使中华民族陷入政治混战,乃至分疆裂土。因此,执政集团的“生命力”在于不断通过“党的建设”维护其“先锋队”的精英性质。党建的成败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制止党的执政官员背离民本主义,贪污腐败。党建的不二法门是走“群众路线”,防微杜渐,让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来监督执政官。
4 中国的民本政治体制还拥有“分工制衡”的复杂防错纠错机制,与西式的“分权制衡”颇为不同。这个机制可粗归为十类:(1)民本思想对所有执掌行政权力者形成软制衡;(2)党政分工形成精致的双行政体系;(3)中央与地方形成“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相互弹性约束。(4)任期与年龄规定构 成执政者定期交替的硬制衡;(5)民主集中制渐成规范的决策制衡制度;(6)纪检、监察、法院体系规范官员行为,(7)定期轮换和异地任职的传统制衡制度至今仍在;(8)人大政协信访等机构发挥着监督作用;(9)有现代传媒技术支撑的公共舆论和种种“内参”迫使行政日渐规范和透明;(10)各政府官僚机构的不同利益视角导致均衡和决策谨慎。
从功能上看,民本政治的“四大支柱”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指导核心执政集团,核心执政集团维持绩优选拔和分工制衡。抛弃了民本观,后面三个支柱就会相继垮掉。
从性质上看,中国政体不是西方议会政党制,因为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是中华政体的核心。政体功能最强大的部分来自执政集团,最脆弱之处也在这个集团。当这个集团先进、无私、团结,整个中华民族就势不可当。当这个集团丧失民本理念,官员谋私,涣散分裂,就会脱离人民,导致“群龙无首”,一盘散沙,被人民推翻,直至诞生一个新的“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
从历史角度看,四大支柱明显传承了中华的传统政治文明,民本模式的土生性和传承性远强于外来性。六十年的历史不算长,但其渊源何止千年。中华历史没有被共产党割断,也没有被传人的西方文明割断。如同中国象形文字在计算机时代依旧生机盎然,中华政治文明也代代相传,生机盎然。
从结果看,尽管民本模式有很多缺陷,但适应国情,并不“落后”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六十年来,民本政体相当出色地满足了“百姓”眼下和长远的需求、部分和整体的需求,以及既要发展又要安定团结的需求。
多数决不是维护、平衡利益的唯一方法,而且从道义、概念、逻辑上讲都谈不上“普适”。多数决有概念困境:反对票并未投给当选者,当选者为什么代投反对票的人民“做主”?多数决有道义困境:为什么少数要服从多数,为什么一定要信奉“数量”决?多数决有逻辑困境:若社会均分成两个利益集团,50%加1票确为多数;若社会只有一个利益集团,多数决就丧失了利益集团抗衡的本义,只要社会均分为两个以上的利益集团,多数决就恒定成为绝对的“少数决”,即相对多数,绝对少数。于是,只好用“复决”制迫使社会“呈现”为两个利益集团。换言之,多数决在逻辑上包含着自我否定的悖论。没有对多数决的制约,上述三大困境孕育失利集团的反抗。西方制约“多数决”的手段是以司法独立为核心的分权制衡,即不依赖选举的“法制”。西方法制与西方民主构成一对出色的矛盾均衡。西方法制加西方民主,称为“自由民主”,是西方独有的政治体制。
世界上采用“绩优选拔”的领域远超采用多数决的领域。经济、教育、科技、军队、医疗等领域都不用多数决。即便在政治领域,选拔公务员和法官也不用多数决,联邦制是对多数决的替代,联合国要是多数决机构早就崩溃了。多数决用于解决危机或僵局非常简便。但没有必要神话这个产生“人民代表”的方式,制造思想僵化。依宗教信仰把人类分成“基督徒与异教徒”两类,是中世纪的蒙昧主义,依是否有直选把世界分为“民主与专制”两类,是新世纪的蒙昧主义。
政治问题的实质不在“游戏规则”,而在协调和均衡“利益”。承认政府可以被社会利益集团分肥的制度并不普适,谈不上普世的“合法性”。世界人民不可能都同意实行多数决而忽略绝对多数相对少数的“利益”。追求公正廉明地维护和促进“百姓福祉”的民本政府也不“普适”,而是来自缺少社会分化的特殊社会结构,以及这结构沉淀出的特殊社会意识——拒绝强权政治。笔者对“多数决”会成为未来“大同世界”选贤任能的手段深表怀疑。
常有学人云,西式集团竞争型的政制比中式统一集团执政的政制更支持社会“持久的稳定和秩序”。此说颇为可疑。中国政制历两千两百年,汉,唐,宋、明、清五大朝代即占一千七百年,平均三百年一朝。在这两千两百年间,西方连“文明”都“断裂”了三次。近现代史总共才三百年。仅在这三百年间,大英帝国从骤然崛起已然衰落至无形,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美国内战后稳定了一个半世纪,尚仅及中国主要“朝代”寿命的一半。欧陆国家则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刚打完两次“世界大战”,迄今方六十年有余。更有照抄西制的亚非拉地区深陷社会冲突乃至战祸。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人性如此,是兴衰的缘由。宇宙尚有寿命,何况“国族”?天下大同,兴起“世界政府”,大概用不了三百年了。谈“延寿之方”是科学;谈“跳出”兴衰循环的“根本”途径是神学。
中国革命的幼稚时期曾接受“共产国际路线”,导致了惨痛的失败。全盘接受“西方民主教”,另起炉灶搞拆故宫建白宫的“政治体制改革”,鼓吹党争,会大幅降低我国政府的质量,无中生有地制造社会分裂,导致政治倒退(political decay)。审视大中华区各政治实体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我们可以检验上述结论。
结论有三条:第一,强大的先锋党是根本,能维持行政主导,建设并巩固法治。第二,西式的竞争型选举政治能分裂执政党,摧毁行政主导,削弱法治。第三,与新加坡和香港政体相比,中国民本模式里的法治不够健全。
从可持续性上看,如果中国共产党能避免落入台湾式的选举陷阱,厉行法治,走群众路线制止腐败,民本模式可望完善、持久。
六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超党派的“民本政体”?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特异性质大概是迄今最有效的解释。先进的执政集团,绩优选拔制,分工制衡制,皆诞生于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
中国传统社会由独立、自由、自足、平等的小农家庭构成,没有催生西式的阶级或社会利益集团,也就没能催生集团政治意识,或称“强权政治”意识。集团利益和基于集团利益的集团政治在中国意识里缺乏支撑。中国的现代工业主要由家庭企业和国有及社区集体企业构成,也没能催生西式的现代利益集团和普遍的集团政治意识。亲民、公正、廉明的政府才是正当的。
中国的社会特征催生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组织体制。社会体制是中国政体独特性的直接原因。反过来,中国政体的质量也为中国社会体制的质量提供保障。笔者称中国当代社会组织模式为“社稷体制”。
“社稷”初指“民以食为天”,拜五谷神的庙堂,后亦泛指官民在利益和意识上的统一体,介乎“民”与“君”之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社稷不同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两分。社稷系于物质福祉,亦系于伦理精神,较适合描述中国官民互动的“责任”机制。在社稷中,官与民不是所谓“国家与社会”孰大孰小,孰强孰弱的关系,而是鱼与水,骨与肉的关系。官民之间离心 离德,社稷就分崩离析。
国民经济是中国模式的表层,社稷体制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层,民本政治居于两者之间,是关键层。社稷是民本的源泉。但“民本”政治垮了,“社稷”也会分崩离析。
所有社会体制都包含四大要素:社会的基本单元;社会的组织形式,社会组织的精神纽带,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中国社稷体制由四大支柱构成:(1)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2)(以家庭为单元的)平等的社区和(工作)单位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格,与西式分层的“市民会社”(civil societies)大为不同。(3)社区和单位与“条条、块块”构成的行政网格天然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形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即社稷。(4)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1 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庭”,而不是有阶级或利益集团归属的“个人”。家庭固然也是世界多数社会的基础单位,但中华的家庭不仅是基本人伦单位,更是基本经济单位。家庭不仅哺育下一代,下一代还承担反哺上一代和更上一代的物质和精神责任。历史上,中国拥有独立自由的家庭小农经济。而今已是工业时代,但家庭经济却依旧。在农村,50%的人口仍然靠耕地的“家庭承包制”生活。在城市,工商局注册企业99%以上是“家庭企业”。在中国,家庭的影子弥漫在整个社会,正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中国官场的腐败,多半是为了子女前程;而西方的腐败则主要是非法向自己代表的集团输送利益。
2 中国的家庭当然是组织起来的。但构成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不是“市民会社”,而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城乡社区及工作单位。换言之,中国社会不是市民会社的集成,而是社区和单位的集成。扩大的家庭就是宗族;中国的社会组织原本是天然的聚宗族而居的社区,即村庄。今日农村社区依旧渗透着血缘纽带。自城市勃兴为经济生活的主体,工作单位天然成为组织城市家庭的主要形式。城市社区也是城市家庭的重要组织形式。征兵退伍,环境卫生,城市秩序,扶危济困,副食供应,基础教育,文体设施,等等,都倚重社区。如同乡村社区,城市社区和单位是百姓组织公共生活的基本载体。西方的“市民会社”基于阶级利益分化,是利益集团的主要组织形式。中国的社区和单位与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关系不明显。因此“市民会社”远不如在西方重要,多半是娱乐类的团体,不是人民公共生活的主体。中国也有大型企业,但多属国有,谈不上利益集团,更不可能催生猖狂的“合理合法”的西式利益集团政治。
3 社区和单位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网格,这个网格天然与政府的管理网格重合。中国自古就有政府与社区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传统。在现代中国,政府的层级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类,即“条条与块块”。社区被“条条”覆盖,村庄和城市居委会均受乡镇和街道行政纵向管辖,较高层级的条条协调更多社区集群问的利益。专业的单位被“块块”覆盖,城市的企事业单位都“挂靠”在某个“块块”上,接受某种程度的行政管理,大块块覆盖众多小块块的利益。于是,中国的社会划分与行政划分大体重合,形成了社区和单位依行政条块划分的“立体网格”,即社稷。社会网格非常开放,家庭在其中自由流动,支持极快的社会流动速度。边缘挤入中心,中心流至边缘的奇闻俯拾皆是。“破落”与“发达”之间往往仅一步之遥,呈现相当的自由乃至“混乱”,以至于体面的地方常有不体面的人和事,不体面的地方也常有体面的人和事。不过,由于社会网格被行政网格覆盖,立体网格拥有平衡自由与秩序的弹性,使中国社会“乱中有序”。在危机之时刻,中国的立体网格具有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比如2008年大地震中体现的强大动员组织能力。
4 与西方个人与神,个人与团体,个人与国家的契约观念非常不同,家庭组成社会,家庭的责任伦理观就主导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伦理。什么是中国的家庭伦理观?“父慈子孝”——家长有不可推卸的照顾家庭成员福祉,养生送死的“责任”;家庭成员则要尽忠孝的“责任”,齐心协力去发家致富。既然父母望子成龙,子女就要出人头地,以“王侯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竞争精神去“立德、立功、立言”,光宗耀祖。不同于强调个人自由权利和法权的西方,“舍己为家”是中国社会伦理的楷模。南怀瑾先生以“精神十字架”概括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即以自己为中心,上孝父母而及于天,下爱子女以垂万世,旁以兄弟、姐妹、夫妇而及于朋友。社区和单位以家庭为基本单元构成,家庭伦理观就渗入社会组织的逻辑。又因为社区和单位与行政条块大体重合,家庭伦理观也就渗入行政管理的逻辑,特别是在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相互嵌入的结合部——在基层政权。家庭伦理弥漫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就类似西方曾经的“政教合一”。换言之,“修身、齐家”的“内圣”自然延伸为“治国平天下”的“外王”,故历朝皆称“以孝义治天下”。西方法律主义传统深厚,而在中国,食洋不化地死扣法条,搞法条主义,就可能激起民变。
冒昧以下图演绎“中国人的精神十字架”概念。
西方的市民会社与中国立体网格式的社稷都使得社会有组织、有秩序。但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市民会社由个人构成,社稷由家庭构成。市民会社的基础是阶级和社会分层,社稷的基础是平等的社区和单位。市民会社的内外纽带是法权,社稷的纽带是家庭伦理。市民会社是集团利益博弈的依托,社稷内的单位和社区也相互竞争,但家庭为自身福祉“择木而栖”,自由流动。市民会社与国家有清晰的“群己权界”,维持权益争夺的动态平衡,社稷官民一体、公私一体,维持官民距离远近的动态平衡。
比起“国家与社会”两分,社稷体制未必落后。个人至上比家庭至上更先进?分为上、中、下层阶级的市民会社比平等的社区和单位更能鼓励社会流动?契约法理比家庭伦理更公正可靠?国家与社会界限分明比官民复合的社稷更自由?集团与集团斗,社会与国家斗,会使中华的政府抛弃民本观,背离人民,会使中华社会分崩离析。官民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标,力气往一处使,中国才能快速进步。
中西社会组织方式都是特殊的,我并不想分高下优劣,也反对分高下优劣。我想说的是,因为历史轨迹不同,以美欧社会模式衡量中国社会进步的程度并不恰当。把中国社会分成“上中下”十多层,称占半数中国人口的农民是“弱势群体”,夸张拥有某类财产的“中产阶级”的作用,等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释力是大可怀疑的。其必然结论是要求中国社会以集团为单位进行博弈,要求利益博弈的公开化、合法化,从而使“人民共和国”成为利益集团的共和国。就这个意义而言,社稷立体网格的解释力强于基于阶级分析方法的社会学 分层理论。
七
综上所述,笔者冒昧认为,中国模式三位一体,由民本政治、社稷体制、国民经济三个子模式共12个支柱构成。
社稷体制塑造民本政治;民本政治保障社稷体制也塑造国民经济。亦可称,政治模式是首脑,社会模式是躯干,经济模式是翅膀。如此的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前三十年迎风破浪“击水三千里”,后三十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两股旋风冲天而上。因其体量巨大,不妨称之为“鲲鹏模式”。鲲是《庄子·逍遥游》中描述的一条巨大的鱼;这鱼嬗变为巨大的鸟,腾空而起,即鲲鹏。据庄子说,这鲲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抟”,音义皆同“团”)扶摇羊角(“扶摇”及“羊角”为两种旋风之名)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
“人民性”,即中华“百姓福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是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的中国模式最突出的特点。由此,中国模式亦可称为“人民民主”。正因为人民性,以民为本,官民一体,国民一体,共同努力,我国经济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平稳。
搞国家社会两分,官民脱离,信奉法条主义,资本至上,丧失了“人民性”,我国就出现了成堆的严重问题,就呈现普通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
中国模式当然有缺陷,正如世界上的所有模式都有缺陷。然而,中国六十年的巨大进步正是在这个体制下取得的。肯定这个进步,发现这个进步的原因,是笔者总结中国模式的动力。
思想上的破与立是当代全球生存竞争的主战场,思想斗争的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是解构所谓“普世”价值,把一个药方(由“民主、宪政”两个抽象名词组成)包医百病的荒唐道破;第二是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华的生存方式,给出让知识界信服的关于“中国模式”的阐述和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我国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上述中国模式就是在试图总结中国的生存发展之道,挑战了国家与社会两分及市场与干预两分的西式教条,更挑战了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新蒙昧主义。
现代中国在剧变中。从1919年起,每隔三十年就出现一次大的转折。人民共和国已经度过了一甲子的岁月,来到了一个新三十年的十字路口。在新的三十年里,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是保持复兴的强劲势头,还是迷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东施效颦,拆故宫建白宫,走向衰败和被奴役之路?“正题”与“反题”的争论方兴未艾,“合题”应在中国之路的种种叙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