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两岁随父母来台湾，二十五岁去法国，这之间，一直在台湾，没有太大的变迁。中学毕业的时候，由于已经读了一点古代文人感时伤逝的诗词，所以就很喜欢感慨，送相片、纪念题词、在校刊上写骊歌，仿佛生离死别一样。可是结果大家都还在台北，三天两头碰面，久了，也觉得那伤感的无稽。
　　 第一次离家去法国，是应该很有感触了，却偏偏麻木得很。一下飞机，就忙着办居留、注册、找房子、打工……喘不过气地给生活驱赶着，实在没有闲空感慨。
　　 等到生活大致安排定了，我空下来，常在四处旅行。那时钱不多，我便学欧洲年轻人搭便车。背着一口提袋，带着简单衣物，站在马路边，跷起大拇指，等候顺路的人停车载我。就这样，一段一段跑遍了欧洲，认识了不少人。除了载我的车主，沿路其他搭便车的青年，目的地相同，也往往成为一段路途的伙伴。在每一城镇，有廉价的青年之家，更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各处年轻人聚集碰面的场所。大家互相交换旅游的经验、食宿的解决、名胜游览的方法、如何省钱等，匆匆忙忙，相处一天两天，又各自奔赴自己的下一站去了。
　　 有时候回想起來，仿佛一次漫长的旅程，就只是这不断的、偶然的聚散。有时候会那么不经意地浮现一两个人的笑貌，也只因为他曾经是那逐渐淡忘的年月里一个同行过的伙伴。
　　 在欧洲的四年余，一直是这样聚散匆匆。回到台湾，以为可以卸下远行的疲倦，不料才真正开始尝到了人事的无常。
　　 我回来的第二年，一连失去了三个钦敬的朋友。第一个是史惟亮，他得了肺癌，我去医院看他两次，不觉得有病容，却忽然告逝。然后是俞大纲，爽朗幽默的老先生，一下子无疾而终，接到电话，我只觉得是一个玩笑。到了九月，三十岁不到的李双泽，又胖又壮的大汉，狂歌时惊动四座的，却在他游了一辈子泳的海边溺毙。再过一年，家里一位远房的老奶奶、一个堂伯都相继故去……
　　 不仅是生离，而且是死别，这人世的迁变幻灭使我一怔，竟无言以对。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两句话：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面对生命的迁变幻灭，我忽然珍惜起身边的人，父母、兄弟、朋友，在短短的旅途中曾经结伴而行的，甚至那同船而渡、在路上匆忙擦肩而去的，既然对这一个终于不过是幻灭的世界而言，都无非是“他乡之客”，那么，萍水相逢，且容我道一声：珍重珍重！
　　 （摘自《蒋勋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