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2月7日,一架编号为USSR-42332的图-104A型客机在列宁格勒(圣彼得堡)附近的普希金城军用机场刚刚起飞,就一头栽向机场跑道,机上52人全部遇难。更令人震惊的是,罹难者中包括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在内的16名海军将领和一名陆军将军,以及太平洋舰队的其他核心领导。规模庞大的苏联太平洋舰队一时竟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导致苏联当局还以为美国要在远东地区发动大规模入侵战争,远东地区因此进入了高度战备状态……2月7日也成为苏联海军历史上最沉重的一天,要知道,就是在战火纷飞的二战中,苏联海军也只损失了4名将领。近代世界航空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大空难,事后大都会将相关资料和信息公布于众,供专家学者研究参考。但是苏联发生的这起大空难,至今仍是疑云密布。
　　
　　不祥的“二月花”
　　
　　1981年2月初,苏联海军每年一次的海军联合作战指挥演习照常在列宁格勒海军基地举行,在时任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的主持下,海军四大舰队司令以及主要军事主官云集列宁格勒,参加了这次海军司令部对各舰队司令部指挥能力的考试。按照海军的要求,太平洋舰队司令及其下属主要军事主官于1月30日乘坐太平洋舰队的图-104专机,从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启程飞往列宁格勒。经过一周考核后,他们准备返回太平洋舰队驻地。此时传来喜讯:太平洋舰队在这次考核中被戈尔什科夫评定为优秀。就在将领们欢欣鼓舞的时候,一场灾难却在向他们逼近……
　　在2月7日的返航飞机上,乘坐着太平洋舰队司令安杜尔特·斯比利德诺夫海军上将、舰队航空兵司令戈奥尔基·巴甫洛夫海军中将等总计16名将领,滨海军区的一名陆军将军也搭机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其他人员还有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军事主官和一些政府要员,其中包括滨海地区苏共党委书记拉马科金及其夫人。
　　对于即将到来的灾难,遇难将领的亲属们却好像未卜先知。遇难的丘尔科夫少将的遗孀后来回忆道:“他们即将乘机离开的时候,我和丈夫住在一起,我丈夫匆匆收拾行装准备出发,当他走出屋后他的同事惊呼:‘少将同志,你怎么不戴军帽呢?海军将士必须带军帽的!’,这时他才反应过来,又匆匆跑回家来取军帽,一下子我就感觉要有什么祸事发生。”当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太平洋舰队滨海分舰队司令瓦西里·基哈诺夫少将的遗孀也在事后回忆道:“我们家中当时有一盆仙人掌,通常在每年5月总会开花,但是那个仙人掌的一个分枝却突然在二月开花了,更让人难以琢磨的是,当花开一天后我得知丈夫要回来时,那朵花竟凋谢了。我忧心忡忡地对儿子说,如果明天我能见到你爸爸,那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是随后那一切都发生了……”而太平洋舰队下属勘察加半岛分舰队司令却因自己的家事而幸运地躲过了这场大空难,他也成为幸免遇难的最高指挥官。当时他女儿远在北方舰队驻地北莫尔斯克,他向太平舰队司令请假后于2月7日早上搭乘北方舰队的图-104专机飞往了北方,事后他还因“过于意外”地躲过了这场空难而受到调查。
　　
　　惊魂8秒钟
　　
　　
　　图-104喷气式客机,是世界上第二种喷气式客机。它是在苏联图波列夫设计局为苏联空军研制的第一种喷气式轰炸机的基础上研制开发的。图-104A在1970年到1980年间是苏联最高级的喷气式客机,苏共政治局主要成员的指定专机,同样也曾经作为勃列日涅夫的专机。图-104A作为图-104的改进型客机,可在不加油的情况下运载70名乘客或者载重9吨货物飞行3000公里。图-104及其后继改进型在使用期间总计发生了16次空难,第一次发生在1958年莫斯科到北京的航线上,当时飞机驾驶员通过无线电向地面指挥中心详细汇报了飞机故障的所有细节,而且最后坠机时飞行员还从容地向地面作最后的告别。而1981年其改进型图-104A发生的空难造成的损失,不但很快让图-104彻底退出现役,而且深刻地改变了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命运。
　　2月7日,列宁格勒下了一场雪。下午,普希金军用机场接到消息,称一场不小的暴风雪即将来临,但让人疑惑的是,竟没有人命令取消这次航班,而后来的空难用生命的代价证明了其准确性。
　　苏联时期所有物资都很匮乏,中心城市的供给要比边疆地区好得多,即将返回驻地的太平洋舰队军官们趁着演习间隙,疯狂采购边疆地区买不到的紧俏物资,有些军官甚至将在列宁格勒购买的彩色电视机(80年代初苏制彩色电视机刚刚投入生产)、捷克和波兰生产的组合式家具拼装板,全部带上了飞机。除了官员们随身带的个人行李外,为了参加这次联合指挥演习,太平洋舰队代表团还携带了绘图仪、标尺和大量作战海图等保密物资。这些东西本身并不重,但因属于保密物资,全部由厚重的大铁箱封装。此外,太平洋舰队司令还通过海军的关系在列宁格勒搞到了几吨重的优质印刷纸,也被送上了飞机。
　　空难发生后,苏联当局组成的空难调查组曾对飞机残骸附近遗落的各种物品进行了称重,结果表明,这些物品的重量超过了图-104A理论设计的最大载重极限,飞机实际上已处于超载状态。由于机上乘客都是太平洋舰队各主要部门的高级官员,因此作为同属太平洋舰队的专机飞行员,也没能对他们携带的物品进行检查和控制。飞机装载的大量货物都堆放在机舱尾部,而机舱前部则是舰队司令的专舱,这又为飞机埋下了祸根。飞机的重心偏向尾部,严重破坏了飞机的气动性能。飞机还没有起飞,危机已经潜伏在了将要运载的物品中。
　　塔台在向太平洋舰队专机发出起飞指令后,飞行员仅仅滑行了几百米的距离,甚至没有滑行到跑道边缘就匆匆起飞了。机组成员都是太平洋舰队航空兵部队的优秀飞行员,他们驾驶类似机型已经超过10年。他们的起飞动作,采用了当时刚引入苏联的国际流行的平衡法,可使飞机迅速飞离地面,但这样做却使飞机离灾难更近一步:迅速爬升使飞机的升力迅速下降,而升力和飞机重量比值也随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飞机的平衡性降到了极限。
　　刚刚升空的飞机仅仅飞行到50米高度时,就遇到了强大的侧翼气流。飞行员为克服这股气流,便习惯性地将飞机右侧气流的方向压了过去。没想到,极其不稳定的机身遇到了强大的气流,飞机顿时像断了线的风筝向地面一头栽去,飞行员和副驾驶惊慌之下都没有留下最后的一言半语。但是黑匣子中却留下了导航员最后的声音,当时,惊慌失措的导航员喊道:“去哪?!去哪?!去哪?!”当然,他并不知道飞机此时正笔直地摔向地面。当时,飞机从起飞升空到最后坠地仅仅用了8秒钟。
　　飞机着地后,几吨重的航空煤油涌进飞机客舱内,随后巨大的爆炸声击碎了一切幸存的可能。飞机残骸在烈焰中燃烧着,此时消防救援车辆正风驰电掣般地赶往出事地点……
　　
　　
　　后事插曲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弗拉迪沃斯托克,遇难者的战友和亲人们正在等候着他们凯旋,还要为他们在演习中取得优秀成绩而庆祝……
　　瓦西里海军少将的妻子后来回忆道:“当时我正在为即将归来的丈夫准备晚餐,当我准备端起沙拉盘子时,不知为何手突然不听使唤了,盘子摔得粉碎。这时门外驶来一辆轿车,我还以为丈夫回来了,兴奋地跑去开门,结果车里走下了穿着黑色海军制服的将军,我当时感觉有些不妙,立即说道瓦西里将军不在,将军和随从人员说道:‘不’,听到这些后我当时就说:‘我已经知道了……’说完我便昏倒在地,过了一会儿我耳边传来呼唤的声音:‘他们都不在了。’后来我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为什么舰队在取得好成绩后不通报他们有暴风雪的消息呢?”
　　遇难军官维克多上校的妻子后来也回忆道:“维克多在动身前往列宁格勒时已得知,回来后他将晋升海军少将。为了庆贺他的归来,我特意准备做烤鸭,但是在鸭子处理好后,不知为什么我却忘了将鸭子放到烤炉里,我预感到我丈夫将会发生什么事……第二天我打开家门,几个穿着海军黑色制服的军官走了进来,他们并没有立即告诉我维克多已遇难的消息,其中一个军官对我说道:‘您知道飞机吗?飞机刚刚起飞,但是……具体情况我们还没接到通知……随后我们再通知您……’我抓着维克多的照片说道:‘难道出什么事了?他遇难了吗?’但是军官们支支吾吾,我猜想他们也不太清楚具体情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发生意外了。军官们开始向我说了一大堆官话,但是我已没有了知觉,直到第二天我才清醒过来,这才确信我丈夫已经遇难了……”
　　在后来的追悼会上也没有人向遇难者亲属们解释飞机失事的原因,媒体也没有进行相关报道,只是苏联军队的官方报纸《红星报》在倒数第2版的一小块地方刊登了这个消息。报道称:太平洋舰队司令斯比利德诺夫海军上将、舰队政治部主任萨巴涅夫少将、舰队航空兵司令巴甫洛夫海军中将及其他军人遇难。这里寥寥几笔的“其他军人”包括了49名乘客,其中有17名海陆军将领、15名上校军官。
　　遇难者亲属们起初被告知尸体已经确认,需要亲人提供随葬物品,但没过多久又接到通知:遇难将领将被火葬。2月12日,葬礼在列宁格勒举行,前往吊唁的还有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
　　葬礼结束后,苏联军方立即任命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执掌太平洋舰队。遇难将领的亲属们向他质疑为何死亡证明上写的是“死亡”,而不是“因公殉职”?但这位新任舰队司令很遗憾地告诉他们:苏联当时的民法上并没有“因公殉职”的条款。直到16年后的1997年3月3日,军官们的家属才接到书面通知,遇难军官的亲人将得到国家的抚恤金,成人1000卢布,未成年人500卢布。而且遇难者的遗孀有权选择苏联任何一个城市定居。有26个家庭选择了遇难者墓地所在的圣彼得堡(此时已经改名),其他家庭分别选择了莫斯科、弗拉迪沃斯托克、基辅和塞瓦斯托波尔等地。很多年过去后,遇难者的墓地竖起一座纪念碑,起初只镌刻着“太平洋舰队海军军人”,如今又补刻了“1981年2月7日因公殉职”的字样。石碑上镌刻着所有遇难者的名单,但他们曾经显赫一时的官职和军衔却没有被罗列出来。
　　
　　能否盖棺定论?
　　
　　空难发生几个星期后,苏联当局才成立了特别调查小组展开调查,从恐怖袭击到技术论证,各种可能性都在排查之列。在调查过程中,图波列夫设计局、海军司令部、苏联国防部以及图-104A的试飞员陷入了激烈的争辩。但是空难必须有人来承担责任,最后这一艰巨的“重担”都被推诿到了远东航空师运输机团团长雅克列夫上校身上,虽然空难发生地与他的办公所在地相距几千公里之遥,但是那架飞机却属于他管辖的飞行团,作为官方定罪的依据已经足够了。调查组的专家调阅了出事当天塔台和飞行员的无线电通信记录及飞行资料,最终确定事故原因是飞机襟翼开启的不对称性导致机体倾斜所致。尽管官方对这起空难有了定论,但是关于飞机失事的原因仍是众说纷纭。
　　虽然苏联军队内部有着严格的飞行规章制度,例如,在飞行时任何级别的军官都必须服从飞机驾驶员的指挥,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难度很大。太平洋舰队的专机也同民用客机一样规定每名乘客只能携带20千克行李,超载必须得到舰队司令的批准。但是飞行员安东·伊尤欣中校却没有严格按照这一规定执行,原因很简单,空难发生时他离退休还差两个月了,他已经习惯了将领们趾高气扬地向他申辩,况且又有谁会愿意去阻挠并得罪舰队领导呢?
　　安东所在运输机师的另一名军官鲍里斯·杰明中校在空难发生时担任运输机师的党小组书记,他回忆说:“舰队司令的那架图-104A已经很陈旧了,而且当时师部已打算不久就将那架飞机报废。当时为这架飞机配备了师里最优秀的老飞行员。他们的飞行指挥官安东中校在党小组的会议上经常诉苦,请求党组织帮助震慑那些经常违规登机的舰队将领们。我在党小组会议上所做的这些记录,在空难发生后便被师部领导全部没收了。”
　　2008年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制作了一部以这次空难为题材的纪录片,名为《海军上将们的遇难——一次空难的秘密》,该片不但记录了遇难将领的遗孀、海军幸存将领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对诸多细节谜团的现身说法,而且通过演员的表演对当时的历史场景进行了还原。纪录片一经播出便在俄罗斯产生了强烈反响,虽然评价毁誉参半,但仍能看出此次空难对苏联乃至当今的俄罗斯产生的影响。
　　不过,印象最深刻的恐怕还是太平洋舰队了。其昔日不可动摇的地位,自那次元气大伤的空难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经过苏联后期的没落以及俄罗斯时期的不受重视,虽然太平洋舰队在远东拥有天然良港,但在海军中的竞争力急剧下降,始终无法走入俄军政领导层关注视线中。(摘自星岛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