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进入信用货币时代，什么是货币就一直是被不断争论的问题。学习经济学的人无不熟知这句话：“货币就是那些能够发挥货币作用的东西。”但从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看，这句话毫无信息量。因为政府要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弄清楚经济运行中到底有多少货币是首要条件，所以终归要对什么是货币、经济中有多少货币说个明白。
　　金融体系虽然日益丰富完善，包含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信用形式、市场组织，但占据中心的始终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系。货币与银行密不可分，货币是银行信用工具，是通过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产生的，货币调控实际上就是对银行信用的调节。翻看一下经济学和金融学的辞书、教科书，这些似乎已成定论。这里不妨再多说几句： 在现代经济中，货币指的是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存款。现金是中央银行的负债，银行存款是商业银行的负债。也可以说，企业和居民等持有的可以发挥货币作用的银行体系的债权，构成了现代经济中的货币。现在各国所统计的货币，笼统地说大都是指“现金 存款”。
　　货币供给是通过银行信用创造实现的。中央银行通过对商业银行贷款等资产运行形式创造基础货币，商业银行通过贷款等资产运用形式向企业和居民创造存款，居民和企业必要时将存款提现转化为流通中的现金。所以，经济运行中的每一分货币都是银行体系信用创造的产物。
　　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将商业银行信用创造与中央银行信用创造联系在一起。它要求，商业银行信用创造形成的存款要与其持有的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这意味着银行体系创造多少货币取决于中央银行的信用创造活动，货币供应量与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之间存在稳定的乘数关系。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基础货币数量和货币乘数来调节经济运行中货币的多少。
　　这是一个逻辑上几近完美的理论框架。熊彼特在他的名著《经济分析史》中曾说过，至少早在一八八五年，纽科姆就曾对银行信用创造的过程进行了分析。此后，二十世纪初经麦克鲁德、哈恩、菲尔普斯等不断加以丰富完善，货币供给理论基本形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学派大行其道，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货币供给理论不断精致和完善。盛松成、翟春在其《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一书中，列举的货币乘数模型至少有七种之多。然而，这正说明，对信用创造问题的研究，似乎被银行体系的高楼大厦遮掩，在广阔的非银行金融领域基本上失去了生存空间。事实是，正是那些已经有长达上百年历史的原始存款、派生存款、存款派生乘数等范畴，组成了所谓的“现代”货币供给理论，却几乎作为最成熟完善的一个理论部分，在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教材里原封不动地来回翻烧饼。这既非因為对现实生活的熟视无睹，亦非因为理论的裹足不前，而是因为人们总是在带有光环的理论面前无意地顺从，进而失去了怀疑的勇气。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经济运行中从来都不是只有银行信用货币一种形式，丰富多彩的信用活动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信用工具，当然也不乏具有高流动性、可以替代货币的信用工具，难道只有银行创造的信用工具能够发挥货币的职能？当然不是。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翻开厚重的《资本论》，在第三卷关于信用活动的分析中，马克思为我们展示了欧洲资本主义在它的幼年时期林林总总的信用形式。那是一个五颜六色的货币光谱，发挥作用的不只是贵金属铸币，还有银行券、存款、政府发行的纸币、企业发行的各种各样的票据等等。那也是一个货币竞争的时代，信用的力量和市场法则在主导着货币的命运，头一天还在市场上畅行无阻、备受追捧的一家大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第二天就可能经历一场谣言招来的挤兑而永远退出舞台。今天的经济学、金融学教材干巴巴的教条，似乎让我们忘掉了那个曾经生机满满、丰富多彩的时代。
　　这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应当说，不论从历史上还是逻辑上，商业信用都是信用活动的起点。大卫·格雷伯在其所著《债》一书中描述了许多非常有意思的信用活动，特别是古代的信用活动。银行和银行信用只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人认为，银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行业，早在古巴比伦王朝时期，就已经存在银行了。但大多数研究还是断定，现代意义的银行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当时那里的银行家除了进行外国通货买卖外，已经开始吸收存款，包括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现在使用的“破产”（bankruptcy）一词，就来源于打坏那些无力向债权人偿还欠款的银行家长凳的意大利俗语。然而，银行信用一经产生，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后，银行信用一度几乎一统天下，商业信用等其他信用形式被银行信用压缩到社会经济生活的角落，在有的国家甚至成为可有可无。这使非银行信用工具的功能和使用范围受到极大的制约。从金融史的角度看，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正是银行最辉煌的时代。难怪信用创造被认为是商业银行的基本功能和特征，也难怪货币的创造被认为是被银行所垄断的权利。顺便说一句，在传统计划经济下的中国，不仅商业信用等信用形式被取缔，银行信用也成为计划的附庸，货币仅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学界仍然在争论存款是不是货币，银行能不能派生存款。这就是历史条件制约的力量！
　　历史总是螺旋式发展的。即便在银行最辉煌的时期，非银行机构也没有放弃从夹缝里求生，并不断成长壮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金融创新蓬勃兴起，银行机构与非银行机构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各种信用形式不断融合发展。到了九十年代，金融与现代科技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结合，新的信用活动、金融业态不断形成，以至比尔·盖茨曾经放言，商业银行将在二十一世纪成为灭绝的恐龙。二00八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在危机的震颤中仿佛一夜之间惊奇地发现，金融体系远远不是银行体系所能概括的，银行体系被一个与其平行发展的庞大体系包围着。这就是影子银行体系。广义的影子银行体系包含了所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及金融活动。正是这个影子银行体系出了问题，导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影子银行问题的研究一下子成为现实而急迫的任务，这其中包括对影子银行体系中信用创造机制的研究，使信用创造这个金融学的基本问题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 　　事实上，即使在银行独步天下的时代，那些思想敏锐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放过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拉德克里夫报告》可谓首开先河。这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为了调查英国货币和信用体系的运行情况，英国财政部成立的由拉德克里夫勋爵领导的货币体系运行委员会所提交的《货币体系运行报告》，后来被称为《拉德克里夫报告》。其核心观点是：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相对于货币供给，经济中的“流动性”或者说“总的流动性”（the whole liquidity position）状况更加重要。报告开创性地提出，影响经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还包括经济体中除货币供给以外的其他流动性；提供货币供给的不只是商业银行，还应当包括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这之后，格利和肖（John G. Gur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