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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农地流转过程中,愈是具有从事非农要素禀赋的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愈大,转出的面积愈大。农地交易费用虽然对农户农地转出的可能性和流转面积有负向影响,但是它并没有构成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要素禀赋;交易费用;农地流转
中图分类号: F321.1 文献标识码:A
Farmers Resources Endowment of Farmland, Transaction Costs and Farmland Transfer
LIU Ke-chun
(Research Center of San Nong Problem,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45,China)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farmland transfer,the more factors endowment of non-agriculture, the higher of the probability and the area that they rent out farmland.Although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farmland exert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probability and the area that farmers transferred farmland, it does not constitute a main factor affected farmers′ behavior of farmland transfer.
Key words:factors endowment of farmland;transaction costs;farmland transfer
一、问题提出
大量数据观察表明,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土地使用权流转发生率一直偏低(张红宇,2002)。虽然,90年代末,农地流转有进一步加快的趋势,但并没有出现人们期望中的大规模农地流转,局部地区农地撂荒现象依旧存在。基于此,许多学者对其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得到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结论。一些结论将现行农地市场难以发育归因于农户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一些结论将影响农地流转的动因归结为“相对比较优势的存在”(史清华、贾生华,2003);还有学者将土地市场难以发育的原因归结为农地供给不足(钱忠好,2003);大量的研究将农地市场难以发育归因于不稳定的模糊的农地产权、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等因素。例如,信息不灵、交易费用高是农户有转移土地欲望而最终没有转移的主要原因(钱文荣,2003)。Dong Xiao-Yuan (1996)在研究交易费用对中国农地流转的影响时认为,交易费用抑制了农户流转农地的需求。因此,较高的交易费用构成了农地流转的一大障碍因素。
综上所述,有关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实证研究仅仅用单一测量项目而不是多测量项目对诸如农户要素禀赋等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相关潜变量(Latent variable)进行简单测量,并在结论上不加验证地将单个显变量Observable variable)的影响简单地归结为某个潜变量的影响,显然,用单个项目测量潜变量缺乏信度,难以获得较高的统计结论效度。第二,农地流转规模主要取决于农户的农地供求状况,交易费用虽然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具有负向影响趋势,但并不必然构成阻碍当前我国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现实主要障碍因素。已有的研究文献对此仍然缺乏验证。
本研究目的在于,运用江西省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对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户要素禀赋和交易费用进行量化并纳入回归模型,以研究它们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产生的影响。
二、研究假说
(一)农户要素禀赋与农户农地转出行为
根据以往的研究,农户家庭要素禀赋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田传浩、贾生华,2003;钱文荣,2003)。现假设农户甲认为自己更具有非农要素禀赋,有非农的就业技术、能力和习惯,收入结构以非农业为主体,则农户甲转出农地的面积有可能愈大。基于以上假设,笔者提出假说1:
假说1:愈是具有非农要素禀赋的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愈大,转出的面积愈大。
(二)农户要素禀赋、交易费用与农户农地转出行为
农户对农地的供需状况归根结底主要取决于农户追求收入最大化的经济动因,农户追求收入最大化的行为趋向来源于农户要素禀赋。当农户更具有从事非农的要素禀赋时,农户将趋向转出农地。据此可以推断,农户要素禀赋影响农户农地转出行为。
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发现交易对象、谈判、签订交易合同以及事后的监督等都必须花费一定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具有不利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极小,并且实行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农户从集体承包的耕地规模狭小。同时,社会缺乏非农就业机会,经营农业仍然是许多农户获取收入的主要途径。因此,农户可供转出的农地规模极其有限,转出农地的意愿总体上并不强烈。当农户缺少农地交易需求时,交易费用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因而不会构成农地市场发育的影响因素。当农户有了转出农地的交易需求时,由于农户可供转出的农地数量极少,农户一般预期地区外缺少跨地区转入农地的农户。因此,意愿转出农地的农户缺乏到地区外寻找交易对象(转入农地的农户)的需求动机,而将交易对象锁定在范围狭小的社区内。在社区内,农户之间交往密切,信息较为对称,农户进行农地流转一般采取口头协议。因此,农户转出农地耗费交易费用较小,交易费用并不必然构成阻碍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现实主要因素,农户是否进行农地流转主要取决于农户要素禀赋。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假设2。
假说2:在我国当前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是否转出农地流转决定于农户的要素禀赋,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较小。
三、研究方法
(一)解释变量定义
根据以往文献研究和实践,选择下列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如下:
1.人均承包耕地面积。根据以往研究,农户从集体承包的耕地面积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一个变量,因此,笔者将人均承包耕地面积作为解释变量,以研究该变量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产生的影响。人均承包耕地面积等于农户从集体承包的耕地面积除以农户家庭人口数。农户家庭人口指农户家庭中的农业人口。
2.农业劳动力比重。根据实践经验,农户家庭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数愈多,愈倾向转入农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愈少,转出农地的可能性愈大。农户家庭劳动力职业结构可能影响其农地转出行为。用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作为解释变量以研究劳动力职业结构对农地转出行为产生的影响。该变量等于农户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重(%)。劳动力指的是年龄在16-60周岁(包括16岁以下以及年龄超过60岁实际还在从事劳动的人员,但不包括在校学生、现役军人等)的人数。
3.农业收入比重。即农户的农业收入占家庭全部收入的比重(%),用2004年农户的农业收入比重作为2005年农业收入比重的预期。
4.农地交易费用。众多学者研究认为,交易费用抑制了农户农地流转需求,阻碍了农地流转。就经典理论分析,交易费用对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具有负向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交易费用是否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构成现实阻碍农地流转的一大障碍因素,尚有待进一步实证。由于交易费用的直接计量是经济学的一大难题,因此,将交易费用视为潜变量,用以下2个项目进行测量:
项目1. “在土地流转时,需要花费1、2、 3 、4、5时间才能流转成功”。用李克特5点尺寸测度,1表示“很少时间”、2表示“较少时间”、3表示“一般”、4表示“较多时间”、5表示“很多时间”(刘克春,2006)。
项目2. “在进行土地流转时,我感觉1、2、 3、 4、5 ”。用李克特5点尺寸测度,1表示“很容易”、2表示“比较容易”、3表示“一般”、4表示“比较麻烦”、5表示“很麻烦”(刘克春,2006)。
另外,还将农户家庭人口、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和户主职业等变量引入模型,以分析这些变量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产生的影响。其中,农户家庭人口指农户家庭中的农业人口;户主文化程度变量定义为:小学以下=1,小学=2,初中=3,高中及以上=4;户主职业变量定义为:以农业为主=1,以非农为主=0。
(二)分析方法与工具
笔者使用SPSS11.5统计软件作为分析数据的工具。主要的分析方法有信度分析和回归分析法;运用的模型包括Logit模型和一般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本项研究采用Logit模型对被调查农户农地转出行为进行分析,以了解农户的要素禀赋和农地交易费用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这里的农地指的是耕地。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转出农地”。Logit模型是逻辑概率分布函数(cumulative logistic probability function), 模型的一般形式可以表示为:
3.信度分析
本研究使用内部一致性法对问卷中有关农户要素禀赋和农地交易费用内容进行信度分析,衡量内部一致性是以Cronbach’α的值作为评估标准。
四、调查方法和数据
笔者数据来源于2005年暑假期间笔者和大学生对江西省九江县、贵溪县、南昌县、浮梁县、铅山县、南城县、兴国县、万载县和安义县等9个县13个乡(镇)261个农户所做的调查。调查地区包括平原、丘陵和山区;粮食产区和棉花等经济作物产区。被调查的农户包括自给自足的小农户、半自给半商品经营农户和完全商品经营的大农户,这些农户可分为纯农业农户、以农为主兼业农户、以非农为主兼业农户和非农农户四类。调查采用了随机抽样、整群抽样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的多种调查方法。通过农户访谈,发出调查问卷261份,回收有效问卷212份,有效问卷所占比例约80%。
五、资料与检验结果分析
(一) 样本特征
在2005年被调查的212个农户中,转出农地的有71户。所有的样本(N=212)农户户主年龄介于31-50岁之间的占65.1%,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户主占绝大多数(62.3%),户主文化程度主要是初中及初中以下,超过70%的户主身体健康。从事农业劳动力在2人以下的农户占83.5%。农户进行农地流转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较少,即所花费的交易费用较少,平均为1.64。经计算,农户的农地转出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为1.86,其中,转出行为耗费时间平均是1.7745,标准差为1.03835;转出耗费精力平均是1.9317,标准差是1.2725。样本特征具体如下:
1.户主年龄在30岁以下的占2.8%,31-59岁的占85.4%,60岁以上的占11.8%。
2.户主职业以农业为主的占全部样本农户62.3%;户主文化程度在初中及初中以下的农户占全部样本农户的85.8%;身体健康的户主占77.8%。
3.农户家庭人口在3人以下的农户占16%;农业劳动力人数在2人以下(含2人)的农户占83.5%;从集体承包耕地面积在5亩以下的农户占42.5%,5-10亩的占42.5%,10亩以上的农户仅占15%。以上表明农地小规模经营仍然是当前我国农村家庭经营的基本特征。
4.在全部转出农地的农户中,转租出农地5亩以下的农户占69%,转出农地5-10亩的农户占31%,未曾发现转出10亩农地以上的农户。
(二)问卷信度分析
信度是指测量资料的可靠程度,即测量结果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主要是针对那些需要从多个方面反映事物的某种综合特征的变量而进行的分析。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法作为检测问卷信度的工具,以Cronbach’α的值来测定问卷项目。Guielford(1965)认为Cronbach’α的值若大于0.7则表示为较高信度,低于0.35具有较低信度。
本研究选择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比重和农业收入比重(2004年)3个显变量测量农户要素禀赋,上述三个变量体现了农户拥有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要素,因此,将它们命名为农户要素禀赋。经信度分析,以上三个变量的Cronbach’α系数为0.39,虽然小于0.7,但大于0.35,因此具有一定的信度。为此,本研究将这三个变量用于综合反映农户要素禀赋。
农地交易费用用以上项目1和项目2综合反映,经分析,农户转出农地交易费用信度Cronbach’α系数为0.91,大于0.70,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经专家认定项目1和项目2具有一定的内容效度,可以用来测度农地交易费用。
(三)因子分析
根据以上信度分析,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比重和农业收入比重3个变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要素禀赋,将对该3个变量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并将其归结为一个因子即“农地要素禀赋”。农地交易费用可以用项目1和项目2综合反映,对该2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并将其归结为一个因子“农地交易费用”。在进行因子分析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农户要素禀赋因子分析的KMO测度值为0.561,大于0.5;Bartlett球体检验χ2 统计值为139.66,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0.001,两者说明数据具有相关性,适宜做因子分析。
农户农地交易费用因子分析的KMO测度值为0.5;Bartlett球体检验χ2 统计值为61.68,显著性概率均为0.000,小于0.001,两者说明数据具有相关性,适宜做因子分析。
(四)检验结果与分析
运用SPSS11.5统计分析软件对农户转出农地行为进行Logistic回归,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解释农户转出农地面积的大小。表1和模型(3)分别是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结果。
表1和模型(3)的检验结果显示:解释变量农户要素禀赋在回归模型中对农户转出农地行为和转出农地面积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愈是不具有经营农地要素禀赋的农户(即人均承包耕地面积愈小、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愈小和农业收入比重愈小),转出农地的可能性愈大,转出面积愈大,这与本研究的假说是一致的。另外,户主职业对农户转出农地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该变量对农户转出农地面积有显著性负向影响。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愈是具有非农要素禀赋的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愈大,转出的面积愈大。假说1得到验证。
农地交易费用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既符合交易费用理论的逻辑,又用中国的农户经验再次验证了中外许多学者关于交易费用对农地流转具有反向作用的结论,同时也与笔者初始的假说相一致。这一结论与实际经验相吻合。如上所述,在农地流转过程中,那些无力耕种的意愿转出农地的农户,为了避免耕地撂荒,往往不得不主动花费时间和精力寻找交易对象、转出农地,这样导致了一些意愿转出农地的农户因为未能及时流转出耕地或者为了避免麻烦而不得不选择耕地撂荒。被调查的一些地方至今仍然存在的农地撂荒现象从经验上佐证了农地供求态势和交易费用的负向影响关系。从上面的检验结果来看,交易费用愈高,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愈小,转出的面积也愈少,交易费用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具有反向作用,它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户农地转出行为。
另外,从模型(3)中的多元回归标准化系数看,农户要素禀赋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要大于交易费用的影响,因此,农户是否从事农地流转以及流转多大面积主要取决于农户要素禀赋,交易费用虽然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但并非构成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最主要障碍。根据对交易费用的间接测量结果,农户转出农地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平均仅为1.86,表明农户认为转出农地花费的交易费用较小。假说2得到验证。
六、结论和和政策含义
本研究结论可以概括如下: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要素禀赋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性影响。愈是具有从事非农业要素禀赋的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愈大,转出的面积愈大。农地交易费用对农户转出农地具有较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感觉交易费用愈高,转出农地的可能性愈小,转出的面积愈小。交易费用虽然对农户转出农地具有负向影响,但农户要素禀赋是影响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最主要因素,交易费用影响较小。
以上结论蕴涵了以下政策含义:提高农地利用效率,推动农地流转,关键是培育农户独特的要素禀赋。在这些要素禀赋中,农户家庭从集体承包的土地规模是难以改变的要素,因此,推动农地流转,最重要的是改变农户的劳动力和资本等其他要素,发展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发展农村人力资本。一是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为农户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改变农户的劳动力就业结构,改变经营农地的劳动力与农地要素比例结构,以创造更多的农地有效供给与需求。二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村人力资本,为农民从事各种职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技术与智力支持,为推动农地流转积极创造外部条件。三是发展农村金融市场。金融服务被认为是创造有效农地市场的一个关键条件(Dale& Baldwin,2000)。四是政府应积极为农户农地流转提供信息,减少农地交易费用,使农地及时流转到需要扩大农地经营规模的农户手中,提高农地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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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史清华,贾生华.农户家庭农地流转及形成根源——以东部沿海苏、鲁、浙三省为例[J].中国经济问题,2003(5).
[13]王重鸣.心理学研究方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14]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2).
[15]张红宇.家庭承包责任制后的农地制度创新[J].经济研究,1995(1).
(责任编辑:习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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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要素禀赋;交易费用;农地流转
中图分类号: F321.1 文献标识码:A
Farmers Resources Endowment of Farmland, Transaction Costs and Farmland Transfer
LIU Ke-chun
(Research Center of San Nong Problem,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45,China)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farmland transfer,the more factors endowment of non-agriculture, the higher of the probability and the area that they rent out farmland.Although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farmland exert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probability and the area that farmers transferred farmland, it does not constitute a main factor affected farmers′ behavior of farmland transfer.
Key words:factors endowment of farmland;transaction costs;farmland transfer
一、问题提出
大量数据观察表明,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土地使用权流转发生率一直偏低(张红宇,2002)。虽然,90年代末,农地流转有进一步加快的趋势,但并没有出现人们期望中的大规模农地流转,局部地区农地撂荒现象依旧存在。基于此,许多学者对其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得到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结论。一些结论将现行农地市场难以发育归因于农户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一些结论将影响农地流转的动因归结为“相对比较优势的存在”(史清华、贾生华,2003);还有学者将土地市场难以发育的原因归结为农地供给不足(钱忠好,2003);大量的研究将农地市场难以发育归因于不稳定的模糊的农地产权、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等因素。例如,信息不灵、交易费用高是农户有转移土地欲望而最终没有转移的主要原因(钱文荣,2003)。Dong Xiao-Yuan (1996)在研究交易费用对中国农地流转的影响时认为,交易费用抑制了农户流转农地的需求。因此,较高的交易费用构成了农地流转的一大障碍因素。
综上所述,有关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实证研究仅仅用单一测量项目而不是多测量项目对诸如农户要素禀赋等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相关潜变量(Latent variable)进行简单测量,并在结论上不加验证地将单个显变量Observable variable)的影响简单地归结为某个潜变量的影响,显然,用单个项目测量潜变量缺乏信度,难以获得较高的统计结论效度。第二,农地流转规模主要取决于农户的农地供求状况,交易费用虽然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具有负向影响趋势,但并不必然构成阻碍当前我国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现实主要障碍因素。已有的研究文献对此仍然缺乏验证。
本研究目的在于,运用江西省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对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户要素禀赋和交易费用进行量化并纳入回归模型,以研究它们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产生的影响。
二、研究假说
(一)农户要素禀赋与农户农地转出行为
根据以往的研究,农户家庭要素禀赋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田传浩、贾生华,2003;钱文荣,2003)。现假设农户甲认为自己更具有非农要素禀赋,有非农的就业技术、能力和习惯,收入结构以非农业为主体,则农户甲转出农地的面积有可能愈大。基于以上假设,笔者提出假说1:
假说1:愈是具有非农要素禀赋的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愈大,转出的面积愈大。
(二)农户要素禀赋、交易费用与农户农地转出行为
农户对农地的供需状况归根结底主要取决于农户追求收入最大化的经济动因,农户追求收入最大化的行为趋向来源于农户要素禀赋。当农户更具有从事非农的要素禀赋时,农户将趋向转出农地。据此可以推断,农户要素禀赋影响农户农地转出行为。
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发现交易对象、谈判、签订交易合同以及事后的监督等都必须花费一定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具有不利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极小,并且实行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农户从集体承包的耕地规模狭小。同时,社会缺乏非农就业机会,经营农业仍然是许多农户获取收入的主要途径。因此,农户可供转出的农地规模极其有限,转出农地的意愿总体上并不强烈。当农户缺少农地交易需求时,交易费用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因而不会构成农地市场发育的影响因素。当农户有了转出农地的交易需求时,由于农户可供转出的农地数量极少,农户一般预期地区外缺少跨地区转入农地的农户。因此,意愿转出农地的农户缺乏到地区外寻找交易对象(转入农地的农户)的需求动机,而将交易对象锁定在范围狭小的社区内。在社区内,农户之间交往密切,信息较为对称,农户进行农地流转一般采取口头协议。因此,农户转出农地耗费交易费用较小,交易费用并不必然构成阻碍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现实主要因素,农户是否进行农地流转主要取决于农户要素禀赋。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假设2。
假说2:在我国当前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是否转出农地流转决定于农户的要素禀赋,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较小。
三、研究方法
(一)解释变量定义
根据以往文献研究和实践,选择下列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如下:
1.人均承包耕地面积。根据以往研究,农户从集体承包的耕地面积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一个变量,因此,笔者将人均承包耕地面积作为解释变量,以研究该变量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产生的影响。人均承包耕地面积等于农户从集体承包的耕地面积除以农户家庭人口数。农户家庭人口指农户家庭中的农业人口。
2.农业劳动力比重。根据实践经验,农户家庭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数愈多,愈倾向转入农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愈少,转出农地的可能性愈大。农户家庭劳动力职业结构可能影响其农地转出行为。用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作为解释变量以研究劳动力职业结构对农地转出行为产生的影响。该变量等于农户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重(%)。劳动力指的是年龄在16-60周岁(包括16岁以下以及年龄超过60岁实际还在从事劳动的人员,但不包括在校学生、现役军人等)的人数。
3.农业收入比重。即农户的农业收入占家庭全部收入的比重(%),用2004年农户的农业收入比重作为2005年农业收入比重的预期。
4.农地交易费用。众多学者研究认为,交易费用抑制了农户农地流转需求,阻碍了农地流转。就经典理论分析,交易费用对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具有负向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交易费用是否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构成现实阻碍农地流转的一大障碍因素,尚有待进一步实证。由于交易费用的直接计量是经济学的一大难题,因此,将交易费用视为潜变量,用以下2个项目进行测量:
项目1. “在土地流转时,需要花费1、2、 3 、4、5时间才能流转成功”。用李克特5点尺寸测度,1表示“很少时间”、2表示“较少时间”、3表示“一般”、4表示“较多时间”、5表示“很多时间”(刘克春,2006)。
项目2. “在进行土地流转时,我感觉1、2、 3、 4、5 ”。用李克特5点尺寸测度,1表示“很容易”、2表示“比较容易”、3表示“一般”、4表示“比较麻烦”、5表示“很麻烦”(刘克春,2006)。
另外,还将农户家庭人口、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和户主职业等变量引入模型,以分析这些变量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产生的影响。其中,农户家庭人口指农户家庭中的农业人口;户主文化程度变量定义为:小学以下=1,小学=2,初中=3,高中及以上=4;户主职业变量定义为:以农业为主=1,以非农为主=0。
(二)分析方法与工具
笔者使用SPSS11.5统计软件作为分析数据的工具。主要的分析方法有信度分析和回归分析法;运用的模型包括Logit模型和一般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本项研究采用Logit模型对被调查农户农地转出行为进行分析,以了解农户的要素禀赋和农地交易费用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这里的农地指的是耕地。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转出农地”。Logit模型是逻辑概率分布函数(cumulative logistic probability function), 模型的一般形式可以表示为:
3.信度分析
本研究使用内部一致性法对问卷中有关农户要素禀赋和农地交易费用内容进行信度分析,衡量内部一致性是以Cronbach’α的值作为评估标准。
四、调查方法和数据
笔者数据来源于2005年暑假期间笔者和大学生对江西省九江县、贵溪县、南昌县、浮梁县、铅山县、南城县、兴国县、万载县和安义县等9个县13个乡(镇)261个农户所做的调查。调查地区包括平原、丘陵和山区;粮食产区和棉花等经济作物产区。被调查的农户包括自给自足的小农户、半自给半商品经营农户和完全商品经营的大农户,这些农户可分为纯农业农户、以农为主兼业农户、以非农为主兼业农户和非农农户四类。调查采用了随机抽样、整群抽样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的多种调查方法。通过农户访谈,发出调查问卷261份,回收有效问卷212份,有效问卷所占比例约80%。
五、资料与检验结果分析
(一) 样本特征
在2005年被调查的212个农户中,转出农地的有71户。所有的样本(N=212)农户户主年龄介于31-50岁之间的占65.1%,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户主占绝大多数(62.3%),户主文化程度主要是初中及初中以下,超过70%的户主身体健康。从事农业劳动力在2人以下的农户占83.5%。农户进行农地流转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较少,即所花费的交易费用较少,平均为1.64。经计算,农户的农地转出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为1.86,其中,转出行为耗费时间平均是1.7745,标准差为1.03835;转出耗费精力平均是1.9317,标准差是1.2725。样本特征具体如下:
1.户主年龄在30岁以下的占2.8%,31-59岁的占85.4%,60岁以上的占11.8%。
2.户主职业以农业为主的占全部样本农户62.3%;户主文化程度在初中及初中以下的农户占全部样本农户的85.8%;身体健康的户主占77.8%。
3.农户家庭人口在3人以下的农户占16%;农业劳动力人数在2人以下(含2人)的农户占83.5%;从集体承包耕地面积在5亩以下的农户占42.5%,5-10亩的占42.5%,10亩以上的农户仅占15%。以上表明农地小规模经营仍然是当前我国农村家庭经营的基本特征。
4.在全部转出农地的农户中,转租出农地5亩以下的农户占69%,转出农地5-10亩的农户占31%,未曾发现转出10亩农地以上的农户。
(二)问卷信度分析
信度是指测量资料的可靠程度,即测量结果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主要是针对那些需要从多个方面反映事物的某种综合特征的变量而进行的分析。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法作为检测问卷信度的工具,以Cronbach’α的值来测定问卷项目。Guielford(1965)认为Cronbach’α的值若大于0.7则表示为较高信度,低于0.35具有较低信度。
本研究选择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比重和农业收入比重(2004年)3个显变量测量农户要素禀赋,上述三个变量体现了农户拥有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要素,因此,将它们命名为农户要素禀赋。经信度分析,以上三个变量的Cronbach’α系数为0.39,虽然小于0.7,但大于0.35,因此具有一定的信度。为此,本研究将这三个变量用于综合反映农户要素禀赋。
农地交易费用用以上项目1和项目2综合反映,经分析,农户转出农地交易费用信度Cronbach’α系数为0.91,大于0.70,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经专家认定项目1和项目2具有一定的内容效度,可以用来测度农地交易费用。
(三)因子分析
根据以上信度分析,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比重和农业收入比重3个变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要素禀赋,将对该3个变量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并将其归结为一个因子即“农地要素禀赋”。农地交易费用可以用项目1和项目2综合反映,对该2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并将其归结为一个因子“农地交易费用”。在进行因子分析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农户要素禀赋因子分析的KMO测度值为0.561,大于0.5;Bartlett球体检验χ2 统计值为139.66,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0.001,两者说明数据具有相关性,适宜做因子分析。
农户农地交易费用因子分析的KMO测度值为0.5;Bartlett球体检验χ2 统计值为61.68,显著性概率均为0.000,小于0.001,两者说明数据具有相关性,适宜做因子分析。
(四)检验结果与分析
运用SPSS11.5统计分析软件对农户转出农地行为进行Logistic回归,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解释农户转出农地面积的大小。表1和模型(3)分别是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结果。
表1和模型(3)的检验结果显示:解释变量农户要素禀赋在回归模型中对农户转出农地行为和转出农地面积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愈是不具有经营农地要素禀赋的农户(即人均承包耕地面积愈小、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愈小和农业收入比重愈小),转出农地的可能性愈大,转出面积愈大,这与本研究的假说是一致的。另外,户主职业对农户转出农地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该变量对农户转出农地面积有显著性负向影响。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愈是具有非农要素禀赋的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愈大,转出的面积愈大。假说1得到验证。
农地交易费用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既符合交易费用理论的逻辑,又用中国的农户经验再次验证了中外许多学者关于交易费用对农地流转具有反向作用的结论,同时也与笔者初始的假说相一致。这一结论与实际经验相吻合。如上所述,在农地流转过程中,那些无力耕种的意愿转出农地的农户,为了避免耕地撂荒,往往不得不主动花费时间和精力寻找交易对象、转出农地,这样导致了一些意愿转出农地的农户因为未能及时流转出耕地或者为了避免麻烦而不得不选择耕地撂荒。被调查的一些地方至今仍然存在的农地撂荒现象从经验上佐证了农地供求态势和交易费用的负向影响关系。从上面的检验结果来看,交易费用愈高,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愈小,转出的面积也愈少,交易费用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具有反向作用,它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户农地转出行为。
另外,从模型(3)中的多元回归标准化系数看,农户要素禀赋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要大于交易费用的影响,因此,农户是否从事农地流转以及流转多大面积主要取决于农户要素禀赋,交易费用虽然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但并非构成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最主要障碍。根据对交易费用的间接测量结果,农户转出农地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平均仅为1.86,表明农户认为转出农地花费的交易费用较小。假说2得到验证。
六、结论和和政策含义
本研究结论可以概括如下: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要素禀赋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性影响。愈是具有从事非农业要素禀赋的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愈大,转出的面积愈大。农地交易费用对农户转出农地具有较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感觉交易费用愈高,转出农地的可能性愈小,转出的面积愈小。交易费用虽然对农户转出农地具有负向影响,但农户要素禀赋是影响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最主要因素,交易费用影响较小。
以上结论蕴涵了以下政策含义:提高农地利用效率,推动农地流转,关键是培育农户独特的要素禀赋。在这些要素禀赋中,农户家庭从集体承包的土地规模是难以改变的要素,因此,推动农地流转,最重要的是改变农户的劳动力和资本等其他要素,发展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市场,发展农村人力资本。一是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为农户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改变农户的劳动力就业结构,改变经营农地的劳动力与农地要素比例结构,以创造更多的农地有效供给与需求。二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村人力资本,为农民从事各种职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技术与智力支持,为推动农地流转积极创造外部条件。三是发展农村金融市场。金融服务被认为是创造有效农地市场的一个关键条件(Dale& Baldwin,2000)。四是政府应积极为农户农地流转提供信息,减少农地交易费用,使农地及时流转到需要扩大农地经营规模的农户手中,提高农地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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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习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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