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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雀东南飞》的接受从一开始写作就发生了，但因《孔雀东南飞》与这一历史时期诗歌审美主导倾向上的不一致，所以其流布范围并不是很广，《孔雀东南飞》是用乐府诗的语言形式进行创作的，之所以会用乐府语言形式，这与作者对乐府语言的接受有关，也自然与时人对乐府语言的普遍接受有关。
关键词：汉末 南北朝 孔雀东南飞 诗歌审美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孔雀东南飞》作于汉末建安时期，从写作之日起，就开始了对该诗的接受。《孔雀东南飞》在魏晋南北朝开始流传，但因《孔雀东南飞》与这一历史时期诗歌审美主导倾向上的不一致，所以其流布范围并不是很广，与之相应，魏晋六朝接受《孔雀东南飞》的人并不是很多。
（一）《孔雀东南飞》的写定时间和写作之接受
1.《孔雀东南飞》的写定时间
直到上世纪20年代，《孔雀东南飞》的写定时间才成为一个问题，在这之前，大都根据该诗的序，认为它写定于汉末建安时期。1924年，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说，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作于六朝。一石激起千层浪，从此，《孔雀东南飞》的写定时间开始出现争议，并且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胡适、古直、黄节、陆侃如、郑振铎、萧涤非、张为骐、刘大杰、唐弢等学术泰斗均有参加。争议中的观点，除了建安说、六朝说，还有建安后流传成文说、晋代说、东晋说，堪谓众说纷纭。后起诸说法，一般是据语言的时代特点进行判断立论的，但因语言时代性特点的不明确，也决定了诸说法的不可靠。故长达三十年的争议，并没有解决问题，《孔雀东南飞》的写定时间反而模糊起来。因愈争愈乱，梁启超发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一文，想站出来结束这没有结果的争议，他说：“但仔细研究，六朝人不会有此朴拙笔墨。原序说焦仲卿是建安时人，若此诗作于建安末年，便与魏黄初仅相衔接。那时侯如蔡琰的《悲愤诗》，曹植的《赠白马王彪诗》，都是篇幅很长。然则《孔雀东南飞》也有那个时代成立的可能性，我们还是不翻旧案的好。”这一次论争并没有因梁公的话而结束，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了。
《孔雀东南飞》的写定时间没有定论，我们只能在纷纭不一的说法中，找出最可信的一种。应该说，《孔雀东南飞》的序记载的写定时间是可靠的，除非有证据推翻它。至今还没有证据推翻是序所记载的写定时间，也就是说其依然是最可信的说法。《孔雀东南飞》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隘于庭樹，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汉末建安完全具备了写作《孔雀东南飞》的条件：第一，汉末建安是一个“五言腾涌”的时代，五言诗正是在这一时期成熟并繁荣昌盛的。第二，汉末建安是一个叙事诗成熟的时代，《陌上桑》和蔡琰的《悲愤诗》都是很成熟的五言叙事诗。第三，汉末建安乐府和拟乐府的写作成风，一些著名作家，如张衡、繁钦、辛延年、宋子候等都有乐府作品。所以，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明确指出：“……此本绝作。如谓建安时代不能产生，则以推而下以至于六朝、隋、唐、明、清，亦无能产生也。”
2.《孔雀东南飞》的写作之接受
汉乐府虽经官府人员的加工润色，但其因事而感、因感而作的原创精神并没有因润色而消失，所以班固给予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总结性评价。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作，是每一首汉乐府诗的初始接受，这一点可以称作写作之接受。《孔雀东南飞》虽然在其是乐府诗还是古诗上存在分歧，但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作精神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孔雀东南飞》的接受从一开始写作就发生了。
《孔雀东南飞》在写作中，首先接受的是其题材。先秦两汉时期，家庭婚姻不幸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为民众所关注，所感兴趣。《诗经》中的《氓》和《谷风》、汉乐府《上山采蘼芜》、班婕妤的《怨歌行》等所咏叹都是不幸的婚姻，《孔雀东南飞》所写的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是对以上诗篇题材的承续。刘兰芝是在与丈夫焦仲卿共享幸福的婚姻爱情生活中，被婆婆休弃的，所以她与以上弃妇诗中的女子在境遇上又有所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她没有逆来顺受，没有屈从于外来的摆布，而是与焦仲卿一起以死亡捍卫了他们的爱情和追求，这一不幸的婚姻悲剧更震撼了时人，或怜惜，或悲痛，或反省，或抨击，或磋叹，磋叹之不足，而以诗篇歌咏之。
其次，接受的是刘、焦悲剧所引发的感情。《孔雀东南飞》序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孔雀东南飞》是作者因感动而带着情感进行的写作，自然是作者先认可了自己在作品中所流露的情感。但作品不是写给自己一个人看的，诗中言，“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作者是抱着让人们能接受的心态写作的，因此，他的情感也有所取舍，使自己的一人之情能为他人所接受。所以，尽管《孔雀东南飞》的题材情感是哀伤以至于死的，但叙事情感却是，哀而不伤，怨而不怒。
再次，接受的是流行的乐府语言。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是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生成的，其既是对当时语言的凭借和依赖，也是对当时接受语境的迎合。《孔雀东南飞》在语言形式上，也有这个特点。《艳歌何尝行》中有诗句：“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五里一返顾，六里一徘徊。”《古艳歌》中有诗句：“孔雀东飞，苦寒无衣。为君作妻，中心恻悲。夜夜织作，不得下机。三日载匹，尚言吾迟。”《孔雀东南飞》中有诗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停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不难从比较中看出，《孔雀东南飞》的语言与乐府诗的语言形式上是一体的，也就是说，《孔雀东南飞》是用乐府诗的语言形式进行创作的，之所以会用乐府语言形式，这与作者对乐府语言的接受有关，也自然与时人对乐府语言的普遍接受有关。
作者简介：华丽娜（1978— ），女，青岛大学教师，古代文学硕士。
关键词：汉末 南北朝 孔雀东南飞 诗歌审美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孔雀东南飞》作于汉末建安时期，从写作之日起，就开始了对该诗的接受。《孔雀东南飞》在魏晋南北朝开始流传，但因《孔雀东南飞》与这一历史时期诗歌审美主导倾向上的不一致，所以其流布范围并不是很广，与之相应，魏晋六朝接受《孔雀东南飞》的人并不是很多。
（一）《孔雀东南飞》的写定时间和写作之接受
1.《孔雀东南飞》的写定时间
直到上世纪20年代，《孔雀东南飞》的写定时间才成为一个问题，在这之前，大都根据该诗的序，认为它写定于汉末建安时期。1924年，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说，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作于六朝。一石激起千层浪，从此，《孔雀东南飞》的写定时间开始出现争议，并且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胡适、古直、黄节、陆侃如、郑振铎、萧涤非、张为骐、刘大杰、唐弢等学术泰斗均有参加。争议中的观点，除了建安说、六朝说，还有建安后流传成文说、晋代说、东晋说，堪谓众说纷纭。后起诸说法，一般是据语言的时代特点进行判断立论的，但因语言时代性特点的不明确，也决定了诸说法的不可靠。故长达三十年的争议，并没有解决问题，《孔雀东南飞》的写定时间反而模糊起来。因愈争愈乱，梁启超发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一文，想站出来结束这没有结果的争议，他说：“但仔细研究，六朝人不会有此朴拙笔墨。原序说焦仲卿是建安时人，若此诗作于建安末年，便与魏黄初仅相衔接。那时侯如蔡琰的《悲愤诗》，曹植的《赠白马王彪诗》，都是篇幅很长。然则《孔雀东南飞》也有那个时代成立的可能性，我们还是不翻旧案的好。”这一次论争并没有因梁公的话而结束，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了。
《孔雀东南飞》的写定时间没有定论，我们只能在纷纭不一的说法中，找出最可信的一种。应该说，《孔雀东南飞》的序记载的写定时间是可靠的，除非有证据推翻它。至今还没有证据推翻是序所记载的写定时间，也就是说其依然是最可信的说法。《孔雀东南飞》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隘于庭樹，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汉末建安完全具备了写作《孔雀东南飞》的条件：第一，汉末建安是一个“五言腾涌”的时代，五言诗正是在这一时期成熟并繁荣昌盛的。第二，汉末建安是一个叙事诗成熟的时代，《陌上桑》和蔡琰的《悲愤诗》都是很成熟的五言叙事诗。第三，汉末建安乐府和拟乐府的写作成风，一些著名作家，如张衡、繁钦、辛延年、宋子候等都有乐府作品。所以，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明确指出：“……此本绝作。如谓建安时代不能产生，则以推而下以至于六朝、隋、唐、明、清，亦无能产生也。”
2.《孔雀东南飞》的写作之接受
汉乐府虽经官府人员的加工润色，但其因事而感、因感而作的原创精神并没有因润色而消失，所以班固给予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总结性评价。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作，是每一首汉乐府诗的初始接受，这一点可以称作写作之接受。《孔雀东南飞》虽然在其是乐府诗还是古诗上存在分歧，但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作精神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孔雀东南飞》的接受从一开始写作就发生了。
《孔雀东南飞》在写作中，首先接受的是其题材。先秦两汉时期，家庭婚姻不幸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为民众所关注，所感兴趣。《诗经》中的《氓》和《谷风》、汉乐府《上山采蘼芜》、班婕妤的《怨歌行》等所咏叹都是不幸的婚姻，《孔雀东南飞》所写的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是对以上诗篇题材的承续。刘兰芝是在与丈夫焦仲卿共享幸福的婚姻爱情生活中，被婆婆休弃的，所以她与以上弃妇诗中的女子在境遇上又有所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她没有逆来顺受，没有屈从于外来的摆布，而是与焦仲卿一起以死亡捍卫了他们的爱情和追求，这一不幸的婚姻悲剧更震撼了时人，或怜惜，或悲痛，或反省，或抨击，或磋叹，磋叹之不足，而以诗篇歌咏之。
其次，接受的是刘、焦悲剧所引发的感情。《孔雀东南飞》序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孔雀东南飞》是作者因感动而带着情感进行的写作，自然是作者先认可了自己在作品中所流露的情感。但作品不是写给自己一个人看的，诗中言，“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作者是抱着让人们能接受的心态写作的，因此，他的情感也有所取舍，使自己的一人之情能为他人所接受。所以，尽管《孔雀东南飞》的题材情感是哀伤以至于死的，但叙事情感却是，哀而不伤，怨而不怒。
再次，接受的是流行的乐府语言。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是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生成的，其既是对当时语言的凭借和依赖，也是对当时接受语境的迎合。《孔雀东南飞》在语言形式上，也有这个特点。《艳歌何尝行》中有诗句：“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五里一返顾，六里一徘徊。”《古艳歌》中有诗句：“孔雀东飞，苦寒无衣。为君作妻，中心恻悲。夜夜织作，不得下机。三日载匹，尚言吾迟。”《孔雀东南飞》中有诗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停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不难从比较中看出，《孔雀东南飞》的语言与乐府诗的语言形式上是一体的，也就是说，《孔雀东南飞》是用乐府诗的语言形式进行创作的，之所以会用乐府语言形式，这与作者对乐府语言的接受有关，也自然与时人对乐府语言的普遍接受有关。
作者简介：华丽娜（1978— ），女，青岛大学教师，古代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