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接触的鲁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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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道涵任上海市市长后,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开始设港澳室。国务院港澳办鲁平每次来上海总要到社科院召集港澳室同志开会,开会的内容一般先是港澳室同志汇报前阶段工作,然后鲁平布置今后的任务。比如翻译有关香港经济的书籍,翻译的质量是得到鲁平认可的。对于前期已经翻好的书籍的稿费,都由港澳办在香港支付。当时所翻的书籍有时由一个人完成,有时也有几个人一起合作完成。当时港澳室出版的《港澳经济专辑》是不定期刊(每月约3-4期),每期都寄给港澳办參考,其中有些部分得到港澳办和鲁平的认可,并加以采用。
  记得有一次,鲁平打电话给我,要我推荐一位既懂英语又熟悉法律的人去澳门工作,于是我就将这事转托社科院世经所的王惠珍同志,很快王惠珍就在社科院法学所物色了一位符合要求的同志,我立即把这位同志的姓名告诉鲁平。鲁平通过港澳办请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调该同志,但过了一年多还没调成。鲁平后来才知道该同志的组织关系不在市政府,而是在社科院法学所。过后港澳办到法学所来商调,该同志很快就走马上任了。
  鲁平先生经常到上海来,每次来我几乎总要和他见面。地点有时在社科院,有时在我家里。鲁平是宋庆龄基金会上海分会的负责人,他把我也吸收为上海分会的会员。该会每年至少开一次会,所以我和他每年至少多见一次面。后来我想这可能是他吸收我为会员的目的。
  2009年,我最后一次去北京,原想顺便去看看他,但因逗留时间短,而且要去国家图书馆等事情耽搁了,所以没有去成。不想这竟成为我一生中的一件憾事,因为直至2015年他因病去世,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2017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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