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学术模式的形成往往是在该民族悠远年代的学术生活中就奠定了基础的——早期西方民族在流动性、变动性极大的“交流”中突破了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和人与物之间对自然条件依赖的关系,从此确定了突变式发展的开放式文化和学术模式。中国学人在缺少变化的农耕生活中却培养了对血缘关系的深厚情感和依赖于自然的习性,由此确立了蜕变式演进的封闭文化模式,学术也不例外——走上了一条与西方民族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不仅政治是如此,学术上也如此,所谓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便是其长而浓的投影……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已渐渐地从我们期待的视线中消隐了,一百年的学术喧嚣与风云扰攘顷刻化归宁静,兀然矗立的学术精英似乎是百年中国文化的风铃,在一个世纪的时空隧道中撞击出清脆激越的阵阵清音。在凝重与飞动中,我们在追寻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轨迹时,不由得为一代史学大师“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胸怀与宏阔气度所折服。透过“自然的恩惠与枷锁”和学术“迟缓的步履”,我们可以看出遨游学术殿堂的大师,诸如执守穷经慰空灵的杨守敬、解钥朴学真谛的孙诒让、烛照幽隐注青史的孟森、“新史学”急先锋的梁启超、恢诡偏执务绝学的黄侃、各不依傍自成家派的胡适与范文澜,以及为往圣继绝学的胡厚宣,等等等等。他们总是以自己的艰苦厉行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社会加压的道义与正义叠构的重任,学术良知在一次又一次地规范着学者的行为与操守。在一百年的悠长岁月中,中国史学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史家的学术努力,逐步地实现了由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型,基本上形成并实现了百家争鸣、百说自立,朴学与理学并倡,史观派与史料派互长,专家与通人彼此渗透,史学旗帜在理论亢进与矜慎考据中蹒跚进步的学术格局。
　　王晓清的《学者的师承与家派》以“散点透视”的方法和一种“普鲁斯特式”的笔触向我们展开了一位“旁观者”眼中的“师承与家派”的世界。当这位“旁观者”避开了政治性的评判,引领我们瞥过无数个学术历史的角落,即从钩稽师承关系、师门户限,到师法家派,我们无法不为我们曾经对“史家学问的渊源”视若无睹而感到深深的震惊。
　　作者作为青年学人,以“旁观者”自居。从理论上来说,“旁观者”应该是冷静的。但实际上,“旁观者”本身就是一种参与,一种文化价值创造。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旁观也是一种“亲历”,是渗透着情感的。我们无法在进行的时间与历史中剥离我们肉身,但我们可以从肉身中放飞我们的灵魂,以一种“旁观”俯瞰的姿态对我们未曾亲历过的中国学术史进行重新审视——这种旁观式的亲历无疑是艰难的,它是灵魂的自我流放,是自觉地重入往事的烟云迷阵,是对一百年中国学术史家群体险峰危壑的勘查和探险。王晓清先生以轻松活泼又不失学术严谨的充满哲学意蕴的语言,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群体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追述。将中国学术史家之宿弊和垃圾大胆地摊摆在阳光下,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以负责的学术精神为态度,以卢梭式的坦白和直率,臧否了包括郭沫若等在内的现代史学权威。也许,这种追述是十分个人化的,但惟其个人化,我们才更有理由将其看作是一次灵魂探险的“科学考察报告”,将其看作是这个世纪末“传统批评”的珍贵“标本”。当然,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历史是许许多多学术流派自由争鸣、此消彼长的漫长过程,将学派与学者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糅和在一起,学术论著是划分学术派别十分重要的标准,这不仅要求作者有深厚的史学功底,而且要有史学理论敏感和梳理史学学派的逻辑能力,这两点王晓清先生基本上是做到了的。
　　力求将科学的态度与历史的洞察力贯彻到研究叙述中去,这是王晓清的《学者的师承与家派》的显著的特点。作为“旁观者”,要静静地听著作者的叙述,也不是一件易事,聆听追述和追述一样,不得有一丝一毫的心猿意马的浮躁。作者认为,西方现代史学所建构的一系列学术性语汇、术语概念、著述模式、研究方法方式及史学思潮、学术流派,在不同阶段、不同的时期进入了百年中国史学的研究中,通过史学家的消化、吸收、体悟和创新,在相异的历史时空形成了诸多不同特性的学术流派。而西方史学的渗透只是在观念与方法上起作用,并不能彻头彻尾地改移史家研究状态的传统性。外来史学文化为不同的历史研究形成家与派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但史学流派的真正出现还必须仰赖于中国学术文化长久的思想积淀。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史学界起过巨大催化作用的历史学家当推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胡适四人。梁氏的博、王氏的精、章氏的通、胡氏的新,在百年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思想里程碑意义。按清代历史学家章学诚的说法,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梁、王、章、胡基本可视为一个时期学者的“宗主”。作者在追述中编织着许多小“圆圈”,由此构成“学者的师承与家派”的发展史。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学术思想界,梁氏振聋发聩的呐喊,变中求新、与时俱进的学问风格以及大量启人智思的论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性格内向的王国维做学问与做人一样缜密细致,不肆铺排,而学术研究的独创性是王氏给后继者最丰饶的精神的遗产。有学术宗主,有师友学侣,有同门同调,有研究园地,“章黄学派”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最为典型的学术流派……在全面而系统的考察中,作者处处出新,这实际上折射出我们过去研究史学中的“师承与家派”的落后状态。作者跟踪历史的脚步,拨开蒙在史学领域的重重雾障,给某些史学家和史学流派作辨析,使读者能客观地理解史学的合理流变。作者跳出了习惯的思维圈子,从一个较新的角度来审察我们似乎相当熟悉而实际上并不了解的问题。作者选取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十个代表人物,从个案研究入手,虽然无法将学派划分标准以量化,但从研究领域的开拓性、学术成果的生命周期、师友推尊和门生追随等方面,拟议出了一个让学术界能够接受的大致标准,并指出:“如果纯粹以学者+学术刊物为显性标准,那么就会遗失诸多个性化的史家的思想与成就。过于注重学派圈内历史家学术研究成果梳理,而忽略学派之外的学者的研究,是当代研究者在认识百年史学时不可忽视的问题。”作者笔触睿智机敏,在坚实的思想框架上,直陈己见,那些不为主流价值尺度所左右的“诤言”可以引发我们作深度思考。师承与学派是学术进步的阶梯,王晓清先生若能在其理论体系进行建构,把诸如张相文与张亮尘、马宗霍与马雍父子关系;容庚与容肇祖兄弟关系;冯友兰与冯沅君兄妹关系等等开掘得更深更宽泛些,将其渊源钩沉出来;把笔触关注到共和国时代成名的学术史家,也许更令人信服史学群体的师承与学派的关系——这也许是苛求,但却是笔者之于作者的殷殷瞩望。
　　《学者的师承与家派》,王晓清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17.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