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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和证券时报社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发布《2011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报告》为分析对象，重点考察了公司治理理论视觉下，外部治理机制和治理环境以及利益相关方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通过分析发现，政治因素，法律因素，及文化因素等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政要外部推动因素，而与利益相关方的距离，关系稳定性，市场地位，企业规模等，利益相关方的关注点等则是与外部推动因素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上市公司；政治；法律；利益相关者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202-02
一、引言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企业与环境和社会之间的问题日益突出，传统的以股东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运营方式所带来的雇员福利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产品质量问题等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由此带来的压力是要求企业对除股东之外的更广大利益相关方负责，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新的理念，在中国开始逐渐开始受到媒体，公众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应运而生的，便是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投入和实践和披露。企业对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披露即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企业非财务报告的统称，包括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公民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信息披露是其与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建立沟通的主要方式。在西方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已经成为吸引中长期投资价值的重要参考，对其股票估值有显著的影响，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组成部分。
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概况及特点
201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和证券时报社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中心首次就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公开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及其他社会责任相关信息进行研究，并发布了《2011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报告》。从报告中看到，现阶段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发布情况存在以下特点：
1.有强制披露要求而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占主流，而无强制披露要求的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随机性强，缺乏持续性。
2008年，深交所要求纳入“深证100指数”的上市公司应当按照本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的规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同年，上交所也提出，上证公司治理板块的样本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及金融类公司，必须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据报告中的数据统计，研究期间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总数为531，其中属于强制发布要求的为349份，占发布企业总数的66%，占强制披露要求企业总数的95%。而在该研究期间停发报告的30家企业，有23家是无强制披露要求的企业。
2.报告质量层次差异明显，从企业类型的角度看，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和金融类公司优势明显；从地区角度看，不同的省、市、地区中，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比例迥异。其中北京市，广东省，福建省发布数量居多。从发布行业为来看，行业性质和监管力度决定发布需求，其中金融保险业、采掘业和交通运输参数也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占行业内公司总数的比例最高。
三、影响因素分析
1.从外部宏观的公司治理机制及治理环境的角度来看，政治因素，法律因素，及文化因素等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政要外部推动因素。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政府机构对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要求政策化，制度化。LLSV提出的“法与金融”理论认为，完善的法律制度是投资者保护和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前提。面对各种法律法规，企业会权衡服从于不服从的成本与收益，最终做出决策沈洪涛和金婷婷(2006)发现，随着信息披露规定的陆续出台，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了显著的改善。政府作为具有权威影响力的企业利益相关方，其期望必然受到企业的高度重视，政府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履行的态度越明确越积极，企业为证明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必然越有动力对外披露，以获得政府的认同和支持，同时法律法规和政府的监管力度越大，企业也就越愿意按照规定来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
从上市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特点看，《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为社会责任的履行打下了坚固的法律和制度基础，而08年沪深两市交易所和证监会对社会责任报告的强制发布要求以及指导意见，对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发布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推动作用。因此在“深证100指数”和上证公司治理板块的样本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及金融类公司中，均能收集到理想的社会责任报告数目。
央企和金融行业的报告质量领先也从再次印证该影响因素。国资委从2009年开始，要求央企在3年之内对外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即2012年前需全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商业银行法》、2007年《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银行业金童机构社会责任的意见》、2009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等，均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管理机制和制度提出建议。
北京、广东和福建是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最多的三个省市，这与地区的经济水平不无关系，但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区域，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积极性却还是呈现不同的程度，这就与区域的社会责任履行监管力度有关。以福建省为例，从07年开始，对社会责任培训会，倡议书，及社会责任指引等多种形式进行有益探索，逐步推动社会责任工作的落实，而长期的积累，也让福建省的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2.根据freeman(1983，1984)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和Donaldson和Dunfee(1994)在该理论进一步发展的“综合性社会契约”概念，认为企业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缔结一系列契约的载体，因而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必须做出回应，如果，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的合理利益置之不理，忽视其社会责任，那么必然危及企业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会对企业的声誉产生正面影响(Branco and Rodrigues, 2006; Palazzo, 2008 ; Wallereta, l 2009)。只有各利益相关者的均认同支持，如雇员认同、消费者忠诚、投资者偏爱、合作者支持、行动集团认可和媒体称赞，企业的声誉资本才能逐步积累起来，以带来长远发展的利益。因此社会关注越多，利益相关方要求越多，企业越愿意披露社会责任信息。
从不同企业会责任报告发布情况看出，虽然合法性限制所有企业，但是其对部分企业的影响力大于另外一些企业，如对央企、金融行业企业金和采掘业企业的影响相对要更加大。这是因为：(1)这些企业更受外部利益相关方关注；(2)该类企业更依赖社会和政治支持。利益相关方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所受到的政治和社会压力的大小，从而影响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
不同行业企业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不同，利益相关方对不同企业的关注点就不一样。如采掘业等对环境影响较大的行业，会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而客户导向的企业如金融行业，则披露更多社区信息，呈现社区贡献，以达到建立良好企业形象进而影响业绩。同样，那些被社会认为“有罪”的企业如采掘业，也会比那些“有罪”程度较低的企业更加积极的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以规避被动披露负面信息的风险。
不同性质的企业所受到的利益相关方的关注不同，面对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也不同。从政治压力看来，国有企业更容易被政府所质疑，受政治影响更多，因此政治压力比私营企业更大；从社会压力来看，国有企业的利益相关方群体更加庞大，信息披露的收益将超过信息披露的成本，因而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更加积极。
不同的企业规模和市场份额也影响其受到的利益相关方的关注度，从而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或者市场领导者，其余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更加稳固，部分企业甚至足以影响到整个地区经济发展因而受到政府较多的支持和保护，其有足够能力抵御因披露负面信息而带来的声誉受损的风险，因此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上，会更加丰富和具体。
四、结语
今时今日的社会已经趋向全球化和资讯化，市场对企业的商业操守要求只会提高不会减少，企业引入社会责任作为重要的商业战略，在利润、社会和环境三方面取得平衡已是眼前要务。而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有赖于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规范化的推动，也有赖于有关部门对法律法规的严格监督和公正执法。同时，要充分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注重发挥行业和企业组织、工会和雇主组织、非政府组织、媒体等社会力量和企业利益相关方的作用，促进和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使企业可以再变化莫测是吃场中迎接包括社会风险在内的各种挑战，大大增强企业持续发展的实力。
参考文献：
[1]Freeman, R.E.,Reed,D.,1983, Stockholders and Stakeholders: A New Perspectiv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Vol.25 No.3,pp.88-106
[2]Donaldson,T.
关键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上市公司；政治；法律；利益相关者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202-02
一、引言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企业与环境和社会之间的问题日益突出，传统的以股东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运营方式所带来的雇员福利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产品质量问题等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由此带来的压力是要求企业对除股东之外的更广大利益相关方负责，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新的理念，在中国开始逐渐开始受到媒体，公众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应运而生的，便是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投入和实践和披露。企业对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披露即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企业非财务报告的统称，包括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公民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信息披露是其与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建立沟通的主要方式。在西方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已经成为吸引中长期投资价值的重要参考，对其股票估值有显著的影响，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组成部分。
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概况及特点
201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和证券时报社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中心首次就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公开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及其他社会责任相关信息进行研究，并发布了《2011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报告》。从报告中看到，现阶段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发布情况存在以下特点：
1.有强制披露要求而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占主流，而无强制披露要求的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随机性强，缺乏持续性。
2008年，深交所要求纳入“深证100指数”的上市公司应当按照本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的规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同年，上交所也提出，上证公司治理板块的样本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及金融类公司，必须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据报告中的数据统计，研究期间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总数为531，其中属于强制发布要求的为349份，占发布企业总数的66%，占强制披露要求企业总数的95%。而在该研究期间停发报告的30家企业，有23家是无强制披露要求的企业。
2.报告质量层次差异明显，从企业类型的角度看，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和金融类公司优势明显；从地区角度看，不同的省、市、地区中，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比例迥异。其中北京市，广东省，福建省发布数量居多。从发布行业为来看，行业性质和监管力度决定发布需求，其中金融保险业、采掘业和交通运输参数也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占行业内公司总数的比例最高。
三、影响因素分析
1.从外部宏观的公司治理机制及治理环境的角度来看，政治因素，法律因素，及文化因素等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政要外部推动因素。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政府机构对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要求政策化，制度化。LLSV提出的“法与金融”理论认为，完善的法律制度是投资者保护和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前提。面对各种法律法规，企业会权衡服从于不服从的成本与收益，最终做出决策沈洪涛和金婷婷(2006)发现，随着信息披露规定的陆续出台，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了显著的改善。政府作为具有权威影响力的企业利益相关方，其期望必然受到企业的高度重视，政府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履行的态度越明确越积极，企业为证明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必然越有动力对外披露，以获得政府的认同和支持，同时法律法规和政府的监管力度越大，企业也就越愿意按照规定来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
从上市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特点看，《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为社会责任的履行打下了坚固的法律和制度基础，而08年沪深两市交易所和证监会对社会责任报告的强制发布要求以及指导意见，对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发布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推动作用。因此在“深证100指数”和上证公司治理板块的样本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及金融类公司中，均能收集到理想的社会责任报告数目。
央企和金融行业的报告质量领先也从再次印证该影响因素。国资委从2009年开始，要求央企在3年之内对外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即2012年前需全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商业银行法》、2007年《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银行业金童机构社会责任的意见》、2009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等，均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管理机制和制度提出建议。
北京、广东和福建是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最多的三个省市，这与地区的经济水平不无关系，但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区域，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积极性却还是呈现不同的程度，这就与区域的社会责任履行监管力度有关。以福建省为例，从07年开始，对社会责任培训会，倡议书，及社会责任指引等多种形式进行有益探索，逐步推动社会责任工作的落实，而长期的积累，也让福建省的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2.根据freeman(1983，1984)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和Donaldson和Dunfee(1994)在该理论进一步发展的“综合性社会契约”概念，认为企业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缔结一系列契约的载体，因而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必须做出回应，如果，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的合理利益置之不理，忽视其社会责任，那么必然危及企业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会对企业的声誉产生正面影响(Branco and Rodrigues, 2006; Palazzo, 2008 ; Wallereta, l 2009)。只有各利益相关者的均认同支持，如雇员认同、消费者忠诚、投资者偏爱、合作者支持、行动集团认可和媒体称赞，企业的声誉资本才能逐步积累起来，以带来长远发展的利益。因此社会关注越多，利益相关方要求越多，企业越愿意披露社会责任信息。
从不同企业会责任报告发布情况看出，虽然合法性限制所有企业，但是其对部分企业的影响力大于另外一些企业，如对央企、金融行业企业金和采掘业企业的影响相对要更加大。这是因为：(1)这些企业更受外部利益相关方关注；(2)该类企业更依赖社会和政治支持。利益相关方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所受到的政治和社会压力的大小，从而影响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
不同行业企业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不同，利益相关方对不同企业的关注点就不一样。如采掘业等对环境影响较大的行业，会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而客户导向的企业如金融行业，则披露更多社区信息，呈现社区贡献，以达到建立良好企业形象进而影响业绩。同样，那些被社会认为“有罪”的企业如采掘业，也会比那些“有罪”程度较低的企业更加积极的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以规避被动披露负面信息的风险。
不同性质的企业所受到的利益相关方的关注不同，面对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也不同。从政治压力看来，国有企业更容易被政府所质疑，受政治影响更多，因此政治压力比私营企业更大；从社会压力来看，国有企业的利益相关方群体更加庞大，信息披露的收益将超过信息披露的成本，因而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更加积极。
不同的企业规模和市场份额也影响其受到的利益相关方的关注度，从而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或者市场领导者，其余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更加稳固，部分企业甚至足以影响到整个地区经济发展因而受到政府较多的支持和保护，其有足够能力抵御因披露负面信息而带来的声誉受损的风险，因此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上，会更加丰富和具体。
四、结语
今时今日的社会已经趋向全球化和资讯化，市场对企业的商业操守要求只会提高不会减少，企业引入社会责任作为重要的商业战略，在利润、社会和环境三方面取得平衡已是眼前要务。而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有赖于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规范化的推动，也有赖于有关部门对法律法规的严格监督和公正执法。同时，要充分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注重发挥行业和企业组织、工会和雇主组织、非政府组织、媒体等社会力量和企业利益相关方的作用，促进和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使企业可以再变化莫测是吃场中迎接包括社会风险在内的各种挑战，大大增强企业持续发展的实力。
参考文献：
[1]Freeman, R.E.,Reed,D.,1983, Stockholders and Stakeholders: A New Perspectiv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Vol.25 No.3,pp.88-106
[2]Donalds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