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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其代表作《米》《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我的帝王生涯》等从多方面体现了苏童小说的新历史主义特征，归纳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传统主流意识形态进行颠覆的女性形象的塑造；虚构和想象的思维特征；在历史观上持历史循环主义的观念。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女性形象；虚构与想象；历史循环主义
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并在当时的文坛上引起强烈轰动的西方理论思潮。美国理论家格林布拉特在其为《文学》学刊撰写的集体宣言中，首先提出了“新历史主义”这个名词。自新历史主义思潮传入我国之后，以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为开端，苏童、刘震云、李锐等杰出作家相继创作出了一批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尤其是苏童，因其新历史主义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导演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而蜚声国内外。
新历史主义代表作家苏童在《后宫》自序中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我的帝王生涯是我随意搭建的宫廷，是我按自己喜欢的配方勾兑的历史故事，年代总是不详，人物似真似幻……一个是假的，一个是真的。其实也不尽然，姑且不论小说，人与历史的距离亦近亦远。我看历史是墙外笙歌雨夜惊梦，历史看我，或许就是井底之蛙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呢？”[1]在这里，苏童对传统历史观的质疑可见一斑。当然，这种质疑更多体现在他的创作之中。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主要代表作有《米》《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我的帝王生涯》等。在认真品读这些作品之后，笔者发现这些小说从多方面体现了苏童小说的新历史主义特征，归纳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传统主流意识形态进行颠覆的女性形象的塑造；虚构和想象的思维特征；在历史观上持历史循环主义的观念。
一、 颠覆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女性形象
在中国古代乃至现当代文学中，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都是美的化身。而在苏童的笔下，这些女性形象却很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女性人性深处的丑恶甚至是病态的残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童逆主流意识形态而上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倾向。
这一点在《妻妾成群》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作为《妻妾成群》的主人公，颂莲是接受过“五四”思想洗礼的女性知识分子。但因其父死亡而被迫放弃学业之后，颂莲主动要求嫁给大户人家做个姨太太，在封闭的旧式宅落里，与其他几个妻妾争风吃醋、明枪暗箭，从而陷入了堕落、阴暗的深渊。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被一群妻妾争风吃醋的男人却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性无能者。
颂莲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另外一个人物——杨沫小说《青春之歌》中的主人公林道静。林道静和颂莲在某些方面很相似，譬如她们都接受过“五四”思想的熏陶，然而她们却走上了颇为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条路。颂莲因为其父的死亡而主动要求嫁给一个年岁足以做她父亲的男人，林道静为了逃避没落家庭给她安排的不堪婚姻而远走他乡。颂莲和其他的妻妾费尽心机明争暗斗之时，林道静突破重重阻碍，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成熟干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开始组织一系列革命活动。颂莲、梅珊这些妻妾为一个五十多岁的性无能者而争风吃醋，林道静和泸嘉川、江华却建立起了伟大而真挚的革命时代的爱情。二者对比可以看出，林道静是传统历史小说和五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的女性形象，是积极的正面的革命卫道者的光辉形象。而颂莲，虽然与林道静处于同一个社会环境之中，处于同一种思想的熏陶之下，却没有五四时期进步女性的思想觉悟反而走上了旧时代妇女的生存之路，但这条生存之路与旧时代女性的选择还不尽相同，它折射出了女性人性深处的病态与邪恶。在这里，苏童解构了五四时期的女性知识分子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照下应该有的形象特征，即他放弃了对女性独立、正面、积极、向上的想象的描摹而转向了新时代的女性对男权世界软弱而病态的依附。
女性之间的斗争也是苏童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被压迫者应该处于同一条战线之上。女性之间或有着一种惺惺相惜、物伤其类的情愫，或以一种坚强的姿态站在一起共同与男权世界作斗争。但是在苏童的笔下，女性之间的关系却呈现出一种紧张、对立甚至是相互斗争相互迫害的境地之中，甚至是有着亲属关系的女性也不能幸免。《妻妾成群》中包括颂莲在内的四个女性像四颗枯萎的紫藤在稀薄的空气中相互绞杀让人不寒而栗。《妇女生活》将一家三代娴、芝、萧放在一个历史发展的流程中去写，虽然时代在发生变化，她们的生活却极少发生变化，下一代是上一代命运的重复，母女之间相互折磨相互仇恨，丝毫没有家庭的温情可言。娴一时冲动就与拍电影的孟老板私奔，但很快被遗弃回到破败的家中，母亲不仅不收留她还骂她是不要脸的贱货。
在以往的小说中，女性的原欲似乎并没有得到过多的展现。传统的女性似乎只是作为一个“三纲五常”的载体而不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自然欲望的个体而存在。然而在苏童的小说中，女性是有着原始欲望的，并且女性的这些原欲是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的。在《我的帝王生涯》中，蕙妃在逃离宫廷后只在山上的寺庙中待了几天便逃遁了出去，又入尘世之中做了妓女。以往小说中为情而伤看破红尘遁入空门的模式在这里终于土崩瓦解。蕙妃对端白的感情终于让位给了与生俱来的欲望。在《妻妾成群》中，梅珊终于抵挡不住自己的欲望与人私通而一手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在苏童笔下这些女人都散发着灼人的欲望，邪恶但却真实。这样苏童在重塑了饱满而立体的女性形象的同时也彻底的颠覆了以往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使女性最初的欲望得到了最彻底的展现。
二、想象和虚构的创作特征
“新历史小说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写作范式，构造一种过去时态的历史背景，叙述一种现在时态的人生，时间背景的历史性与人物故事的现代性在此并行不悖且融为一体。历史在此不是一种历史事实而是一种历史话语，它因来自个人叙事且由个人叙事组成所以实质上是一种个人历史话语，虚构代替考据，体现出新历史小说作家对于历史个人性的认识与体验。”[2]
一个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天地里，凭借什么而存在？对此，苏童的答案是对这个世界有想象，并对自己的想象有期待。
这一点在苏童重构历史传说小说《碧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在《碧奴》中女孩子们用耳朵、用嘴唇、用乳房和头发秘密地哭泣。碧奴，作为一个桃村的美丽女子，在丈夫岂梁被抓去修长城之前用头发哭泣，在丈夫岂梁失踪的那一天，她的眼泪从手掌、从脚趾流了下来。而在“鹿人”一节中，她的乳房也开始了哭泣。这是一个全身都懂得如何哭泣的女人，苏童天才般的想象力可见一斑。“十三里铺”和“长城”描写了碧奴最终成为神的场景，积沙顺着她所爬过的地方退下去，平地上流出了—道细细的水流，水流开道，无数来历不明的青蛙排成一条灰绿色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大燕岭方向跳。一群蝴蝶也向官道飞来，它们翅膀上还残留着南方温暖的阳光，看过去是一条白色镶金的花带在向大燕岭飘浮。当碧奴到达长城，在断肠岩上哭夫时，石头和泥土在城下发出了压抑的轰鸣，青蛙发出了沙哑整齐的呜叫，一大群会流泪的金龟虫顶着黄沙爬上山来，翅翼上勾着美丽的金线的白蝴蝶也将泪水洒向了断肠岩。这些构成了何等瑰丽而奇谲的场景。
三、循环主义历史观
苏童在《后宫·自序》中写到：“我迷恋于人物峰回路转的命运，只是因为我常常为人生无常历史无情所惊慑。”[3]
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小说中，作家创作的重点是历史必然发生的一面。然而对于苏童来说历史的发展是无逻辑性的、无必然性的，历史并不一定是进化的，下一代不一定比上一代更好。人的生活也并不一定朝着越来越光明的方向而去。命运似乎更像一个圆圈，周而复始地上演着同样的悲剧。
《南方的堕落》中，姚碧珍的梅家茶楼经历了几代人的沧桑变迁。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变迁，不论是“除四旧”、“打右派”，还是文革结束，姚碧珍依然是打情骂俏，那些茶客们依旧泡着茶馆，依然过着糜烂、阴暗、封闭的生活，整个时空似乎处于一种周而复始的状态之中，历史似乎停下了脚步。《妇女生活》中母女三代的生活，虽然在时间跨度上达半个多世纪，可她们的结局却如出一辙。她们缺乏独立性，病态地想依附男人，把男人当成了生活的全部。
《妻妾成群》中，当颂莲她们四个妻妾争斗得一败涂地之后，第五位太太文竹又如当初的颂莲一样进入了陈府：“第二年春天，陈佐千陈老爷娶了第五位太太文竹，文竹初进陈府，经常看见一个女人在紫藤架下枯坐，有时候绕着废井一圈一圈地转，对着井中说话。文竹看她长得清秀脱俗，干干净净，不太像疯子，问边上的人说，她是谁？人家就告诉她，那是原先的四太太，脑子有毛病了。”文竹与颂莲的相遇是有着无穷意味的，文竹是继颂莲之后的第五位姨太太，颂莲的争斗已经落下帷幕，文竹的争斗还未开始却将要开始。而文竹的结局又将如何呢？不过是重复着颂莲们的悲剧罢了。一切都在循环之中，始终周而复始的是同一种悲剧。
以上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苏童新历史主义小说对主流历史叙述的颠覆以及在这种颠覆中所显示出来的艺术特色。前文已经提到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当代文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本文所论述的其对主流历史叙述的颠覆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另外，在语言运用的自觉以及文体的自觉上，苏童的作品也是独具特色的。此外，撇开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苏童前期所创作的先锋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注释：
[1][3] 苏童：《后宫·自序》，《苏童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2] 王卫红：《面对历史的凭吊与对话——评苏童的新历史小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女性形象；虚构与想象；历史循环主义
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并在当时的文坛上引起强烈轰动的西方理论思潮。美国理论家格林布拉特在其为《文学》学刊撰写的集体宣言中，首先提出了“新历史主义”这个名词。自新历史主义思潮传入我国之后，以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为开端，苏童、刘震云、李锐等杰出作家相继创作出了一批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尤其是苏童，因其新历史主义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导演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而蜚声国内外。
新历史主义代表作家苏童在《后宫》自序中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我的帝王生涯是我随意搭建的宫廷，是我按自己喜欢的配方勾兑的历史故事，年代总是不详，人物似真似幻……一个是假的，一个是真的。其实也不尽然，姑且不论小说，人与历史的距离亦近亦远。我看历史是墙外笙歌雨夜惊梦，历史看我，或许就是井底之蛙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呢？”[1]在这里，苏童对传统历史观的质疑可见一斑。当然，这种质疑更多体现在他的创作之中。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主要代表作有《米》《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我的帝王生涯》等。在认真品读这些作品之后，笔者发现这些小说从多方面体现了苏童小说的新历史主义特征，归纳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传统主流意识形态进行颠覆的女性形象的塑造；虚构和想象的思维特征；在历史观上持历史循环主义的观念。
一、 颠覆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女性形象
在中国古代乃至现当代文学中，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都是美的化身。而在苏童的笔下，这些女性形象却很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女性人性深处的丑恶甚至是病态的残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童逆主流意识形态而上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倾向。
这一点在《妻妾成群》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作为《妻妾成群》的主人公，颂莲是接受过“五四”思想洗礼的女性知识分子。但因其父死亡而被迫放弃学业之后，颂莲主动要求嫁给大户人家做个姨太太，在封闭的旧式宅落里，与其他几个妻妾争风吃醋、明枪暗箭，从而陷入了堕落、阴暗的深渊。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被一群妻妾争风吃醋的男人却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性无能者。
颂莲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另外一个人物——杨沫小说《青春之歌》中的主人公林道静。林道静和颂莲在某些方面很相似，譬如她们都接受过“五四”思想的熏陶，然而她们却走上了颇为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条路。颂莲因为其父的死亡而主动要求嫁给一个年岁足以做她父亲的男人，林道静为了逃避没落家庭给她安排的不堪婚姻而远走他乡。颂莲和其他的妻妾费尽心机明争暗斗之时，林道静突破重重阻碍，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成熟干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开始组织一系列革命活动。颂莲、梅珊这些妻妾为一个五十多岁的性无能者而争风吃醋，林道静和泸嘉川、江华却建立起了伟大而真挚的革命时代的爱情。二者对比可以看出，林道静是传统历史小说和五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的女性形象，是积极的正面的革命卫道者的光辉形象。而颂莲，虽然与林道静处于同一个社会环境之中，处于同一种思想的熏陶之下，却没有五四时期进步女性的思想觉悟反而走上了旧时代妇女的生存之路，但这条生存之路与旧时代女性的选择还不尽相同，它折射出了女性人性深处的病态与邪恶。在这里，苏童解构了五四时期的女性知识分子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照下应该有的形象特征，即他放弃了对女性独立、正面、积极、向上的想象的描摹而转向了新时代的女性对男权世界软弱而病态的依附。
女性之间的斗争也是苏童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被压迫者应该处于同一条战线之上。女性之间或有着一种惺惺相惜、物伤其类的情愫，或以一种坚强的姿态站在一起共同与男权世界作斗争。但是在苏童的笔下，女性之间的关系却呈现出一种紧张、对立甚至是相互斗争相互迫害的境地之中，甚至是有着亲属关系的女性也不能幸免。《妻妾成群》中包括颂莲在内的四个女性像四颗枯萎的紫藤在稀薄的空气中相互绞杀让人不寒而栗。《妇女生活》将一家三代娴、芝、萧放在一个历史发展的流程中去写，虽然时代在发生变化，她们的生活却极少发生变化，下一代是上一代命运的重复，母女之间相互折磨相互仇恨，丝毫没有家庭的温情可言。娴一时冲动就与拍电影的孟老板私奔，但很快被遗弃回到破败的家中，母亲不仅不收留她还骂她是不要脸的贱货。
在以往的小说中，女性的原欲似乎并没有得到过多的展现。传统的女性似乎只是作为一个“三纲五常”的载体而不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自然欲望的个体而存在。然而在苏童的小说中，女性是有着原始欲望的，并且女性的这些原欲是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的。在《我的帝王生涯》中，蕙妃在逃离宫廷后只在山上的寺庙中待了几天便逃遁了出去，又入尘世之中做了妓女。以往小说中为情而伤看破红尘遁入空门的模式在这里终于土崩瓦解。蕙妃对端白的感情终于让位给了与生俱来的欲望。在《妻妾成群》中，梅珊终于抵挡不住自己的欲望与人私通而一手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在苏童笔下这些女人都散发着灼人的欲望，邪恶但却真实。这样苏童在重塑了饱满而立体的女性形象的同时也彻底的颠覆了以往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使女性最初的欲望得到了最彻底的展现。
二、想象和虚构的创作特征
“新历史小说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写作范式，构造一种过去时态的历史背景，叙述一种现在时态的人生，时间背景的历史性与人物故事的现代性在此并行不悖且融为一体。历史在此不是一种历史事实而是一种历史话语，它因来自个人叙事且由个人叙事组成所以实质上是一种个人历史话语，虚构代替考据，体现出新历史小说作家对于历史个人性的认识与体验。”[2]
一个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天地里，凭借什么而存在？对此，苏童的答案是对这个世界有想象，并对自己的想象有期待。
这一点在苏童重构历史传说小说《碧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在《碧奴》中女孩子们用耳朵、用嘴唇、用乳房和头发秘密地哭泣。碧奴，作为一个桃村的美丽女子，在丈夫岂梁被抓去修长城之前用头发哭泣，在丈夫岂梁失踪的那一天，她的眼泪从手掌、从脚趾流了下来。而在“鹿人”一节中，她的乳房也开始了哭泣。这是一个全身都懂得如何哭泣的女人，苏童天才般的想象力可见一斑。“十三里铺”和“长城”描写了碧奴最终成为神的场景，积沙顺着她所爬过的地方退下去，平地上流出了—道细细的水流，水流开道，无数来历不明的青蛙排成一条灰绿色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大燕岭方向跳。一群蝴蝶也向官道飞来，它们翅膀上还残留着南方温暖的阳光，看过去是一条白色镶金的花带在向大燕岭飘浮。当碧奴到达长城，在断肠岩上哭夫时，石头和泥土在城下发出了压抑的轰鸣，青蛙发出了沙哑整齐的呜叫，一大群会流泪的金龟虫顶着黄沙爬上山来，翅翼上勾着美丽的金线的白蝴蝶也将泪水洒向了断肠岩。这些构成了何等瑰丽而奇谲的场景。
三、循环主义历史观
苏童在《后宫·自序》中写到：“我迷恋于人物峰回路转的命运，只是因为我常常为人生无常历史无情所惊慑。”[3]
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小说中，作家创作的重点是历史必然发生的一面。然而对于苏童来说历史的发展是无逻辑性的、无必然性的，历史并不一定是进化的，下一代不一定比上一代更好。人的生活也并不一定朝着越来越光明的方向而去。命运似乎更像一个圆圈，周而复始地上演着同样的悲剧。
《南方的堕落》中，姚碧珍的梅家茶楼经历了几代人的沧桑变迁。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变迁，不论是“除四旧”、“打右派”，还是文革结束，姚碧珍依然是打情骂俏，那些茶客们依旧泡着茶馆，依然过着糜烂、阴暗、封闭的生活，整个时空似乎处于一种周而复始的状态之中，历史似乎停下了脚步。《妇女生活》中母女三代的生活，虽然在时间跨度上达半个多世纪，可她们的结局却如出一辙。她们缺乏独立性，病态地想依附男人，把男人当成了生活的全部。
《妻妾成群》中，当颂莲她们四个妻妾争斗得一败涂地之后，第五位太太文竹又如当初的颂莲一样进入了陈府：“第二年春天，陈佐千陈老爷娶了第五位太太文竹，文竹初进陈府，经常看见一个女人在紫藤架下枯坐，有时候绕着废井一圈一圈地转，对着井中说话。文竹看她长得清秀脱俗，干干净净，不太像疯子，问边上的人说，她是谁？人家就告诉她，那是原先的四太太，脑子有毛病了。”文竹与颂莲的相遇是有着无穷意味的，文竹是继颂莲之后的第五位姨太太，颂莲的争斗已经落下帷幕，文竹的争斗还未开始却将要开始。而文竹的结局又将如何呢？不过是重复着颂莲们的悲剧罢了。一切都在循环之中，始终周而复始的是同一种悲剧。
以上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苏童新历史主义小说对主流历史叙述的颠覆以及在这种颠覆中所显示出来的艺术特色。前文已经提到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当代文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本文所论述的其对主流历史叙述的颠覆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另外，在语言运用的自觉以及文体的自觉上，苏童的作品也是独具特色的。此外，撇开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苏童前期所创作的先锋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注释：
[1][3] 苏童：《后宫·自序》，《苏童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2] 王卫红：《面对历史的凭吊与对话——评苏童的新历史小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