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对主权货币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无论是贵金属时代还是信用货币时代，主权货币成为国际本位货币都会面临“特里芬两难”的矛盾，这种内生制度矛盾是由主权货币的本币属性与充当国际本位币的公共属性不一致所导致的。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分析表明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决定了货币源自商品，而缺乏价值的信用货币国际化必须建立在本国较强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基础之上，通过国家信用的“背书”才能在世界市场行使货币职能，这也是信用货币充当国际本位币在机制设计上所固有的内在缺陷。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应立足在国际市场上的计价、支付和结算功能，淡化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并结合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及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实施切实可行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路径。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人民币国际化;特里芬两难;主权信用货币;国际货币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1）01-0059-07
作者简介：田涛（1979-），男，湖北仙桃人，湖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刘侣萍（1979-），本文通讯作者，女，湖北荆州人，湖北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许泱（1981-），男，湖北咸宁人，湖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创新理论与实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有了深刻认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人民币国际化在顺应市场需求的条件下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却未能取得与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对等的国际地位[1]。人民币国际化既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階段的产物，是针对现阶段美国主导的、以美元霸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弊端的一种理性反应和“次优”选择[2]，也是中国对外金融开放和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内容。然而，从人民币国际化实践进程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表现与人民币汇率走向息息相关[3]。在人民币持续升值时期，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显著提高;在人民币贬值时期，资本外逃加剧，人民币国际化进展缓慢。另外，有研究者提出人民币国际化是以政府推动为主，属于有管理的人民币国际化[4]，而没有遵循传统的市场需求导向的主权货币国际化进程。因此，如何结合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背景以及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形势的新变化，减少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阻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人民币国际化道路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主权货币国际化与“特里芬两难”
伴随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在持续向前迈进。2009年7月中国在上海、广州等5个沿海城市启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的试点，并在2010年将跨境贸易试点扩大至境内20个省、市、自治区，同时明确跨境货物与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实行人民币结算。另外，阿根廷、伊朗、巴西以及俄罗斯等部分国家（或地区）开始尝试将部分进出口贸易采用人民币来进行结算，进一步扩大了人民币的国际影响。随着中国持续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主动向世界开放本国市场以及在历次危机中所体现的大国担当，不断有国家或地区与中国开展货币金融合作。截至2019年，中国已与40多个国家（地区）签署了总金额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的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资产在全球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占比不断上升（图1），人民币国际信誉进一步增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然而，任何一种主权货币在充当国际本位货币以后，其货币发行的本币属性与充当国际本位货币公共属性的内在矛盾，会随着主权货币被国际社会接受程度的增加而不断激化。如果主权货币发行量太少，就制约了其作为世界计价货币、结算手段和国际储备的功能的发挥，导致国际流动性不足。如果主权货币发行量太多，容易造成流动性过剩，产生货币贬值风险。梳理国际货币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无论是贵金属本位时代还是信用货币时代，主权货币成为国际本位货币以后都会面临“特里芬两难”的矛盾，而主权货币国际地位的变化往往会随着发行国综合实力的变化而不断更替[3]，不断推动国际体系结构发生新变化。
在贵金属本位制时代，黄金以其良好的稳定性而一度成为各国货币发行的商品锚，但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工业革命使得全球经济增速远高于黄金产量的供给速度，使得通货紧缩成为当时采用金本位制各国所普遍发生的现象。工业革命和繁荣发达的海外贸易使得英国迅速崛起，并让英镑顺利取代黄金成为国际本位货币。然而，国际本位货币的更替并未消除“特里芬两难”的矛盾。英国只是通过其强大经济实力给英镑国际化“背书”，暂时缓解了英镑充当国际本位币的“特里芬两难”矛盾。随着美、德两经济总量超越英国，20世纪初英镑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特里芬两难”所累积的矛盾终于爆发，英镑作为唯一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被终结。1932年以美国为首的金本位国家选择美元为国际本位，与英镑挂钩的国家则形成了英镑区，欧洲中部和东部国家组成了以德国为首的外汇管制区，一分为三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开始形成，直至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兼具主权货币和世界货币双重角色。作为主权货币，美国可以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来调节美元供给;但是，作为世界货币，美元又需要加强其货币政策的约束，以使美元发行量与美国黄金储备相匹配。所以，美元的全球流通在此机制下受到美国国内黄金储备存量的制约，影响了美元国际计价、交易、支付和储备功能的发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进入浮动汇率时代，美国依靠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以及精心构建的石油等大宗商品结算体系、银行间金融通信网络系统和美元支付清算系统等，保障了美元充当世界本位货币的角色。
由于美元发行量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不再受到国内黄金储备的约束，美元的发行有了更大自由，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了美国转移国内危机、打压他国和掠夺他国财富的工具。美国每一次货币政策调整，其他国家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当国内经济和金融陷入困境时，美国通常会选择采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货币政策，将发展中国家陷入两难境地。由于全球超过60%的外汇储备和40%的商品都采用美元计价和结算，为了便利化对外贸易、增加债务清偿能力，各国都必须保留适度规模的美元储备，而美元储备越多，美元贬值所导致的各国储备损失越大。美元所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在本质上是由美元的双重角色所决定的，也是任何一种主权货币在充当本位货币以后所必然面临的难题。就中国来说，中国外汇储备最高时的规模一度接近4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外汇储备的1/3。美国不顾他国利益，通过交替使用强势美元和弱势美元的策略来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给我国外汇储备安全带来巨大风险。不仅如此，美元贬值还会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刺激热线快速进入我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加大我国资产泡沫压力，增大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初心”。 马克思货币理论认为货币的本质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而货币的职能是货币本质的具体体现，包括价值手段、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等五大职能。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基本职能，而在执行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三大职能时，货币必须是以金银等真正具有价值独立形式和独立体化物存在，才能行使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职能。由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实行金本位的货币制度，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资本论》等著作中都把黄金作为货币商品进行论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马克思指出货币的第一个职能就是价值尺度，“黄金的第一个职能是为商品世界提供价值的材料，或者说是把商品价值表现为同名的量，使它们在质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较”。由于这个职能，黄金这个特殊的商品才成为货币，被“当作一般劳动时间的直接化身即当作一般等价物”从其他商品中分离出来。“金银的使用统一了货币形式，它们作为世界货币放弃了‘民族的外衣’”，当“它突破了国内流通的界限以便在商品世界中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黄金就成了世界货币。
在马克思看来充当一般等价物是货币的社会属性，而黄金之所以能够成为货币是由它的自然属性决定的，是长期选择的结果。当货币突破国内流通界限，在世界市场上行使货币的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的过程，就是货币社会属性在世界市场集中体现。另外，马克思认为“纸币在实际上代替金币流通，它们就受金币流通规律的支配”。这是因为在金本位时代，作为金铸币的象征，纸币同样受到黄金本币流通规律制约，过多的纸币发行虽然不会改变商品或金铸币本身的价值，但是会导致纸币自身价值下降。因此，贵金属本位币时代的纸币发行虽然不能脱离黄金而独立存在，但是过量的纸币发行同样也会导致通货膨胀。正如马克思所说，“金属货币的流通量规律不仅决定着流通中所需的金属货币量，也规定着信用货币和纸币的发行量。纸币是由国家发行、强制使用的价值符号。价值符号不论带着什么金招牌进入流通，在流通中总是被压缩为能够代替它来流通的那个金量的符号”，也就是说纸币的发行数量仅限于其所代表的贵金属实际流通数量。纸币只有成为贵金属的代表才成为价值符号，而国家信用的背书才能让其纸币进入流通领域、行使货币的职能。
按照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观点，充当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货币不仅要足值，而且要现实的货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决定了货币源自商品。在信用货币时代，铸币和纸币显然都不具备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双重属性，才有了源于《政治经济学批判》里那句著名的论述：“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从这一点上说黄金的自然属性是黄金成为超主权实物货币的基础，这是黄金本位制与纸币最本质区别的地方，从而也就容易理解“金因为有价值才流通，纸票因为流通才有价值”。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从来不存在金本位制下的货币国际化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国家信用货币完全替代了超主权的金属货币，黄金也彻底退出货币体系。信用货币中的纸币以及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电子货币都属于非实物货币，只是一个价值符号或“货币幻觉”，其特征正好与实物货币相反;同时，信用货币的非超主权特征使得货币国际化必须建立在国家强大政治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由于信用货币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主权信用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就会天然陷入“特里芬两难”的矛盾。因此，尽管西方经济学家更多强调了主权货币发行国的政治经济基础对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性[5-6]，但是货币国际化摆脱不了马克思货币理论所阐释的价值规律作为货币成为国际流通货币的基础。
根据上文论述并参考前人研究[7]，国际化货币分类及其货币职能区别如表1所示。在货币发展到信用货币时代，货币国际化是一个国家在较强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本国货币突破国界限制，在国际商品流通中发挥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在世界范围内行使计价货币、支付手段、贮藏手段等功能的一般商品。因此，一国货币国际化程度可以通过其在世界市场上行使计价货币、支付手段、储藏手段的比例来加以衡量，这也是目前众多学者所持有的观点。货币的国际化不仅减少了国际贸易发展的阻碍，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而且本幣货币国际化以后，在世界市场上通过被其他国家吸纳为外汇储备还可以获取巨额铸币税收入，这也是美国过去一百多年来不遗余力发挥引领作用，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和美元成为国际中心货币的原因。当然，由于货币国际化所导致的所在国经济目标和世界经济目标的不一致，会丧失其货币政策独立性，也是主权货币国际化所必须承担的义务，但如果无视这种原本承诺和应该积极担负的义务，主权货币国际化就沦落成为掠夺他国财富的工具，从而饱受其他边缘国家的诟病。
信用货币时代一国货币国际化需要具备一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从内部来说，本币的自由可兑换和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是本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从外部条件来说，本币国际化需要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良好的世界市场经济秩序[8]。从现实来看，人民币资本项目还不能实现自由兑换，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时采取了介于市场主导与政府主导机制以外的第三条路径，即有限政府规制的市场化机制[9]。从外部因素来看，中美贸易战从经济领域全面延伸至政治领域，同时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正在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而“逆全球化”魅影在2016年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不断被强化并严重拖累了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在此背景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首先需要明确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其次才是围绕人民币国际化目标谋划其宏观战略和具体路径和战术。所以，人民币国际化不应以追求和承载美元类似的国际化计价、支付、储藏的众多功能，而应淡化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即让人民币成为国际非中心货币作为国际化的目标①，以尽可能克服主权货币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的内在缺陷。
二、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指导原则
2009年我国启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以来，人民币的对外信誉取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国际贸易和投资地位以及对外清偿能力等，人民币国际化的“后发劣势”非常明显。美国无论是在高科技领域还是经济金融领域都是世界领先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较强话语权。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依然需要美国牵头主导，美国在巨大利益面前不会放弃美元主导的国际地位。即使是在国际货币基金框架内，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也是非常困难的。目前，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投票权最多的国家，拥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的比重达到16.7%。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重大事项需要获得超过85%的投票权才能获得通过，这就意味着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上拥有绝对否决权。 通过多年经营，美国拥有世界上较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国际支付和结算体系形成了一套以美元为中心的银行结算系统和银行间支付系统。美元通过先后锚定黄金和石油等大宗商品而成为世界硬通货，短期内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这也是美国将国内经济目标凌驾于世界经济目标之上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摆脱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现实，就需要出现可以与美元展开竞争的候选货币，而日元和欧元一度是除美元之外被普遍看好的世界货币。从货币发行和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上来说，美国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欧元则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主权国家所形成的货币区，美国在政策决策效率上显然要略胜一筹。从经济表现来看，欧洲主要大国对于欧洲一体化理念的分歧难以让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画出最大同心圆，不仅增加了欧元区主权国家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也引致欧盟在短期内难以有效引导各成员国采取一致行动来保障欧洲经济增长。所以，美元仍然是国际货币组织各成员国主要的储备货币。就日元来说，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以及随后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导致其经济长期增长乏力，日本不具备撼动美元国际地位的实力，加元、澳元等由于占世界经济体量太小，难以承担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
由于中国经济出色表现，人民币开始受到世界广泛关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应在充分了解人民币初心和使命的基础上，明确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所处的阶段以及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在综合考虑国内和国际形势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道路。首先，分析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主权货币变迁历史，可以发现未来任何一种主权货币都不宜走美元国际化老路，也不宜承载类似美元国际化的所有功能，特别是储备货币的功能。目前，没有任何一个超主权机构有足够的权威来充当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说明当前以信用本位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简单的加法或减法（即增加或减少国际中心货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其次，人民币国际化不应理解为中美两国围绕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领域而展开的竞争。从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表现来看，人民币不应也不会成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竞争者和“替代品”。人民币国际化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需要，规避汇率风险，减少企业交易成本，避免因储备货币贬值而导致外汇储备缩水的必然选择。第三，从经济基本面来说， 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转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正在形成以市场主导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国际化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走美元国际化的老路;同时，为了降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对我国正当权益的损害，又必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就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应着重拓展人民币的计价、支付功能，淡化人民币国际货币的储备功能，避免人民币陷入“特里芬两难”。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路径
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人民币资产在全球各经济体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中占比升至2.01%，创IMF自2016年10月报告人民币储备资产以来的最高水平。截至2020年2月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市场份额已占到全球支付市场份额的2.11%，成为全球第五大国际支付货币。因此，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作为计价货币、支付交易以及外汇储备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尽管如此，相对于美元和英镑等世界主要国际货币来说，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交易支付与排名第一的美元支付占比相差20倍左右，与排名第四位的日元支付占比相差约1倍左右（图2）。目前，人民币国际化依然处于较低水平，而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所处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必然是漫长和艰辛之路，稍有不慎就会产生金融风险，必须逐步完善人民币在计价单位和交易媒介等方面的功能，在计价单位方面要进一步便利化。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配套政策，人民币国际化必须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加强政策引导与制度激励，挖掘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力。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可以为我国经济增长赋予新动能，同时也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为扩大人民币区域影响力、提高人民币计价和结算规模提供了绝好机遇。
现行国际货币储备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以美元为主导的金融格局，在机制设计上更多是保护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益，而非国际货币储备国的外汇储备资產经常会因为货币储备国币值的波动而缩水，其储备资产的金融风险敞口增大。美国长期以来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转移国内债务的行为弱化了非储备货币国对美元的信任，世界众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掀起了新一轮去美元化浪潮。2020年第1季度，美元全球外汇储备规模占比为61.9%，同期人民币全球外汇储备占比为2.02%，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创下2016年第四季IMF报告人民币外汇储备占比数据以来的新高。另外，美国凭借美元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频繁对俄罗斯、委内瑞拉和伊朗等国的政治制裁、推行美国优先的逆全球化政策进一步加快了这些国家货币与美元脱钩的进程。2014年美国结束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后又持续进入加息通道，导致美元不断升值，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外债主要以美元计价，无形中又增加了其债务负担。相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产业分工、能源合作以及外汇市场互联互通，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巨大需求空间，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合作区域的“货币锚”地位得到显著提升[10];由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扩大货币互换规模，建立人民币清算体系不仅增大了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强化了人民币国际结算功能，同时也扩大了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进一步推动了人民币在大宗商品计价、结算使用比例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市场份额，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计价和交易功能。
目前，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黄金、原油和铁矿石期货产品相继问世，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定价权方面迈出实质性一步。未来要继续完善以大宗商品期货作为人民币商品锚的定价机制，推动石油人民币或铁矿石人民币计价等大宗商品计价规模和范围，提高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比例;同时，进一步整合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渠道和资源，提高结算便利化操作，满足不同时区人民币业务发展需要，以此来提高人民币跨境结算效率。2015年10月8日和2018年5月2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 bank Payment System，简称CIPS）一期和二期分别建成运行，开始向境内外参与者提供跨境人民币清算结算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全球交易结算建设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是为实现人民币走向全球铺设的“高速公路”，已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里程碑事件。未来CIPS运营机构要完善经营机制，提高服务水平，深化市场开拓，培育间接参与者，积极支持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提高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为人民币全球使用提供支撑。 健全人民币对外流通渠道，帮助市场主体克服金融风险。考虑到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是对在岸市场的有效补充，可以适当加大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发行规模，通过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的有效互动来增强人民币流动性;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建立跨境资本流动与检测系统，防止非法洗钱和投资热钱在境内外市场肆意流动，“助涨杀跌”，危及外汇市场稳定。外汇供求是影响汇率变动最基本因素，外汇市场真实的供需关系对于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至关重要。在世界经济走向不确定的背景下，要防止各种做空人民币的投机因素利用各种突发事件“助涨杀跌”，为人民币国际化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因此，要继续加强针对外汇和外资的宏微观审慎监管的力度，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审核，维持外汇市场实现以真实需求为基础的供求基本平衡，妥善处理好资本账户开放与防止金融风险直接的关系。实际上人民币国际化是顺应市场需求所取得的重要进展，离不开我国金融业开放发展的成功探索[11]。尽管资本账户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标志，但是在现阶段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市场不完善条件下，资本账户开放也意味着金融风险敞口增大，要对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采取审慎态度，妥善处理好资本账户开放与风险管理的关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此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金融开放程度以及金融风险管理能力息息相关。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人民币国际化基础，金融市场开放为人民币国际化形成证券和储备资产配资新路径提供动力，而金融市场风险管理能力直接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和水平。考虑到人民币汇率表现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了显著影响，必须健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避免人民币汇率大幅度波动，稳定市场主体预期，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稳定的内部环境。在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以及国内金融市场风险防控经验不足的条件下，人民币国际化只有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理念，建立与人民币汇率市场改革和金融市场开放相匹配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走渐进改革的道路，才能够最大化降低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金融风险。
当前，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已经成为“新常态”，人民币国际化要适应人民币汇率波动这种“新常态”，在不同市场环境下凸出不同发展路径与重点。在人民币汇率稳定、市场升值预期较高时，可以加大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作为负债货币的使用力度;在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较强时，可以加大人民币作为资产货币跨境使用的力度[12]。需要强调的是，人民币被境外接受程度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应该被人民币汇率的强弱表现所左右，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基础依然是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因素[13]。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我国跨境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服从和服务于我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和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而不宜成为宏观经济和人民币汇率政策直接追求的目标。
注释：
① 根据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差异，刘伟（2018）将货币国际化分为货币完全国际化和不完全国际化，两者区别就在于不完全国际化的货币不具备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国际中心货币不仅在世界市场计价和结算中具有压倒性优势，而且在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以及官方储备中占有较大比重（如美元），而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虽然同属于完全国际化货币，但是均属于国际非中心货币。本文沿用这一概念，将人民币成为国际非中心货币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目标。
参考文献：
[1] 申岚，李婧.人民币国际化新的可能性：人民币跨境循环体系的升级与发展[J].国际经济评论，2020（5）：43-60，5.
[2]严玉华.人民币国际化：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次优”选择[J].长春大学学报，2015，25（7）：1-6.
[3] 夏广涛.主权货币国际化的演变轨迹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方略[J].求索，2020（2）：112-120.
[4] [英]帕乌拉·斯帕奇.人民币国际化战略[M].隋钰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38.
[5] Eichengreen B. The renminbi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11， 33（5）： 723-730.
[6] Tavlas G 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urrencies： the case of the US dollar and its challenger Euro[J]. The International Executive， 1997， 39（5）： 581-597.
[7] 刘伟，程恩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选择问题探析——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J].上海经济研究，2020（7）：5-14.
[8] 田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研究[J].武汉金融，2015（2）：19-23.
[9] 沈伟.人民币汇率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超越市场和管制的第三条路径[J].区域与全球发展，2020，4（3）：38-76，156.
[10]赵慧，张浓.人民币“货币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探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J].商业研究，2020（5）：96-104.
[11]潘功胜.人民币国际化十年回顾与展望[J].中国金融，2019（14）：9-11.
[12]管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无终极最优解？——从N-1问题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发展前景[J].国际经济评论，2015（4）：26-34，4.
[13]刘慧.双支柱调控框架下金融—实体经济相互反馈机制研究[J].理论探讨，2019（3）：113-118.
Abstract：This paper comb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sovereign currency as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urrency. Whether it is the precious metal era or the credit currency era， sovereign currency will face the contradiction of “Triffin Dilemma” when it becomes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urrency. This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 is caused by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local currency attribute of sovereign currency and the public attribute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urrency.The analysis of Marxist monetary theory shows that the unity of value and use value determines that money comes from commodities， and credit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lacking value must be based on its strong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economic strength. Only through the “endorsement” of national credit can we perform the monetary function in the world market， which is also the inherent defect in the mechanism design of credit currency acting as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urrency.Therefore， the goal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icing， payment and settlement fun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weaken the function of RMB as an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and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ituation in China， we will implement a feasible strategy for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strategy;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Triffin Dilemma; Sovereign credit currenc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責任编辑：厉欣）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人民币国际化;特里芬两难;主权信用货币;国际货币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1）01-0059-07
作者简介：田涛（1979-），男，湖北仙桃人，湖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刘侣萍（1979-），本文通讯作者，女，湖北荆州人，湖北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许泱（1981-），男，湖北咸宁人，湖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创新理论与实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有了深刻认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人民币国际化在顺应市场需求的条件下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却未能取得与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对等的国际地位[1]。人民币国际化既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階段的产物，是针对现阶段美国主导的、以美元霸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弊端的一种理性反应和“次优”选择[2]，也是中国对外金融开放和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内容。然而，从人民币国际化实践进程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表现与人民币汇率走向息息相关[3]。在人民币持续升值时期，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显著提高;在人民币贬值时期，资本外逃加剧，人民币国际化进展缓慢。另外，有研究者提出人民币国际化是以政府推动为主，属于有管理的人民币国际化[4]，而没有遵循传统的市场需求导向的主权货币国际化进程。因此，如何结合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背景以及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形势的新变化，减少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阻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人民币国际化道路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主权货币国际化与“特里芬两难”
伴随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在持续向前迈进。2009年7月中国在上海、广州等5个沿海城市启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的试点，并在2010年将跨境贸易试点扩大至境内20个省、市、自治区，同时明确跨境货物与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实行人民币结算。另外，阿根廷、伊朗、巴西以及俄罗斯等部分国家（或地区）开始尝试将部分进出口贸易采用人民币来进行结算，进一步扩大了人民币的国际影响。随着中国持续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主动向世界开放本国市场以及在历次危机中所体现的大国担当，不断有国家或地区与中国开展货币金融合作。截至2019年，中国已与40多个国家（地区）签署了总金额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的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资产在全球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占比不断上升（图1），人民币国际信誉进一步增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然而，任何一种主权货币在充当国际本位货币以后，其货币发行的本币属性与充当国际本位货币公共属性的内在矛盾，会随着主权货币被国际社会接受程度的增加而不断激化。如果主权货币发行量太少，就制约了其作为世界计价货币、结算手段和国际储备的功能的发挥，导致国际流动性不足。如果主权货币发行量太多，容易造成流动性过剩，产生货币贬值风险。梳理国际货币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无论是贵金属本位时代还是信用货币时代，主权货币成为国际本位货币以后都会面临“特里芬两难”的矛盾，而主权货币国际地位的变化往往会随着发行国综合实力的变化而不断更替[3]，不断推动国际体系结构发生新变化。
在贵金属本位制时代，黄金以其良好的稳定性而一度成为各国货币发行的商品锚，但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工业革命使得全球经济增速远高于黄金产量的供给速度，使得通货紧缩成为当时采用金本位制各国所普遍发生的现象。工业革命和繁荣发达的海外贸易使得英国迅速崛起，并让英镑顺利取代黄金成为国际本位货币。然而，国际本位货币的更替并未消除“特里芬两难”的矛盾。英国只是通过其强大经济实力给英镑国际化“背书”，暂时缓解了英镑充当国际本位币的“特里芬两难”矛盾。随着美、德两经济总量超越英国，20世纪初英镑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特里芬两难”所累积的矛盾终于爆发，英镑作为唯一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被终结。1932年以美国为首的金本位国家选择美元为国际本位，与英镑挂钩的国家则形成了英镑区，欧洲中部和东部国家组成了以德国为首的外汇管制区，一分为三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开始形成，直至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兼具主权货币和世界货币双重角色。作为主权货币，美国可以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来调节美元供给;但是，作为世界货币，美元又需要加强其货币政策的约束，以使美元发行量与美国黄金储备相匹配。所以，美元的全球流通在此机制下受到美国国内黄金储备存量的制约，影响了美元国际计价、交易、支付和储备功能的发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进入浮动汇率时代，美国依靠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以及精心构建的石油等大宗商品结算体系、银行间金融通信网络系统和美元支付清算系统等，保障了美元充当世界本位货币的角色。
由于美元发行量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不再受到国内黄金储备的约束，美元的发行有了更大自由，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了美国转移国内危机、打压他国和掠夺他国财富的工具。美国每一次货币政策调整，其他国家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当国内经济和金融陷入困境时，美国通常会选择采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货币政策，将发展中国家陷入两难境地。由于全球超过60%的外汇储备和40%的商品都采用美元计价和结算，为了便利化对外贸易、增加债务清偿能力，各国都必须保留适度规模的美元储备，而美元储备越多，美元贬值所导致的各国储备损失越大。美元所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在本质上是由美元的双重角色所决定的，也是任何一种主权货币在充当本位货币以后所必然面临的难题。就中国来说，中国外汇储备最高时的规模一度接近4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外汇储备的1/3。美国不顾他国利益，通过交替使用强势美元和弱势美元的策略来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给我国外汇储备安全带来巨大风险。不仅如此，美元贬值还会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刺激热线快速进入我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加大我国资产泡沫压力，增大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初心”。 马克思货币理论认为货币的本质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而货币的职能是货币本质的具体体现，包括价值手段、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等五大职能。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基本职能，而在执行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三大职能时，货币必须是以金银等真正具有价值独立形式和独立体化物存在，才能行使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职能。由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实行金本位的货币制度，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资本论》等著作中都把黄金作为货币商品进行论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马克思指出货币的第一个职能就是价值尺度，“黄金的第一个职能是为商品世界提供价值的材料，或者说是把商品价值表现为同名的量，使它们在质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较”。由于这个职能，黄金这个特殊的商品才成为货币，被“当作一般劳动时间的直接化身即当作一般等价物”从其他商品中分离出来。“金银的使用统一了货币形式，它们作为世界货币放弃了‘民族的外衣’”，当“它突破了国内流通的界限以便在商品世界中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黄金就成了世界货币。
在马克思看来充当一般等价物是货币的社会属性，而黄金之所以能够成为货币是由它的自然属性决定的，是长期选择的结果。当货币突破国内流通界限，在世界市场上行使货币的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的过程，就是货币社会属性在世界市场集中体现。另外，马克思认为“纸币在实际上代替金币流通，它们就受金币流通规律的支配”。这是因为在金本位时代，作为金铸币的象征，纸币同样受到黄金本币流通规律制约，过多的纸币发行虽然不会改变商品或金铸币本身的价值，但是会导致纸币自身价值下降。因此，贵金属本位币时代的纸币发行虽然不能脱离黄金而独立存在，但是过量的纸币发行同样也会导致通货膨胀。正如马克思所说，“金属货币的流通量规律不仅决定着流通中所需的金属货币量，也规定着信用货币和纸币的发行量。纸币是由国家发行、强制使用的价值符号。价值符号不论带着什么金招牌进入流通，在流通中总是被压缩为能够代替它来流通的那个金量的符号”，也就是说纸币的发行数量仅限于其所代表的贵金属实际流通数量。纸币只有成为贵金属的代表才成为价值符号，而国家信用的背书才能让其纸币进入流通领域、行使货币的职能。
按照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观点，充当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货币不仅要足值，而且要现实的货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决定了货币源自商品。在信用货币时代，铸币和纸币显然都不具备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双重属性，才有了源于《政治经济学批判》里那句著名的论述：“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从这一点上说黄金的自然属性是黄金成为超主权实物货币的基础，这是黄金本位制与纸币最本质区别的地方，从而也就容易理解“金因为有价值才流通，纸票因为流通才有价值”。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从来不存在金本位制下的货币国际化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国家信用货币完全替代了超主权的金属货币，黄金也彻底退出货币体系。信用货币中的纸币以及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电子货币都属于非实物货币，只是一个价值符号或“货币幻觉”，其特征正好与实物货币相反;同时，信用货币的非超主权特征使得货币国际化必须建立在国家强大政治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由于信用货币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主权信用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就会天然陷入“特里芬两难”的矛盾。因此，尽管西方经济学家更多强调了主权货币发行国的政治经济基础对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性[5-6]，但是货币国际化摆脱不了马克思货币理论所阐释的价值规律作为货币成为国际流通货币的基础。
根据上文论述并参考前人研究[7]，国际化货币分类及其货币职能区别如表1所示。在货币发展到信用货币时代，货币国际化是一个国家在较强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本国货币突破国界限制，在国际商品流通中发挥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在世界范围内行使计价货币、支付手段、贮藏手段等功能的一般商品。因此，一国货币国际化程度可以通过其在世界市场上行使计价货币、支付手段、储藏手段的比例来加以衡量，这也是目前众多学者所持有的观点。货币的国际化不仅减少了国际贸易发展的阻碍，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而且本幣货币国际化以后，在世界市场上通过被其他国家吸纳为外汇储备还可以获取巨额铸币税收入，这也是美国过去一百多年来不遗余力发挥引领作用，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和美元成为国际中心货币的原因。当然，由于货币国际化所导致的所在国经济目标和世界经济目标的不一致，会丧失其货币政策独立性，也是主权货币国际化所必须承担的义务，但如果无视这种原本承诺和应该积极担负的义务，主权货币国际化就沦落成为掠夺他国财富的工具，从而饱受其他边缘国家的诟病。
信用货币时代一国货币国际化需要具备一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从内部来说，本币的自由可兑换和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是本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从外部条件来说，本币国际化需要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良好的世界市场经济秩序[8]。从现实来看，人民币资本项目还不能实现自由兑换，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时采取了介于市场主导与政府主导机制以外的第三条路径，即有限政府规制的市场化机制[9]。从外部因素来看，中美贸易战从经济领域全面延伸至政治领域，同时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正在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而“逆全球化”魅影在2016年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不断被强化并严重拖累了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在此背景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首先需要明确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其次才是围绕人民币国际化目标谋划其宏观战略和具体路径和战术。所以，人民币国际化不应以追求和承载美元类似的国际化计价、支付、储藏的众多功能，而应淡化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即让人民币成为国际非中心货币作为国际化的目标①，以尽可能克服主权货币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的内在缺陷。
二、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指导原则
2009年我国启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以来，人民币的对外信誉取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国际贸易和投资地位以及对外清偿能力等，人民币国际化的“后发劣势”非常明显。美国无论是在高科技领域还是经济金融领域都是世界领先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较强话语权。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依然需要美国牵头主导，美国在巨大利益面前不会放弃美元主导的国际地位。即使是在国际货币基金框架内，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也是非常困难的。目前，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投票权最多的国家，拥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的比重达到16.7%。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重大事项需要获得超过85%的投票权才能获得通过，这就意味着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上拥有绝对否决权。 通过多年经营，美国拥有世界上较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国际支付和结算体系形成了一套以美元为中心的银行结算系统和银行间支付系统。美元通过先后锚定黄金和石油等大宗商品而成为世界硬通货，短期内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这也是美国将国内经济目标凌驾于世界经济目标之上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摆脱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现实，就需要出现可以与美元展开竞争的候选货币，而日元和欧元一度是除美元之外被普遍看好的世界货币。从货币发行和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上来说，美国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欧元则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主权国家所形成的货币区，美国在政策决策效率上显然要略胜一筹。从经济表现来看，欧洲主要大国对于欧洲一体化理念的分歧难以让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画出最大同心圆，不仅增加了欧元区主权国家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也引致欧盟在短期内难以有效引导各成员国采取一致行动来保障欧洲经济增长。所以，美元仍然是国际货币组织各成员国主要的储备货币。就日元来说，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以及随后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导致其经济长期增长乏力，日本不具备撼动美元国际地位的实力，加元、澳元等由于占世界经济体量太小，难以承担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
由于中国经济出色表现，人民币开始受到世界广泛关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应在充分了解人民币初心和使命的基础上，明确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所处的阶段以及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在综合考虑国内和国际形势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道路。首先，分析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主权货币变迁历史，可以发现未来任何一种主权货币都不宜走美元国际化老路，也不宜承载类似美元国际化的所有功能，特别是储备货币的功能。目前，没有任何一个超主权机构有足够的权威来充当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说明当前以信用本位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简单的加法或减法（即增加或减少国际中心货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其次，人民币国际化不应理解为中美两国围绕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领域而展开的竞争。从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表现来看，人民币不应也不会成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竞争者和“替代品”。人民币国际化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需要，规避汇率风险，减少企业交易成本，避免因储备货币贬值而导致外汇储备缩水的必然选择。第三，从经济基本面来说， 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转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正在形成以市场主导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国际化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走美元国际化的老路;同时，为了降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对我国正当权益的损害，又必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就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应着重拓展人民币的计价、支付功能，淡化人民币国际货币的储备功能，避免人民币陷入“特里芬两难”。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路径
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人民币资产在全球各经济体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中占比升至2.01%，创IMF自2016年10月报告人民币储备资产以来的最高水平。截至2020年2月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市场份额已占到全球支付市场份额的2.11%，成为全球第五大国际支付货币。因此，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作为计价货币、支付交易以及外汇储备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尽管如此，相对于美元和英镑等世界主要国际货币来说，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交易支付与排名第一的美元支付占比相差20倍左右，与排名第四位的日元支付占比相差约1倍左右（图2）。目前，人民币国际化依然处于较低水平，而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所处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必然是漫长和艰辛之路，稍有不慎就会产生金融风险，必须逐步完善人民币在计价单位和交易媒介等方面的功能，在计价单位方面要进一步便利化。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配套政策，人民币国际化必须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加强政策引导与制度激励，挖掘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力。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可以为我国经济增长赋予新动能，同时也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为扩大人民币区域影响力、提高人民币计价和结算规模提供了绝好机遇。
现行国际货币储备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以美元为主导的金融格局，在机制设计上更多是保护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益，而非国际货币储备国的外汇储备资產经常会因为货币储备国币值的波动而缩水，其储备资产的金融风险敞口增大。美国长期以来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转移国内债务的行为弱化了非储备货币国对美元的信任，世界众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掀起了新一轮去美元化浪潮。2020年第1季度，美元全球外汇储备规模占比为61.9%，同期人民币全球外汇储备占比为2.02%，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创下2016年第四季IMF报告人民币外汇储备占比数据以来的新高。另外，美国凭借美元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频繁对俄罗斯、委内瑞拉和伊朗等国的政治制裁、推行美国优先的逆全球化政策进一步加快了这些国家货币与美元脱钩的进程。2014年美国结束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后又持续进入加息通道，导致美元不断升值，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外债主要以美元计价，无形中又增加了其债务负担。相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产业分工、能源合作以及外汇市场互联互通，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巨大需求空间，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合作区域的“货币锚”地位得到显著提升[10];由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扩大货币互换规模，建立人民币清算体系不仅增大了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强化了人民币国际结算功能，同时也扩大了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进一步推动了人民币在大宗商品计价、结算使用比例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市场份额，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计价和交易功能。
目前，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黄金、原油和铁矿石期货产品相继问世，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定价权方面迈出实质性一步。未来要继续完善以大宗商品期货作为人民币商品锚的定价机制，推动石油人民币或铁矿石人民币计价等大宗商品计价规模和范围，提高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比例;同时，进一步整合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渠道和资源，提高结算便利化操作，满足不同时区人民币业务发展需要，以此来提高人民币跨境结算效率。2015年10月8日和2018年5月2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 bank Payment System，简称CIPS）一期和二期分别建成运行，开始向境内外参与者提供跨境人民币清算结算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全球交易结算建设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是为实现人民币走向全球铺设的“高速公路”，已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里程碑事件。未来CIPS运营机构要完善经营机制，提高服务水平，深化市场开拓，培育间接参与者，积极支持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提高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为人民币全球使用提供支撑。 健全人民币对外流通渠道，帮助市场主体克服金融风险。考虑到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是对在岸市场的有效补充，可以适当加大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发行规模，通过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的有效互动来增强人民币流动性;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建立跨境资本流动与检测系统，防止非法洗钱和投资热钱在境内外市场肆意流动，“助涨杀跌”，危及外汇市场稳定。外汇供求是影响汇率变动最基本因素，外汇市场真实的供需关系对于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至关重要。在世界经济走向不确定的背景下，要防止各种做空人民币的投机因素利用各种突发事件“助涨杀跌”，为人民币国际化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因此，要继续加强针对外汇和外资的宏微观审慎监管的力度，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审核，维持外汇市场实现以真实需求为基础的供求基本平衡，妥善处理好资本账户开放与防止金融风险直接的关系。实际上人民币国际化是顺应市场需求所取得的重要进展，离不开我国金融业开放发展的成功探索[11]。尽管资本账户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标志，但是在现阶段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市场不完善条件下，资本账户开放也意味着金融风险敞口增大，要对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采取审慎态度，妥善处理好资本账户开放与风险管理的关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此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金融开放程度以及金融风险管理能力息息相关。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人民币国际化基础，金融市场开放为人民币国际化形成证券和储备资产配资新路径提供动力，而金融市场风险管理能力直接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和水平。考虑到人民币汇率表现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了显著影响，必须健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避免人民币汇率大幅度波动，稳定市场主体预期，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稳定的内部环境。在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以及国内金融市场风险防控经验不足的条件下，人民币国际化只有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理念，建立与人民币汇率市场改革和金融市场开放相匹配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走渐进改革的道路，才能够最大化降低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金融风险。
当前，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已经成为“新常态”，人民币国际化要适应人民币汇率波动这种“新常态”，在不同市场环境下凸出不同发展路径与重点。在人民币汇率稳定、市场升值预期较高时，可以加大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作为负债货币的使用力度;在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较强时，可以加大人民币作为资产货币跨境使用的力度[12]。需要强调的是，人民币被境外接受程度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应该被人民币汇率的强弱表现所左右，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基础依然是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因素[13]。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我国跨境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服从和服务于我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和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而不宜成为宏观经济和人民币汇率政策直接追求的目标。
注释：
① 根据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差异，刘伟（2018）将货币国际化分为货币完全国际化和不完全国际化，两者区别就在于不完全国际化的货币不具备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国际中心货币不仅在世界市场计价和结算中具有压倒性优势，而且在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以及官方储备中占有较大比重（如美元），而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虽然同属于完全国际化货币，但是均属于国际非中心货币。本文沿用这一概念，将人民币成为国际非中心货币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目标。
参考文献：
[1] 申岚，李婧.人民币国际化新的可能性：人民币跨境循环体系的升级与发展[J].国际经济评论，2020（5）：43-60，5.
[2]严玉华.人民币国际化：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次优”选择[J].长春大学学报，2015，25（7）：1-6.
[3] 夏广涛.主权货币国际化的演变轨迹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方略[J].求索，2020（2）：112-120.
[4] [英]帕乌拉·斯帕奇.人民币国际化战略[M].隋钰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38.
[5] Eichengreen B. The renminbi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11， 33（5）： 723-730.
[6] Tavlas G 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urrencies： the case of the US dollar and its challenger Euro[J]. The International Executive， 1997， 39（5）： 581-597.
[7] 刘伟，程恩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选择问题探析——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J].上海经济研究，2020（7）：5-14.
[8] 田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研究[J].武汉金融，2015（2）：19-23.
[9] 沈伟.人民币汇率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超越市场和管制的第三条路径[J].区域与全球发展，2020，4（3）：38-76，156.
[10]赵慧，张浓.人民币“货币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探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J].商业研究，2020（5）：96-104.
[11]潘功胜.人民币国际化十年回顾与展望[J].中国金融，2019（14）：9-11.
[12]管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无终极最优解？——从N-1问题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发展前景[J].国际经济评论，2015（4）：26-34，4.
[13]刘慧.双支柱调控框架下金融—实体经济相互反馈机制研究[J].理论探讨，2019（3）：113-118.
Abstract：This paper comb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sovereign currency as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urrency. Whether it is the precious metal era or the credit currency era， sovereign currency will face the contradiction of “Triffin Dilemma” when it becomes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urrency. This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 is caused by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local currency attribute of sovereign currency and the public attribute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urrency.The analysis of Marxist monetary theory shows that the unity of value and use value determines that money comes from commodities， and credit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lacking value must be based on its strong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economic strength. Only through the “endorsement” of national credit can we perform the monetary function in the world market， which is also the inherent defect in the mechanism design of credit currency acting as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urrency.Therefore， the goal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icing， payment and settlement fun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weaken the function of RMB as an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and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ituation in China， we will implement a feasible strategy for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strategy;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Triffin Dilemma; Sovereign credit currenc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責任编辑：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