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为国饮”，我国的饮茶历史已经有数千年之久。在漫长的饮茶历史中，人们认识到茶有“致清导和”的养生保健功能，所谓“一啜入腹”，“六腑无昏邪”。出于对茶的喜爱，唐代茶圣陆羽美誉茶为“嘉木”、“甘露”，诗人杜牧赞之为“瑞草魁”，五代时期郑遨誉之为“草中英”。到了宋代，陶榖称茶为“苦口师”、“清人树”和“余甘氏”，秦观赞之为“嘉木英”，苏轼名之为“叶嘉”。
　　
　　中国人虽然很早就开始饮茶，但茶作为近世文化的象征性饮品，还是从宋代开始的。常言道：“唐诗是酒，宋诗为茶。”我们虽不能这样简单地区别唐诗和宋诗，但唐人豪迈好酒却是事实，如李白、杜甫等都是酒豪，他们狂放不羁，或怀才不遇，从酒中寻得作诗的灵感;苏轼、陆游等虽然政争失败、官场失意，却照样与知交好友一起品茗论诗，由此可见宋人的内敛与理性，以及对茶的喜爱。
　　风雅之茶
　　
　　宋人风雅，宋代文人更是如此。他们是书生、是学者、是艺术家，他们格调高雅，注重生活的品位与情趣。
　　《宋人人物册》展现了宋代文人的生活美学风范。画中文人坐在家中榻上，手拿书卷似在阅读。身后屏风描绘的是水边风景，折射出文人对山水自然的向往。屏风上挂着主人的肖像画，如同面对着镜子的自我凝视，又似对自我价值和存在意义的思索。身旁的书童持壶正在为他斟茶，读书品茗的文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
　　山水林泉一直是文人们向往之所在。如果说《宋人人物册》中的文士用屏风画寄托向往之心，那么《竹林拨阮图》中的儒士们就是身体力行了。画中溪边竹林环境清幽，有一人右手扶着乐器阮咸，左手持杯，一人执瓶为前者杯中倒茶，对面有一人正昂首凝视，旁边还有童子侍候，另一童子跪伏溪边汲水。画面定格在弹奏间隙、演奏者正欲饮茶解渴的瞬间。
　　
　　文人雅集是宋代文人乐此不疲的一项活动，人们借此从事多种文化活动，形成一种新的文人生活风气。书画皇帝宋徽宗赵佶的《文会图》描绘了文人集会的盛大场景，画面气氛热烈，人物神态逼真。画中有一备茶场景，可见方形风炉、汤瓶、白茶盏、黑盏托、都篮等茶器。一个童子躬身立在茶炉旁边，炉上放置茶瓶，炉火正旺，显然正在烧水;另一童子手持长柄茶杓，正从茶罐中量取茶粉，准备置于茶盏待水沸腾后点茶。《文会图》的主题虽是文人雅集，茶却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反映出文人与茶的密切关系。
　　
　　劉松年所绘的《博古图》，表现的是几个文人聚在一起鉴赏古玩。画中松林茂盛，松下五位文士和三位仕女围绕摆放古玩的桌案，或低头细观，或上手把玩，表情神态不一。画面稍远处有侍女跪地俯身，手持扇子，正对着风炉在催火烹茶。刘松年另一幅《十八学士图》中，有五位文士正在欣赏曲乐表演，他们身前的案几上摆放着红色的茶托和白色的茶盏。靠近屏风独坐的文士旁边站立两人，一人双手托茶盏，另一人执壶斟茶。由此可见，在宋代，文人聚会品茶已经成为寻常事，而备茶以饮也成为“文会图”中重要的描绘场景。
　　
　　“鲜香箸下云，甘滑杯中露”的茶，为何如此受宋代文人雅士的钟爱呢？这要从唐代著名隐士卢仝说起。
　　卢仝自号玉川子，隐居少室山，贾岛说他“平生四十年，推著白布衣”，唐王朝曾两度征辟他为谏议大夫，均不就，最后在“甘露之变”中遇害。卢仝品性高洁，好茶成癖，以《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诗而名传千古。“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诗人煎茶自吃，连喝七碗，每一碗感受皆不同。这首“七碗茶歌”脍炙人口，对饮茶的审美情趣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谓茶诗第一，卢仝因此成为茶界“亚圣”。
　　“卢仝烹茶”也成为宋代茶画的经典主题。据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记载，两宋之交的李唐曾绘有《卢仝煎茶图》，可惜失传。此外，南宋的刘松年、宋末元初的钱选也都有《卢仝烹茶图》传世。
　　
　　钱选的《卢仝烹茶图》是以《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意入画，描绘的是好友谏议大夫孟荀送来新茶，卢仝当即烹茶品茗的情景。卢仝身着白色长袍，悠闲地坐于山冈之上，似在指点手持纨扇、蹲在地上的侍者如何烹茶。画面中另有一人伫立，神态恭谨，可能是孟谏议派来送茶的人。
　　刘松年的《卢仝烹茶图》里松槐交错、山石瘦削，树下茅屋中的卢仝拥书而坐，侧首柴门外。屋外的赤脚仆人肩挑葫芦，正在整治“败炉故鼎”，等待煎茶之水沸腾。这幅画再现了卢仝清苦的隐士生活，对此，明代大画家唐寅赞叹道：“玉川子豪宕放逸，傲睨一世，甘心数间之破屋，而独变怪鬼神于诗。观其《茶歌》一章，其平生宿抱忧世超物之志，洞然于几语之间，读之者可想见其人矣。”因此说，卢仝烹茶以饮已经带有忧世超物、淡泊名利的情怀。
　　文人爱茶，并在苦、甘、醇的“茶中三味”里品味生活，体会生命。大文豪苏轼才情冠绝一时，心存理想与抱负，却屡遭贬谪，仕途坎坷。他在《试院煎茶》诗中说：“我今贫病长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诗人的饮茶之举正是于逆境中保持平和达观心态的体现。 　　陆游在《临安春雨初霁》诗中说：“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雨后初晴，诗人铺开小纸写几笔草书，在窗前煮水、分茶、品茗，以此消磨时光。这年春天已经62岁的陆游，在赋闲5年后又被委任为严州（今浙江建德）知府，赴任之前要到临安（今浙江杭州）等待皇帝的召见，期间写下了这首传世名篇。曾在福建、江西两任“提举常平茶盐公事”的陆游，是个懂茶、爱茶的人，至今留有茶诗近300首。对于茶与酒的选择，他说“扣门方拟贳邻酒，篝火更欲寻僧茶”;有朋自远方来，他说“林间一瓯茶，晤语君勿吝”;老病退隐之后，他说“银杯拌蜜非老事，石鼎煎茶且时啜”。“宋诗为茶”俨然是陆游诗作的绝佳注脚。
　　世俗之茶
　　
　　在宋代，茶已经从隐逸的山林、雅士的宴会走进了市井。王安石在《议茶法》中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也说：“盖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茶已经深入到普通宋人的日常生活。
　　陆羽在《茶经》中引《广陵耆老传》说：“晋元帝时，有老妪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所谓茗就是茶水，这位老妇人可能是我国最早的茶水小贩了。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汴梁城内的“久住王员外家”门前，有两个“饮子摊”，各撑一把圆形遮阳伞，分别挂着“饮子”、“香饮子”字样的市招，虹桥边也有类似的“饮子摊”，这就是宋代的“茶水摊”。“饮子”，顾名思义就是饮料，原为中医的一种治病汤药，宋人喜饮药食同源、气味芳香的“饮子”，既能解渴又益身心。“饮子摊”当然也售卖茶水，《东京梦华录》就专门提到“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
　　《武林旧事》记载，南宋临安城也有“提茶瓶”、“茶花子”等各色与茶事有关的小经纪，而《卖浆图》为我们描绘了南宋都市里的茶贩形象。6个茶贩在叫卖间隙彼此交换茶汤、互相品鉴，画家着意刻画了他们使用的器具，竹木打制的风炉都篮最为醒目，风炉隐藏在篮中隔火层上，炉上可见长嘴茶壶，画中左上角的茶贩手执“铁筷子”拨弄炉中炭火，旁边是盛放木炭的竹编筐，“铁筷子”不用时就插在炭筐里。此外，茶叶罐、盛放茶碗的挎篮、茶贩腰间的雨伞也都是“标准装备”。画中倒茶的茶贩生意做得应该不错，他的风炉都篮上还雕刻着精美的凤凰纹饰呢。茶贩们有的穿布鞋，有的穿草鞋，甚至还有赤脚者，显然都是一些走街串巷为平民百姓服务的小商贩。
　　在大都市里，还有不少宋代版的“茶馆”。据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追忆，北宋汴梁城中有很多茶肆建于御街过州桥、朱雀门大街、潘楼东街巷、相国寺东门街巷等商业中心地带。《宣和遗事》中宋徽宗微服私访名妓李师师时，还专门提到了一家“周秀茶坊”。在这些茶肆中曾经上演过这样一幕：北宋灭后蜀时，缴获了一批古董书画。对于如何安置这些书画，君臣间有一番对话：“太祖阅蜀宫画图，问起所用，曰：‘以奉主人尔。’太祖曰：‘独览孰若使众观耶？’于是以赐东门外茶肆。”宋太祖認为只有将名画挂在茶肆才能“与民共赏”，此举既见其心胸气度，也预示着宋代文事必将大兴。
　　
　　宋室南迁，江浙地区的饮茶之风后来居上，南宋临安的茶肆在数量和形式上比北宋汴梁更加丰富多样。据《梦粱录》记载，南宋杭州已是“处处有茶坊”。《武林旧事》中还一一罗列当时颇具江南风情的茶坊名号，如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连三茶坊等，这些茶坊于墙壁处张挂名人字画，设置奇松异卉等盆景，雇人演奏乐曲歌谣。其中，尤其以宋人话本说唱相结合的“茶坊书场”最具文化氛围。例如，“一窟鬼茶坊”便是由于艺人在这家茶坊里说唱风靡杭州的话本小说《西山一窟鬼》而得名。
　　南宋时期的“茶画”更加着意于对市井风俗和升斗小民生活情趣的细致描摹。刘松年的《斗茶图》记录了宋人风靡一时的“斗茶”习俗。画中茶贩多身挎雨伞，可能是路上偶遇，他们在歇担休息间隙斗起茶来。右侧二人捧茶在手，似在品评;左侧一人提壶向杯中注水点茶，神情专注;另一人手执蒲扇生火煮水时还不忘侧头观“斗”。
　　“斗茶”又称“茗战”，是我国特有的茶文化。“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早期“斗茶”源于人们为了选出最好的贡茶献于朝廷，茶产出后，先要比斗一番。后来，不但产茶要“斗”，卖茶也要“斗”。“斗茶”渐渐流行，上至宫廷贵人，下至市井百姓，几乎“斗茶”成风，“斗茶图”便应运而生。
　　文人雅士借茶比拼，市井百姓也以茶赌斗。刘松年的《茗园赌市图》中也有4个茶贩，他们或提壶斟茶，或举杯啜茗，或回味品评，左侧老者拎壶路过，右边专卖“上等江茶”的小茶贩驻足观看，旁边的妇人也拎壶携子边走边看。画中人物清一色的民间衣着打扮，形象生动逼真，眼光集中于茶贩“斗茶”，是南宋街头茶市的真实写照，也把茗园“斗茶对赌”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除了刘松年的这两幅“斗茶”图，宋人还绘有不少“斗茶”图。据明代文嘉《严氏书画记》记载南宋李嵩绘有《斗茶图》一幅，清代王毓贤《绘事备考》记载南宋史显祖绘有《斗茶图》5幅，可惜都已经失传了。
　　“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从范仲淹的这首《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我们可以想见当时“斗茶”风气之浓厚。那么，宋人“斗茶”到底如何斗，其中的胜负优劣又该怎样品评分说呢？
　　现代人饮茶的主要方式是“泡茶”，这种茶道形式大约兴起于明代。历史上，我国的茶道大致经过“煎茶”、“点茶”和“泡茶”三个阶段。“煎茶”兴盛于唐代，衰于五代。“点茶”酝酿于唐末五代，流行于两宋，是继“煎茶”之后的主要茶道形式，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并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宋代关于“点茶法”的记载，莫过于蔡襄的《茶录》和宋徽宗的《大观茶论》。据《茶录》记载，“点茶法”是指将茶饼经过炙烤、碾磨、过筛，然后投入茶盏点冲调膏，后酌量加注热水，边注边击拂，使之产生汤花。当时用茶以蒸青团饼茶为主，用具有风炉、汤瓶、茶碾、茶磨、茶罗、茶盏、茶匙、茶筅等，其中，茶筅是用来打茶汤使之产生泡沫的用具，又名“搅茶公子”。点茶的大体程序包括：炙茶即用炭火烤干茶团，碾茶即将茶团碾磨成末，罗茶即用茶罗筛茶，候汤即选择用水与烧水，熁盏即用热水温热茶盏，最后就是注水点茶。点茶时要控制水量，茶少水多或水少茶多，均不佳。点茶的优劣，以泡沫、水纹、香气和汤色等项来评定，尤其以“有云脚”即泡沫美观且不散、“无水痕”即茶盏内壁水纹出现晚者为佳。 　　刘松年的《撵茶图》较为全面地描摹了宋代点茶茶艺从碾茶、煮水到注汤点茶的过程，是宋代点茶法清晰的图像展示。画面左侧有两人，一个仆人跨坐在长条矮几上，右手转动茶磨磨茶，石磨旁放着一只茶匙和一把扫茶末的茶帚。另一仆人站在方桌前，左手持茶盏，右手提汤瓶向茶盏内注汤点茶。他的左手边有一只风炉，炉上是水铫式煮水器，右手边是盖着卷边荷叶形盖的贮水瓮。方桌上有筛茶的茶箩、贮茶的茶盒、盛水的水盆、白色茶盏、红色盏托、茶匙、竹茶筅等用器。画面右侧的僧人伏案执笔正在作书，另有两人意在观览。《撵茶图》展示了文人士大夫和佛门僧侣们讲究品茶的生动场面。
　　茶，性淡味醇、意蕴隽永，与禅境颇有相似之处。在宋代，僧人与茶之间已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吃茶去”俨然成为禅宗经典语录，道破了“禅茶一味”的玄妙境界。僧侣们认为茶有“三德”：一是“提神”，坐禪时不惧困倦昏沉;二是“益身”，满腹打坐可助消化，空腹时能提供营养;三是“不发”，能使僧人静心息念、不会乱性。宋代普济禅师《五灯会元》记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高僧宗赜禅师在《禅苑清规》中，专门对禅门日常茶事、茶礼作了详细规约。宋代的《罗汉图》和《白莲社图卷》中烹茶的场景就是这种“和尚家风”的真实写照。
　　正所谓“示病维摩原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茶，就这样彻底走入了僧俗两界的日常生活。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宋人无分高低贵贱、男女老幼皆以饮茶为时尚。同时，宋代也是我国茶文化高度发达的历史时期。“茶肆”是茶与商业的结合，标志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生活的丰富，奠定了我国传统茶馆的文化基础。“拜茶”是茶与礼仪的产物，“宾主设礼，非茶不交”，家中来了客人都要奉上一杯香茗，以示礼貌和尊敬。“茶书”是茶与学问的结晶，《茶录》《大观茶论》《东溪试茶录》《品茶要录》等数十部著作的问世，促进茶学大兴。“茶诗”是茶与诗歌的对话，“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煮茗对清话，异琴知好音”，“弹琴阅古画，煮茗仍有期”，“唤人扫壁开吴画，留客临轩试越茶”，这些佳句就在烹茶品茗时吟咏而出。
　　在这些诗句里，茶与画也结下了不解之缘。茶与水的碰撞和交融，正如中国画中墨与水的调和与汇聚一般，茶道与绘画本就有相通之处，它们都能陶冶性情，也都关注意境的表达。以茶入画，在丰富绘画题材与内容的同时，还直观地记录了茶事的种种变迁，让我们得睹曾经鲜活的茶文化生活的历史画面，进而也将茶的实用价值提升到文化品赏的新高度。
　　“茶画”就是茶与绘画注定了的一场相遇。无论是失传已久的如李唐《卢仝煎茶图》、刘松年《唐子西拾薪煮茗图》、李嵩《茶会图》，还是有幸得存的如《斗茶图》《撵茶图》和《茗园赌市图》等，都在茶香暗透、茶旗飘摇间，定格在宋人那风流云散、历久弥新的茶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