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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在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要“着眼建设世界城市”，这成为2010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个亮点。北京市委书记刘漠也强调，世界城市应该有中国特色，与东京、纽约、伦敦不尽相同。要瞄准建设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加快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围绕这些背景，北京减灾协会的专家们在一系列针对“北京‘十二五’综合减灾应急能力建设规划”项目的预研究中发现，北京在人口、资源、环境、安全及其相互协调发展上与世界城市尚有不少差距，建设世界城市的安全标准亟待建立。日前，记者采访了北京减灾协会副会长金磊，他畅谈了北京目前在安全减灾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北京制定安全标准的全新内涵及北京面向2050年的未来安全规划等相关问题。
对照世界城市寻找北京差距
记者：请您简单谈谈何谓“世界城市”?
金磊：按2010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名词解释意为：世界城市是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目前公认的世界城市有纽约、伦敦、东京。其具体特征表现为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中心、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五个方面。世界城市有几大支撑条件尤为必要，如一定的经济规模，经济高度服务化，聚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区域经济合作紧密，国际交通便利，科技教育发达，生活居住条件优越等。
记者：作为世界城市的纽约、伦敦、东京，它们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有什么成功经验?
金磊：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给全世界敲响了反恐的警钟。为此美国强化了城市及国家层面的防御对策，组建了应急事务管理局基础上的国土安全部，以全面落实安全防灾事态。日本东京汲取1995年3月20日东京地铁站恶性投毒(沙林事件)事件，强化了地铁应对恐怖袭击的安全策略及规划设计措施。2001年7月后，英国国家层面的应急职责改由内阁直接负责，首相是应急管理的最高行政首长，领导内阁紧急应变小组(简称COBR)，发生大规模突发事件时，COBR将被启动，协调国家应急秘书处、军队、情报机构和相关部门予以处置。此外，英国还特别重视应急平台、风险评估、应急管理培训的建设。
记者：对照纽约、东京、伦敦的做法，北京目前在这方面存在哪些差距?
金磊：北京自2003年“非典”事件后强化了综合减灾应急建设，在“十五”及“十一五”期间明显的成就是重点构建了五大应急体系：应急管理体系、应急预案体系、信息共享交换网络体系、公众报警服务体系和法规政策体系；加强了七大应急机制建设：预测预警、信息报告、应急决策和处置、信息发布、社会动员、恢复重建、调查评估。但必须看到，北京与“世界城市”的安全水准及综合应急能力相比还有差距，不仅迄今没有国家综合减灾基本法及北京防灾减灾条例等综合法律法规，现有的安全建设也多为应急预案层面上的临时对策，虽然2008年奥运会的安全奥运建设为北京奥运会积累了大型国际会议运营的国际经验，但必须承认北京在应对常态灾害、事故上还屡屡出现偏颇及管理失当之处。
如今年元月北京遭遇大雪袭击，带来城市交通、环境等方面的一连串问题。随后，北京有效启动燃气应急预案，对大型商场、公共建筑、工业企业予以限气，保障居民用气用热，此举虽是应急之策，但也凸显了北京能源供应的先天不足；北京在强化综合减灾体制建设的同时，还需扎实抓城市安全组团即安全社区建设，它是北京步入“世界城市”的“保险阀”及基础，在这方面北京尚缺乏科学指导。
北京人口，尤其是人口密度要遏制，与世界12个同等规模的城市相比北京用地是最密集的，人均用地最少，北京人均每平方公里14694人，远远高于纽约8811人、伦敦4554人、东京6700人的规模。这些潜在隐患不解决，肯定会阻碍北京发展成为“世界城市”的步伐。
北京的安全标准及全新内涵
记者：制定北京“世界城市”的安全标准是个科学及政策问题，不可搞“花架子”，更应凸显首都北京的国家责任。北京打造世界城市的定位是什么?北京城市安全体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
金磊：“世界城市”的安全标准及其建设一定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安全观及安全理念下的系统化建设，它不仅依托于联合国倡导的国际减灾战略的背景及动态，更要体现综合减灾安全科学的本原，立足北京实际，按布骤使之在未来几十年的规划期内一步步跃上新台阶。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相应安全标准极待建立，北京市应对突发事件及巨灾的综合能力更应明显提高。这种提高指：要研究经济快速发展的安全瓶颈；要研究何为适宜世界城市的经济安全增长方式：文化与教育上的安全模式、与公众居住适宜的安全衣食住行比重等。
北京城市安全的新特点具体表现在：一是灾害种类形态有多样性、集中性，时间上呈多频次，空间上呈多领域；二是多种传统的和非传统的、自然的和社会的风险、矛盾交织并存，并且成为现代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要威胁三是灾害更体现复杂性、连锁性及危机的放大性。突发事件对城市的威胁不仅在于灾害引发后果的严重性，还在于事故潜在的长期破坏力：四是危机事件国际化程度加大，防控难度增大，造成的损失难以评估；五是要充分认识并准备好应急物流的超常规性及难确定性；六是世界城市的高端需求所反映并暴露出的危机事件的跨界影响力等，都使北京城市应急特点明显。
记者：面对北京建立世界城市的新定位，北京城市应急管理建设的新任务体现在哪些方面?
金磊：一是世界城市及首都圈、大北京的目标都带来无法阻挡的人口膨胀，这是“十二五”规划中必须卡住的安全承载力问题，是人口无限增加，还是控制性发展，已成为北京“世界城市”应急建设的头号任务，不仅重新加倍考虑能源，还有应急储备。二是应急的综合化，由于综合灾情、综合管理、综合优化、综合处置及综合评价，使原本的应急任务无法胜任，面临新挑战；三是世界城市的安全水准取决于应急反应的标准化。北京市迄今没有从全市层面入手的标准化体系，这不仅指应急救援不同成员单位服饰的标准化，更指城市各类应急工程从设计、施工的应急建设标准等；四是应急预案要精细化。如果说自“十五”、“十一五”编制发布应急预案对城市应急起到了作用，但从实用、适用、可操作性等层面入手，北京城市管理的应急预案要在体系化调整的同时，用精细化的水准逐一重审。五是应急联动机制的效率化。六是应急参与的公众化。七是应急信息传播的透明化。
记者：在全球化视野的新形势下，北京的安全标准体现出了哪些新的内涵，请您谈一谈?
金磊：面对事故灾难不断增长，自然灾害防范及救援能力不足，公共卫生事件频繁出现，社会危机事件不少的客观性，北京的“世界城市”安全标准应充分考虑城市民生的安全利益、安全权利及安全制度。具体体现在：一是世界城市应是一个全面且本质安全的城市， 使自然、人为、公共卫生、社会事件四大类灾情时刻处于安全状态的监控之中：二是世界城市应是一个有综合减灾应急管理能力的城市，要有综合减灾立法为保障的综合减灾管理及处置能力；三是世界城市对各类灾变应有“跨界”的控制力，广泛具有国内外灾害防御及协调救援的快速反应能力：四是世界城市要求自身具备一流的生命线系统及指挥体系，不仅保障系统安全可靠及快速修复，还要有较充分的备用容量；五是世界城市要求市民的国际化水准，不仅市民要具备安全素质与技能，同时要求至少城市有60％以上为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安全社区标准；六是世界城市要具备极强的应对巨灾的抗毁能力，面对各类巨灾要能保障60％以上的市民安全并使城市重要设施能良好运行，尤其不为一般灾害所扰动，处于较充分的稳定状态且保障必要的国际化联络能力。
北京未来7大“重”灾源
记者：请您预测未来10年北京的“重”灾源?
金磊：北京城市综合灾情现状及未来学研究已把“主要突发公共事件”归纳为四大类，即：自然灾害(水旱、地震、地质、气象灾害及森林火灾)：事故灾害(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公共卫生事件(重大传染病疫情、重大动植物疫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社会安全事件(重大群体事件、重大刑事案件、涉外突发事件)。
进一步对2020年内北京“重”灾源的综合预测意见是：
一是首都圈地区及周边不排除发生6级地震可能性：二是城市气象巨灾会更加频发，如城市暴雨沥涝灾害、雷电灾害、大气公害、旱灾：三是以主要依靠外部供给的能源为中心的能源供给短缺、能源网络本身的事故风险加剧；四是巨大的城市道路交通流，使城市交通隐患加大，重点是城市道路、高速公路、轨道、地铁等系统的安全难控性：五是火灾及爆炸的危险性，除企业危化品外，超高层建筑与地下空间安危加剧，尤其是数以千计的有20年楼龄的十二层以上的普通居民楼的消防及拥挤隐患在加剧；六是信息安全、高技术犯罪及社会恐怖事件的无国界性及增长势头；七是由一种灾害诱发多种灾害的不可控制的复杂链式反应等。
打造北京的安全规划
记者：请您谈谈北京安全规划的着力点在哪?
金磊：一是加强城市各类灾种的综合风险研究，建立北京巨灾条件下的城市危险状态情景分析模型；
二是按世界城市的发展阶段及高水准修订并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不仅要增强其可行性及可操作性，尤其要借鉴他国先进作法，使应急预案体系成为可供比选的方案群；
三是强化城市安全容量的承载力研究，尤其针对CBD东扩、地铁大规模建设等项目，确立可持续安全发展概念下的最适宜人口数量及经济增长方式，切不可在缺少风险评估情景下一谓盲目膨胀，造成“增长性”破坏及发展隐性障碍；
四是以城市工程建设的安全性为核，尤其关注民生项目如住宅的安全实施全寿命周期安全管理，确保所有新建项目的安全可靠性及综合抗御灾变的能力，其中强化规划设计的安全性，并逐步确立示范工程；
五是加强城市公众的国际化安全文化教育及年度定期演练制度建设，同时扩大城市应急避难场所比例，并使安全社区建设完成从规划到实施的全过程管理。
尽快提高公民安全文化素质
记者：如何提高公民应对突发事件和灾害的能力，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举措?
金磊：要加强以公民安全文化教育为中心的媒体应急建设。强化全体公民的安全文化教育，尤其关注依法报道突发事件及危机状态，正确引导舆论，发挥媒体“社会公器”的作用。作为“世界城市”的北京安全要大力推进应急信息传递及传播工程，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赋予媒体更多自主报道突发事件的责任和权利，但对于北京这个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及“世界城市”，媒体传播要坚守原则，这是实现信息公开化目标的保障如应把握知情权、及时准备全面、实事求是、化危为机、体现人文关怀等原则。作为“世界城市”的高端国际化，要求媒体传播的目标不可出现漏洞及媒体失语的情况，面对每一件应急事件，北京乃至中国的媒体缺席，都将是政府应急管理行为信用不足的表现。如要在全市及国家主流媒体中进行危机处理的媒体责任教育活动，在深刻理解北京城市现代灾情及危机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媒体对危机传播的科学模式如变应急为常态、变单一灾害为综合灾情，特别应借鉴气象预报及预警的成功模式，尝试广播、电视、政府网页的“每周灾情”评介栏目，使之经常化并系列化，有效杜绝因灾害谣传所造成的损失。在“十二五”期间全面理顺危机事件下的媒体行为模式，有效发挥好媒体“社会公器”的作用。
面向2050年北京“世界城市”目标，建议科委应系统地制定不同时段的重点研究课题，如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安全目标研究；围绕世界城市的北京安全数字城市研究；北京城市巨灾潜势及风险对等研究：北京“十二五”期间及提升应急能力战略研究：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阶段目标及总体综合减灾战略研究等，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北京作为21世纪中叶世界城市的安全水平。
对照世界城市寻找北京差距
记者：请您简单谈谈何谓“世界城市”?
金磊：按2010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名词解释意为：世界城市是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目前公认的世界城市有纽约、伦敦、东京。其具体特征表现为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中心、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五个方面。世界城市有几大支撑条件尤为必要，如一定的经济规模，经济高度服务化，聚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区域经济合作紧密，国际交通便利，科技教育发达，生活居住条件优越等。
记者：作为世界城市的纽约、伦敦、东京，它们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有什么成功经验?
金磊：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给全世界敲响了反恐的警钟。为此美国强化了城市及国家层面的防御对策，组建了应急事务管理局基础上的国土安全部，以全面落实安全防灾事态。日本东京汲取1995年3月20日东京地铁站恶性投毒(沙林事件)事件，强化了地铁应对恐怖袭击的安全策略及规划设计措施。2001年7月后，英国国家层面的应急职责改由内阁直接负责，首相是应急管理的最高行政首长，领导内阁紧急应变小组(简称COBR)，发生大规模突发事件时，COBR将被启动，协调国家应急秘书处、军队、情报机构和相关部门予以处置。此外，英国还特别重视应急平台、风险评估、应急管理培训的建设。
记者：对照纽约、东京、伦敦的做法，北京目前在这方面存在哪些差距?
金磊：北京自2003年“非典”事件后强化了综合减灾应急建设，在“十五”及“十一五”期间明显的成就是重点构建了五大应急体系：应急管理体系、应急预案体系、信息共享交换网络体系、公众报警服务体系和法规政策体系；加强了七大应急机制建设：预测预警、信息报告、应急决策和处置、信息发布、社会动员、恢复重建、调查评估。但必须看到，北京与“世界城市”的安全水准及综合应急能力相比还有差距，不仅迄今没有国家综合减灾基本法及北京防灾减灾条例等综合法律法规，现有的安全建设也多为应急预案层面上的临时对策，虽然2008年奥运会的安全奥运建设为北京奥运会积累了大型国际会议运营的国际经验，但必须承认北京在应对常态灾害、事故上还屡屡出现偏颇及管理失当之处。
如今年元月北京遭遇大雪袭击，带来城市交通、环境等方面的一连串问题。随后，北京有效启动燃气应急预案，对大型商场、公共建筑、工业企业予以限气，保障居民用气用热，此举虽是应急之策，但也凸显了北京能源供应的先天不足；北京在强化综合减灾体制建设的同时，还需扎实抓城市安全组团即安全社区建设，它是北京步入“世界城市”的“保险阀”及基础，在这方面北京尚缺乏科学指导。
北京人口，尤其是人口密度要遏制，与世界12个同等规模的城市相比北京用地是最密集的，人均用地最少，北京人均每平方公里14694人，远远高于纽约8811人、伦敦4554人、东京6700人的规模。这些潜在隐患不解决，肯定会阻碍北京发展成为“世界城市”的步伐。
北京的安全标准及全新内涵
记者：制定北京“世界城市”的安全标准是个科学及政策问题，不可搞“花架子”，更应凸显首都北京的国家责任。北京打造世界城市的定位是什么?北京城市安全体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
金磊：“世界城市”的安全标准及其建设一定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安全观及安全理念下的系统化建设，它不仅依托于联合国倡导的国际减灾战略的背景及动态，更要体现综合减灾安全科学的本原，立足北京实际，按布骤使之在未来几十年的规划期内一步步跃上新台阶。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相应安全标准极待建立，北京市应对突发事件及巨灾的综合能力更应明显提高。这种提高指：要研究经济快速发展的安全瓶颈；要研究何为适宜世界城市的经济安全增长方式：文化与教育上的安全模式、与公众居住适宜的安全衣食住行比重等。
北京城市安全的新特点具体表现在：一是灾害种类形态有多样性、集中性，时间上呈多频次，空间上呈多领域；二是多种传统的和非传统的、自然的和社会的风险、矛盾交织并存，并且成为现代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要威胁三是灾害更体现复杂性、连锁性及危机的放大性。突发事件对城市的威胁不仅在于灾害引发后果的严重性，还在于事故潜在的长期破坏力：四是危机事件国际化程度加大，防控难度增大，造成的损失难以评估；五是要充分认识并准备好应急物流的超常规性及难确定性；六是世界城市的高端需求所反映并暴露出的危机事件的跨界影响力等，都使北京城市应急特点明显。
记者：面对北京建立世界城市的新定位，北京城市应急管理建设的新任务体现在哪些方面?
金磊：一是世界城市及首都圈、大北京的目标都带来无法阻挡的人口膨胀，这是“十二五”规划中必须卡住的安全承载力问题，是人口无限增加，还是控制性发展，已成为北京“世界城市”应急建设的头号任务，不仅重新加倍考虑能源，还有应急储备。二是应急的综合化，由于综合灾情、综合管理、综合优化、综合处置及综合评价，使原本的应急任务无法胜任，面临新挑战；三是世界城市的安全水准取决于应急反应的标准化。北京市迄今没有从全市层面入手的标准化体系，这不仅指应急救援不同成员单位服饰的标准化，更指城市各类应急工程从设计、施工的应急建设标准等；四是应急预案要精细化。如果说自“十五”、“十一五”编制发布应急预案对城市应急起到了作用，但从实用、适用、可操作性等层面入手，北京城市管理的应急预案要在体系化调整的同时，用精细化的水准逐一重审。五是应急联动机制的效率化。六是应急参与的公众化。七是应急信息传播的透明化。
记者：在全球化视野的新形势下，北京的安全标准体现出了哪些新的内涵，请您谈一谈?
金磊：面对事故灾难不断增长，自然灾害防范及救援能力不足，公共卫生事件频繁出现，社会危机事件不少的客观性，北京的“世界城市”安全标准应充分考虑城市民生的安全利益、安全权利及安全制度。具体体现在：一是世界城市应是一个全面且本质安全的城市， 使自然、人为、公共卫生、社会事件四大类灾情时刻处于安全状态的监控之中：二是世界城市应是一个有综合减灾应急管理能力的城市，要有综合减灾立法为保障的综合减灾管理及处置能力；三是世界城市对各类灾变应有“跨界”的控制力，广泛具有国内外灾害防御及协调救援的快速反应能力：四是世界城市要求自身具备一流的生命线系统及指挥体系，不仅保障系统安全可靠及快速修复，还要有较充分的备用容量；五是世界城市要求市民的国际化水准，不仅市民要具备安全素质与技能，同时要求至少城市有60％以上为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安全社区标准；六是世界城市要具备极强的应对巨灾的抗毁能力，面对各类巨灾要能保障60％以上的市民安全并使城市重要设施能良好运行，尤其不为一般灾害所扰动，处于较充分的稳定状态且保障必要的国际化联络能力。
北京未来7大“重”灾源
记者：请您预测未来10年北京的“重”灾源?
金磊：北京城市综合灾情现状及未来学研究已把“主要突发公共事件”归纳为四大类，即：自然灾害(水旱、地震、地质、气象灾害及森林火灾)：事故灾害(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公共卫生事件(重大传染病疫情、重大动植物疫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社会安全事件(重大群体事件、重大刑事案件、涉外突发事件)。
进一步对2020年内北京“重”灾源的综合预测意见是：
一是首都圈地区及周边不排除发生6级地震可能性：二是城市气象巨灾会更加频发，如城市暴雨沥涝灾害、雷电灾害、大气公害、旱灾：三是以主要依靠外部供给的能源为中心的能源供给短缺、能源网络本身的事故风险加剧；四是巨大的城市道路交通流，使城市交通隐患加大，重点是城市道路、高速公路、轨道、地铁等系统的安全难控性：五是火灾及爆炸的危险性，除企业危化品外，超高层建筑与地下空间安危加剧，尤其是数以千计的有20年楼龄的十二层以上的普通居民楼的消防及拥挤隐患在加剧；六是信息安全、高技术犯罪及社会恐怖事件的无国界性及增长势头；七是由一种灾害诱发多种灾害的不可控制的复杂链式反应等。
打造北京的安全规划
记者：请您谈谈北京安全规划的着力点在哪?
金磊：一是加强城市各类灾种的综合风险研究，建立北京巨灾条件下的城市危险状态情景分析模型；
二是按世界城市的发展阶段及高水准修订并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不仅要增强其可行性及可操作性，尤其要借鉴他国先进作法，使应急预案体系成为可供比选的方案群；
三是强化城市安全容量的承载力研究，尤其针对CBD东扩、地铁大规模建设等项目，确立可持续安全发展概念下的最适宜人口数量及经济增长方式，切不可在缺少风险评估情景下一谓盲目膨胀，造成“增长性”破坏及发展隐性障碍；
四是以城市工程建设的安全性为核，尤其关注民生项目如住宅的安全实施全寿命周期安全管理，确保所有新建项目的安全可靠性及综合抗御灾变的能力，其中强化规划设计的安全性，并逐步确立示范工程；
五是加强城市公众的国际化安全文化教育及年度定期演练制度建设，同时扩大城市应急避难场所比例，并使安全社区建设完成从规划到实施的全过程管理。
尽快提高公民安全文化素质
记者：如何提高公民应对突发事件和灾害的能力，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举措?
金磊：要加强以公民安全文化教育为中心的媒体应急建设。强化全体公民的安全文化教育，尤其关注依法报道突发事件及危机状态，正确引导舆论，发挥媒体“社会公器”的作用。作为“世界城市”的北京安全要大力推进应急信息传递及传播工程，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赋予媒体更多自主报道突发事件的责任和权利，但对于北京这个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及“世界城市”，媒体传播要坚守原则，这是实现信息公开化目标的保障如应把握知情权、及时准备全面、实事求是、化危为机、体现人文关怀等原则。作为“世界城市”的高端国际化，要求媒体传播的目标不可出现漏洞及媒体失语的情况，面对每一件应急事件，北京乃至中国的媒体缺席，都将是政府应急管理行为信用不足的表现。如要在全市及国家主流媒体中进行危机处理的媒体责任教育活动，在深刻理解北京城市现代灾情及危机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媒体对危机传播的科学模式如变应急为常态、变单一灾害为综合灾情，特别应借鉴气象预报及预警的成功模式，尝试广播、电视、政府网页的“每周灾情”评介栏目，使之经常化并系列化，有效杜绝因灾害谣传所造成的损失。在“十二五”期间全面理顺危机事件下的媒体行为模式，有效发挥好媒体“社会公器”的作用。
面向2050年北京“世界城市”目标，建议科委应系统地制定不同时段的重点研究课题，如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安全目标研究；围绕世界城市的北京安全数字城市研究；北京城市巨灾潜势及风险对等研究：北京“十二五”期间及提升应急能力战略研究：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阶段目标及总体综合减灾战略研究等，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北京作为21世纪中叶世界城市的安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