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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月1日，杨思一在日记里写道：“旧的一年已经过去，新的一年已经到来。旧的一年在国家是一个大转变，在个人接受了历史上最大的考验，考验中有苦也有快乐。希望新的一年呀，苦恼减少，快乐增长。”
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和省政协副主席的他，怎会想到日记会止步当年10月12日，最后一句连标点也没。12月13日，他被划右派，成为史称“沙（文汉）、杨事件”中的杨;被视为新中国成立后，继“潘（汉年）扬（帆）事件”后全国第二大冤案;被研究者认为“全面打响全国性党内反右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20日，杨思一逝世。六天后，《浙江日报》头版刊《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党籍的决议》（《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7日转载）。那天的杭州阴到多云，寒冬的气温只有3度。
杨思一的苦恼：党内复杂的思想斗争
杨思一1901年9月生于浙江诸暨，原名云亭，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湖州县委宣传部长。1938年回乡，为抗战前期宁（波）绍（兴）特区我党主要领导人之一。1949年 5月6日，中共浙江成立新省委，任命杨思一为委员、杭州市委副书记兼政务部副部长。11天后调回省委组织部，并兼省纪委书记、省编制委员会主任。9月，任省委党校校长兼书记。1950年浙江省委常委会成立，杨思一任常委。1954年当选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1955年5月31日，杨思一在“自我鉴定”中写道：“我觉得在党的四中全会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是我一生中真正从思想上接触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与艰苦性的一个时期。”这样的话，又出现1956年的《自传》中，“我虽然入党二十余年，但真正接触到党内思想斗争的深处，体会到党内思想斗争的复杂性与改造自己思想的艰苦性，还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根据杨思一日记等资料显示，笔者认为，杨思一所谓的复杂性艰苦性主要有如下四点。
一、党内民主生活氛围的变化。列席1956年7月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叶伯善后来回忆道：与会的许多代表运用党内的民主权利发言，在肯定前届省委成绩的同时，对省委一些领导同志的缺点毛病指名道姓地提出了批评。代表们反映，这种民主空气与批评精神超过了以往省委召开的历次会议。……待到1957年全国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形势下，竟混淆了两类矛盾，把头年党代表大会发扬民主中提出的一些批评意见，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把沙文汉、杨思一和彭瑞林、孙章录四人一起定为“党内的右派分子”。
二、党内对党政分工的不同看法。1956年11月26日，杨思一讨论《改进省人民委员会领导方法与调整组织的意见》后写道：“在这个问题，在省委内部曾经发生过不少次思想上的斗争。从沙来后，我与沙[开始还有李（李丰平，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笔者注）]主张加强政权工作，主张党政适当分工，主张建立政府系统的集体领导，而有的同志原则同意，后来怕政权干部闹独立闹分散而改变了主意，批评党政分工的说法为原则错误，批评在政府建立集体领导为想搞小省委……一个新的措施的采取，总是要经过酝酿斗争才能实现的。但是原则性的方案的提出还是比较简单的事，更复杂更艰苦的事情在乎行动。” 1957年12月，他在参加省一届人代会五次会议后写下日记：“有的怕放手发扬民主会弄出波匈事件，有的对阶级斗争的警惕性太高，主张对一切错误意见都应给以正面批驳。我主张放手发扬民主，但也承认会议虽然基本上属于一般性的思想斗争，但也存在有阶级斗争的内容。”
三、面对“地方宗派主义”的指责。某日在沙家会客室，沙文汉夫人陈修良曾看见杨思一拭泪，在他走后，问沙文汉，杨思一素来刚强，为何落泪？沙文汉答：有人说他有地方宗派主义思想。主要因他一直在浙江打游击，任过重要领导工作。解放后，老区的干部和群众在肃反、土改中有许多人受到打击或被误杀，老区贫困非常，无人看管。杨思一就向省委提出了要求解决老区干部问题的建议，引起一些人的猜忌和指责。他觉得很委屈，因此伤心不堪。杨思一1956年10月20日日记可以佐证：“上午与沙谈工作，谈到老根据地建设与林辉山同志（时任温州地委副书记——笔者注）对温州老区问题的反映时，我不知不觉地流了眼泪。我感觉很对不起老区的同志与人民，很对不起刘英同志（浙江省委书记、1942年牺牲——笔者注）与其他牺牲的同志。我对建设老区、追念先烈负有更大的责任，可是我的处境，竟无法按自己的意愿办事。”
四、对一些同志被定为“右派”的疑惑。1957 年6月13日，杨思一参加一届四次全国人大日记：“当我们开始看到《浙江日报》登刊宋（宋云彬，时任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副主委——笔者注）、李（李士豪，时任农工民主党省主委——笔者注）的右派言行时，思想上有很大顾虑与怀疑，怀疑将宋作为右派头子、李作为右派来打击是否适当？” 此后，斗争转党内。日记8月12日：“陳冰同志（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笔者注）汇报了陈修良同志的一些反党言论。看来这个斗争将向领导首长方面发展起来了。这里将有一场痛苦的斗争。”9月23日，“杨源时同志（时任省文教部副部长——笔者注）告诉我，宣传部已开始整风，大字报开始揭发陈修良的错误言行，部委会议已确定陈为右派……并已提到沙对省委的不满意见。看来几年的问题，这次将总爆发。思想上开始觉得有些紧张。但过后想想，能够合理地彻底地解决，那也是件好事。要准备反右派、省委整风、自我检查同时并进。”
事态发展没如他所想，反右、整风、自检的三箭齐发变成一箭穿心。9月25日，杨思一晚上突患恶性感冒，头剧痛，呕吐，发烧。9月26日住浙医一院，10月12日出院这天他写下最后日记：“初进院时想到大放大鸣，想到整风，想到一连串的往事，满肚委屈情绪涌来，几乎无法抑制，思想极为混乱，情绪极为动荡。省委整风，以我与沙作为批评斗争的重点，急想去参加，但身体不允许，只好在家听杨炳的转述，看会议记录。大家对我的批评揭发，归纳起来是这样几个问题：党内团结与对当地干部的宗派主义问题;北京人代会反右派斗争问题;去年代表大会发言稿的问题。根据陈伟达（时任省委常委、省监委副书记）与吴宪同志（时任省委常委、副省长）的发言，我与沙文汉同志是犯反党反社会主义宗派活动的错误。” 出院前的10月10日，四级干部会议召开，党内反右入高潮。杨思一妻子章文君说，“在大会召开前半个月里，思一同志因心脏病、高血压先后发作住院。但他关心大会将开，病还没好，就匆匆出院回来参加会议。几天后，眼底又出血，只得在家里，天天听取秘书对会议情况的汇报。会议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听说柯庆施同志宣布：‘有病住院的也要来参加，不会走，抬了来。’思一同志被迫抱病出席会议。这时，他一直在发低烧。”
临终遗言：你们要听党的话
1957年12月13日，中共浙江省第二届第二次代表会议闭幕。章文君等丈夫回家。这位1938年入党的妇女干部，与杨思一结婚已十七载。她靠坐在床，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杨思一推门进来，表示会开完了，案也定了，自己被定为右派。章文君记得清楚，“这一夜，我知道他显然没有睡好。但第二天他仍按时起床，还翻开列宁《哲学笔记》阅读。下午，他叫我和孩子同他一起到孤山走走。到这时候，他才边走边谈道：‘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共产党，那我要什么呢？！说我不要社会主义，那我又有何图？！’”
中央的意见还没来，开除他右派分子党籍的决议还未见报，这些日子对夫妇两人而言，度日如年。杨思一对妻子说，自己已被划为党内思想上的敌人，建议妻子划清界线，和自己离婚。章文君明白是为了她和四个孩子，最小的才6岁，可她坚决不同意，认为丈夫是冤枉的。12月17日，会议结束第四天。杨思一把马列著作和两套劳动衣服等，装进两只大网篮。章文君担心他虚弱的身体和受伤的心，他劝道，他们俩要暂时分开几年了，三五年后他可以上北京去，把自己的问题向中央说清楚。无意中，两人发现西窗外小土坡上，他们家和省委主要负责人住所间新设了岗哨。
章文君叫丈夫早一点睡，可他学习到十点多才躺下。大约十二时左右，她迷迷蒙蒙地听到一阵踢嗒踢嗒的脚步声。抬起头来，只见丈夫整个身子直挺挺地贴着房门旁的墙壁，双脚却在原地踏步……杨思一浑身发抖，不时恶心，双手捧着脑袋，非常疼痛的样子。那一幕，章文君终身难忘。杨思一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断断续续的，是“你们要听党的话”。医院电话打不通，等到天亮才把杨思一送浙江一医，诊断脑溢血。他深度昏迷，稍稍清醒时，章文君见他痛苦地边喘气边流泪。昏迷三天，20日下午停止呼吸。
陈修良写道：“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一个优秀的领导干部，一个曾经对浙江党的建设、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人民武装建设作过重大贡献的革命战士，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没有死在敌人的监狱里，没有死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被强加给他的几项政治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地方宗派主义’‘反党集团’等等活活压死了。这类悲痛的教训，怎能不发人深思？！怎能不引以为戒？！”
身后事：彻底平反与追悼会
当时，浙江省委有9名打成右派（含常委），7人撤全国人大代表资格，50多人撤省人大代表资格。省委宣传部代部长陈修良、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化局长黄源、省工业厅副厅长张光、省高院副院长邬家箴等厅局长级党员干部划右派;省级宣传单位划右派45名;省民盟委员中右派占27.5%。省工业厅杨思来被当作杨思一“弟弟”，与在林业厅的妻子陈幼华被开除党籍和工作。（下转第93页） （上接第92页）杨思来是诸暨横山人，杨思一是诸暨牌头人;两人相隔五六十公里，无血缘和亲属关系。反右严重扩大化的后果严重，《中国共产党历史》指出：“使党探索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受到挫折。”
1979年6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原省委常委、副省长杨思一，原省委常委、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長彭瑞林，原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部长孙章录三同志错划为右派分子问题的改正报告，恢复其党籍和政治名誉。省委发〔1979〕51号文件。
1980年1月9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对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予以改正，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省委发〔1980〕10号文件。
1983年11月25日。中共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关于撤销省二届党代会二次会议开除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同志党籍决议的决议》。其中写道“这四位同志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不存在地方宗派主义问题，不存在‘共同反党’问题。”
原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成浩来到科学会堂，参加杨思一平反后的追悼会。根据他的说法，现场“规定一律不许送花圈。参加追悼会的同志们不约而同地竞送挽联，势如潮涌，这是历次追悼会所少有的。有许多挽联水平绝高，既概括了他一生对党和人民忠诚的业绩，又批驳了强加给他的污蔑不实之词，可见人心向往”。
（作者退休前为上海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杨之立
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和省政协副主席的他，怎会想到日记会止步当年10月12日，最后一句连标点也没。12月13日，他被划右派，成为史称“沙（文汉）、杨事件”中的杨;被视为新中国成立后，继“潘（汉年）扬（帆）事件”后全国第二大冤案;被研究者认为“全面打响全国性党内反右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20日，杨思一逝世。六天后，《浙江日报》头版刊《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党籍的决议》（《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7日转载）。那天的杭州阴到多云，寒冬的气温只有3度。
杨思一的苦恼：党内复杂的思想斗争
杨思一1901年9月生于浙江诸暨，原名云亭，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湖州县委宣传部长。1938年回乡，为抗战前期宁（波）绍（兴）特区我党主要领导人之一。1949年 5月6日，中共浙江成立新省委，任命杨思一为委员、杭州市委副书记兼政务部副部长。11天后调回省委组织部，并兼省纪委书记、省编制委员会主任。9月，任省委党校校长兼书记。1950年浙江省委常委会成立，杨思一任常委。1954年当选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1955年5月31日，杨思一在“自我鉴定”中写道：“我觉得在党的四中全会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是我一生中真正从思想上接触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与艰苦性的一个时期。”这样的话，又出现1956年的《自传》中，“我虽然入党二十余年，但真正接触到党内思想斗争的深处，体会到党内思想斗争的复杂性与改造自己思想的艰苦性，还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根据杨思一日记等资料显示，笔者认为，杨思一所谓的复杂性艰苦性主要有如下四点。
一、党内民主生活氛围的变化。列席1956年7月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叶伯善后来回忆道：与会的许多代表运用党内的民主权利发言，在肯定前届省委成绩的同时，对省委一些领导同志的缺点毛病指名道姓地提出了批评。代表们反映，这种民主空气与批评精神超过了以往省委召开的历次会议。……待到1957年全国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形势下，竟混淆了两类矛盾，把头年党代表大会发扬民主中提出的一些批评意见，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把沙文汉、杨思一和彭瑞林、孙章录四人一起定为“党内的右派分子”。
二、党内对党政分工的不同看法。1956年11月26日，杨思一讨论《改进省人民委员会领导方法与调整组织的意见》后写道：“在这个问题，在省委内部曾经发生过不少次思想上的斗争。从沙来后，我与沙[开始还有李（李丰平，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笔者注）]主张加强政权工作，主张党政适当分工，主张建立政府系统的集体领导，而有的同志原则同意，后来怕政权干部闹独立闹分散而改变了主意，批评党政分工的说法为原则错误，批评在政府建立集体领导为想搞小省委……一个新的措施的采取，总是要经过酝酿斗争才能实现的。但是原则性的方案的提出还是比较简单的事，更复杂更艰苦的事情在乎行动。” 1957年12月，他在参加省一届人代会五次会议后写下日记：“有的怕放手发扬民主会弄出波匈事件，有的对阶级斗争的警惕性太高，主张对一切错误意见都应给以正面批驳。我主张放手发扬民主，但也承认会议虽然基本上属于一般性的思想斗争，但也存在有阶级斗争的内容。”
三、面对“地方宗派主义”的指责。某日在沙家会客室，沙文汉夫人陈修良曾看见杨思一拭泪，在他走后，问沙文汉，杨思一素来刚强，为何落泪？沙文汉答：有人说他有地方宗派主义思想。主要因他一直在浙江打游击，任过重要领导工作。解放后，老区的干部和群众在肃反、土改中有许多人受到打击或被误杀，老区贫困非常，无人看管。杨思一就向省委提出了要求解决老区干部问题的建议，引起一些人的猜忌和指责。他觉得很委屈，因此伤心不堪。杨思一1956年10月20日日记可以佐证：“上午与沙谈工作，谈到老根据地建设与林辉山同志（时任温州地委副书记——笔者注）对温州老区问题的反映时，我不知不觉地流了眼泪。我感觉很对不起老区的同志与人民，很对不起刘英同志（浙江省委书记、1942年牺牲——笔者注）与其他牺牲的同志。我对建设老区、追念先烈负有更大的责任，可是我的处境，竟无法按自己的意愿办事。”
四、对一些同志被定为“右派”的疑惑。1957 年6月13日，杨思一参加一届四次全国人大日记：“当我们开始看到《浙江日报》登刊宋（宋云彬，时任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副主委——笔者注）、李（李士豪，时任农工民主党省主委——笔者注）的右派言行时，思想上有很大顾虑与怀疑，怀疑将宋作为右派头子、李作为右派来打击是否适当？” 此后，斗争转党内。日记8月12日：“陳冰同志（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笔者注）汇报了陈修良同志的一些反党言论。看来这个斗争将向领导首长方面发展起来了。这里将有一场痛苦的斗争。”9月23日，“杨源时同志（时任省文教部副部长——笔者注）告诉我，宣传部已开始整风，大字报开始揭发陈修良的错误言行，部委会议已确定陈为右派……并已提到沙对省委的不满意见。看来几年的问题，这次将总爆发。思想上开始觉得有些紧张。但过后想想，能够合理地彻底地解决，那也是件好事。要准备反右派、省委整风、自我检查同时并进。”
事态发展没如他所想，反右、整风、自检的三箭齐发变成一箭穿心。9月25日，杨思一晚上突患恶性感冒，头剧痛，呕吐，发烧。9月26日住浙医一院，10月12日出院这天他写下最后日记：“初进院时想到大放大鸣，想到整风，想到一连串的往事，满肚委屈情绪涌来，几乎无法抑制，思想极为混乱，情绪极为动荡。省委整风，以我与沙作为批评斗争的重点，急想去参加，但身体不允许，只好在家听杨炳的转述，看会议记录。大家对我的批评揭发，归纳起来是这样几个问题：党内团结与对当地干部的宗派主义问题;北京人代会反右派斗争问题;去年代表大会发言稿的问题。根据陈伟达（时任省委常委、省监委副书记）与吴宪同志（时任省委常委、副省长）的发言，我与沙文汉同志是犯反党反社会主义宗派活动的错误。” 出院前的10月10日，四级干部会议召开，党内反右入高潮。杨思一妻子章文君说，“在大会召开前半个月里，思一同志因心脏病、高血压先后发作住院。但他关心大会将开，病还没好，就匆匆出院回来参加会议。几天后，眼底又出血，只得在家里，天天听取秘书对会议情况的汇报。会议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听说柯庆施同志宣布：‘有病住院的也要来参加，不会走，抬了来。’思一同志被迫抱病出席会议。这时，他一直在发低烧。”
临终遗言：你们要听党的话
1957年12月13日，中共浙江省第二届第二次代表会议闭幕。章文君等丈夫回家。这位1938年入党的妇女干部，与杨思一结婚已十七载。她靠坐在床，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杨思一推门进来，表示会开完了，案也定了，自己被定为右派。章文君记得清楚，“这一夜，我知道他显然没有睡好。但第二天他仍按时起床，还翻开列宁《哲学笔记》阅读。下午，他叫我和孩子同他一起到孤山走走。到这时候，他才边走边谈道：‘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共产党，那我要什么呢？！说我不要社会主义，那我又有何图？！’”
中央的意见还没来，开除他右派分子党籍的决议还未见报，这些日子对夫妇两人而言，度日如年。杨思一对妻子说，自己已被划为党内思想上的敌人，建议妻子划清界线，和自己离婚。章文君明白是为了她和四个孩子，最小的才6岁，可她坚决不同意，认为丈夫是冤枉的。12月17日，会议结束第四天。杨思一把马列著作和两套劳动衣服等，装进两只大网篮。章文君担心他虚弱的身体和受伤的心，他劝道，他们俩要暂时分开几年了，三五年后他可以上北京去，把自己的问题向中央说清楚。无意中，两人发现西窗外小土坡上，他们家和省委主要负责人住所间新设了岗哨。
章文君叫丈夫早一点睡，可他学习到十点多才躺下。大约十二时左右，她迷迷蒙蒙地听到一阵踢嗒踢嗒的脚步声。抬起头来，只见丈夫整个身子直挺挺地贴着房门旁的墙壁，双脚却在原地踏步……杨思一浑身发抖，不时恶心，双手捧着脑袋，非常疼痛的样子。那一幕，章文君终身难忘。杨思一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断断续续的，是“你们要听党的话”。医院电话打不通，等到天亮才把杨思一送浙江一医，诊断脑溢血。他深度昏迷，稍稍清醒时，章文君见他痛苦地边喘气边流泪。昏迷三天，20日下午停止呼吸。
陈修良写道：“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一个优秀的领导干部，一个曾经对浙江党的建设、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人民武装建设作过重大贡献的革命战士，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没有死在敌人的监狱里，没有死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被强加给他的几项政治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地方宗派主义’‘反党集团’等等活活压死了。这类悲痛的教训，怎能不发人深思？！怎能不引以为戒？！”
身后事：彻底平反与追悼会
当时，浙江省委有9名打成右派（含常委），7人撤全国人大代表资格，50多人撤省人大代表资格。省委宣传部代部长陈修良、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化局长黄源、省工业厅副厅长张光、省高院副院长邬家箴等厅局长级党员干部划右派;省级宣传单位划右派45名;省民盟委员中右派占27.5%。省工业厅杨思来被当作杨思一“弟弟”，与在林业厅的妻子陈幼华被开除党籍和工作。（下转第93页） （上接第92页）杨思来是诸暨横山人，杨思一是诸暨牌头人;两人相隔五六十公里，无血缘和亲属关系。反右严重扩大化的后果严重，《中国共产党历史》指出：“使党探索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受到挫折。”
1979年6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原省委常委、副省长杨思一，原省委常委、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長彭瑞林，原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部长孙章录三同志错划为右派分子问题的改正报告，恢复其党籍和政治名誉。省委发〔1979〕51号文件。
1980年1月9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对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予以改正，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省委发〔1980〕10号文件。
1983年11月25日。中共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关于撤销省二届党代会二次会议开除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同志党籍决议的决议》。其中写道“这四位同志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不存在地方宗派主义问题，不存在‘共同反党’问题。”
原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成浩来到科学会堂，参加杨思一平反后的追悼会。根据他的说法，现场“规定一律不许送花圈。参加追悼会的同志们不约而同地竞送挽联，势如潮涌，这是历次追悼会所少有的。有许多挽联水平绝高，既概括了他一生对党和人民忠诚的业绩，又批驳了强加给他的污蔑不实之词，可见人心向往”。
（作者退休前为上海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