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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启蒙辩证法》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作，上承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下启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新时代。深刻揭示了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这一现实，剖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沦落为“野蛮状态”的原因，证明了以启蒙精神为深层逻辑支撑点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的过程，探讨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剖析的线索。
【关键词】：启蒙辩证法;工具理性;资本主义社会
众所周知，1944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奠基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合著。作者在这本书中通过对启蒙理性反思，揭示了人类社会非但没有发展为合乎人性的社会，反而逐步沦落为野蛮社会。他们在继承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基础上，深刻批判了“物化”背后的深层理论渊源，开启了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新时代。作者通过对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这一现实的揭示，深刻地剖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沦落为“野蛮状态”的原因，证明了以启蒙精神为深层逻辑支撑点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具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
一、启蒙与集权：《启蒙辩证法》的历史背景
《启蒙辩证法》写成于20世纪40年代初，但其理论背景和理论关切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时值法西斯主义大行其道，人类社会弥漫着恐怖的迷雾。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建立了法西斯政权，霍克海默率领社会研究所为避免迫害而搬离德国。社会研究所先到日内瓦，后因为形势进一步恶化而迁往纽约。1938年2月，阿多诺受霍克海默之邀来到纽约，成为社会研究所的重要成员。
《启蒙辩证法》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美国流亡时期写成的重要代表作。他们自述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准确地说是在1942年，我们就已经开始着手撰写这本书。”而在1947年，该书正式出版发行。《启蒙辩证法》的公开问世引发了巨大影响。正如作者在1969年新版前言中写道的一样，“这本书渐渐流传了开来，很久以前就已经销售一空”。二十多年后的1969年，《启蒙辩证法》再版发行。
《启蒙辩证法》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虽然国家社会主义的恐怖统治行将就寝，但启蒙的根本目标与实践结果发生严重对立的事实没有发生彻底的改变：恐怖还继续存在，统一集权化的趋势还没有彻底终结。“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应当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研究深入到了这一社会现实，力图揭示导致启蒙的自我毁灭的深层的思想根源，并勾画出了一条启蒙兴起与毁灭的路线图。
二、工具理性：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逻辑支撑点
启蒙是什么？康德对此的回答被认为是最经典的定义：“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在康德看来，启蒙就是人具有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其使用不受时间和场合的限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第一篇论文《启蒙的概念》一文中开篇界定了启蒙的概念。认为“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代替幻想。”由此，将启蒙的内涵扩展为人类一般的进步思想，其本真含义是消除恐惧与迷信，确立人对自然的“主权”。启蒙的根本目标是增强人改造世界的能力，使人成为世界的主人。
在人们看来，启蒙是通过知识来战胜神话和迷信的，然而问题在于什么是知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自培根以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大行其道，“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包含了启蒙理性蜕化为工具理性的全部本质：知识就是权力。“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也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方法，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在他们看来， 抽象同一性原则使得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
作者认为，启蒙战胜神话的过程中，“启蒙根本就不顾及自身，他抹除了自我意识的一切痕迹。”在抽象同一性原则的基础上，启蒙消除了万事万物的“质”的区别，将事物抽象为只具有“量”的形式，从而启蒙理性变成了剔除了价值因素的单纯的形式理性即工具理性。这一抽象集中表现在数学理性之中，启蒙旨在正确地对待世界，但事实上却歪曲了世界。启蒙在抽象同一性原则上将世界量化，把所有事物都加以抽象，不可避免地使思維程序化。“数字成了启蒙精神的准则”“一旦未知数在数学步骤中变成一个等式的未知量，便说明在所有价值尚未设定之前，它就是完全已知的了。”数学的方法遵循严格的逻辑，在这一理性推导过程中，主体湮没在一种自我推动过程中，客观化为一种程式，思维被机器所替代。从而启蒙自身在程式化、机械化的思维过程中毫无保留的贡献出自己最后一点天真。这样，启蒙理性就在抽象同一性中蜕变为形式理性即工具理性。“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正是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从而使得启蒙理性作为彻底的神话攫取了它的统治权力”。导致人们习惯用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待世界，将世界首先认定为是一个合理的现实，各种科学的价值就在于论证和赞美这一现实。人的思维的程式化和机械化，使得任何对现存社会的合理的批判都会在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被消灭。
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深层逻辑支撑点。众所周知，自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降，近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原来统治世界的上帝逐渐被人自身所取代，人获得了对自然的“主权”，这一点早在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权力）”中就得到了清晰地呈现。正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工具理性的逻辑成了新的神话。启蒙运动从上帝手上将统治权夺了过来，并将这统治权牢固地构建在工业事实的工具理性之上。从此，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中，工具理性被举过头顶，成了其自身的最终目的。正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就是其最终目的，一旦资本的神性被抛弃，资本主义社会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
再者，工具理性总是要求构建囊括一切的统一的科学，并以此统摄这个工业和效用的世界。在抽象同一性原则的基础上，启蒙消除了万事万物的“质”的区别，将事物抽象为只具有“量”的形式，这样便把原来不等的东西变成了可以进行比较的东西。因此，数学成了可以理解万事万物的科学，甚至以前不能深入研究的东西，不能解决的东西，非理性的东西，都通过数学原理而得到了一致的改造。数学理性通过取消质的量化过程使社会历史成为同一，进而使人能够更加便利地支配现代社会的一切对象。由此，“启蒙理性的同一性之现实社会本体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之商品交换原则”。市场逻辑在工具理性即形式理性中得到确立。而科学技术和商品交换囊括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全部逻辑。 三、进步与奴役：启蒙理性的双重性
从上述对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及其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的梳理中，不难看出，启蒙理性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进步与奴役的双重变奏。
一方面，启蒙以祛魅为根本目标，高扬人的理性认知能力，贬低神的统治权力。在战胜神话的过程中确立人对自然的“主权”。使得理性第一次成为了评判是非对错的最高标准。
启蒙理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启蒙理性构建统一科学的尝试，直接导致科学实证主义的兴起。人们在研究自然地时候，不在匍匐在上帝跟前，人们相信运用自己的理性认知能力能够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和权力。人们深信自然存在某种规律，只要掌握了这种规律，就能控制自然。在这一过程中，近代自然科学取得极大进步，一大批新兴科学确立自己的地位，科学技术取得巨大进步。先进科学技术在转化为实际生产活动的时候无疑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物质财富得到极大提高。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了现代社会。尽管《启蒙辩证法》的主题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但并不像某些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人类进步的彻底否定，透露着对人类前景的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作者在“新版前言”中写道：“作为对哲学的批判，它并不打算放弃哲学。”这即是说，作者在批判启蒙理性并不是要彻底否定之。作者“并不怀疑，社会中的自由与启蒙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同样也清楚地认识到，启蒙概念的本身已经包含着今天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作者所担心的是“如果启蒙没有对这一倒退的环节进行反思，它也就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了”。而启蒙倒退为神话的原因“只能到畏惧真理的启蒙自身中去寻找”。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为了“希望” 而进行的批判，并不是对启蒙的彻底抛弃。
另一方面，启蒙在逐步蜕变为工具理性的过程中，跌入了对自然奴役与自我奴役并行的泥潭。
其一，“知识与权力是同义词”，启蒙的实证化和抽象化倾向带有极权主义性质。在工业体系中，启蒙就是要使人主宰自然，进而主宰人自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的极权主义性质导致人对自然地“暴政”。人们学习知识的目的不是为了概念和图景，而是为了获得统治自然的技术和方法。在工具理性的意志下，人对自然地统治权力逐渐增大。人类第一次成为完全支配世界的主人，人类中心的观念成为每个人根深蒂固的常识。然而事实早已证明，人对自然地任何过度奴役都会得到相应的报复。当今世界诸如生态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在工具理性那里是找不到出路的。
其二，人对自然统治权的树立，是以人的自我异化为前提的。人类在疯狂追求对自然地统治中，忘却了人自身也是一种自然存在。人不可能抛开这一自然属性，否则人没有存在的基础。而启蒙恰恰是“摧毁了旧的不平等的、不正确的东西，直接的统治权”的同时，又“以在普遍的联系中，在一些存在的东西与另外一些存在的东西的关系中，使这种统治权永恒化”。启蒙在抛弃了上帝对人的外部强制式的统治的同时，又确定了人对世界的暴力式的统治。在启蒙看来，这种人对自然地强制不仅不是非理性的，反而是一种合理性。这种统治完全被当作是人类的胜利。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指出：“商业和运输使这种统治在形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完全转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形式。人们不再生活在刀剑的奴役下，而是受到了庞大机器的奴役，当然，这种机器最终也是能够把刀剑锻造出来的。”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直接统治形式被一种物的关系的统治形式所替代，这种物的关系的统治形式其实是一种看不见的强制，它并没有彻底改变人被奴役的命运，毋宁说这是一种新的奴役。这种奴役看似“自由”，实则更加稳固和强制。一是因为这种统治以个人自愿进入市场为前提，相对于封建式的硬性奴役更具欺骗性。二是因为统治者不是某个个人，而是“物的关系”，因此更具隐匿性。
不难看出，《启蒙辩证法》正是基于启蒙理性——工具理性——市场逻辑这一线索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中尤其对启蒙的自我毁灭即工具理性泛滥导致社会和人的异化这一现实的批判，蕴涵着深刻的批判精神。《启蒙辩证法》虽然不是社会批判理论的最终版本，但它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为其后的社会批判理论开辟了方向，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渠敬东，曹卫东译.“意大利版前言”《启蒙辩证法》[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康德，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商务印书馆，2005.
[3]张一兵.反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与市场逻辑批判求是学刊，2009（5）.
[4]胡绪明.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与形而上学统治权力的共谋——基于《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逻辑关系的探析[J].兰州学刊，2007（12）.
【关键词】：启蒙辩证法;工具理性;资本主义社会
众所周知，1944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奠基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合著。作者在这本书中通过对启蒙理性反思，揭示了人类社会非但没有发展为合乎人性的社会，反而逐步沦落为野蛮社会。他们在继承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基础上，深刻批判了“物化”背后的深层理论渊源，开启了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新时代。作者通过对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这一现实的揭示，深刻地剖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沦落为“野蛮状态”的原因，证明了以启蒙精神为深层逻辑支撑点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具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
一、启蒙与集权：《启蒙辩证法》的历史背景
《启蒙辩证法》写成于20世纪40年代初，但其理论背景和理论关切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时值法西斯主义大行其道，人类社会弥漫着恐怖的迷雾。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建立了法西斯政权，霍克海默率领社会研究所为避免迫害而搬离德国。社会研究所先到日内瓦，后因为形势进一步恶化而迁往纽约。1938年2月，阿多诺受霍克海默之邀来到纽约，成为社会研究所的重要成员。
《启蒙辩证法》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美国流亡时期写成的重要代表作。他们自述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准确地说是在1942年，我们就已经开始着手撰写这本书。”而在1947年，该书正式出版发行。《启蒙辩证法》的公开问世引发了巨大影响。正如作者在1969年新版前言中写道的一样，“这本书渐渐流传了开来，很久以前就已经销售一空”。二十多年后的1969年，《启蒙辩证法》再版发行。
《启蒙辩证法》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虽然国家社会主义的恐怖统治行将就寝，但启蒙的根本目标与实践结果发生严重对立的事实没有发生彻底的改变：恐怖还继续存在，统一集权化的趋势还没有彻底终结。“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应当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研究深入到了这一社会现实，力图揭示导致启蒙的自我毁灭的深层的思想根源，并勾画出了一条启蒙兴起与毁灭的路线图。
二、工具理性：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逻辑支撑点
启蒙是什么？康德对此的回答被认为是最经典的定义：“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在康德看来，启蒙就是人具有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其使用不受时间和场合的限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第一篇论文《启蒙的概念》一文中开篇界定了启蒙的概念。认为“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代替幻想。”由此，将启蒙的内涵扩展为人类一般的进步思想，其本真含义是消除恐惧与迷信，确立人对自然的“主权”。启蒙的根本目标是增强人改造世界的能力，使人成为世界的主人。
在人们看来，启蒙是通过知识来战胜神话和迷信的，然而问题在于什么是知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自培根以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大行其道，“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包含了启蒙理性蜕化为工具理性的全部本质：知识就是权力。“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也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方法，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在他们看来， 抽象同一性原则使得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
作者认为，启蒙战胜神话的过程中，“启蒙根本就不顾及自身，他抹除了自我意识的一切痕迹。”在抽象同一性原则的基础上，启蒙消除了万事万物的“质”的区别，将事物抽象为只具有“量”的形式，从而启蒙理性变成了剔除了价值因素的单纯的形式理性即工具理性。这一抽象集中表现在数学理性之中，启蒙旨在正确地对待世界，但事实上却歪曲了世界。启蒙在抽象同一性原则上将世界量化，把所有事物都加以抽象，不可避免地使思維程序化。“数字成了启蒙精神的准则”“一旦未知数在数学步骤中变成一个等式的未知量，便说明在所有价值尚未设定之前，它就是完全已知的了。”数学的方法遵循严格的逻辑，在这一理性推导过程中，主体湮没在一种自我推动过程中，客观化为一种程式，思维被机器所替代。从而启蒙自身在程式化、机械化的思维过程中毫无保留的贡献出自己最后一点天真。这样，启蒙理性就在抽象同一性中蜕变为形式理性即工具理性。“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正是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从而使得启蒙理性作为彻底的神话攫取了它的统治权力”。导致人们习惯用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待世界，将世界首先认定为是一个合理的现实，各种科学的价值就在于论证和赞美这一现实。人的思维的程式化和机械化，使得任何对现存社会的合理的批判都会在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被消灭。
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深层逻辑支撑点。众所周知，自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降，近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原来统治世界的上帝逐渐被人自身所取代，人获得了对自然的“主权”，这一点早在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权力）”中就得到了清晰地呈现。正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工具理性的逻辑成了新的神话。启蒙运动从上帝手上将统治权夺了过来，并将这统治权牢固地构建在工业事实的工具理性之上。从此，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中，工具理性被举过头顶，成了其自身的最终目的。正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就是其最终目的，一旦资本的神性被抛弃，资本主义社会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
再者，工具理性总是要求构建囊括一切的统一的科学，并以此统摄这个工业和效用的世界。在抽象同一性原则的基础上，启蒙消除了万事万物的“质”的区别，将事物抽象为只具有“量”的形式，这样便把原来不等的东西变成了可以进行比较的东西。因此，数学成了可以理解万事万物的科学，甚至以前不能深入研究的东西，不能解决的东西，非理性的东西，都通过数学原理而得到了一致的改造。数学理性通过取消质的量化过程使社会历史成为同一，进而使人能够更加便利地支配现代社会的一切对象。由此，“启蒙理性的同一性之现实社会本体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之商品交换原则”。市场逻辑在工具理性即形式理性中得到确立。而科学技术和商品交换囊括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全部逻辑。 三、进步与奴役：启蒙理性的双重性
从上述对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及其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的梳理中，不难看出，启蒙理性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进步与奴役的双重变奏。
一方面，启蒙以祛魅为根本目标，高扬人的理性认知能力，贬低神的统治权力。在战胜神话的过程中确立人对自然的“主权”。使得理性第一次成为了评判是非对错的最高标准。
启蒙理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启蒙理性构建统一科学的尝试，直接导致科学实证主义的兴起。人们在研究自然地时候，不在匍匐在上帝跟前，人们相信运用自己的理性认知能力能够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和权力。人们深信自然存在某种规律，只要掌握了这种规律，就能控制自然。在这一过程中，近代自然科学取得极大进步，一大批新兴科学确立自己的地位，科学技术取得巨大进步。先进科学技术在转化为实际生产活动的时候无疑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物质财富得到极大提高。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了现代社会。尽管《启蒙辩证法》的主题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但并不像某些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人类进步的彻底否定，透露着对人类前景的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作者在“新版前言”中写道：“作为对哲学的批判，它并不打算放弃哲学。”这即是说，作者在批判启蒙理性并不是要彻底否定之。作者“并不怀疑，社会中的自由与启蒙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同样也清楚地认识到，启蒙概念的本身已经包含着今天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作者所担心的是“如果启蒙没有对这一倒退的环节进行反思，它也就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了”。而启蒙倒退为神话的原因“只能到畏惧真理的启蒙自身中去寻找”。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为了“希望” 而进行的批判，并不是对启蒙的彻底抛弃。
另一方面，启蒙在逐步蜕变为工具理性的过程中，跌入了对自然奴役与自我奴役并行的泥潭。
其一，“知识与权力是同义词”，启蒙的实证化和抽象化倾向带有极权主义性质。在工业体系中，启蒙就是要使人主宰自然，进而主宰人自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的极权主义性质导致人对自然地“暴政”。人们学习知识的目的不是为了概念和图景，而是为了获得统治自然的技术和方法。在工具理性的意志下，人对自然地统治权力逐渐增大。人类第一次成为完全支配世界的主人，人类中心的观念成为每个人根深蒂固的常识。然而事实早已证明，人对自然地任何过度奴役都会得到相应的报复。当今世界诸如生态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在工具理性那里是找不到出路的。
其二，人对自然统治权的树立，是以人的自我异化为前提的。人类在疯狂追求对自然地统治中，忘却了人自身也是一种自然存在。人不可能抛开这一自然属性，否则人没有存在的基础。而启蒙恰恰是“摧毁了旧的不平等的、不正确的东西，直接的统治权”的同时，又“以在普遍的联系中，在一些存在的东西与另外一些存在的东西的关系中，使这种统治权永恒化”。启蒙在抛弃了上帝对人的外部强制式的统治的同时，又确定了人对世界的暴力式的统治。在启蒙看来，这种人对自然地强制不仅不是非理性的，反而是一种合理性。这种统治完全被当作是人类的胜利。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指出：“商业和运输使这种统治在形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完全转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形式。人们不再生活在刀剑的奴役下，而是受到了庞大机器的奴役，当然，这种机器最终也是能够把刀剑锻造出来的。”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直接统治形式被一种物的关系的统治形式所替代，这种物的关系的统治形式其实是一种看不见的强制，它并没有彻底改变人被奴役的命运，毋宁说这是一种新的奴役。这种奴役看似“自由”，实则更加稳固和强制。一是因为这种统治以个人自愿进入市场为前提，相对于封建式的硬性奴役更具欺骗性。二是因为统治者不是某个个人，而是“物的关系”，因此更具隐匿性。
不难看出，《启蒙辩证法》正是基于启蒙理性——工具理性——市场逻辑这一线索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中尤其对启蒙的自我毁灭即工具理性泛滥导致社会和人的异化这一现实的批判，蕴涵着深刻的批判精神。《启蒙辩证法》虽然不是社会批判理论的最终版本，但它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为其后的社会批判理论开辟了方向，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渠敬东，曹卫东译.“意大利版前言”《启蒙辩证法》[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康德，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商务印书馆，2005.
[3]张一兵.反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与市场逻辑批判求是学刊，2009（5）.
[4]胡绪明.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与形而上学统治权力的共谋——基于《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逻辑关系的探析[J].兰州学刊，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