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悲歌慷慨”为质性特征的“燕赵文化精神”这一地域人文传统，是由长期的历史文化祭奠所形成的；而在慷慨雄豪的地域民风、英雄俊杰的辈出、尚质求实传统的发扬这三方面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才使燕赵文化精神最终得以生成。
　　关键词：燕赵文化精神；悲歌慷慨；人文传统
　　
　　所谓“燕赵文化精神”，是指在河北地区从古至今所形成的、以“悲歌慷慨”为质性特征的地域人文传统。西汉司马迁将之概括为“好气任侠”、“悲歌慷慨”(《史记·货殖列传》)，南朝梁刘勰称建安时期的河北邺下文人的作品“慷慨以任气”(《文心雕龙·明诗》)，南朝梁诗人江淹则以“燕赵悲歌”(《别赋》)表述之；到了唐代，韩愈称“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送董邵南序》)，钱起诗云：“燕赵悲歌士，相逢剧孟家。”《逢侠者》)韦应物诗云：“礼乐儒家子，英豪燕赵风。”《送崔押衙相州》)这样经过历代名人的反复陈述，燕赵文化精神的内涵终于被确定下来，并逐渐形成了该地区的人文传统，燕赵之士遂以慷慨悲歌、好气任侠者自许。而燕赵文化精神的生成，也是与河北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民俗风情乃至自然地理环境等诸多主客观因素影响密切相关的，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认知。
　　
　　一、地域民风的雄豪
　　
　　河北地区历史文化悠久，先秦时期人文活动已很繁盛，名见于典籍者，从夏朝的有易氏、商代的孤竹国、至西周春秋时期分封的燕国，加之战国时代“三家分晋”之后有的赵国，和北方少数民族狄建立的中山国，三大诸侯国军事力量十分强盛，称雄于列国之中，尤以燕、赵二国为最，被列入“战国七雄”之中，而后河北地区一直称之为“燕赵”，沿用至今。
　　而燕、赵、中山等国军事力量的强大，是和燕赵人雄健尚武的习性分不开的，这正是燕赵民风的典型气质之一。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荆轲刺秦事迹，即为一例；其中写到荆轲受命赴秦：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柯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
　　燕赵之地少温柔敦厚的长者而多慷慨豪放之士，人们少揖让而多任侠，民风剽悍而少拘禁，由此可见一斑。司马迁还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河北地域的文化风俗作出概括，如描述属于燕赵之地的种、代一带的风俗：“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愎、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桑……自全晋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有赵之风也。”又言中山一带民风：“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并言“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
　　由是观之，司马迁由地理环境、民生状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俗特征来揭示出燕赵文化的精神，并把它概括为“好气任侠”、“悲歌慷慨”，正是燕赵之地民风的真实写照。这种民风的形成，与燕赵之地处于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相接的人文地理环境有关，燕赵人民广泛而长期的与北方少数民族接触、交往乃至融合，必然濡染其强悍、尚武的胡风豪气，从而形成了慷慨豪放、好气、任侠的民风。
　　而出生于赵国的儒家大思想家荀子，则在人们与自然长期斗争的生产力发展实践基础上，从“天人相分”的角度，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他在《荀子·天论》中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
　　荀子为赵人，其人定胜天的思想，也当从燕赵人民与大自然顽强抗争的生活实践中得来，他所倡导的那种不屈不挠、勇于拼搏的人的主体性精神，也分明是燕赵人民慷慨、好气民风的直接体现。
　　此外，河北地区地貌特征为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的山地，高原海拔多超过1000米，部分达1500米以上。不少山峰海拔在2000米以上，如小五台山海拔2882米。灵山海拔2420米，冰山海拔2211米，雾灵山海拔2116米，云雾山海拔2047米等都是著名例子，其中小五台山不仅是河北省第一高峰，而且是我国东部的高峰之一。东南部的平原大部分海拔不足50米，而渤海沿岸平原海拔多在10米左右，如芦台海拔3.9米，穆楼村海拔9.5米，沧县海拔12米，玉田海拔16米等都属之。”正是由于河北地区多有巍峨耸峙的高山，又有海拔不高的低平原，地貌高低起伏，复杂多样，才使得生长在这里的燕赵人们长期面对险峻的生存环境，更易形成慷慨不平之气，和豪迈磊落的胸襟。
　　
　　二、英雄俊杰的辈出
　　
　　正所谓“地灵人杰”，禀赋着雄伟刚健的山川灵秀的燕赵人民，自古就不断地涌现出无数的英雄俊杰，而且大都是豪气纵横、慷慨悲歌之士，纷纷做出了轰轰烈烈的宏伟业绩，在青史上留名千载，永垂不朽!
　　早在先秦春秋战国时期，便有燕昭王姬职励精图治，“千金买骨”、筑黄金台以招贤纳士的事迹，并于公元前284年，任用中山国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乐毅为上将军，攻破齐国首都临消，下城池七十余座，使燕国声望达到极盛。赵国亦有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倡导“胡服骑射”，推动军事改革，使赵国成为与秦、楚实力不相伯仲的军事强国。加上著名的赵国将领赵奢、李牧、廉颇，舍身为国、“完璧归赵”的蔺相如，以及慷慨悲歌，仗义刺秦的荆柯、高渐离，可谓人才济济，豪俊辈出，使得燕、赵名副其实地并人“战国七雄”之列，并使燕赵慷慨、悲壮之气雄贯九州!
　　西汉时期，则有观津(今河北武邑东)人窦婴，被景帝任为大将军，平定“七国之乱”，得封魏其候。而东汉末年，又有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的张角、张梁、张宝兄弟三人，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到了三国时代，涿郡涿(今河北涿州)人刘备，带领同为涿郡的大将张飞和常山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赵云等，建立蜀汉政权，“三分天下有其一”谥称昭烈帝。而魏名将张颌东吴名将程普则分别为河间(今属河北)人和右北平(今河北丰润)人，三国之中皆有河北英豪纵横驰骋，逐鹿中原，足见燕赵豪杰雄风。两晋之交，则有范阳遒(今河北濂水)人祖逖、中山魏昌(今河北安国西南)人刘琨奋发图强，“闻鸡起舞”、舍身救国，祖逖曾“中流击楫”，誓师北伐；而刘琨则不幸为奸人陷害，作诗抒愤，“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重赠刘谌》)正是燕赵男儿的慷慨悲歌……
　　河北地区历代的英雄豪杰，以其雄心壮志，满腔豪情，驰骋天下，各自建立了丰功伟业，为百世后人所称颂， 在历史上留下不朽的一页；这些都为“燕赵文化精神”的生成注入了慷慨昂扬、激进奋发的动力。
　　
　　三、尚质求实的传统
　　
　　在燕赵文化精神中，也一直继承着儒家尚质求实、不务虚华精神的传统，河北地区不仅出现了苟子这样的儒家代表人物，还有西汉时期提出“天人感应”和“三纲五常”的大儒董仲舒，以及古文诗学“毛诗学”的传授者毛亨、毛苌，后汉三国的经学家崔驷、卢檀、刘劭，两晋北朝的经学家束皙、高允等诸多儒家正统思想的继承和传播者，一直以来对儒家传统的尚质求实思想也广为接受。
　　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文风迥异，南朝重声色之美，而北朝尚质朴典正，如北齐大儒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就反映出了儒家尚质的思想，他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认为，“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反对“穿凿补缀”、“事繁而损材”的“浮艳”之风。而西魏的宇文泰推行崇儒复古的文风改革，倡导古朴，反对浮华，苏绰撰写《大诰》，即完全仿效《尚书》的质朴文风。
　　而在盛唐河北诗人的诗句中，儒家尚质求实的思想也深有体现，表现为抒情上的直抒胸臆，和形式上的偏重古体。前者以高适诗最具代表性，他的诗在表达感情上直抒胸臆，自然流畅，如“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塞下曲》)，“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燕歌行》)等名篇警句，一任感情真实流露、宣泄，正如盛唐时期的诗歌理论批评家殷瑶曾在《河岳英灵集》中所评：“适诗多胸臆语”。而且，从《全唐诗》存诗一卷以上的几位著名的盛唐河北诗人的具体创作情况来看：高适存诗252首，其中古体诗有187首；李颀存诗124首，古体诗99首；贾至存诗46首，古体诗24首；卢象存诗29首，古体诗18首；李华存诗29首，古体诗22首；崔曙存诗15首，古体诗10首等；其古体诗数量基本上都占到了全部诗作的一半以上；河北诗人尚质求实、雅好古调的作风，可见一斑。
　　正是这种儒家尚质求实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才使得唐代河北诗人能够直抒胸臆，真实表达个性化的思想感情，与其慷慨豪放、脱略使气的精神气质完美地契合，唱出了一首首震撼人心的慷慨悲歌，将慷慨豪迈、好气任侠的燕赵文化精神生动形象地体现出来，为后世称颂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