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才子纪晓岚评文章的轶事很多，也很有意味。比如：他给两个学士的文章分别批上大诗人杜甫的两句诗“两个黄鹂鸣翠柳”和“一行白鹭上青天”。两个学士不知何意，纪晓岚解释道：“‘两个黄鹂鸣翠柳’乃不知所云，‘一行白鹭上青天’乃离题万里。”再如：有一个学士把文章给纪先生看，他老人家看后，随口骂道：“放狗屁!”学士有不满之色，纪先生更进一步骂道：“狗放屁!”学士满面通红。这位纪先生得理不饶人，接着再骂：“放屁狗!”可见，写文章自古就有明白晓畅与晦涩难懂之争。
　　文章晦涩难懂有诸多原因。其一，研究的理论高深、超前，属阳春白雪范畴，不是给一般人看的，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其二，追求一种文学上的朦胧之美，作家把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层层包裹起来，由读者慢慢去破译。如唐朝有李商隐，现代有北岛。其三，故作高深，东拼西凑，生造词语。高明的读者把这类文章称作“说鬼话”、“不是人话”。
　　近年来，我对一线教师的专业写作关注较多。我发现有不少教师戏称那种纯论文式的写作是“鬼画符”。一位教育学者则认为，这种纯论文式的写作可能会使教师“写是写，说是说，做是做，造成人格的分裂”。一位教研人员说得很客观：这些论文是在云端载歌载舞地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话”，而不是立足于教育生活的“人话”。
　　《教育时报》总编辑李默先生有一篇文章专谈“教师教学研究与专业写作的视角转向”(文载《人民教育》2006年第20期)，对这种“神话”式写作有几段精彩的描述，节选如下：
　　选题宏大，热衷于“去情境式”的研究……比如这样一类的文章——《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如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如何实施探究教学》。
　　文章中不见“人”，个人情感和生活体验被排除在外。在寻求规律的教学研究中，教育中的人都是抽象的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个人的丰富性和特殊性被无情抹杀。即便是非常明确地研究“人”的文章，如《后进生转化》、《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等，也是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一个具体的人，看不到教育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只有被标上序号的“规律”。
　　文章中充斥着线性的“因果关系”，把教育问题简单化。当老师相信在纷繁复杂的教学现象背后隐藏着普适性的规律时，他就认为教育可以遵守一定的规律进行因果分析：知道教育的初始条件，就能明确教育的结果。“只要……就……”“如果……那么……”就成为常用的思維方式和言说方式。
　　很多人对这种“神话”式的写作的危害认识不清，“神话”式的写作正在被当做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广谱用药”，甚至成为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师管理的常规武器。比如：在职称评定的论文认定中还有着非“纯论文”不予认定的种种限制。于是在各种各样的教育成果汇报中，有多少人发表了多少篇教育教学论文、出版了多少教育教学专著就成了办学实绩的证明。
　　当然，当前教师们的专业写作正在静悄悄地发生一场“革命”，教育叙事的兴起就是这场革命的果实。但是，教育叙事并不是“人话”的天堂，也不是“神话”的地狱。人们已注意到，教育叙事越来越走向“题材泛化，情境雷同，结局浪漫”的“神话”，甚至面目可憎，近似“鬼话”。那么，关注事件式的写作，提倡写教学设计思略、课堂教学片段、生活叙事、传记体叙事又会怎样呢?事实证明，这些都不可能成为包治百病的“神药”。
　　教师研究与写作应该在一种良好的“生态环境”下进行，每位教师都应有自己的“生态位”，只有他的专业研究和专业写作适应于这种“生态位”，才会有滔滔不绝的“人话”。只有让一线教师“我研究我做主，我写作我当家”，让研究与写作意识成为教师的自觉的科研意识，让每一种研究与写作都发自教师内心的自我需求，让每一种研究与写作的个性都得到张扬，“花长得像花，树长得像树”，才会有教育研究与写作的真正的繁荣。
　　如果每一位教师都找到自己的“生态位”，那么，不管是写“纯论文”也好，教育叙事也好，案例写作也好，学科研究也好，都有可能成为这位教师的独特风格。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为他们创设发出自己声音——恕自己的问题，说自己的故事，做自己的研究，讲自己的道理——的良好的“生态环境”!
　　
　　(编辑 许丽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