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林道群为香港出版第一人，并不是我对老友的偏爱，他实在是当之无愧的。在这个图书出版业每况愈下的时代，在被称为文化沙漠的香港，林道群坚守学术出版阵地，二十年如一日默默地耕耘着。
　　1992年，林道群加入牛津大学出版社，现在是牛津中国公司学术与普及出版部总编辑。二十年来，牛津中国出版了上千种思想文化和学术类的中文书，每年差不多都有50种新书问世。这些书籍从装帧、印刷到内容都属高水准、高品位，形成鲜明的牛津风格。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些图书从策划、文字编辑到装帧设计，有时甚至排版，从头到尾都是由道群独自完成的。道群负责的部门竟然只有他一个人。尽管没有多少经济效益，但他仍坚持做好书，不以庸俗为目标。他相信这样去做，反而可以生存下来，因为读书人不甘庸俗，庸俗的人也不会喜欢读书。

　　我和道群相识的时候，他刚从中文大学毕业不久，在香港三联书店做编辑。当时的总编辑是我的朋友董秀玉大姐。1988年夏，我去泰国讲学，路经香港，和老董见面。她说打算办一本两岸三地同步出版的月刊《文化中国》，想请我做在上海的特约联络员。回到上海不久就收到林道群来信，说是老董嘱他和我联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一笔漂亮的钢笔字，字体工整，笔迹清秀。后来杂志胎死腹中，但“林道群”这个名字却印入了我的记忆中。
　　1994年夏，我到香港工作，向三联书店的熟人打听道群的下落。才知道他早在1989年就离开了，听说去了《二十一世纪》杂志。我再问主编杂志的友人刘青峰，说是已经去了牛津大学出版社。辗转间问到了他的电话号码打过去，道群用带着浓重海南口音的普通话和我交谈。他也还记得我的名字，约定时间请我喝咖啡。我如约走进咖啡厅的时候，只见一位清癯消瘦的年轻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我见那文质彬彬的样子一眼断定应该就是林道群，果不其然。我们愉快地交谈起来，尽管是第一次见面，但就像相熟很久的老朋友一样。道群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不喜欢显山露水，但言谈间能感觉他学识渊博，思想很有深度。可见林道群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出版家，不仅仅是因为勤奋。
　　此后，我们许多共同的朋友陆续到了香港，比如甘阳、刘小枫、丁学良、许子东和北岛等。此外，经常有更多人来来去去，途经香港。因此，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朋友聚会，我和道群的交往也就越来越频密。他给大家的印象是待人真诚，有情有义。事无巨细，只要是朋友找他帮忙，道群都是来者不拒。董桥编“苹果树下”副刊找他，北岛办国际诗歌节找他，甘阳筹备学术讨论会找他，刘小枫想注册基金会找他，董秀玉想创办传媒公司找他。这些都还算帮着办大事，此外，许多朋友或朋友的朋友路过香港，有要他帮忙接机的，有要他帮忙找人的，有要他帮忙买书的，还有纯粹是见个面、蹭顿饭吃的。这样的事每个月都会有好几桩，几乎占满了道群全部的业余时间。看着他这样超负荷地忙碌，我有时会心疼。道群是中文系的高材生，写得一手漂亮的好文章。我几次三番地劝他：人到中年，不如多花點精力留下一点自己的文字，不要总是给他人作嫁衣裳。这时候，他会觉得我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但总是支吾其词，不做正面回应，转身又为朋友的事去奔忙了。
　　当然，在这个人心不古的时代也常有让道群生气的时候。有一次，有位朋友的朋友想在牛津出书。道群认为书稿的质量远未达标，但对方愿意自费出版。他碍于朋友的面子就来找我商量，我名下有家出版公司。道群就打算自己用业余时间帮他编辑、排版、装帧、找印刷，然后用这间公司的名义出版。书印好后，连一本都没能卖出去。发行商不肯占用他们的仓库，坚持要退货。香港是寸土寸金的地方，道群只好让作者运回内地。他不但从头到尾是做义工，还要垫上几万元的运费。谁知那位老兄非但不领情，反而责怪他没有尽力去推销。我为道群抱不平，他只是摇头叹息，说以后不做这种冤大头了。可是我知道，有朋友找上门来，他还是不会拒绝的。道群就是那种“宁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