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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经济问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必须要与当地经济发展的条件，市场选择的原则和政府的适当引导共同作用之下形成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东莞模式”等无不与人口的数量与质量相关，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问题逐渐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对我国人口流动性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为适应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人口问题应该做出怎样调整，以更好地协调、统筹区域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区域经济 发展模式 人口红利 人口流动性
一、引言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在不断的变化，先后有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东莞模式等概念被提出，联系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发展的实际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与我国的人口红利存在都有着一定的联系，东莞模式是利用劳动力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逐步占领了纺织服装、玩具、五金、电脑资讯等产品的国际市场获得发展的；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等也利用了农业剩余劳力的优势。
二、我国人口流动规模、贡献与问题研究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长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化”结构正朝着“城乡一体化”的方向擅变。但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却出现了“新二元化”结构的发展趋势。在城市内部，2.98亿多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却无法落户，被排斥在城市公共福利体系之外，不能享受城镇市民同等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待遇。农民工既无法融入城市，也难以完全离开土地，随之出现往返于城镇、农村的“候鸟式”迁徙现象。2014年我国流动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79%，形成了独特的“双二元经济结构”。在地区之间，沿海地区在对外贸易、吸收外资等方面占据先机，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了其经济发展能力；而内陆地区在资金投入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均显弱势，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就业机会远不如沿海地区，无法吸引人口和产业有效集聚。长此以往，沿海地区人口压力剧增，不少城市扩城汹涌，房地产需求高度旺盛、房价居高不下。而内陆地区投资不足，城镇化进程缓慢，逐渐形成区域“二元化”发展态势。
可见，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不仅出现了流动人口的福利损失，也存在着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矛盾扩大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就是要实现基本民生保障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既要解决流动人口市民化问题，也要兼顾区域人口密度，缓解沿海地区过于集中的人口压力。而引导人口流动，打破城际、城内二元化之患的根本路径在于发展内陆地区的经济，增强其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和人口集聚能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和外商投资作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具有创造就业机会、吸引人口集聚的作用，对于促进城镇化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我国户籍制度放开研究
户籍制度是一项与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关的制度，在当下中国现实中，户籍制度除了执行登记和管理人口的职能外，还与能够享受到的福利密切相关。户籍制度形塑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对外来人口的就业机会、就业待遇以及就业保障的排斥与歧视导致外来劳动力通常从事最底层、最低级的工作，很难有机会进入较高层级的工作岗位。入职上的歧视致使许多高人力资本的外来人口“却获得了要求比自己人力资本更低的工作职位”，造成外来人口工资收入显著低于本地市民。时至今日，户籍制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诸多学者认为，户籍制度与社会发展方向以及现代价值理念相背离，在政治上表现出对公民权利的身份歧视，妨碍了公民自由定居和迁徙的权利；在经济上违反了市场经济规律，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和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绩效；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城乡差距与阶层分化加剧，妨碍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以及社会的城市化进程。社会各界关于改革户籍制度、实现自由迁徙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四、区域未来发展模式探索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人口的流动性和户籍的放开制度。但是，由于我国市场机制不是很健全，人们对市场认识不深，所以在地区经济发展初期， 政府需要给以相应的指导。前提是，政府要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根据地方资源禀赋的特点与比较优势的原则，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尊重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和演化特点，逐步的放开户籍制度的限制，也需要在户籍放开的基础上，实施一系列的制度配套，解决进入城镇的人员社会保障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等，缓慢的引导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给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深化制度改革，逐渐去除人口流动的体制性障碍，落实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充分发挥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机制。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看，户口制度妨碍人口在全国统一市场内自由流动，一定会扭曲生产要素的配置，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最终必须完全取消。在农民工“市民化”道路上，政府应双管齐下：一方面，继续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消除城乡和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促使农民工由“候鸟式”流动向迁徙式流动转变。另一方面，加强人口管理、土地管理、行政管理和财税金融等多领域的改革，使城镇的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更加合理，城镇发展的资源消耗更加集约，使更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城镇落户并享受居民的公共服务。
第二，积极促进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和城乡融合，实现“保障城镇化”。短期而言，沿海和内陆地区在经济开放程度上的差距还不会消除，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候鸟式”人口迁徙现象仍将持续。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好已进城农民工的落户问题和社会权益问题，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户籍制度的改革任重而道远，消除“二元”结构的另一途径在于建立城乡均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随着人口跨区域、跨城乡的流动加快，我国基于户籍制度的区域、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體系就出现明显的弊端。从长远来看，必须建立全国统一、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覆盖全民的医疗、养老、就业保障等制度机制。同时，在城镇化的规划中，必须坚持城乡统筹，既要完善城镇的功能，改善人居环境和社区服务，也要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最终实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城乡一体化。
第三，从宏观上调整外向型经济发展布局，科学合理地引导中国城镇化布局和城镇体系的形成，促进人口分布、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当前对外贸易和FDI的分布给沿海地区（尤其是大城市）的资源和环境造成沉重的压力，其就业效应及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无法吸引投资和人口集聚。为促进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政府应进一步引导外贸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向内陆地区转移，以便充分发挥其就业创造效应，促进内陆地区的城镇化发展，逐步缩小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在产业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方面向内陆地区倾斜，推动产业由东向西雁阵转移，促进内陆地区产业集群化发展，提高内陆地区中小城市的人口集聚力，调整优化全国范围内的城市群格局。
第四，内陆地区应进一步提高其经济开放程度，借助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机遇，改善投资和生态环境，优化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提升公共服务品质及效率，积极承接国际和沿海产业转移，以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留住甚至吸引优秀人才支持本地经济的发展。只有内陆地区的经济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成为可能，才能逐步减少候鸟式迁徙人口的数量，解决内陆地区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缓解沿海地区尤其是大城市人口过度集聚的压力。
参考文献：
[1]杨樱.我国区域发展模式的比较与评价研究[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8，5.
作者简介：张清华（1989—），女，河南商丘，郑州大学商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区域经济 发展模式 人口红利 人口流动性
一、引言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在不断的变化，先后有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东莞模式等概念被提出，联系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发展的实际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与我国的人口红利存在都有着一定的联系，东莞模式是利用劳动力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逐步占领了纺织服装、玩具、五金、电脑资讯等产品的国际市场获得发展的；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等也利用了农业剩余劳力的优势。
二、我国人口流动规模、贡献与问题研究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长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化”结构正朝着“城乡一体化”的方向擅变。但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却出现了“新二元化”结构的发展趋势。在城市内部，2.98亿多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却无法落户，被排斥在城市公共福利体系之外，不能享受城镇市民同等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待遇。农民工既无法融入城市，也难以完全离开土地，随之出现往返于城镇、农村的“候鸟式”迁徙现象。2014年我国流动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79%，形成了独特的“双二元经济结构”。在地区之间，沿海地区在对外贸易、吸收外资等方面占据先机，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了其经济发展能力；而内陆地区在资金投入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均显弱势，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就业机会远不如沿海地区，无法吸引人口和产业有效集聚。长此以往，沿海地区人口压力剧增，不少城市扩城汹涌，房地产需求高度旺盛、房价居高不下。而内陆地区投资不足，城镇化进程缓慢，逐渐形成区域“二元化”发展态势。
可见，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不仅出现了流动人口的福利损失，也存在着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矛盾扩大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就是要实现基本民生保障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既要解决流动人口市民化问题，也要兼顾区域人口密度，缓解沿海地区过于集中的人口压力。而引导人口流动，打破城际、城内二元化之患的根本路径在于发展内陆地区的经济，增强其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和人口集聚能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和外商投资作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具有创造就业机会、吸引人口集聚的作用，对于促进城镇化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我国户籍制度放开研究
户籍制度是一项与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关的制度，在当下中国现实中，户籍制度除了执行登记和管理人口的职能外，还与能够享受到的福利密切相关。户籍制度形塑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对外来人口的就业机会、就业待遇以及就业保障的排斥与歧视导致外来劳动力通常从事最底层、最低级的工作，很难有机会进入较高层级的工作岗位。入职上的歧视致使许多高人力资本的外来人口“却获得了要求比自己人力资本更低的工作职位”，造成外来人口工资收入显著低于本地市民。时至今日，户籍制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诸多学者认为，户籍制度与社会发展方向以及现代价值理念相背离，在政治上表现出对公民权利的身份歧视，妨碍了公民自由定居和迁徙的权利；在经济上违反了市场经济规律，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和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绩效；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城乡差距与阶层分化加剧，妨碍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以及社会的城市化进程。社会各界关于改革户籍制度、实现自由迁徙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四、区域未来发展模式探索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人口的流动性和户籍的放开制度。但是，由于我国市场机制不是很健全，人们对市场认识不深，所以在地区经济发展初期， 政府需要给以相应的指导。前提是，政府要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根据地方资源禀赋的特点与比较优势的原则，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尊重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和演化特点，逐步的放开户籍制度的限制，也需要在户籍放开的基础上，实施一系列的制度配套，解决进入城镇的人员社会保障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等，缓慢的引导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给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深化制度改革，逐渐去除人口流动的体制性障碍，落实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充分发挥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机制。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看，户口制度妨碍人口在全国统一市场内自由流动，一定会扭曲生产要素的配置，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最终必须完全取消。在农民工“市民化”道路上，政府应双管齐下：一方面，继续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消除城乡和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促使农民工由“候鸟式”流动向迁徙式流动转变。另一方面，加强人口管理、土地管理、行政管理和财税金融等多领域的改革，使城镇的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更加合理，城镇发展的资源消耗更加集约，使更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城镇落户并享受居民的公共服务。
第二，积极促进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和城乡融合，实现“保障城镇化”。短期而言，沿海和内陆地区在经济开放程度上的差距还不会消除，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候鸟式”人口迁徙现象仍将持续。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好已进城农民工的落户问题和社会权益问题，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户籍制度的改革任重而道远，消除“二元”结构的另一途径在于建立城乡均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随着人口跨区域、跨城乡的流动加快，我国基于户籍制度的区域、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體系就出现明显的弊端。从长远来看，必须建立全国统一、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覆盖全民的医疗、养老、就业保障等制度机制。同时，在城镇化的规划中，必须坚持城乡统筹，既要完善城镇的功能，改善人居环境和社区服务，也要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最终实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城乡一体化。
第三，从宏观上调整外向型经济发展布局，科学合理地引导中国城镇化布局和城镇体系的形成，促进人口分布、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当前对外贸易和FDI的分布给沿海地区（尤其是大城市）的资源和环境造成沉重的压力，其就业效应及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无法吸引投资和人口集聚。为促进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政府应进一步引导外贸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向内陆地区转移，以便充分发挥其就业创造效应，促进内陆地区的城镇化发展，逐步缩小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在产业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方面向内陆地区倾斜，推动产业由东向西雁阵转移，促进内陆地区产业集群化发展，提高内陆地区中小城市的人口集聚力，调整优化全国范围内的城市群格局。
第四，内陆地区应进一步提高其经济开放程度，借助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机遇，改善投资和生态环境，优化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提升公共服务品质及效率，积极承接国际和沿海产业转移，以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留住甚至吸引优秀人才支持本地经济的发展。只有内陆地区的经济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成为可能，才能逐步减少候鸟式迁徙人口的数量，解决内陆地区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缓解沿海地区尤其是大城市人口过度集聚的压力。
参考文献：
[1]杨樱.我国区域发展模式的比较与评价研究[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8，5.
作者简介：张清华（1989—），女，河南商丘，郑州大学商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运行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