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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是后起之秀，如果我们思维视野和空间没有新的拓展，仅仅靠追赶和拷贝来追随，是很难有超越的。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呈现井喷式发展。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风暴，对我震撼很大，我开始思考中国的开放是不是可以稍微放缓一些。随后我写了一些文章，希望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国策上做一些调整，建议保护国内市场。
1999年年底，我接触了一些全球顶级的跨国公司，近距离观察到他们正在进行颠覆式的变革，并一步一步形成了以全球应对全球的全球化竞争战略，而当时，所有的中国企业都还停留在以中国应对全球的阶段。
这促使我思考，中国企业如何直面全球化。美国人卖咖啡可以做成星巴克，日本人靠精益管理可以打造出丰田。跨国公司已经具备了整合世界资源的强大能力，中国企业怎么办?
在全球化大趋势下，2000年，中国企业界开始有人鼓吹“新洋务”运动，宣扬中国企业也要走出去，中国企业也要全球化。但从2000年到2003年期间，还没有多少中国企业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意义，虽然有些企业也开始在全球化上走出了第一步，但在思考企业管理问题和打造民族品牌问题的时候，视野仍然太中国化。这对我们下一步发展是巨大的障碍，并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和冲突。
经济全球化无须赘述，《世界是平的》这本书已做了详尽的阐述。今天，主宰世界经济的顶级跨国公司已经具备了以全球资源应对全球竞争的能力，全球产业资源和主流行业基本被跨国公司瓜分殆尽。中国企业要在全球主流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挑战巨大。
强调全球视野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无比重要。反对国际化和走出去，对于企业来说无异于“井底之蛙”。
我持续看好美国的未来，虽然今天美国正遭受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为什么美国能够形成霸主地位?因为有些东西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比如国家层面上的以全球应对全球的能力，这不是短期内可以追赶上的。有一次我在从日内瓦回国的飞机上，看到了美国国务卿写的一篇文章，谈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文章的全球视野和考虑问题之深远对我震撼很大。美国国家层面的全球意识也深刻影响了美国企业的全球意识，这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看看日本，日本国家的封闭性，使得国家层面上以全球应对全球的能力远远落后于欧美。日本虽然有像丰田这样凭借精益生产和管理可以独步全球的企业，在制造和系统集成能力方面几乎没有国家可以与其相提并论，但由于日本在国家层面上缺乏全球能力，这使得日本企业未来的选择余地会越来越窄。而日本的中小企业，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使得他们更没有办法应对全球化。今后，他们还要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市场衰减的压力。
但对中国企业来说，日本人的精细管理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日本人的精细管理，经过多年的沉淀，已经非常成熟，不过这些成功的经验也不是我们三年五年就可以拷贝的。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加强与日本企业的合作与沟通，特别是在中小企业层面。
再看一下印度。印度号称是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人口占全世界的19％。印度是强势企业，弱势政府；另外印度只改革，不开放，和中国既改革又开放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基础设施虽然比印度领先，但与印度比，中国最匮乏的是高端管理人才，在世界500强当中，中国人鲜有做到高管的，做到老总的就更少。去年10月28日我去新德里参加一次世界500强的全球会议，有上千的印度高管到会，但我很少看到中国人。从这一点来讲，印度企业的全球视野和全球对接能力远远在我们的企业之上。我认为印度企业有可能具备了厚积薄发、应对全球化的能力。
在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正在形成新型的组织结构。2006年，IBM的CEO帕米萨诺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全球公司”的概念。IBM正在变成一个全球资源整合型企业，跨国公司的概念彻底过时了，革命性的公司组织变革正在到来。以IBM为例，公司架构绝对不是过去那种总部在美国，下设有亚太区、大中华区等，现在IBM的HR全球中心在广州，全球采购中心在深圳，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跨国公司了。
对于中国来说，目前不是整个中国应对世界，是整个全球应对全球。所以我们要向全世界学习，学习他们的闪光之处，尤其中国企业要学习跨国公司新的管理理念和组织变革。
但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也不能太着急，要耐得住寂寞，要憋得住，不然会产生更多的问题。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很多方面都犯了急躁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政府，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憋不住，我们需要重新反思。
过去30年里，中国人给世界的印象是挣钱不要命，而为了发展可以破坏所有传统，这也是很多中国企业表现得急功近利，没有长远目标和战略。
3年前，法国驻华大使曾请我和同事吃饭，饭间他说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充满信心，原因之一我们中国人挣钱不要命。但他随即又说：如果你们中国人都挣钱不要命，创新从哪来?可谓一剑封喉。后工业时代，创新如此重要。
但从全球看，欧美之所以有创新的空间，也不过是经济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去年我在欧洲开会的时候，跟欧洲的CEO们聊天。我说欧洲和美国没有感恩之心，你们之所以有闲心搞创新，不过是因为低端产业链上的工作都由中国承担了，中国产业工人相当于菲律宾保姆，承担了你们不愿意做的那些脏活累活，污染了中国的环境不说，还赚不到钱。要没有中国工人，你们欧洲和美国人哪有时间想那么多有创意的东西。但是有一些太有创意了，比如金融危机，把你们自己都搞晕了。
回头看，30年间，中国确实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连续多年的GDP持续高增长。但中国的很多企业也在这过程中热衷于短期利益，热衷于容易产生泡沫的资本市场，耐不住实体经济的寂寞。
到目前为止，中国制造业的成功大多在非主流行业，比如打火机。在全球主流行业里还很少有中国的民族企业，也很少有实质性的突破。华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民族企业之一，但国际市场也就是阿尔巴尼亚、俄罗斯这样的经济体，欧美主流市场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需要我们反思。这个发展模式很难产生一个占社会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阶层。中国的富豪在全球占的比例比较高，每年都有一大批新富豪产生。这与我们参与全球经济的模式息息相关，我们的梦想是家族可以富可敌国。我们可以想像，未来十年中国会出现更多的富豪，但还是很难出现IBM、GE、丰田这样的全球企业和众多伟大的商业机构，这是今后我们发展模式最大的问题。
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思维的同质化也到了惊人的程度。中国很多制造企业，生产的多是同质化产品，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低，都靠量来取胜，结果很容易在一个行业产能过剩，然后就打价格战。而出口产品也很容易遭到国外反倾销，一个一个行业恶性循环，而且循环的周期变得越来越短。
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反思最近两年才开始。中国企业开始逐步具有全球视野，但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还很欠缺。现在中国企业也可以站到月球上看地球，开始大谈自主创新了，但还需要把战略和思维放到整合全球资源上来。全球资源整合可能是未来企业生存的先决条件，中国企业是后起之秀。如果我们的思维视野和空间没有新的拓展，仅仅靠追赶和拷贝来追随，是很难有超越的，我们必须从新的空间来考虑问题。
为了更好探讨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全球化，我把中国的企业发展分成三代。第一代是技工贸和组装与制造阶段，中国企业在第一代基本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第二代是服务业创新阶段，这一代企业虽然仍以拷贝为主，但已经开始向高端服务产业发展；第三代是以全球应对全球阶段，这一代企业可以在全球与顶级跨国公司展开竞争，这些企业创办时就如西门子创办时的梦想一样，是征服全球。
在中国企业里，联想已经从第一代企业演变成第三代企业了。TCL的演变还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还有两家企业值得关注，一个是无锡尚德，一个是江西赛维。江西赛维开始的第一天就是全球性企业：大股东是中国人，公司副总有意大利人，也有美国人资本是全球化的，核心技术是美国和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国外市场的销售占70％以上。今天，我觉得在某些行业，中国是可以直接产生出第三代企业和企业家的，比如环保和医药卫生领域。
对于这些有潜力的企业，政府应该放宽对他们的融资渠道，放宽国内舞台给他们，可以有更大的空间整合国内资源，然后他们才有可能在未来站到世界舞台上，去整合全球资源。
但最近发生的事情也让我们做更深入的思考，就是刚刚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全球化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的价值取向和商业道德问题凸显重要，这些问题使得中国企业不断要面对全球的拷问和怀疑。这一点，也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最大的挑战之一。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呈现井喷式发展。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风暴，对我震撼很大，我开始思考中国的开放是不是可以稍微放缓一些。随后我写了一些文章，希望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国策上做一些调整，建议保护国内市场。
1999年年底，我接触了一些全球顶级的跨国公司，近距离观察到他们正在进行颠覆式的变革，并一步一步形成了以全球应对全球的全球化竞争战略，而当时，所有的中国企业都还停留在以中国应对全球的阶段。
这促使我思考，中国企业如何直面全球化。美国人卖咖啡可以做成星巴克，日本人靠精益管理可以打造出丰田。跨国公司已经具备了整合世界资源的强大能力，中国企业怎么办?
在全球化大趋势下，2000年，中国企业界开始有人鼓吹“新洋务”运动，宣扬中国企业也要走出去，中国企业也要全球化。但从2000年到2003年期间，还没有多少中国企业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意义，虽然有些企业也开始在全球化上走出了第一步，但在思考企业管理问题和打造民族品牌问题的时候，视野仍然太中国化。这对我们下一步发展是巨大的障碍，并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和冲突。
经济全球化无须赘述，《世界是平的》这本书已做了详尽的阐述。今天，主宰世界经济的顶级跨国公司已经具备了以全球资源应对全球竞争的能力，全球产业资源和主流行业基本被跨国公司瓜分殆尽。中国企业要在全球主流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挑战巨大。
强调全球视野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无比重要。反对国际化和走出去，对于企业来说无异于“井底之蛙”。
我持续看好美国的未来，虽然今天美国正遭受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为什么美国能够形成霸主地位?因为有些东西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比如国家层面上的以全球应对全球的能力，这不是短期内可以追赶上的。有一次我在从日内瓦回国的飞机上，看到了美国国务卿写的一篇文章，谈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文章的全球视野和考虑问题之深远对我震撼很大。美国国家层面的全球意识也深刻影响了美国企业的全球意识，这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看看日本，日本国家的封闭性，使得国家层面上以全球应对全球的能力远远落后于欧美。日本虽然有像丰田这样凭借精益生产和管理可以独步全球的企业，在制造和系统集成能力方面几乎没有国家可以与其相提并论，但由于日本在国家层面上缺乏全球能力，这使得日本企业未来的选择余地会越来越窄。而日本的中小企业，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使得他们更没有办法应对全球化。今后，他们还要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市场衰减的压力。
但对中国企业来说，日本人的精细管理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日本人的精细管理，经过多年的沉淀，已经非常成熟，不过这些成功的经验也不是我们三年五年就可以拷贝的。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加强与日本企业的合作与沟通，特别是在中小企业层面。
再看一下印度。印度号称是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人口占全世界的19％。印度是强势企业，弱势政府；另外印度只改革，不开放，和中国既改革又开放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基础设施虽然比印度领先，但与印度比，中国最匮乏的是高端管理人才，在世界500强当中，中国人鲜有做到高管的，做到老总的就更少。去年10月28日我去新德里参加一次世界500强的全球会议，有上千的印度高管到会，但我很少看到中国人。从这一点来讲，印度企业的全球视野和全球对接能力远远在我们的企业之上。我认为印度企业有可能具备了厚积薄发、应对全球化的能力。
在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正在形成新型的组织结构。2006年，IBM的CEO帕米萨诺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全球公司”的概念。IBM正在变成一个全球资源整合型企业，跨国公司的概念彻底过时了，革命性的公司组织变革正在到来。以IBM为例，公司架构绝对不是过去那种总部在美国，下设有亚太区、大中华区等，现在IBM的HR全球中心在广州，全球采购中心在深圳，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跨国公司了。
对于中国来说，目前不是整个中国应对世界，是整个全球应对全球。所以我们要向全世界学习，学习他们的闪光之处，尤其中国企业要学习跨国公司新的管理理念和组织变革。
但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也不能太着急，要耐得住寂寞，要憋得住，不然会产生更多的问题。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很多方面都犯了急躁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政府，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憋不住，我们需要重新反思。
过去30年里，中国人给世界的印象是挣钱不要命，而为了发展可以破坏所有传统，这也是很多中国企业表现得急功近利，没有长远目标和战略。
3年前，法国驻华大使曾请我和同事吃饭，饭间他说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充满信心，原因之一我们中国人挣钱不要命。但他随即又说：如果你们中国人都挣钱不要命，创新从哪来?可谓一剑封喉。后工业时代，创新如此重要。
但从全球看，欧美之所以有创新的空间，也不过是经济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去年我在欧洲开会的时候，跟欧洲的CEO们聊天。我说欧洲和美国没有感恩之心，你们之所以有闲心搞创新，不过是因为低端产业链上的工作都由中国承担了，中国产业工人相当于菲律宾保姆，承担了你们不愿意做的那些脏活累活，污染了中国的环境不说，还赚不到钱。要没有中国工人，你们欧洲和美国人哪有时间想那么多有创意的东西。但是有一些太有创意了，比如金融危机，把你们自己都搞晕了。
回头看，30年间，中国确实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连续多年的GDP持续高增长。但中国的很多企业也在这过程中热衷于短期利益，热衷于容易产生泡沫的资本市场，耐不住实体经济的寂寞。
到目前为止，中国制造业的成功大多在非主流行业，比如打火机。在全球主流行业里还很少有中国的民族企业，也很少有实质性的突破。华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民族企业之一，但国际市场也就是阿尔巴尼亚、俄罗斯这样的经济体，欧美主流市场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需要我们反思。这个发展模式很难产生一个占社会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阶层。中国的富豪在全球占的比例比较高，每年都有一大批新富豪产生。这与我们参与全球经济的模式息息相关，我们的梦想是家族可以富可敌国。我们可以想像，未来十年中国会出现更多的富豪，但还是很难出现IBM、GE、丰田这样的全球企业和众多伟大的商业机构，这是今后我们发展模式最大的问题。
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思维的同质化也到了惊人的程度。中国很多制造企业，生产的多是同质化产品，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低，都靠量来取胜，结果很容易在一个行业产能过剩，然后就打价格战。而出口产品也很容易遭到国外反倾销，一个一个行业恶性循环，而且循环的周期变得越来越短。
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反思最近两年才开始。中国企业开始逐步具有全球视野，但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还很欠缺。现在中国企业也可以站到月球上看地球，开始大谈自主创新了，但还需要把战略和思维放到整合全球资源上来。全球资源整合可能是未来企业生存的先决条件，中国企业是后起之秀。如果我们的思维视野和空间没有新的拓展，仅仅靠追赶和拷贝来追随，是很难有超越的，我们必须从新的空间来考虑问题。
为了更好探讨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全球化，我把中国的企业发展分成三代。第一代是技工贸和组装与制造阶段，中国企业在第一代基本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第二代是服务业创新阶段，这一代企业虽然仍以拷贝为主，但已经开始向高端服务产业发展；第三代是以全球应对全球阶段，这一代企业可以在全球与顶级跨国公司展开竞争，这些企业创办时就如西门子创办时的梦想一样，是征服全球。
在中国企业里，联想已经从第一代企业演变成第三代企业了。TCL的演变还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还有两家企业值得关注，一个是无锡尚德，一个是江西赛维。江西赛维开始的第一天就是全球性企业：大股东是中国人，公司副总有意大利人，也有美国人资本是全球化的，核心技术是美国和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国外市场的销售占70％以上。今天，我觉得在某些行业，中国是可以直接产生出第三代企业和企业家的，比如环保和医药卫生领域。
对于这些有潜力的企业，政府应该放宽对他们的融资渠道，放宽国内舞台给他们，可以有更大的空间整合国内资源，然后他们才有可能在未来站到世界舞台上，去整合全球资源。
但最近发生的事情也让我们做更深入的思考，就是刚刚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全球化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的价值取向和商业道德问题凸显重要，这些问题使得中国企业不断要面对全球的拷问和怀疑。这一点，也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最大的挑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