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代开始，中国文学出现了少量悲剧作品，在市民文化崛起的大背景中出现了《窦娥冤》等悲剧。在第三折中窦娥在法场典刑前立下三桩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写法，也有部分观点认为这一折宣扬了宗教迷信。笔者认为：这一折集中体现了一种契约精神，即“窦娥与天地鬼神所订立的契约”。
　　一、在《窦娥冤》中，人物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商业关系解释了契约关系存在的合理性：窦秀才欠蔡婆婆本利计四十两银子，才将女儿许配给蔡家；赛卢医借蔡婆婆二十四两银子，企图赖账，遂动了杀机；然后才有了张驴儿父子救人和逼婚等情节。倘若剧情全由商业关系推动，那么，按契约办事的准则就注定了不会有窦娥之冤。窦娥之冤来自落后的司法制度：没有公民参与审判，缺乏受公民监督的审判程序，是非皆由一人判定。对于这种不公正，屈打成招后的窦娥进行了勇敢的诘问：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错看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这种对天地的诘问空前大胆。它将最高权威放在被审判的位置。窦娥之所以具有反抗的勇气，是因为作者为她（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朴素的智慧观：敬畏生命！天、地、人都应以此为准则。窦娥是个有智慧的女人，她的指斥更加符合商业气息愈发浓厚的元代商业社会，而商业社会非常重视契约的价值，按照契约的精神，天地鬼神皆要受这一准则的约束，在这一点上很类似《圣经》中先知摩西接受“十戒”时与上帝订约，即人、神要遵循一定的“规范’。那么，诘问后的窦娥与鬼神订立契约就符合了作者的写作设定，且这种写法与戏剧演出时要考虑的社会环境是相符的，与明朝更加浓厚的的商业契约气息类似，在《金瓶梅》、《西游记》等作品中多有描述，本文不再赘述。
　　若这种推想合理，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第四折的内容。第四折中窦娥化为鬼魂申冤诉屈最终使冤情得以昭雪，换一种思维，实际上是立约后窦娥灵魂得以继续存在，鬼神体现了其最高权威和力量──敬畏生命的理性得以施展，无边的力量最终还是代表了正义，天地以一种“非人间的形式”“分了好歹”，这也是所有心怀善念、敬畏生命的人的美好祝愿了，作者以这种方式展示了人的心灵之光，绝不是一个浪漫主义可言的，也绝非简单的宗教迷信可以解释的，这是理性的胜利，是智慧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也是高位者的胜利。这也是商业社会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
　　二、三桩誓愿间的逻辑关系决定了契约关系存在的正确性：三桩誓愿间看似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从剧本的连贯性及人的思维特点来观察，誓愿间必定会有逻辑相干性。单纯从三桩誓愿出发，后两桩誓愿的惨烈程度明显超越了第一桩誓愿。可以推想的是：丈二白练挂在旗枪上，一腔热血全部飞在白练上 ，这种超越物理学定律的现象从简单的层面来说是迷信，但从契约的角度就很合理，这种方式很像文书操作中的“白纸黑字”，肉体生命的最后关头窦娥是清醒理智的，她以一腔精血生生抛洒完成立约的第一步，这一假定至关重要，若此假定正确，第二桩誓愿就顺理成章了，“六月飞霜”的结果是“免着我尸骸现” ，按照常规的理解，生命已逝，肉体挂碍已无关紧要，但窦娥要这样的结果仅仅是说明自己确实冤屈吗？要让皑皑白雪在酷暑六月奇迹般的发生，史上已有，在此处不算稀奇，作为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若因循守旧，照搬前例那本折也平淡无味了。故而，笔者有下一层推想： 之所以要掩盖尸骸，是否有更深的暗示意呢？若第一桩誓愿是窦娥与天地鬼神立约，那么尸骸被掩盖就意味着窦娥将会以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出现在人间——魂灵不灭，这也为第四折的窦娥魂魄的公堂出场埋下了伏笔。 若第二桩誓愿的推想成立，第三桩誓愿“亢旱三年”也就有了依据： 并不新鲜的“六月飞雪”会很快被人遗忘，那惨烈至极的“亢旱三年”一定会被记入县志，为第四折窦天章重审该案打下舆论基础。如窦娥所言“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如今轮到你山阳县” ，虽然这一誓愿伤害无辜百姓，三年的时间也可能长了些，但纵观第三折，窦娥游法场时，除蔡婆外，更无一人为可怜的窦娥表示哪怕一丁点微薄的安慰之意，那么这个冰冷的人世对窦娥这个临死孤女也不会有什么牵挂了。再者，第三桩誓愿若应验至少已经是窦娥身首异处之后了，契约的执行方应该是天地鬼神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以天地的视角而论，一个小小的山阳县、微不足道的三年时间跨度无非是“蜉蝣”罢了。无论从窦娥还是从鬼神的角度，都可以洗刷窦娥之冤，亦可以展示鬼神的“浩大”，这更像一个契约——人愿与神力的综合展示。 故而，三桩誓愿是有逻辑联系的，构成了一个推理链条。
　　三、主人公现象的再塑造说明了契约关系存在的必要性：窦娥虽是个弱女子却有反抗意识，这是一般的认识，主要依据是窦娥的指斥天地。但依上文的推断，窦娥还兼具智慧，这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简单女子了。中国文学史上，有多个感人至深的女子现象被塑造，窦娥已经拥有较强的个体意识了，这个“悲剧人物”最终还得依靠父亲窦天章这样的“清官”来主持公道，沿着历史的轨迹，《红楼梦》、《聊斋志异》中那些类似“悲剧英雄”般的女子现象显得更为立体，这主要是个体意识的持续增强所至，卑微如袭人也强调人皆有自由之身，家境日下的史湘云更是豪爽可爱，乃至“笑弯秋月、晕羞朝霞”的婴宁均给人洒脱之感，可是她们身上却少了窦娥的决绝和智慧。这或许是生命在极端情况下的自我释放，如黛玉葬花的凄楚及闻知宝玉婚配时的“焚诗”，令人唏嘘不已。
　　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像窦娥一般在悲愤之余拥有如斯的智慧、如此地飒爽英姿呢？张驴儿父亲意外死亡后，面对张驴儿的利诱和婆婆的屈服劝解，窦娥选择了“我一马难将两鞍鞴”；在法场，窦娥高歌“浮云为我阴，悲风为我旋，三桩誓愿明题遍”；公堂之上，，窦娥愤然唱出“呀！这的是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怨哉”，如此的窦娥，确实配得起天地鬼神的敬重，确实可以感天动地，确实可以订立契约！三桩誓愿，掷地有声，订约之举，彰显其智！彰显其烈！
　　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契约”词源于拉丁文，在拉丁文中的原义为交易，其本质是一种契约自由的理念｡所谓契约精神是指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而由此派生的契约关系与内在的原则，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关汉卿利用如椽的笔塑造了一个古今传诵的窦娥形象，在第三折中用了“人间”的形式──契约──创造了“非人间”的“神迹”，虽然并不是旷古烁今的惟一首创，却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关键原因在于作者精巧地安排了这三桩誓愿，绝非大男子那种“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宿命论，也非弱小女子的“哀怨叹息”，这是一种精神，一种与天地并列的“契约”精神，一种闪耀着理性光芒的“敬畏生命”这一朴素法则下的人文主义精神，一种与时俱进的警示世人的精神，所以不能简单地用宗教迷信和浪漫主义的说法来为其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