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路遥说，你去给护士长说一声，我几天了在病房里睡不着，心里感觉到非常难受，让我到宾馆住一晚，看情况怎样。
　　“人生总是老得太快，却明白得太晚。所以，人活着，千万别等，人生匆匆，生命无常，别因一个‘等’字，遗憾终生。珍惜眼前，把握当下，开心地活，轻松地过，才是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那时候，路遥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病情非常严重的人。就是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名副其实的一位刚强汉子，一般病是把他打不倒的。然而，这次非同往常，他刚强汉子的神话被彻底击破。他在病中所表现出的脆弱、烦躁，甚至不合情理的反常现象，向人们释放出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的生命极有可能非常短暂了。
　　延安的父老乡亲，通过不同渠道知道他病重住在了医院，纷纷来探望他，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希望他能尽快站起来。
　　是啊，他什么时候能站起来，这是一个未知数。他开始住院那几天，自己还可以到医院后院散一会步，散步的时候，他仍然烟不离手，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他的一些思想负担。
　　医生和护士看见他如此没有节制地吸烟，曾不止一次地劝他，为了能尽快恢复健康，最好不要吸烟。而他却说，烟是我的最大精神支柱，没有烟，我几乎一天也活不下去。他说是这样说，可精神状况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也没以前那么利索。
　　长达七天七夜的失眠，他已经筋疲力尽了，甚至有不想活的想法，只有死，才能解脱他的精神痛苦。然而真正面对死亡，他又有些胆怯了。
　　“人生红尘中的每一个人，都难免会有忧愁和烦恼，而重要的是如何调控情绪、驱散忧愁、消除烦恼。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心中愁云密布，生活苦涩难言;心中晴朗灿烂，生活就无雨天。”那么“在漫漫人生路上，途中难免会有磕磕绊绊和艰难险阻。遭遇了这些，就得坚强面对，勇闯难关，从最荒凉最艰难的旅途中走出最繁华的风景。走出来，就会别有洞天”。而路遥能不能从如此忧患的心境中走出来呢？
　　天渐渐黑了，他再次显得紧张而不安起来，焦急不安地对我说，你说我晚上睡不着咋办？
　　我说，你最好什么事也不想。
　　哎呀，那怎可能呢，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路遥痛苦地说，一晚上睡不着，心明如镜，快把人难受死，我真不想活了。
　　我说，你说这话没一点意思。
　　路遥皱着眉头一声又一声地在病房里呻吟。过了一会，他又对我说，你说我换个地方能不能睡着？不然难受得我实在要命，实在没法活了。
　　我说，要不我给医生说一声，在宾馆给你登记一个房间，看换个地方怎样？
　　这当然好了，你快去登记一个房间。路遥说。
　　我说，你不要着急，我现在去找医生，你离开病房我要让他们同意，不然我不打招呼把你带出去，医院不见你人，问题恐怕就严重了。
　　路遥说，那你快去告诉他们。
　　我看见他有些急不可待，就从病房里出去，走进医生的办公室，把路遥七天七夜失眠的情况告诉了值班医生屈大夫，看他是什么意见。
　　其实，路遥的这些情况，传染科的医生和护士都非常清楚。因此，值班医生屈大夫听我这么一说，非常认真地把我看了一眼，然后对我说，对于路遥目前的这种情况，我们不仅同情，而且也很着急，但确实没有一点好办法。我们知道他晚上睡不着觉，给他的身体带来非常大的伤害，也给治疗带来一定的困难。一般这样的问题，可以用安眠药来解决，可安眠药对他已经起不了一点儿作用，再这样下去问题会很严重。
　　谁都能听明白，医生说的“很严重”包含的是什么意思。毫无疑问，路遥就目前这样的心情，说不定会有生命危险。为此，我用商量的口气对值班医生说，能不能让我陪他到宾馆睡一晚，看能不能好一些。
　　屈大夫看着我说，这样的事，你最好同护
　　士长和科主任商量，我不敢给你做主。
　　我知道，值班的屈大夫已经把球踢给护士长和科主任了，他不愿承担这个责任。因此我跑到护士长家，说明原因，护士长的答复是让我去找科主任，看主任是什么态度，她没意见。她说她这个护士长，只负责医院病房里的病人，出了医院就不是她的事了。看来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以为给值班医生说一声就行了，根本不是这回事。
　　护士长给我说的一点毛病也没有。很清楚，路遥突然要离开医院的事她不管，而现在是下班时间，也不是她的职权范围，那我只能找主任。
　　我看见护士长如此的态度，也没什么办法，找主任就找主任，我又不是不敢找。好在主任家就在医院，我敲门进去，主任正在看电视，问我什么事。
　　我说，路遥一直睡不着，精神几乎崩溃了，能不能让他到宾馆睡一晚？
　　主任说，你去找护士长商量，病人她负责。
　　我说，我找她了，她不表态，讓我找你。
　　主任不再说什么，给护士长打了电话，让护士长到传染科去。就这样，我和传染科主任到了传染科，护士长和科主任坐在一起，分析了路遥的病情，也感到他的问题非常严重。然而，让他离开医院去宾馆，他们也不敢说行还是不行，毕竟他不是一个普通人，责任非常重大。经过慎重考虑，初步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决定请示医院领导，尽管啰唆一些，但符合程序。
　　就这样，我们几个人一块离开传染科，来到了医院总值班室，经过不断沟通协商，向医院领导请示汇报，一而再再而三地权衡，前后折腾了两个小时，总算有了一个结果，勉强同意路遥离开医院一晚。
　　当然，同意是同意，但医院明确给我提出一个要命般的条件，出了事由我负责。你看看，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嘛，我怎能负得起这个责任？要知道路遥身后有多少人在默默地关注着他，又有多少双眼睛在默默地注视着他，我有什么资本能承担这样的责任……
　　我不敢答应医院提出的这个条件，而且一再告诫自己，在重要问题上，绝不能感情用事。你跟路遥仅仅是朋友，没有一点血缘关系，你之所以在医院陪他，是因为看见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医院，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尽善尽美，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那么如果你有良知，就不能袖手旁观，否则你还算是什么朋友？然而，他一旦发生了什么意外，如果家属追究起了责任，我就得全部承担，照单全收。因此，我无法给医院做出承诺，只能放弃。 　　我一再这样时时刻刻警告着自己。
　　就这样，我一筹莫展地回到路遥的病房，觉得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绝对不能草率承诺，不能就是不能，要正确评估自己的身份，有多大能力就去办多大的事。
　　然而，就在我放弃让他去宾馆的时候，我看见他正眼巴巴地看着我从他的病房进来，急切地盼望着我能给他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这样就能够让他痛快地在宾馆睡一个好觉。
　　是啊，我目睹路遥失眠带来的痛苦，他多么希望我能为他减轻一点思想负担。可是，我此时此刻让他彻底失望了。而事实上，真正面对病床上痛苦不堪的路遥，我又不想让他把希望变为失望。为此，我什么话也没给他说，转身就从病房里走出去，走进传染科的值班室，对科主任和护士长说，如果你们同意路遥出去，发生任何事情，都与你们无关。
　　屈大夫和科主任以及护士长看着我，谁也没说一句话，觉得我这个人太血气方刚了，路遥是谁？难道你心里不明白，你一个毛头小子能负起这个责任吗？
　　我知道我这样做，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可我不这样就对不起路遥，因此我只能铤而走险，硬着头皮去干这样一件蠢事。
　　就在我要离开医院值班室的时候，医生和护士仍然不放心地对我说，既然你已经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也无可厚非，不过你要千万小心，万一，我们说的是万一路遥在宾馆出什么状况，立即给值班室打电话。
　　我说，谢谢你们提醒，但我求你们一件事，能不能把急救的东西给我准备一点，让我带到宾馆去，以防那个万一……
　　护士长说，这个没问题，我还没看出你小子还挺男人的，敢作敢为，确实是陕北汉子，我马上给你准备。
　　医院同意路遥去宾馆住一晚，给我带来的精神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的确，我还没和路遥离开医院，心里就紧张起来，不知他晚上会是一种什么情况，我害怕那个万一……然而，为了能让路遥减轻一点痛苦，我就得冒这个风险。为此，我在病房里先忙着给他准备了一些换洗衣服，还有他晚上吃的药，先去延安宾馆，以我的名义登记了一个套间的房子。
　　天色已晚，延安大街两侧的路灯非常明亮，街道上的车辆和人流前呼后拥，到处是欢天喜地的景象。
　　我在延安宾馆办好入住手续，就回到路遥病房，准备好了这一切，就扶着他从医院后面的街道过去，害怕路上碰见他熟悉的人，尽量选择人少的小巷走，免得有人问时我没法回答。
　　我扶着路遥来到延安宾馆，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我登记好的那个房间，他显得非常高兴，发自内心地把我夸了一阵，略显得意地说，我难受成这样，知道你不可能不给我想办法。你看这地方多好，亮堂堂的，还这么宽敞，哪像病房，把人压抑成什么了，到这样的地方起码就有人活的路了。
　　可是，路遥并不知道，为让他到宾馆住一晚，我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因此，我给他说，你好不容易到了宾馆，再不敢折腾了，先去洗个澡，怕身上早脏得不行了。
　　路遥说，我早想洗热水澡，你就不给我想办法，看把我身上痒的，抓也抓不下，哪像是一个作家。
　　我说，你不敢激动了，出来一次太艰难。
　　路遥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不管我是不是好人，给他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我是心甘情愿，而现在洗澡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他人生一种奢侈的享受。那时我还想，他如果洗完澡，再舒舒服服睡一觉，说不定就把他几天失眠的问题解决了。
　　看着他脱了衣服走进卫生间，我仍然有些担心，赶紧检查房间里的电话是否畅通，然后再看宾馆哪个房间住着我认识的人。说实在的，我心里确实有些害怕，万一真的出个什么事，又是深更半夜，在宾馆里连个能帮忙的人也抓不住，那我就没法交代了。
　　我很快把这一切做完，就从客厅走进套间，可我没看见路遥出现在我的视线，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他从卫生间进去到现在，时间也不短了，怎么他洗澡会洗这么长时间？我害怕地站在卫生间门前仔细一听，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几乎给吓死的光景，是不是他出了什么问题？我突然浑身一颤，冷汗直冒，头发不由得竖了起来，心怦怦直跳。我想，一定是出事了，觉得自己闯下了天大的乱子。我不顾一切地一把拉开卫生间的门，看见他平展展地躺在澡盆里，一动也不动。
　　啊——你——我大声尖叫了一声。
　　此时，路遥也让我的这一声尖叫给吓着了，突然在澡盆里翻了个身，溅起了澡盆里的不少水花，他睁大眼睛看着我问，你是怎么了？
　　哎呀，你啊，我的天神，你洗澡就洗澡，怎就躺在澡盆里动也不动，而且也没一点声音，我还以为……你已经把我的心脏吓得都不会跳了。
　　你以为我不活著了？路遥笑了笑说，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你别害怕，我不会死得那么简单。
　　哎呀，你也真是。我说，洗澡怎这么长时间，你不敢在这里面再这么折腾了……
　　路遥笑着问我，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不活着了？
　　我说，你把我吓成这样，还问我这个问题。
　　嘿嘿。路遥笑了一声说，我生命顽强着哩，不可能随随便便地死去，那样太没意思了，要死，我也要死得惊天动地，甚至轰轰烈烈。
　　哎呀，我不跟你开玩笑，不知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在宾馆真的出个什么意外，我怎给你家里人交代，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知道我让你到宾馆住一晚，冒了多大的风险？承担多大的责任。我看你不要再泡澡了，折腾的时间太长又睡不着。
　　你别怕，我一点事也没有，就是有事，也没你的一点责任。路遥说，我现在基本没人管，只能依靠你这个朋友，谁也没资格找你的麻烦。
　　我说，你说得倒轻巧，如果你真的在宾馆出了什么事，肯定会有人找我的麻烦。不过，咱现在不说这些了，你赶快洗澡，洗完也别穿衣服，到床上睡觉。
　　路遥说，现在睡觉有点早，我还想看一会电视，你也知道，我好长时间没看电视了。
　　我用商量的口气对他说，你能不能不看电视，我怕你一看电视又兴奋得睡不着，那我们担惊受怕，不是白到宾馆来了一趟。 　　路遥不满地看了我一眼说，你说我们怕过谁？什么担惊受怕，我还不信，有我在，你什么也不要怕，我还不信谁敢把你动一下。
　　我还是求他说，我看你还是别看电视了，又没什么好节目，你几天都没睡觉，现在正是你睡觉的好时机。你要知道医院再不会让你出来，这是给我开的唯一的一次绿灯。我这样说着，就把被子从柜子里拿出来，放到席梦思床上，让他休息，顺手我就关了房间的灯。
　　路遥看见我态度坚决，也不再坚持着要看电视，勉强上了床，静静地躺在席梦思床上。
　　現在，我不敢打搅他，想让他安安静静地睡。因此他在席梦思床上一睡，我脸也不敢去洗，悄悄拉了宾馆的一块单子，在套间门口躺下。房间里突然安静得有些害怕，可是刚静了一会儿，路遥从床上坐起来，对躺在门口的我说，你睡了没？我实在睡不着，心里难受。
　　我从套间门口坐起来说，如果你觉得难受，那咱就回医院，你在这里出一点问题，我的责任就大了。
　　路遥生气了，几乎是动气地对我说，我已经给你说过无数次了，不需要我再重复，即使我有一天出了任何问题，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不要担心这些。
　　我说，那你既不睡觉，也不回医院，咋办？
　　路遥说，就是回到医院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我说，解决了解决不了那是医院的事，医生一定会想办法给解决，可你在宾馆里就不一样了，出了问题那就是我的责任。你以为你说不要我承担就不承担了，恐怕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路遥说，我跟你说不清这个问题，根本不理解我的意思，我说我是睡不着难受，又不是病得不行。
　　我说，那还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那时我也睡不着，才是晚上的十点，我没这么早睡的习惯，他就更不要说了，已经养成了早晨从中午开始，这个大家都知道。
　　当然，也不需要我给他讲那么多的道理，他心里也非常明白，好不容易从医院出来，没有好好享受，就这样让他回到牢狱一般的病房，他绝对不会同意。现在他非常讨厌医院那种环境，一听我说回医院，也不再跟我争论什么了，再一次躺在席梦思床上。可是，过了大约半小时，我听见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声响，借着窗外朦胧的月光，我看见他不仅没睡，却又在席梦思床上坐起来了。
　　我也急忙坐起来，问他，你真的不想睡？
　　路遥说，不是我不想睡，实在是睡不着，心里明格朗朗的，一点睡意也没有。唉，这怎么办呀，我看你还是让我抽一支烟，然后再去睡觉。
　　我说，你睡不着还敢抽烟，抽了烟怕更兴奋。
　　哎呀，你怎么突然学得跟护士长一样，我现在几乎做什么都不行了，把我管得那么严，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路遥痛苦不堪地说。
　　我知道他睡不着心里难受，也确实没有能够解决的好办法。因此我就从门口站起来，拉亮房间的灯，拿了支烟递给他，然后说，你抽完这支烟就赶紧睡觉。
　　路遥赌气地说，抽完再说其他的事，现在想不了那么多。然而，他就这样把那一支烟抽完，我刚准备让他睡觉的时候，他突然又给我提出一个要求，说他现在饿得不行了，不吃东西实在睡不着。
　　我真是有些哭笑不得，他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刚才是睡不着难受，现在突然又饿了，这么晚让我去哪里给他找吃的东西，他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但我想是这样想，他既然已经饿了，还得给他想办法。因此我问他，你现在想吃什么？
　　路遥说，如果有一碗洋芋擦擦最好。
　　哎呀，我的老天，你现在让我上哪里给你搞这样的洋芋擦擦，我急得几乎要哭了，觉得他一点儿也不理解我的难处，他不是给我提要求，而是要我的命。然而不管怎样，我只能让老曹给帮忙，所以就把电话给老曹家里打过
　　去。可是电话没人接，不知是什么原因？因此我对坐在床上的路遥说，老曹家没人接电话，不知是怎么回事，现在别的人我不敢打搅，我去文联看一下，争取让他给你蒸一碗洋芋擦擦。
　　路遥说，这事也只能找老曹了，别的人靠不住。
　　我说，不是别的人靠不住，关键是太晚。那我就去文联找老曹，你一个人在房子里没事吧？
　　路遥冷笑了一声说，你以为我是小孩，一满就觉得我连自己也管不了自己了。
　　我说，你能管了自己就好，不说这些了，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
　　就这样，我很快离开宾馆，急急忙忙赶到延安地区文联，在老曹家的门上连敲带喊了老半天，可老曹家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估计他们一家不在家，只好回宾馆。然而在回去的路上我还想，是不是去群众艺术馆找一下王克文，他给路遥蒸一碗洋芋擦擦也没问题，可我不知他家住在哪里，我总不能站在艺术馆楼道喊人。
　　此时的延安街道上冷冷清清，看不见一个人，只有发白的路灯照在冷清的街道上，偶尔会有一条狗从小巷里蹿出来，扭头看我一眼，便跑得无踪无影。
　　我没有给路遥搞到洋芋擦擦感到有些失落，可当我无精打采地从宾馆的大门里往里走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人，他是延安报社的一位同志。就是我在宾馆登记房间时，偶然在宾馆的服务台前碰见了他，他给我说他在宾馆开会，晚上就住在宾馆，而且还告诉了他在宾馆的房间号，要我不忙时到他房间聊天。那么，现在有这样的事，我是不是让他回去给路遥蒸一碗洋芋擦擦？
　　可是，有一个问题，我跟他不是很熟，谁知道人家方便不方便。但我顾不了那么多，只想着给路遥搞一碗洋芋擦擦，就去宾馆敲他的门。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爱人也在宾馆。因为那时洗澡都不是很方便，他爱人在宾馆洗澡后没回去。我有些尴尬地说，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晚把你叫起来，是有件事想麻烦你，路遥突然想吃洋芋擦擦，我去文联找了老曹，可他不在家，只好求你帮忙。
　　报社这位朋友说，这没一点关系，路遥想吃洋芋擦擦，我跟媳妇马上回去给他蒸一碗。
　　路遥的这个事总算有了着落，我有气无力地回到宾馆的房间，看见他微笑着躺在床上看着电视。我想这下怕更麻烦了，看他兴奋的样子，今晚能不能睡着恐怕是未知数了。 　　凌晨时分，延安报社的那位朋友和他的媳妇黑天半夜骑一辆自行车，往返在延安清冷的街道上，夫妻俩用最快速度蒸好洋芋擦擦，气喘吁吁地送到路遥住的房间里。我看到夫妻俩提着洋芋擦擦出现在路遥住的房间门口，有些过意不去，不知在他俩跟前说什么好，两只眼睛含满感激的泪水。如果不是路遥，或者说他不是一个病人，我怎能黑天半夜向这位朋友开口呢？然而非常抱歉的是，我现在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只知道他那时在延安报社工作，后来又听说去了地委宣传部。那么路遥已经离开将近三十年，而他无怨无悔地为路遥做的事一直铭记在心，请允许我这里对他说一声，兄弟，谢谢你！
　　我拿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洋芋擦擦，对坐在席梦思床上看电视的路遥说，洋芋擦擦好了，你赶紧去吃。
　　他微笑着从床上下来，坐在房间的一个沙发上，仅仅吃了两口，就再不想吃了。我看着他说，你不想吃就抓紧时间睡觉，现在都快半夜了。可他上了床仍然睡不着地又一次爬起来了，怀里抱着被子，不声不响地从床上溜到了地上，慢慢把被子在房间的地毯上铺开，然后轻轻地躺在上面。然而，他刚在地毯上躺了一会，又一次把被子抱在了席梦思床上，这样反反复复地折腾了好长时间，仍然没有一点睡意。
　　路遥睡不着，心情特别烦躁，他也知道这样折腾来折腾去，我不可能一个人在房间门口安然地睡觉，便不紧不慢走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说，你也没睡着？
　　我看着站在跟前的路遥说，你没有睡，我怎可能睡着呢。
　　路遥说，哎呀，一满睡不着，心里明朗朗的。
　　我听他这么一说就知道麻烦了，他在病房里睡不着觉，在宾馆里还是这样。因此我就从宾馆房子的套间门口站起来，拉亮了房间的灯。
　　此时此刻，路遥烦躁不安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然而他走了一会，突然对我说，我难受成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真想从楼上跳下去。说着，他就拉开房子通向阳台的门，走向了阳台。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急忙跑到阳台，站在他的跟前，害怕他一时想不开，真的从阳台上跳下去那不是把天大的乱子给闯下了。因此我吓唬他说，如果你一定要跳楼，那只能咱俩一块跳，不然我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罪人，没办法给任何人交代，你自己考虑好，是不是咱俩一块往下跳？也许你觉得无所谓，甚至自己心甘情愿，可我觉得我还年轻，没活几天人，如果你忍心咱就往下跳……
　　路遥听我给他这么一说，也不再说跳楼的事了，而事实上他也不可能去跳楼，只是感觉到烦躁才在我跟前这么说一说。因此他无限忧愁地在阳台上站了一会，转身又回到了房间，不停地呻吟着，一直在喊难受。
　　那夜里，在宾馆里也没有解决了他失眠的问题，整整一个晚上，他就是这样痛苦不堪度过的，在天空刚刚放亮时，我俩便在街道上一声声悠长的卖豆腐声中，悄然回到了他的病房……
　　二
　　王天乐说，这些日子辛苦你了，我在病房里陪一会儿我哥，你出去转一会，过一会再回来，我在延安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处理。
　　“花开一季，人活一世。乐天随缘一些，就会轻松自在一些。冲动来自激情，平静来自修炼，别让外界浮躁了自己。”
　　一天就这样匆匆忙忙地开始又结束。
　　日子啊，怎么突然过得如此的漫长而无聊呢？几乎一点生机也没有，过去那些美好的往事都不知不觉跑得无踪无影了。
　　此时此刻，火红的太阳一如既往地从宝塔山上缓慢地落下，渐渐把黑夜留给了这座美丽而多情的城市。应该说，延安的夜景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些下班的人流几乎就像滚滚流淌的洪水一般，正朝着不同方向汹涌而去，而街道两边的那些叫卖声，也在这时候一声连一声地响成一片，给这个城市增添了不一样的热闹气氛。
　　然而，路遥再不能身临其境了，也不可能像往常一样走上延安的街头欣赏风景，甚至到医院的院子里走一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不像刚住进医院，输液结束还可以到后院转一会，抽几支烟，现在只能在病房里走一走。
　　此时，他穿着病号服，呆呆地坐在病床上，看着病房的玻璃窗户，他让我把窗户全部给他打开，房子里的空气太闷了，几乎闷得他喘不过气来。
　　我说，窗户打开害怕风把你吹感冒了。
　　路遥说，不要紧，我没你想象的那么娇气。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把窗户给他打开。
　　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病房的床上，看着窗外。可是病房的窗外有什么可看的风景呢？有的是一个个萎靡不振的病人，还有跟在病人身后愁眉不展的家属，再什么景色也没有。然而，没有风景也是风景，总比整天看房顶要好一些。因此他看着玻璃窗外，深深地吸着气，突然给我说，他想回一趟清涧老家。
　　我问他，你回清涧老家干什么？
　　他说，我想我的母亲了。
　　我说，你现在正在住院治疗，恐怕医院不允许，等你再好上一段时间，我让李志强开车把你送回去，你想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
　　路遥有些不满地看了我一眼说，按你这种说法，医院把我“绑架”在这里了，我就哪里也不能去？
　　我笑了笑说，也不是医院把你“绑架”在这里，我的意思是你还在治疗，医院要为你的健康负责，等你的病彻底好了，再回清涧没一点问题。
　　路遥说，谁知道我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
　　我说，你不要着急，我看你一满就快好了。
　　路遥说，你说得倒轻松，快了，快了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住了这么长时間，感觉到一点儿也没有好，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是啊，不仅他有些着急，我也着急得不行。要知道谁愿意在这个地方待这么长时间，实在是没办法了才这样，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说句实在话，我一天也不想在医院里待，这又不是什么好地方。不仅如此，我还有些担惊受怕，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这里走出去。
　　就在我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刚才还晴朗的天，突然阴沉下来，不一会儿便下起了雨。雨并不是很大，但可以听到雨水敲打地面的声响。路遥比较喜欢下雨下雪的天气，只要是下雨或下雪天，他就会激动得像孩子一样，甚至可以激动地大喊大叫。 　　我看见仍然愁眉苦脸地坐在病床上的路遥，不知他在想什么，因此我看到他这样，就想转移他的注意力，急忙对他说，你听，外面好像是下雨了。
　　路遥漫不经心地抬起头，问我，真的下雨了？
　　我说，不信你自己听一听。
　　路遥说，那你把窗户再开大一点，让我听一聽下雨的声音。你不知道，下雨和下雪的天气是我心情最好的时候。在这样的天气里，我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或是看着纷纷扬扬飘落的雪花，一个人静静站在窗前，抽着烟，沏杯热腾腾的咖啡，那是我最惬意的时刻。
　　我说，窗户开大不行，你就这样听一听可以了。
　　路遥说，哎呀，我叫你开大就给我开大，怎么这么多的事，一满就把我当一个病人，什么也不能，什么也不敢，你看你烦不烦？我不知你是我的领导，还是我是你的领导？你一定要把这个关系搞清楚。
　　我笑着说，在单位你是领导，可是在病房里我就是你的领导了。我现在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护士长已经把我叫到她办公室，明确让我把你管住，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想怎样就怎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里是医院，又不是在作协。
　　路遥说，护士长说的话你就记得那么清楚，她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你再不要拿护士长吓唬我，你怕护士长，我才不怕。他一边认真一边玩笑地说着，有一种强词夺理，可我再不给他把窗户开大，他要去开了。因此我只好走到他床跟前，探着身子把窗户开大，让滴滴答答的雨水声传进病房里。此时，他微微闭着眼睛，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雨水声，陶醉在雨水滴答的旋律中。真是好呀，实在是太好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然而不一会，雨水中夹杂着冰雹，猛烈地向大地倾泻着，并发出一阵阵沉闷的声响。路遥听见这响声，感到有些不对，急忙问我，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
　　我慌忙从椅子边站起来，趴到窗口一看，这哪里是雨，而是冰雹。因此我扭头对他说，现在下的不是雨是冰雹。
　　哎呀，大不大？路遥焦急地问我。
　　我说，还不小呢。
　　这下又弄瞎了。路遥有些伤感地说，农民就指望山里那一点庄稼，让冰雹这么一打，就不可能有好收成了，要遭年馑了。
　　就在我和路遥在病房里说话的时候，传染科看门的姑娘风风火火从门里跑进来，手里还拿着几粒比较大的冰雹让路遥看。路遥伸出一只手，把一粒比较大的冰雹拿到手里，有些诧异地说，有这么大的冰雹？
　　还有比这更大的哩。看门的姑娘兴奋地说。
　　好的一点是，冰雹下的时间不长，一会就停了。而此时看门的姑娘把冰雹也给路遥看了，可她仍然站在病房不走，不知她还有什么事。我不想让她一直这样站在病房里，想让她赶紧离开，路遥整天躺在病床上输液，已经十分劳累了。因此我就对她说，你赶紧去看你的大门，别让那些人随便进来，否则你就失职了，护士长绝对要处理你。
　　看门的姑娘不高兴地离开了。她一走，路遥就让我快去吃饭。
　　我说，还没到开饭时间，等你吃了再去。
　　路遥说，不要等我，宾馆是有时间的，不可能专门等你一个人，去迟了就吃不上饭了。其实他说的一点没错，我去晚了宾馆的餐厅就会关门。那时我在延安确实没一个固定的吃饭地方，而医院又不允许陪伴者在食堂吃饭，只
　　能在街上买饭吃，时间一长，就有问题了，街道上的那些饭菜很不卫生，吃的时间长了容易生病。好的一点有老曹，他经常改善我的生活，只要他有时间，就会跑到医院给路遥送饭，走时还把我叫到他家里。老曹明确告诉我，你是自己人，不要挑肥拣瘦，在我家里碰上什么吃什么，不要客气，客气就是生分。然而，时间一长，我就不好意思了，老曹家人多，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我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的实际。因此我给老曹撒谎说，在宾馆里吃饭方便，总不能天天跑你家吃饭，那得给你增加多少负担。
　　老曹说，你能在宾馆吃你就去，宾馆里的饭比我家的扛硬，如果宾馆吃不上，就到我家来，你现在跟路遥一样，也是一个宝蛋蛋，不能倒下。
　　当然，无论是路遥，还是老曹，都不可能知道我是真的在宾馆吃饭，其实根本不是这回事，我只是在他俩跟前找的一个借口，你想一想，我是什么人，怎么可能天天在宾馆吃饭，纯粹是吹牛。现在差不多又到吃晚饭时间，路遥再一次对我说，你快到宾馆吃饭去，吃了再给我准备，我现在还没考虑好吃什么。
　　我说，已经在医院订好了，我马上给你打回来。
　　你不要着急，我这里误不了。路遥说。
　　我说，已经到开饭时间了。说着，我就去了医院营养灶，给他打来了饭菜，我才去吃饭。
　　这几天，我确实是在延安宾馆吃饭。李志强不知从哪里搞来几张餐券，而那些餐券有一定时间限制，过期就作废了。然而，往往就是这样，我是要饭也赶不上一碗热饭，常常急匆匆去了餐厅，可餐厅没一个吃饭的人了，只有几个服务员在收拾餐具。
　　我走出宾馆大门，灰溜溜地回到路遥的病房。
　　路遥已经在他的病床上躺下了，我不知他把饭吃了没有，便走过去，看见床头柜上放的饭碗里还有不少的饭菜，估计他吃了还不到二两。他就吃这么一点，怎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呢？现在有两大难题摆在我面前，一个是他的睡觉问题，再一个就是吃饭问题，他现在对所有吃的东西不感兴趣，觉得一吃进去，就特别难受，办法想了一个又一个，就是没用。
　　我想，关键的问题还是睡眠，如果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吃饭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唉，两个问题怎么就一个也解决不了。
　　8月23日，路遥的弟弟王天乐从西安来到延安，我如释重负。
　　他是路遥的亲人，对路遥的一切，他有发言权和决策权。那么面对躺在病床上的路遥，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是让他继续留在延安治疗，还是转到别的医院去？只有他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其他人仅仅能够提一些建议，没权利决定。
　　我看见天乐来到路遥病房，虽然心里高兴，但不免有些担心，害怕路遥当着众人的面，大动肝火地骂他弟弟一顿，如果他耍脾气跟他弟在病房吵起来咋办？他争强好胜，发起脾气不给人留一点面子，而且语言相当刻薄犀利，一般人承受不了。 　　其实，我的这些担心是多余的。
　　王天乐从路遥病房门里走进来时，跟他一块还有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陈泽顺，他是路遥的朋友，正给他编辑出版文集，由于订数问题，现在还出版不了。
　　路遥看见他俩，表现出了他的大度和宽容，脸上露出了浅浅的微笑。陈泽顺急忙走到路遥跟前，抓住他的手，满含悲伤地说，你怎病成这样？
　　路遥说，我也不知道，一到延安就病了。
　　此时，王天乐把挎包放在椅子上，也急忙走到他哥跟前，关心地问，你现在觉得怎样？
　　路遥没有回答他，也没给他发脾气，却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就像没看见他一样。
　　我知道他是故意给他弟难堪，嫌他没早点来延安看他，所以他就有一些看法，也不管天乐站在他跟前说什么，他只问陈泽顺住下没有。
　　陈泽顺说，已经住下了。唉，你走时还什么事也没有，怎一到延安就病倒了？
　　路遥长叹一声说，唉，我到了延安几乎连火车也下不了。
　　陈泽顺说，我在西安就听说你病了，本想早一点来看你，可我哥在西安还没走，实在走不开。
　　路遥和陈泽顺这样说着，基本没我和天乐的事。当然，路遥是他亲哥，给他耍一下脾气也没关系。因此他也不在乎他哥怎么对他，他转身对我说，这几天实在辛苦你了，这里有我和陈泽顺，你出去转一会再回来。
　　我便给他点了点头，然后给陈泽顺打了招呼，就从路遥病房里出去，走到延安文联的老曹家。
　　老曹看见我突然在这时候到他家来了，一脸的茫然。看见老曹疑惑的目光，我给他说，天乐和泽顺来延安了，正在路遥的病房里，天乐给我放了一会儿假，我就到你这里来了。
　　老曹问我，路遥没对天乐说什么？
　　我说，他什么也没说，就是态度有些冷淡，还是天乐聪明，不想让我看这个场面，让我出去了。
　　老曹说，你别去医院了，让天乐陪他哥几天。
　　我说，恐怕不行，天乐让我一会回去。
　　老曹说，没什么不行的，他不陪他哥谁陪？什么儿货，自己的亲哥哥也不要了，太不像话。
　　我说，那我听你的，不去医院了。其实，我口头上这样说，却并没有这样行动，因为在我离开时，我看见路遥对天乐有些不满，万一陈泽顺一走，兄弟俩在病房里吵起来咋办？我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亲兄弟毕竟是亲兄弟，两个人不可能这么不理智，耍一耍态度就可以了，不能当真。因此我觉得我现在也不能回病房，给兄弟俩留出更多的沟通空间，消除误会。我心里这样想，看见老曹又那么忙，就在他家待了一会，然后走到延安宾馆大厅。这里比较热闹，男男女女，进进出出，说说笑笑，不像病房死气沉沉，而且大厅里还有沙发可坐，心情忽然敞亮很多。
　　然而，這里并不是我久留之地，我还得回到我的岗位上去。因此我在宾馆大厅转了一会，就回到了路遥的病房。
　　此时，病房里只有天乐和路遥，陈泽顺已经离开了。我看见天乐坐在我一直坐的那把椅子上，路遥却背对着天乐，兄弟俩谁也不理谁，感到气氛有些紧张。
　　天乐看见我从病房门里进来，便从椅子边站起来，看了看我，然后对路遥说，哥，我去找一下我的几个朋友，想办法给航宇搞一些宾馆的餐票，他在医院没一个吃饭的地方不行，我晚上再来陪你。
　　路遥没有回答他，仍然默默侧躺在床上。
　　我急忙给天乐说，你别为我去求你朋友，我吃饭没问题，在延安老曹一个人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天乐说，你照顾我哥一定要吃好，我让朋友明天把宾馆的餐券给你送来，这样你吃饭就方便了。
　　我说，你别麻烦他们，我哪里吃都无所谓，从医院大门里出去，卖什么的都有，非常方便。
　　天乐说，我要把这些事安排好，然后再把朋友的电话给你，有什么事你直接打电话找他们。这样说着，他挎上挎包，急匆匆出去了。
　　显然，他不准备在延安待多长时间，而我希望他能在医院陪他哥，看来也不可能，要不然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安排呢。
　　当然，他能不能在医院陪他哥，那是他俩的事。我以为天乐来延安，我就从医院“解放”出来，看来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他还是走了。过了一会，路遥把身子侧向我，看了我一眼问，泽顺哪去了？
　　我说，不知道，我回来没看见他，是不是去延安大学了。
　　路遥唉声叹气地说，你看天乐，一满就不是以前的天乐了，翅膀硬了，一满不管我的死活，能躲就躲，能跑就跑，他一看见你回来，就跑得不见踪影。你把我的话记住，他说晚上陪我，他的影子你也别想见到，我还不了解他。
　　我说，你不能这样看问题，他怎也是你亲弟弟，不可能不管你，我看见他对你非常关心。再说，他在延安报社工作了几年，也有一些朋友，他有他的事业，不可能一直守在你身边。也许他找他的朋友，就是他不在延安的时候，想让他的朋友照顾你，跟他照顾你还不是一回事。你没必要那么想，他晚上一定会陪你。
　　路遥干笑了一声说，他陪我？你等着看。如果他陪我，不会找那么多理由不来延安，实在太让我寒心了……
　　我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一直操心你。
　　路遥说，他操心我什么了？如果像你说的这样，我离开他一天也活不成了。
　　我看见他情绪突然有些激动，就不想跟他再说这些事情了。但我总觉得兄弟俩有误会，缺乏沟通。然而我现在也有些糊涂，兄弟俩以前那么亲密，突然出现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应该。
　　其实我觉得，路遥和天乐有一些隔阂，关键问题是俩人都争强好胜，谁也不愿给谁低头。因此我劝路遥，你是大哥，要多理解天乐，不能因一点小事就闹矛盾，这样会影响到兄弟俩的感情，他不可能像你想的那样，说不管就不管你了。
　　路遥一听就生气了，毫不客气地批评我，你不要在我跟前为他辩护，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我比你清楚一百倍，别以为我病得躺在床上就糊涂得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心里什么都明白。
　　是啊，我怎能比他更了解他弟呢？那么你为什么要在《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创作随笔中，郑重其事地向读者描述兄弟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情谊呢？难道你写的那些不是事实吗？ 　　我說，今天就来延安，恐怕要到晚上了。
　　路遥说，那你到火车站接他们一下。
　　我说，他们不是坐火车，是开车来的。
　　路遥说，那你一会到医院门口看一看，看他们来了没有，不然他们来了找不上我住的病房。
　　我说，这你就放心，在延安还能找不到你，一问路遥，延安的人都知道。
　　路遥说，那你想一下办法，别让看门的女娃娃把他们挡住不让进，你提前做一下这方面的工作。
　　我说，看门的女娃娃现在发展成自己人了，只要是来医院看你的人，她都放进来，一个也不挡。而且我看出她对你特别崇拜，像是一个文学女青年。
　　路遥问我，你怎看出她崇拜我？
　　我说，那女娃娃看门也不好好看，手里常拿一本你的《平凡的世界》，偷偷地在那里看，只要有人说是来看你，她就一路绿灯地放进来了。因此她还挨了护士长不少批评，说她再这样，就不让她看门了。
　　路遥说，你是不是害怕我寂寞，给我编的故事？
　　我说，我给你编故事干什么？你不信，可以去问一下那女娃娃。而她一见我就问，是不是我跟你在一个单位？从她的眼神里，流露出一种羡慕我的样子，并让我给你说一声，她在书店买了一套《平凡的世界》，想让你给她签一个名。
　　路遥说，这是一个好娃娃，给了咱不少方便，你让她把书拿来，我给她签名。
　　我说，如果不是这女娃娃，那你这里就来不了几个人了。你看护士长，她能允许让人随便进来吗？绝对不可能。她一天把我盯得死死的，好像我就是传染科里隐藏的一个特务。
　　路遥听我这么一说，爽朗地笑起来，情绪也变得非常好，不像前几天那么愁眉苦脸。我想，路遥现在情绪这么好，关键是知道几个好朋友要来看他，他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在某种意义上，他觉得自己的为人还算不错，得罪的人不是太多，一些好朋友一直惦记着他。因此好几次，他焦急地催我到医院大门口去看他的朋友来了没有。他就是这样一个心急人，在病房里刚刚安静了一会儿，又不停地催我，让我再去大门口看一看，万一他们到了延安，找不上我的病房就麻烦了。
　　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传染科里住院的那些病人都已经进入沉沉的梦乡，楼道里死一般寂静，听不到一点声响，偶尔从某个病房传出几声呼噜，显得嘹亮而刺耳。然而，路遥不睡觉，一直在等他的朋友，他甚至着急地问我，会不会他们不来了。
　　我说，不会，西安到延安正修高速公路，说不定路上堵车了。我这样给他说，也觉得他们该到延安了，可是现在连人影也没有。
　　8月25日，天刚刚放亮。
　　陕西作家协会的李国平、王观胜、徐志昕还有开车的张忠社，早早就来到路遥的病房。
　　路遥看见李国平、王观胜和徐志昕从病房门里进来，显得非常激动，眼里顿时泛出激动的泪花。是的，路遥好久没见这几个朋友了，突然见到感到非常亲切，一个又一个地握手，并关切地问他们，昨天怎么在路上走了那么长时间？
　　李国平说，唉，再不能提了，在黄陵山上有两辆拉煤车碰在一起，把公路堵得水泄不通，两边的车一个也走不了，把他们在路上堵了四五个小时，到延安是晚上12点多了。
　　路遥说，哎呀，这段路经常是这样，现在开始修高速公路，如果这条路修通，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李国平说，铁路有了，应该有条高速公路。
　　王观胜和徐志昕不像李国平，他们站在路遥病房里什么话也不说，看见那么刚强的一个人，突然躺在床上，心里难受，尽管路遥此时的情绪还算不错，可气氛一点也不轻松。
　　是的，在路遥病房如此的环境和心境中，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非常熟悉、非常要好的朋友突然变成现在这样，心里难免有些伤感。
　　路遥看见他们站在病房，脸上一点笑影也没有，这不是这几个人的风格。因此他装作若无其事地说，你们也别替我担心，医生给我说了，我这病根本不要紧，在这里治疗的效果也
　　不错，病情再没有向不好方向发展。现在关键有两个问题还没解决，一个是吃饭，再一个就是睡眠，只要把这两个问题一解决，我就基本上没什么事了，这一点病绝对把我打不垮。
　　徐志昕说，老兄站起来还是一条汉子。
　　路遥笑着说，你跟老曹是一样的观点，都是了不起的人，说的话都一模一样。
　　路遥给徐志昕说的这句话，一下子就把病房里的沉重气氛活跃起来。时间很快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我让他们先回宾馆，病房里待的时间不能太长，一会儿医生和护士来查房，让护士长看见，就下不了台了。
　　路遥也说，这个护士长特别厉害，训我和航宇就像训小孩一样，不给人留一点情面，她也不管我是一位作家，在她的跟里我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个病人，什么都要听她的。他还笑着说，航宇比我更怂，看见护士长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怂得路都不会走了。
　　路遥在他朋友跟前还不失时机调侃我几句。
　　我知道他是故意开我的玩笑，因此我也笑着说，你们别听他调侃我，我什么时候怕过护士长，你抽烟的时候怕护士长看见，经常让我在门口给你放哨，就怕护士长把你逮住，而那个护士长还经常调侃你，抽的烟不好是红塔山，媳妇不好是北京人，是不是这样？
　　哈哈，几句话逗乐了病房里的所有人，也化解了刚才那种沉重的气氛。事实上，也不敢在病房里再这样放肆地胡说八道了，真的让护士长发现在病房里有这么多人，护士长绝对会耍她的威风。因此我给他们说，你们先回宾馆，等路遥输液结束，我就去叫你们，争取把他从医院里接出去，咱一块儿吃一顿饭。
　　李国平说，医院让不让他出去？
　　我说，这个我给想办法，一般不允许。
　　王观胜说，如果老兄能出去当然好，弟兄们在延安聚一次，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徐志昕说，那咱先回宾馆，医院规定那么严格，咱不要给人家添麻烦。就这样，他那几个朋友匆匆忙忙地从病房里离开了。护士很快来给路遥输液，从他住进医院那天开始，他就从来没像今天这样着急，把输液的开关开到了极限。 　　我看见那条细细的输液管像一条小溪一样，在他手背上的血管里唰唰地流淌着，看到这样，我赶紧走到他跟前说，你放这么快，怕你人受不了？
　　路遥说，不要紧，一会输完你就跟护士长请假，争取让她放我出去，我一满在病房里住够了。
　　中午刚过，路遥就把一天的液输完了，很快从床上坐起来，笑着对我说，你到宾馆找一下李国平，跟他们商量一下，我想带他们去枣园看一看，回来在宾馆一块吃一顿饭。
　　我说，你的身体怕不行，枣园就别去了，那地方就在延安大学跟前，你去过无数次，如果护士长允许，你跟他们一块儿吃一顿饭就行了。
　　路遥非常不满地说，我身体没一点问题，他们来延安一回不容易，我带他们体验和感受一下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怎样艰苦环境中闹革命的，更重要的是，我想让他们看一看我的母校——延安大学。
　　我说，我不知道护士长让不让你去？
　　路遥说，你不是能说会道，刚才还在李国平跟前吹牛吹得天花乱坠，在护士长跟前有多威风，现在就怂成这样了？你去给护士长说几句好话，护士长那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就爱让人给戴高帽子。
　　我说，护士长的厉害，你又不是没领教过，几句好话根本不管用，我怕我一说，她又站在楼道骂我。
　　骂你怎么了？你害怕什么，身上又没少二两肉！只要她答应，她想怎骂就怎骂。你别我一给你说个事，就给我找一大堆理由，我觉得护士长挺好，骂你是因为她喜欢你，别不识抬举。
　　我说，那我跟护士长商量一下，看她啥意见。
　　你抓紧时间，办事别婆婆妈妈的，一点儿也不像个年轻人。路遥有些不耐烦了。
　　说实在的，我现在看见护士长确实有些胆怯，她根本不像护士那么温柔，不光训你，而且还骂，骂得特别难听，让那些漂亮护士光看我的笑话，我实在有些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一点脸面也没有。但是我已经没有退路，答应了路遥，就得去跟护士长商量，这里的病人想离
　　开医院，只有护士长说了算。
　　我慢悠悠地走进护士长办公室，一进门心就开始慌慌地跳个不停，还没来得及开口，腿就瑟瑟发抖。
　　护士长看见我进了她办公室，便问我，你鬼小子跑我這里又有什么事？
　　我急忙给护士长堆了好看的微笑，然后说，我怎么就成鬼小子了？
　　护士长说，我就说你小子是鬼小子，怎么不行？
　　我说，行，你叫我什么都行。我看见护士长不像以前那么凶，觉得现在正是给她提要求的时候。因此我嬉皮笑脸地把路遥想去枣园的事告诉了她。然而，让我想不到的是，护士长不仅没有训我，还勉强同意了，并一再让我小心，路遥出去绝对不能出问题。
　　我说，护士长太英明了，真是一个活菩萨。
　　护士长说，你这鬼小子油嘴滑舌的，再别给我戴高帽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这时候，我就不能在护士长跟前多嘴多舌了，急忙从护士长办公室出来，走进路遥病房，给他说，护士长同意了，你在病房等着，我去宾馆让张忠社开车到医院后面的街道接你，你们一块去枣园。
　　你怎不去？路遥看着问我。
　　我说，你们现在四个人，我怕车里坐不下，所以我就不去了，而且枣园我也去过无数次。
　　路遥说，你又没什么事，咱一块儿去，路又不远。
　　我说，那也行，我去宾馆叫他们。
　　我很快来到延安宾馆，走进王观胜住的房间，把路遥想让他们一块儿去枣园的事告诉了他。然而，王观胜没有给我明确的态度，他不知路遥去了行不行，实在拿不定主意。因此他就把李国平和徐志昕叫到一块儿，商量敢不敢让路遥去枣园。
　　李国平说，老兄这次病得很严重，人瘦得不像样子了，敢不敢让他去，要看医生是什么意见。
　　徐志昕说，老兄去了害怕出问题……是啊，他们的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如果出了问题，谁也承担不起。可是路遥已经提出这样的要求，而我也告诉了护士长，得到护士长的同意，再不去恐怕路遥就会有想法。因此我说，估计没什么问题。
　　李国平又问我，医院同意让他去吗？
　　我说，我请示过护士长，应该问题不大。
　　李国平说，只要护士长同意，说明问题不大，让他跟我们一块去枣园看看党中央和毛主席当年在枣园住的是什么地方，顺便看一下他当年上的是怎样一所大学。
　　王观胜问我，现在路遥在哪里？
　　我说，还在病房里，我让他在病房等着，咱一会儿到医院后边把他一接，就去枣园。
　　就这样，我们几个从宾馆楼里下去，到了宾馆的院子，坐上张忠社开的车，绕过地区人民医院大楼，在大楼后面的那条街道上，让司机把车靠在一边，我去病房找路遥。然而，当司机刚把车停稳，我走下车，正要从医院的后门里进去，突然看见路遥像正常人一样，已经站在传染科后院的院子里了。
　　我问路遥，你怎一个人就到院子里了？
　　路遥说，这样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我和路遥来到张忠社开的车跟前，让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在去枣园的路上，路遥的兴致很高，像一位非常敬业的导游，滔滔不绝地给他朋友介绍着山沟两边比较有名的单位。像延安大学，是他重点给朋友介绍的地方。
　　实事求是地说，路遥是吃小米饭、喝延河水长大的人，他就是在这里接受高等教育而走向全国的一位著名作家。对于延安，他不仅是简简单单的熟悉，而且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
　　就这样风风火火到了枣园，路遥就力不从心了，他从车里慢悠悠地下来，坐在纪念馆门前的一块石条上，让我不要管他，带着他的朋友参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
　　我没有去，路遥没人陪不行，害怕把他一个人丢在门口出问题，只好让他的朋友自己去参观。
　　其实，在枣园只有听一个人讲解，才能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不然只能看那些建在黄土山坡上的一孔孔破旧土窑洞，土窑洞里陈列着当年中央领导使用过的一件件粗布衣，还有那一件件破烂不堪的办公桌、椅子、沙发、床和一些生活日用品，就只能感受到当年中央领导那时的艰苦和苍凉，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事实正是如此，他的朋友不一会儿就把枣园那些地方看完了。
　　在车里路遥给他的这几个朋友简要地介绍了一下延安大学，别的地方就不能再去了，他的精神状况不是很好，必须尽快回到医院，恐怕中午一块儿吃顿饭，也不可能了。
　　在返回延安城的路上，我看见他再不像去时那么精神，躺在小车的副驾驶位置上，头不抬眼不睁，样子相当疲倦，甚至再没力气跟他的朋友说长道短了……
　　四
　　路遥突然说，我的肚子疼得厉害，实在支撑不住了，他甚至出现病危的情况，医院立即组织抢救。从某种意义上，也给他敲响了警钟，他不得不答应转院……
　　“真正的朋友，是在失意时愿意无求的帮助。很多时候，人在最深的绝望里，能看到的往往是最美的风景。”
　　这是1992年8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根据路遥病情的严重状况，很快印发了一份《关于路遥同志病情的通报》，迅速分送给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等有关领导传阅。
　　就在省委宣传部 《关于路遥同志病情的通报》刚刚送到省上有关领导手里的时候，消息也很快传到了延安。
　　延安的一些朋友得到這样的消息，只觉得省上领导能够如此重视和关心他的病情，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便急急忙忙地来到他的病房，告诉了他这个消息，甚至在他跟前得意地说，你看看，多不简单的一个人呀，在陕西恐怕还没一个作家像你这样，得到领导如此的高度重视。
　　然而，路遥听了朋友告诉他的这个消息，只是淡淡地笑了笑，便陷入一种难以言喻的悲痛沉思中。是啊，他的病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就连省委宣传部都如此通报，那他站起来的希望是不是就非常渺茫了呢，甚至根本不可能再有站起来的可能？难道他就这样要离开这个世界吗？应该不会。我这样想，我始终觉得他的病没那么严重，也许是人们过于敏感，他肯定能站起来，不可能就这样倒下，他还有好多事没有完成，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他亏欠孩子的太多，还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怎么可能就这样离开人世呢？
　　那些日子，路遥知道了省委宣传部关于他病情的这个通报，感到五雷轰顶。他就这样心事重重地躺在病床上，默默地想着，这个问题把他折磨得疲惫不堪。
　　当然，路遥的病情严重是一个主要方面，而他精神的堤坝已经彻底垮塌了，想的所有事都跟死亡有关。而最让人揪心的，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宝贝女儿怎么办？如果疼爱她的父亲不在了，那她以后怎么去生活呢，将来能不能生活得快乐幸福？
　　很快到了8月28日下午3时，刚输完液的路遥突然有些惊慌地给我说，我肚子疼得特别厉害，实在有些支撑不住了。
　　看见他痛苦不堪的样子，我心里很紧张，他住院这么长时间，从来没出现这种情况，这还是第一次。因此我急忙走到他跟前，紧紧抓住他的手，对他说，你如果实在疼得不行，让我给你揉一揉。
　　此时的路遥已经是大汗淋漓，脸色有些发紫，嘴唇也有些发黑，浑身不停地颤抖，我抓着他的手明显感觉到他的手有些冰冷。而他的另一只手，使劲地抱着自己的肚子，痛苦地坐在病床上，不停地喊叫着，哎呀，难受死我了……哎哟……
　　我没好办法，赶紧脱下鞋，爬到他的病床上，跪在他跟前，一边给他揉肚子一边看他满脸是汗水，想拿一块毛巾给他擦一下脸的空也没有，急得我心都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
　　就这样给他揉了一会，他说，稍微好一些了。
　　我说，哎呀，你把人吓死了，只要好一点就好。说着，我从床上下到地，拿了他的洗脸毛巾，给他擦干脸上的汗，然后我给他说，我估计你是气不顺，或者是什么东西没吃对，让我再
　　给你揉一揉。然而，我刚要给他再揉一会肚子时，他好受一些的感觉突然没有了，声嘶力竭地对我说，突然比刚才疼得更厉害。
　　我觉得不可思议，肚子疼也不会疼成这样。因此我觉得我不能再给他揉肚子，急忙跑到护士办公室，给值班护士冯继红说，冯护士，你快去看一看路遥，他现在肚子疼得特别厉害。
　　冯继红给我递了一支体温计说，你先回去给他查一下体温，我去给你叫值班大夫。
　　我拿着体温计，急忙跑回路遥的病房，把体温计放在他胳肢窝里，还没过两分钟，我就心急地把体温计拿出来，一看，我的天神，他的体温接近40度。
　　这是怎么搞的，他的体温会这么高？我以为他说自己的肚子疼，可能是因为受了凉，或者是感冒了，就给他揉了一会儿。然而疼痛虽减轻了一些，但作用不大，我又给他灌了一个热水袋，让他抱在怀里，那么他的体温这么高会不会是热水袋的问题？
　　我拿着体温计问路遥，你是不是把体温计放到热水袋上了？
　　路遥不停叫喊着说，不知道。哎呀，难活死了。
　　你再测一下你的体温，看究竟怎样？说着把降下来的体温计又放到他胳肢窝，急忙跑出病房，焦急地对冯护士说，冯护士，路遥的体温已经到了40度。
　　呵呵，你开什么玩笑？冯护士不屑一顾地说，你纯粹是在我跟前胡说八道，怎么可能。
　　你看你，把我急成这样，还说我胡说八道？我有这样的心情在你跟前胡说八道吗？真是的。然而她确实没把我的话当一回事，仍然在一边忙着，觉得人的体温如果升到40度，那这个人恐怕就昏迷了。
　　我焦急地说，冯护士，我说的可是千真万确，一点也不跟你开玩笑。
　　冯继红看见我急成这样，也觉得我不像是跟她开玩笑，急忙地跟我走进路遥的病房，将体温计拿出来一看，她也惊讶地说，哎呀，真的体温很高。
　　我说，你快想一下办法。
　　冯继红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再不敢敷衍我了，一转身从病房出去，把值班医生屈大夫叫起来说，屈大夫，18床病得非常厉害，发烧近40度。
　　值班的屈大夫听到护士的报告，急匆匆走进路遥的病房，看见路遥在床上简直翻江倒海一般，痛苦地大喊大叫，他不知如何是好，就问哪里不舒服？
　　路遥有气无力地说，肚子疼，疼得非常厉害，我实在撑不住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病情，值班大夫确实有些束手无策，他站在路遥病房，眼巴巴地看着路遥在病床上打着滚，有气无力地一声又一声喊叫着我的名字。
　　我再一次爬上他的病床，一把抱住他，就这样紧紧地抱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可是，我这样抱着他能有什么作用呢？能减轻他的疼痛吗？是的，我没有任何办法能减轻他此时此刻的痛苦，只能这样紧紧地抱着他，听他那一声接一声惨烈的喊叫。
　　屈大夫站在路遥的病房里，默默地沉思着，也不知怎样才能解决眼前这个难题。我抱着路遥，不断央求屈大夫说，屈大夫，你快给想一下办法，我求你了，他快要疼死了。
　　你不要着急，让我看他究竟是咋了，现在还不能急着给他处理，如果我就这样随便给他处理一下，会掩盖他病情的真实情况。屈大夫给我这样解释。
　　我说，那也不能眼看着他疼得死去活来。
　　是啊，路遥现在疼得什么也顾不上了，那些尊严、脸面……统统丢在了一边，只顾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不顾一切地一会儿从他的病床上坐起来，一会儿又躺倒在病床上，这样痛苦不堪地折腾来折腾去，却丝毫减轻不了他的一点疼痛。
　　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路遥的疼痛一点也没减。
　　这时，路遥一把松开我的手，让我赶快把他的衣服铺在地上，他要坐在地上，看能不能减轻他的一点痛苦。可是这怎么行呢？我死死地抱着他，哀求他说，你不敢这样，地又不是医生，解决不了你的疼痛，你怎能到地上去坐呢？
　　可是，他已经疼痛得失去了理智，精神彻
　　底崩溃了，不管我给他说什么，他非要往地下滚不可。
　　就在这时，延安报社总编李必达从病房门进来了，他并不知道路遥突然会病得这么严重，看到路遥如此悲痛欲绝的样子，他给我说，路遥那么难受，想要到地上去，你就让他去坐一会儿，看能不能减轻他的一点痛苦。
　　而此时的路遥什么也不顾，也不管他的病房里有什么人，不顾一切地叫喊着从床上滚到了地上。然而，他在地上坐了还不到一分钟，还是疼得不行，喊叫着又让我再把他扶到了床上。
　　这样折腾来折腾去，路遥的病痛一直在加重，没有一点减缓的趋势。他那痛苦而绝望的叫喊声，凄惨地激荡在病房里，回响在整个传染科的楼道，那场面是多么的惨不忍睹。
　　我已经被折腾得大汗淋漓，衣服早已湿透，只有紧紧地抱着死去活来的路遥，没有一点解决的办法，脑子里空荡荡一片。
　　差不多是下午5点的时候，陕西作协办公室的李秀娥从西安打来电话，护士可能是对打电话的人熟悉了，或者是因为路遥的病情突然危重，跑到病房让我赶紧去接电话。
　　我并不知是李秀娥打来的电话，心想只要有人这时候找我，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救星。因此我强行拨开路遥死死抓着我的手，跑到护士办公室，拿起电话，一听是李秀娥。我带着哭腔说，路遥现在病得非常严重，他跟前再没一个人，我得照顾他，你过一会儿再打过来。
　　我匆匆掛断电话，还没从护士办公室门里出来，路遥在病房里拼命地一声又一声喊我。
　　快救救我呀，你快救我……
　　一声声凄惨的喊叫，令人肝肠寸断。
　　我急忙跑进路遥的病房，紧紧抓着他的手，只能干着急，再没有一点办法。就这样折腾了快两个小时，医院仍然没有能够给他采取必要的有效措施，我和路遥都产生了同样的不满情绪，他现在生不如死，医生们却束手无策，我感到无比的绝望。
　　事实上我是太着急了，才有这样的不满。
　　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护士已经电话通知了医院总值班室，把路遥的突发的病情及时向上级做了报告，医生和护士都在病房里焦急地等医院领导的决策，也就不能盲目地给他进行处理。
　　可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医院的这种处理方式，实在让人难以理解，甚至让人感到有些不近人情。
　　就在我焦急万分的时候，医院通知了刚回家的主治大夫马安柱。他几乎是一路小跑，急匆匆赶到传染科，连衣服也顾不上换，就跑进路遥的病房。
　　我看见马安柱大夫，就像看见救星一样，哭着对他说，马大夫，快看路遥怎么了，他疼得快不行了。
　　马大夫正给路遥检查是怎回事的时候，地区人民医院医疗办的负责人、手术室的主刀，还有内科主治大夫……凡是可以想到路遥可能出现问题的各个科室的医生，在接到医疗办的紧急通知后，全部集结到了路遥的病房。
　　一切都是那么的紧张，又是那样的井然有序。
　　我看见集中在路遥病房里的这些医生护士，仿佛看见了菩萨下凡，突然觉得路遥绝对有救了，那么我也就放心了，再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也没有了埋怨。
　　现在，医院这些科室的精英们，紧急聚集在路遥的病房里，经手术室大夫仔细检查，排除了需要给他立即手术的可能。然而，内科主治医生也检查不出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他不可能什么问题也没有就疼成这样。为此医疗办负责人又立即通知B超室，马上做好为路遥做B超检查的准备工作。
　　这时，高其国从路遥病房的门口进来了，他不知道路遥突然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他来得也正是时候，这里正需要人帮忙。因此他和延安报社的李必达就成了我最大的帮手。
　　看见病房里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我再不像刚才那么紧张和害怕，稍微可以松一口气了。是啊，我认为只有在关键时候能派得上用场的人，才是可以永远珍惜的朋友。而李必达和高其国，像及时雨一样地来到路遥病房，可以说他俩来得恰逢其时。
　　马大夫一路小跑地去帮忙联系相关科室，让我把路遥抬到门诊楼的B超室，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我从传染科水房里取来担架，把路遥抱在担架上，高其国和李必达在前边一人抬一头，我一个人两只手抬着担架的后边，从传染科的楼道里抬着路遥，就往门诊大楼的B超室走。
　　医院的B超室设在门诊大楼的三楼，也许是我心情太紧张的缘故，抬着他刚刚上了门诊大楼的二层，我的腿就软得实在走不动了。因此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赶紧把他放在楼道里歇一会儿，我腿软得不行了。